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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夫

鎖定
戴大夫(1887—1968),戴大夫原名普送,清陶公社蔣僧橋人。1927年底參加中國共產黨。1928年五、六月被推舉為中共黃岩縣委委員。他和林泗齋一起參加和領導了1928年的三娘廟減租鬥爭。1929年與西鄉戴元譜一起領導反鹽廒農民起義和1930年的葡萄坑武裝暴動。1947年,他重新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帶領地下武工隊四處繳槍,擴大武裝力量;並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抗丁、抗糧鬥爭。解放前,縣委會議曾多次在他家召開,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他家一直是地下黨聯絡站。解放後,他帶領民兵四出剿匪,協助人民政府建立新社會的革命秩序,貢獻很大。 [1] 
中文名
戴大夫
出生日期
1887年
逝世日期
1968年
出生地
東南鄉蔣僧橋村

目錄

戴大夫人物生平

戴大夫(1887—1968),原名戴普送,浙江省黃岩縣東南鄉蔣僧橋村人。戴大夫父親早亡,祖上留下30多畝田地和4間房子,母親帶着他們兄弟兩人務農為生,家境較為寬裕。
1927年秋,共產黨員林泗齋帶着黨的使命回到家鄉田際村,秘密開展革命活動,發展黨的組織。他了解鄰村戴大夫的為人,便特意找他談心。他和戴大夫談起農民苦情和社會的不公,指出要想改變這個世道,必須靠農民弟兄的團結和共產黨的領導。一席話,説得戴大夫茅塞頓開,他感到這些新鮮道理説出了窮人的心裏話,覺得從此有了解救農民的好辦法。以後,戴大夫經常與林泗齋接觸,並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經林泗齋的培養和介紹,1927年冬,戴大夫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春,蔣僧橋村建立了新橋地區第一個中共支部,由戴大夫任支部書記。當年5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省委書記曹曉時到台州巡視。到黃岩時,在戴大夫家召開全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了中共黃岩縣首屆縣委,共青團首屆縣委亦同時成立。戴大夫被推舉為縣委委員。縣委機關就設在戴大夫家。
6月下旬,浙南特派員管容德到黃岩指導工作,在路橋召開黨、團縣委聯席會議,傳達省委指示精神。會議決定採取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方式,利用國民黨的減租條例和村農民協會名義,在東南鄉發動早季"二五"減租鬥爭。戴大夫協助林泗齋在新橋鄉的蔣僧橋和田際一帶,領導各支部的黨、團員和羣眾骨幹,發動廣大佃農起來投入減租鬥爭。戴大夫組織了黨、團員10餘人,乘着夜色,分頭將減租標語和複製的佈告貼遍周圍各地的村莊、路廊。不到幾天時間,減租鬥爭深入人心,廣大佃農情緒高漲。
7月上旬,早稻黃熟,臨近收割。林泗齋和戴大夫秘密召集各村支部書記開會,決定第二天在三娘廟舉行羣眾大會,然後進城遊行請願,要求黃岩縣政府履行減租法令。不料,第二天當羣眾大會結束,請願隊伍準備出發時,他們得知黃岩當局已令軍警封鎖城門。為了避免無謂的傷亡,林泗齋和戴大夫決定取消進城請願。
