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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與齡

鎖定
戴與齡(1888—1949),四川儀隴縣人(1888—1949)戴與齡是朱德的同鄉、同學和親密戰友,曾參加過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南昌起義。1949年逝世。 [1] 
中文名
戴與齡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88年
逝世日期
1949年
畢業院校
四川省立高等學堂
職    業
軍人
主要成就
追隨朱德革命
出生地
四川儀隴縣

目錄

戴與齡人物生平

戴與齡又名學禮、以立。1888年3月24日出生於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金山寺坎下的一户農民家裏。父親戴鴻熙勤勞躬耕,節衣縮食送戴與齡讀書,殷望成材,以期支撐門户,免受豪強欺凌。
1896年,朱德就學於席聘三先生私塾。戴與齡與朱德二人常在一起研習功課,兄弟相稱,情誼日深。他經常聽席聘三講述太平天國革命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萌發了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
1906年,戴與齡和朱德一起考入順慶中學堂學習。從此,他倆朝夕與共,砥礪學行,不分彼此。當時學堂監督張瀾和教師劉壽川等都是留日歸來的維新派人物,他們常灌輸救國救民的思想,尤其對朱德和戴與齡兩個發奮圖強、好學上進的學生特別關心,借了很多進步書刊給他們閲讀,如鄒容的《革命軍》、嚴復的《天演論》等。朱德常精讀細研歷史課中的著名戰例,張瀾先生借給他的《孫子》三十篇他反覆閲讀以致背誦如流,而戴與齡數理化三科成績尤其優異,因此張瀾建議朱德同戴與齡去成都投考武備學堂訓練軍事的弁目隊。
1907年1月,戴與齡同朱德在順慶府中學堂畢業。春節剛過,他倆一道赴成都,投考成都武備學堂,戴未被錄取,朱德因家裏反對,未入學,旋即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屬體育學堂。年末,朱德在體育學堂畢業回到儀隴。戴與齡考入四川高等學堂正科第二部繼續學習。1909年底,戴與齡在四川高等學堂秘密加入了同盟會。1913年1月,戴與齡修業期滿,到成都中學任教。因在校時常參加革命活動,有的學科尚未學完,於是他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至1914年1月又參加畢業考試,各科成績合格。1916年10月30日由省公署查驗,才發給了正式畢業證書。
1915年12月,朱德任滇軍補充隊第四隊隊長,負責組織新兵準備出征討袁,戴與齡追隨朱德,任該部軍需。在討袁護國戰爭中,他積極籌集糧餉和各種軍用物資,保證了戰鬥需要,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榮獲雲南都督唐繼堯頒發的獎章。
1917年,朱德所部改編為靖國軍第二軍第十三旅,朱德任旅長,戴與齡晉升為該部軍需處長。1919年,戴與齡與瀘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趙培炎結婚。1920年,朱德推薦戴與齡任雲南鹽津縣知事(即縣長)。當他向朱德告別去鹽津縣就任時,朱德懇切地説:“鑑於辛亥革命的失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我決定掛冠去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留學,學習馬列主義,從頭幹革命。”戴與齡誠摯地作答:“這很好!我知道你為革命毫不介意個人利益。你出國留學,在經濟方面,我一定全力支持。”戴與齡言而有信,在朱德留學期間給予了大力支持,直到朱德學成回國。他常説:“我由民主主義革命思想逐步樹立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都是朱德同志作為我一生的革命帶路人,是我的良師益友。”
戴與齡在鹽津施政採用文教兼法治,寬猛相濟,秉公執政,賞罰嚴明。他關心人民疾苦,努力安定社會秩序。所以當地百姓刻碑讚頌:“施政以仁,遺愛長留鹽津縣。”
