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民權

出生於河南汝州市蟒川鎮戴灣村。家庭貧苦，父親早年去世，母子相依為命，以馱賣煤為生。1919年，他母親病故無錢埋葬，本村木匠張均送一口棺材，才埋葬了母親。出於生活所迫，1920年，投入樊天柱匪杆。因打仗剽悍，被推為小頭目。1922年冬，戴隨“老洋人”(張慶)部一起被直係軍閥中央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收編為河南遊擊第二支隊，戴任排長。樊鍾秀1920年任豫軍第五混成旅旅長，1921年歸附吳佩孚。戴所在部隊編入樊鍾秀部；1923年奉吳佩孚令樊率部入粵援助桂軍，不久投入廣州革命陣營，參加廣東征剿陳炯明叛變，“炮打大元帥府”，營救孫中山出險的戰鬥。1923年秋，調駐鹿邑、柘城一帶。9月，“老洋人”譁變被擊斃於郟縣西北山老爺頂，戴率少數同夥投李振亞部任連長。

1926年回到家鄉臨汝，聚集五六百人。大肆綁票；一提“老戴正”連小孩都不敢啼哭。後與王運股匪會合達數千人，竄向豫東、連陷上蔡、正陽、沈丘及安徽的霍邱、阜陽等縣。1927年被駐在潢川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任應岐收編為第三混成旅，由戴任旅長，駐防淮濱、息縣一帶。1928年參加第二期北伐。開往膠東討伐張宗昌，後駐防德州，曾一度為孫殿英節制。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樊任“討蔣聯軍”鄧寶珊部副總司令兼聯軍第八方面總司令，後聯軍失敗。戴率部投靠蔣介石，改編為暫編第二十五師，1931年又改編為陸軍第四十五師，戴任師長，駐防固始、潢川、光山、息縣、商城、羅山六縣，曾屢次進犯大別山，向鄂、豫、皖蘇區進攻，屢遭失敗。

1932年5月18日仍任國軍第十四軍第四十五師師長。1934年在江西參加對紅軍作戰，隸蔣鼎文部；1936年1月28日任中將。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四十五師赴滬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編入右翼作戰軍劉建緒集團軍。因戰鬥激烈，精鋭部隊損失慘重。1937年1月國民政府軍委會調劉進任第四十五師副師長，11月升任師長；11月9日戴民權升任第三十九軍副軍長，戴因有職無權辭職還鄉。不久，調任中央軍事參議院參議。1938年春，戴到洛陽謁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參謀長晏勳甫，自薦在南駐防多年，人地熟悉，而且舊部還在，願在那裏組織隊伍打游擊，以牽制信陽之敵。此後，晏在程潛面前不斷進言，戴民權被派為第一戰區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但當時並無隊伍，游擊隊一般是自籌槍支，自招兵馬，政府適當資助。故只帶少數隨從從，主要是在潢川、固始一帶招募舊部，發展為二千餘人的兵力，編成遊擊縱隊，在敵後開展游擊戰。1940年5月參加棗宜會戰，駐信陽日軍北犯，戴民權率部從正陽襲擊日軍，被日軍炮彈炸傷馬腿後摔傷，退至遂平，為田倚南部所收容，因醫 全衞機 治無效，不久死於河南遂平軍中。

戴民權在本地也辦了一些慈善事業：1932年捐資三千元(硬幣)興辦一所半扎民權小學；後又將500畝地(在寶豐五龍廟)捐給學校；這所學校為汝州培養了不少人才。 穩至1936年秋天大旱，戴在半扎發放糧食數萬斤以救濟災民。 ^[2] 

戴民權經常派遣主力部隊到蘇區“駐剿”、“清剿”，先後達數十次。1931年秋，戴令其剛收編的一支悍匪(當時編為戴部的一個團，又稱“三番子隊”)，進犯西南鄉草廟集一帶蘇區。該團被我五區赤衞團全殲於張家祠堂。戴民權聞訊後，親乘汽車，率精鋭特務營和馬棄連撲向蘇區，追擊我得勝回營的五區赤衞團，沿途燒殺搶掠，瘋狂異常。當其進犯到固商交界的陳集時，五區赤衞團在紅軍十二師三十五團的配合下，給於迎頭痛擊，將其特務營擊潰於界碑窪。戴民權嚇得魂飛膽散，帶着殘兵敗將，急令調轉車頭向固始方向逃竄。可是剛竄過草廟集，又在五里谷堆遭到赤衞團第二營的伏擊，戴民權僅有的兩輛汽車被擊毀一輛，在混戰中戴才乘機乘另一輛逃回縣城，僥倖地沒有丟掉狗命。戴民權遭此慘敗後，不但沒有接受教訓，反而變本加厲，決心對西南蘇區軍民進行報復。他親自坐鎮汪棚，派遣一個團駐紮草廟集西側的後圍子，在當地民團頭子常旭生(又名常二光蛋)的勾引下，四處掃蕩。在此次掃蕩中，匪徒們瘋狂推行“三光政策”，火焚金店子，血洗武家橋，並摧殘了草廟集、宋集、老胡集樟柏嶺一帶的蘇維埃政權。

1932年九月，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從豫東南邊區撤退。戴民權趁機勾結商城宋天才師、霍邱徐庭瑤師，三路夾攻中共固始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鎖口。我方人員英勇還擊，終因力量懸殊，彈盡糧絕，使一千一百多名地方幹部和軍民壯烈犧牲。從此，固始蘇維埃政權遭到了嚴重破壞。

戴民權對蘇區的多次進犯，雖然使固始蘇區損失重大，但戴部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差不多每次都要丟盔卸甲，損兵折將。據戴民權在固始南崗頭建築的所謂“陸軍第四十五師陣亡將士紀念碑”所載：在與紅軍作戰中，陣亡的有旅長李玉山以下的官兵一千二百餘名。