三娘廟集會以後,當地豪紳地主勾結反動政府,將林泗齋逮捕入獄。接着,縣委書記林冶亦動搖脱黨,剛剛發動起來的減租鬥爭受到挫折。面對反動勢力的猖狂挑戰,戴大夫不畏,他組織黨、團員繼續發動佃農,堅持鬥爭。他們先制服了出頭的地主林福照三,使其他地主深感組織起來的農民之可畏,不得不表示願意遵守"二五"減租規定。
蔣僧橋、田際一帶減租鬥爭的消息很快傳到鄰近各地。當時,温嶺縣下馬灣村減租受阻,他們也想殺殺地主的威風,便向戴大夫提出支援。戴大夫就帶領本村幾名骨幹分子,攜帶一支駁殼槍趕至下馬灣,暗中將一名受地主僱用、向佃農強行收租的警察擊斃,其他警察再也不敢為地主保鏢,從而使下馬灣的減租鬥爭得以順利進行。
戴大夫領導的“二五”減租,在東南鄉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一度流行着"田際省,蔣僧橋府"的説法。
自林泗齋被捕、林冶脱黨以後,黃岩縣委一度處於癱瘓狀態,革命形勢趨向低潮,但戴大夫仍然隱蔽堅持。1929年5月,戴大夫被指定為黃岩臨時縣委委員。
1930年4月,台州中心縣委書記石瑞芳在路橋主持會議,重建了黃岩縣委。戴大夫又被指派為縣委委員。同年7月,浙南特委組織部部長兼台州中心縣委書記石瑞芳來到黃岩,在戴大夫家召開黃岩縣委會議。根據特委指示和"打鹽廒"的深刻教訓,會議決定正式建立紅軍游擊隊,以革命的武裝對付反革命的武裝。
會後,戴大夫和縣委委員戴元譜受縣委派遣,前往西鄉山區。在當地原有武裝組織的基礎上,以10餘名黨員為骨幹,吸收葡萄坑、田岙、半嶺堂、決要等地20餘名積極分子,在葡萄坑村正式建立了一支隸屬於紅十三軍一團的40餘人的武裝游擊隊。同時,他們還把附近一些土著武裝爭取過來,結為同盟,壯大自己的力量。
9月11日,國民黨黃岩縣團防遊擊總隊總隊長蔣亨周帶領100餘人,星夜趕至葡萄坑進剿紅軍游擊隊。此時,紅一團的李壽慶和戴珊正好率50餘名紅軍戰士到葡萄坑與戴元譜等會合。於是,他們率部分戰士反擊,戰鬥從12日清晨持續到中午,紅軍游擊隊英勇奮戰,擊斃2人,國民黨軍潰不成軍,狼狽敗逃。
1930年9月以後,反動勢力瘋狂反撲,白色恐怖籠罩全縣。葡萄坑紅軍游擊隊把槍支埋藏起來,分散隱蔽。戴元譜又一次遭敵通緝,到處避難。從1931年秋起,黃岩縣委與上級失去聯繫。1932年9月,縣委書記楊雲震被捕以後,黃岩地下黨組織均失去領導或遭破壞。
在嚴重的危難時期,戴大夫隱居家鄉,仍然從事秘密活動。有時戴元譜到他家避難,就會受到他全家人的多方關照。不久,戴大夫也遭到通緝,國民黨兵經常到他家搜查,他也被迫四處隱蔽。
1936年,國民黨兵又到蔣僧橋逮捕戴大夫,結果撲了個空,便將他的獨生兒子戴賢吉(團員)逮捕入獄(至1941年日軍佔領黃城時逃出),並查封了他家屋門。從此,戴大夫背井離鄉,隻身避往上海,在一家地下黨開的商店內做工。直至抗日戰爭爆發,他才返回故里。
1938年春,中共黃岩臨時工委書記林泗齋通過個別鑑定,在新民鄉首先恢復了戴大夫等人的組織關係,並建立了中共蔣僧橋村支部,由戴大夫任書記,他家也成了黨的聯絡站。從此,戴大夫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縣委書記林泗齋重視與保全、新民兩鄉鄉長的統戰工作,派黨員和積極分子分別擔任了田際、鄭際和蔣僧橋三保保長,並在此基礎上先後建立了田際(包括鄭際)、蔣僧橋兩個保隊。
後來組成三保聯防隊,由鄭仙球、戴大夫負責領導,這實際上成為黨的一支由二三十人組成,擁有10多支槍的武裝力量。他們保衞特委領導安全,幫助羣眾堅持減租,防止壞人敲詐搶劫,為黨和羣眾做了不少工作。