1922年9月,朱德和孫炳文出國,戴與齡亦辭去鹽津縣縣長職務,回到四川瀘州。朱德於1926年學成回國,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參議、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即南昌軍官教育團)團長,並着手籌辦軍官教育團。戴與齡又追隨朱德,被委任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軍需處長。他廉潔奉公,精打細算,積極辦好學員伙食,為朱德一得力助手。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義爆發,戴與齡積極參加起義。朱德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副軍長,不久即任軍長,軍官教育團全體官兵、學員都被編入該軍,戴與齡隨部轉戰至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10月13日與敵錢大鈞3個師激戰三晝夜,6日清晨撤出三河壩。行軍途中,戴與齡從馬背上摔下來,頭部受了重傷,加之原就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傷病交加之下,經朱德動員,戴與齡也不願拖累部隊,便潛回四川瀘州。
1930年,戴與齡在瀘州鈕子街經辦大東西藥房,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並籌積藥品、資金,支持革命。
1935年紅軍撤離儀隴後,國民黨政府的地方團防武裝,四處追捕、殘害紅軍家屬,逼得朱德全家四處逃避,朱母鐘太夫人和幺弟太階逃到瀘州。戴與齡視他們如親孃、胞弟,冒着生命危險將他們安排在家裏住了一段時間。因擔心住久了不安全,又把鐘太夫人和太階改名換姓,送到瀘州郊區水淹土地一個織布工人周吉成家裏,向周家租了間屋子供其居住,並送去錢糧、衣物等。鐘太夫人在周家住了一年多,恐被反動派發覺,戴與齡又將他們轉送到南溪縣陳玉珍(朱德的前妻)的親戚家裏去躲避。直到1937年,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戴與齡才將朱母及太階接到瀘州,備送充裕路費,將他母子二人安全地送回儀隴馬鞍。同年11月29日,朱德於晉洪洞戰地致函戴與齡,告以在前方得到的大小勝利,並説:“......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數十年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二百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又説:“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戴與齡接信後,及時將錢寄給朱理書轉交朱母,使其順利地度過了荒年。
戴與齡在瀘州以開辦藥店為掩護,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並常給朱德通信聯繫,朱德給他的信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都還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有的被紅衞兵抄家時抄掉了,有的信現存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抗日戰爭期間,他寫信給朱德,介紹10多名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朱德給他的回信説:“你介紹來的人我已據他們的德才分配了適當的工作。給青年人予以出路,這是我應盡的責任。”朱德同志給戴與齡的另一封信説:“與齡老弟,抗戰一開始,前方很需要人,希望你在後方募三千民夫來參加抗日戰爭。”與齡接信後積極動員組織青壯年赴抗日前線,並多方籌集路費,但不久又接到朱德的信説:“我們在前方已把羣眾發動起來了,當地人民踴躍參軍支前,你就不要再招民夫了。”
戴與齡秘密進行革命工作,以及遵照朱德信中的指示積極動員和組織民夫到抗日前線,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監視和迫害。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情報科科長陳茫中,曾帶領爪牙,先後到他家搜查,抄家三次。戴與齡逃往鄉下避難,其妻趙培炎被羈押審訊,腳被打傷,後經多方請人疏通才被放出。但國民黨當局仍不死心,成都行轅又派軍統特務王某住瀘州,長期跟蹤監視戴與齡全家。
1949年瀘州解放時,戴與齡已重病在身,不能執筆了,他叫兒子超羣代筆擬了一個電文並寫了一封信寄給朱德總司令,祝賀中國人民解放軍推翻了壓在全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從此中國人民再不受壓迫、剝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不久,朱總回信:“來信及電均悉,你在反動政府壓迫之下,亦能度過,這是不幸中之幸事。如你舊病已治好,來京觀光,更可以為人民做些事。如你舊病還沉重,就仍在家居住為宜......”不幸的是,當1950年1月朱德給戴與齡的信寄到瀘州時,戴與齡已病故於瀘州市鎮川東巷二號家裏,享年62歲。他臨終前囑咐他的兒女們説:“我因心臟病,不能出去工作,對革命沒有盡到我的心願,是我終生的遺憾!希望你們子女輩,今後努力工作,爭取為國家,為人民,為共產黨多做一些貢獻,我就安心了。”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