由於紅軍向白區不斷出擊，固始蘇區日益擴大和鞏固，加之戴部對蘇區的掃蕩和“圍剿”，又往往以失敗而告終。在這種形勢下，戴民權只好採取守勢，除加強縣城防衞力量外，還在蘇區周圍及軍事要地構築碉堡，派兵駐防。在草廟集，郭陸灘、黎集、三河尖、春河集等地都經常駐有戴部的一個營或一個團的兵力，以堵擊紅軍進攻，扼制蘇區擴展，鎮壓當地羣眾暴動。與此同時，戴民權唯恐自己的防禦力量不足，還大肆扶植和利用各地反動民團，到處築堡設哨，為其充當馬前卒。南鄉的民團頭子張宇藩、徐永安、凌相洲等，先後被戴封官加委；東鄉的蔡筱谷，西鄉的蔡榮山被委任為“剿共團長”；西南鄉的常旭生被戴改編為該師直屬特務連長，並配備較優良的武器，把碉堡築在蘇區大門口的棠樹堆。蘇區人民把築堡設防的敵人稱為“攔路虎”。

戴民權為達到阻擊紅軍的罪惡目的，一面指使各地民團組織聯防指揮部；一面慘無人道地製造“無人區”。西南鄉赤白交界處，東起金店子，西至宋集，長達二十多華里，寬約五六華里，房屋被戴部燒光，人畜被戴部趕盡殺絕，成為悽慘的“無人區”。

土匪出身的戴民權，掠奪成性，貪得無厭。他一佔據固始縣城，就發現城裏有些書香門第珍藏着貴重文物、古董；加之固始又是著名的“豫南糧倉”，商業亦較繁榮，因而垂誕三尺，把固始看成是他生財 之地，在城鄉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敲詐勒索。

固始城內的“狀元府”和“司馬第”，珍藏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畫、書籍，首先被戴民權蒐羅一空，或賣給上海、北京等地的古董商人，以謀取橫財；或通過他設在南京、武漢的辦事處，贈送給國民黨大官僚和政客，作賄賂之物。

戴民權還以其部軍餉不足為由，經常向民間攤派維持費、犒軍費、夫子費、槍炮子彈費……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其手段有兩種：一是指户捐：戴民權在開始派捐時，不是按地畝多少和家資貧富，而是按捐款數目分配到保，由保長指户攤派，強行索取。羣眾稱之為“指户捐”。因為保長是地主和資本家的代理人，不會也不敢向有權勢的地主和資本家攤派。所以，指户捐只有指在那些殷實農民和小商頭上。一次又一次，一年好多次，時間長了，捐款次數多了股實農民和小商人再也難以負擔了。二是煙囱捐：這是在“指户捐”行不通的情況下，戴民權又想出的新竅門。所謂煙囱捐，就是煙囱凡能冒姻的户就得出捐，逐户分攤。這樣，地主、資本家雖然也漏不了，但他們能夠出得起。而貧寒户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哪能負擔起繁重的捐款呢？交不起捐款者，戴的爪牙就以“抗交軍費”或“通共嫌疑’等罪名強行關押，有時還施以酷刑，達到殺雞給猴看的目的。在這種苛政苛捐下面，有的户被迫賣掉兒女或土地，有的户甚至把家中換鹽的雞蛋、作針線用的線穗子也拿出來捐了。當地羣眾痛恨的咒罵：“戴民權，似惡狼，今天派款子，明天要捐項，民脂民膏都榨光，千家萬户齊遭殃！”戴民權從固始人民身上榨取的錢財，除自己買田地、做生意外，還用以武裝其爪牙。有一次，他用羣眾捐的款，購買德國制駁殼槍五百支，重新裝備起被紅軍繳了械的特務營和馬弁連。 ^[3] 

1931年，已任國民黨45師師長的戴民權衣錦還鄉，探家省親。他率隨從30多人，乘3輛汽車，回到臨汝故鄉。離戴灣村尚有3里路，他便令隨從人員全部下車，跟着他步行。至村口，戴見一羣孩子第一次見到汽車而手足無措，就令司機將車開到村邊場裏，讓孩子們坐上車在場裏兜圈圈。見了鄉親，平易如初，不讓人們叫他“師長”，説：“不管在外咋着，到家咱都是叔伯哥弟，叫名兒就中了。”是時恰逢村鄰戴丙去煤窯賣柿子，戴民權就攔住戴丙。讓隨從將那兩籃柿子分掉，30多人每人扔籃子裏1元大洋。戴丙感激不盡.戴民權卻説：“老丙哥，不要這樣，當年我好賭，是你勸過我，你對我恩情大着呢。”到家後，戴民權又擇吉日宴請當初曾施恩與他的鄉鄰，有對他家雪裏送炭的樊道生.有為戴母贈棺斂葬的木匠張鈞等。戴給樊銀元200塊，任用樊之子為他的隨從副官，為張鈞家蓋瓦房5間。並出資為張之子娶了媳婦。

戴去探望姐姐家好幾次，每次姐姐都説姐夫去大營趕集了。戴想起當年姐夫要他脱掉舊襖之事，可能現在不好意思見面。於是，戴施巧計在一家院中堵住了姐夫。姐夫藏在該院西屋牀下，被戴拉了出來，笑着説：“殺不了你。”姐夫説：“銀娃，你千萬別和我一樣啊。”戴對姐夫安慰説：“我能和你記仇嗎？”他贈給姐夫一件狐皮襖，並開玩笑説：“叫大夥評評、這件皮襖能不能抵得上你那年給我的舊棉襖？”説得大夥鬨堂大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