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利

1996年—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翻譯室科員、隨員、三秘、二秘、副處長；

2008年—2012年：中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使館一秘、參贊；

2012年—2015年：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參贊、參贊兼處長；

2015年—2016年：中國外交部翻譯司參贊；

2016年—2021年：中國外交部翻譯司副司長；

2021年—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哈馬國特命全權大使。 ^{[4]  [6]} 

2021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任命戴慶利（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哈馬國特命全權大使。 ^[5] 

已婚。 ^[4] 

近些年來，為記者招待會做翻譯成為外交部翻譯室富有挑戰性和倍受矚目的重要工作內容，“兩會”期間尤為如此。2003年四月初到六月底非典期間，衞生部和北京市共舉行了十四場記者招待會，向公眾廣泛披露有關疫情的信息，每場都由電視台進行了現場直播。

戴慶利本人有幸承擔了五場衞生部記者會的翻譯工作，每次都是在疫情處於重要時刻時召開的，最後一場也是最激動人心的一場就是6月22日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區總裁尾身茂在北京宣佈“雙解除”。

做非典題材的記者會和做其它記者會乃至和戴慶利所從事的外交翻譯的其它一些場合相比，有相通之處。要求的能力和技巧類似，都需要翻譯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礎，過硬的理解、表達和翻譯能力，對翻譯主題的全面熟悉，自如的應對技巧及在壓力下的工作能力。

記得4月2號戴慶利在上班的時候，處長突然告訴戴慶利，明天有一場關於非典的記者招待會，你去做翻譯。而只有半天的準備時間了。記得那時候還把非典翻譯成atypical pneumonia。

所以，戴慶利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怎樣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有關非典的各方面詞彙和知識熟悉起來，形成理解力和“戰鬥力”。

記得2號當天的下午，戴慶利和幾個同事就忙着從網上和各種資料裏收集整理關於非典的詞彙，這個完全是從零開始的收集整理過程一直持續到非典後期。

一開始詞彙主要是有關非典病原體，傳播方式，及診斷標準。比如衣原體，副黏液病毒，肺鼠疫，冠狀病毒，出血熱等等，這些都是發現病原體的排查對象，還有飛沫傳播，肺部浸潤陰影，血清學檢查等。

隨着對非典認識的深化和媒體注意力的變化，又出現了很多其它的詞彙。比如非典中期，記者們感興趣的話題主要涉及診斷標準，發病人數，發病率，死亡率，治療方法，以及政府所採取的羣防羣控的措施等。到後期，中國和WHO的合作，北京何時從旅行警告和疫區名單中除名的問題，又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綜合的來説，非典詞彙有幾方面的內容，一是跟非典作為一種傳染病相關的醫學詞彙，即與非典病原學、病理學等有關的詞彙。再是有關流行病學的詞彙，尤其是發病人數，傳染源，傳播鏈，發病率等。

在為記者會準備的過程中，戴慶利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幾個詞和幾種表達方法，爭取不打無準備之仗，但不管我怎樣努力，總不能該知道的都知道。

當然，非典翻譯不象外交翻譯那麼敏感，政策性也不算太強，在用詞和組織句子時，有很大靈活空間，這是非典翻譯的一個好處，但即便如此，非典詞彙的含義中也不乏敏感之處。

記得非典初期用過“有效控制”一詞。英文一般説(SARS has been put) 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員認為，非典還是一種新疾病，人們對它的認識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減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們建議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詞，戴慶利聽説後很受啓發。當然非典後期，尤其是“雙解除”後，用effective control也問題不大了。

除了掌握好專有詞之外，做非典記者會還需要經驗和技巧。這和其它的記者會是有共性的。首先是要心理上正確對待。

再就是要了解外國記者關心的問題和提問意向。可以通過上網瞭解他們報道的重點，並向記者會組織單位詢問等。這樣可以心中有數，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術熟練，手眼都要快。

還有就是要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抗干擾能力。

總之，做好非典記者會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良好的業務素質和水平，快速的學習能力，很強的適應性和一定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的積累。好在非典時期已經過去，也許這些詞彙以後用的機會不是很多了，但對一個翻譯來説，這些工作沒有白做，對一個善於學習的人來説，每一段工作經歷都會留下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