1939年4月,中共黃岩縣委在蔣僧橋召開首次黨員代表會議,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強調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縣委把這個重要會議的會場佈置和接待、保衞任務交給了戴大夫。戴大夫想方設法將會議地址佈置在一條船上,自己帶領一些隊員通宵站崗放哨,保證了20多位代表的安全,使會議得以順利召開。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浙東共產黨組織派應為民來到黃岩,對抗日戰爭時期的黨員作個別聯絡和考察工作。1946年下半年,經上級批准,恢復了戴大夫的組織關係,並在他家建立了黨的聯絡點。戴大夫從此又煥發了革命青春。他在當地發展黨員,堅持減租,接待來往同志,尤其在組織民兵鬥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爭開始後,戴大夫將原來的聯防保隊逐步擴大,發展成為一支由黨支部直接領導的民兵隊伍。同時,他還積極幫助其他村莊建立民兵組織。
1948年,國民黨為了內戰需要,大肆徵抽壯丁,一些鄉保長和土豪劣紳乘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人民羣眾無比憤慨。戴大夫在中共椒路工委領導下,首先在蔣僧橋、田際一帶,以民兵為骨幹,充分發動羣眾,向反動政府開展抗丁鬥爭。他和各村約定,不論白晝黑夜,一村發現來人抓丁,立即鳴鑼為號,各村男女老少攜帶鋤頭、刀槍,一齊前往阻攔,迫使國民黨兵不敢動手。後來其他村莊見此法甚好,也都紛紛仿效。1949年1月28日(農曆除夕),戴大夫在上級的指示下,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抽壯丁示威。這天晚上,蔣僧橋首先鳴鑼,接着橫街、路橋、洪家一帶鑼聲齊響,羣眾手持槍械,聚集街頭,高呼反對抽丁口號,鑼聲、喊聲震天動地,鄉保長和軍警驚恐萬狀,從此再也不敢前去抽丁了。
黃岩解放前夕,為配合解放軍的迅猛攻勢,戴大夫率領民兵四處繳槍,他們在路橋、新橋、澤國一帶收繳了地主、鄉公所的槍支數百支,並控制了大片鄉村政權。
黃岩解放後,年逾六旬的戴大夫革命鋭氣仍不減當年。當時,國民黨殘留在黃岩內地及一江山島、大陳島的反革命武裝分子還相當猖獗,這夥海島、內陸的反革命武裝分子不甘心失敗,瘋狂地進行暗殺、破壞和顛覆活動,嚴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保衞人民的勝利果實,保衞新生的人民政權,戴大夫不顧年高體弱,率領蔣僧橋的武裝民兵,投入剿匪戰鬥。他們白天參加生產勞動,晚上集中睡在戴大夫家中,一旦發現匪情,就立即出動。
1950年3月16日拂曉,大陳匪軍乘駐黃野戰部隊開赴山舟前線,沿海兵力薄弱之機,糾集400餘人,分3路進犯金清。戴大夫聽到槍聲,立即率領蔣僧橋、田際民兵30餘人,一路奔跑趕至金清參戰。他們協同縣大隊第二中隊和當地幹部、民兵,打退了中路匪軍的多次強攻,迫使該路匪軍狼狽撤退。以後,戴大夫還曾多次率領民兵參加剿匪鬥爭。
經過兩年的剿匪、鎮反,終於安定了社會秩序。進入和平建設環境後,戴大夫沒有居功自恃,而是主動讓位給青年人,自己則在家鄉的一個供銷社工作,在普通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為人民服務。1956年,組織上考慮他體弱多病,就讓他退休回家。1968年11月13日,戴大夫在家中病逝,終年81歲。 [2] 
參考資料
  • 1.    黃岩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輯;梁沫清;章可端主編. 黃岩縣地名志[M]. 黃岩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 1984,第686頁.
  • 2.    吳彬主編.黃岩中共黨史人物: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