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歷任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組助理研究員，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涼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傳出，上海為之震驚。海內外新聞傳媒關注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殺案”偵察專案組。經過對兩千人的調查訪問，最後終於偵破疑案……

她的死是悲慘的。兇手是她曾經接濟過的一個年輕人，是戴老師的同鄉，戴老師多次在錢物上幫助過他，那時，戴老師並不寬裕，寫作的稿費也不高。這個年輕人鬼魂附體了，在潛入戴老師家中偷竊時，被戴老師在家的侄女發覺，那人將她的侄女打得昏死過去。戴老師是買菜回來碰見他的。據説，戴老師連連怒斥他：你會後悔的！你會後悔的！這個人還是瘋狂地殺害了她。然後，還殺了甦醒過來的她的侄女。現場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殺了戴老師之後向戴老師鞠了三鞠躬説：對不起，戴老師。這是個兇殘而愚蠢的傢伙！一代才女，就這麼死於非命。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她是被一個她給以很多幫助的同鄉（來上海打工的社會青年）殺死了。戴厚英在八十年代還不是那麼富有的情況下，拿出自己的稿費（忘了多少）資助家鄉的學校，而且也是沒有對外宣揚，默默地做的。那個殺死她的同鄉，是她家鄉來上海打工的，是家鄉的一箇中學老師介紹來的，託她加以關照，於是她就真心地給以那個同鄉很多的幫助。但對她愛心的回報的是，在一次她外出買菜回家時，那個同鄉正利用她沒在家，潛入她家裏偷她的東西，因為她回來的突然，那個同鄉來不及躲避，於是就躲在門後，在她進門時突施襲擊，把她殺害了。與她一同被害的還有她的侄女戴慧。這是一個諷刺，宣揚人性覺醒的作家終於被惡的人性所害。噩耗傳出，世人震驚。

“文化大革命”後，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為素材，寫出了《詩人之死》。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上海某些人聞訊，視為猛獸———因為聞捷之死與那些人有關。此書停了下來。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還是決定轉印，打了紙型。這時，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壓此書。終於此書無法在上海印，轉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關鍵時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給予支持，使此書問世。上海新華書店原訂六萬冊。印成後，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書，一本也不讓進。後來，總算進了一點點。有人看了，説：“寫一個專案組長跟專案對象的戀愛？！”

《人啊，人！》出版之後，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聲勢浩大的“批判”，反而使這本書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國出了燙金精裝本，香港出了兩種版本，法國出了譯本，日本、聯邦德國也在翻譯出版……可是，她不僅得不到版税，連樣書也沒拿到。

戴厚英還告訴我，外國出版社編輯來滬，要求會見作者。復旦大學黨委請示上海市委宣傳部，未予同意。德國波恩大學馬丁教授求見，也遭拒絕。里根總統訪問復旦大學時，復旦大學有關的接待文件上，專為戴厚英寫了一條：“如果外國記者問起戴厚英，就説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種人”。戴説，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屬“三種人”，為什麼強往這上面套？據説，上海市委一位書記在一次會議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戴説，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戴説，對《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擊。

打擊，反而磨鍊了她。她説，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靜。她無心於功名利祿，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學上有所建樹。迄今她還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但是，她説，她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已無愧於是一位中國作家。中國作協要她寫申請。她説，她不寫。她不願打着白旗進入中國作協。

有長篇小説《人啊，人！》《詩人之死》《腦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中短篇小説集《鎖鏈，是柔軟的》，散文集《戴厚英隨筆》等。

上世紀80年代，因為探討人性、人道主義的長篇小説《人啊人》，而蜚聲文壇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滬上覆旦大學居所的書齋，有一個很新奇的名稱：任性齋。雖然它的佈置風格非常傳統，可以説與“時代潮流”頗不協調——既沒有什麼豪華擺設，也不見值錢的古玩藝術品。房間內放着滿滿的四個書櫥，一張寬大的寫字枱，一隻老式的三人沙發。也許，只有那部當時尚不多見的台式電腦，彰顯着主人公思想狀態的“先鋒”與“前衞”。　

為什麼給書齋取這樣的名稱呢？戴厚英説：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顏色、式樣對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殼，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愛好書法的青年朋友，專門為她的齋名書寫了匾額，白紙、黑字、木框，質樸而大氣。戴厚英在閒暇時刻，仔細品味那雄渾厚拙的字形，確乎能感到不隨外界風雨飄搖、鏽蝕之性情的魅力——豐富、深邃、堅韌，生機勃勃。進而聯想到，只要懷抱這樣的性情，世界上什麼樣的苦酒、辣酒不敢開懷暢飲？什麼樣的孤獨寂寞不能甘之如飴？但時間久了，她還是感覺，那三個字寫得有些過於莊重和沉重了。特別是那個“齋”字，右邊一豎直直地伸下來，墨跡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豈不太累？戴厚英想，應該讓它輕鬆、休息下來。於是，到黃山旅遊買回的五隻陶猴派上了用場。戴厚英雖然屬相是虎，但她對猴子卻一直情有獨鍾，她認為，猴上下攀緣所依附的，無非樹木山巒，不貴不賤，卻披戴着常青的枝葉，吸取山巒的靈氣。它沒有雄踞山頭的威嚴，卻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況，“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於置豺狼虎豹的威脅於不顧，幻想自成一統，自由自在。雖不免成為大人們的笑柄，但終究算得上一種迷人的藝術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噹噹一陣敲打，五隻猴子便跳到牆上“任性齋”匾額的旁邊，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鬧，似乎已經幫助那個“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腳。平實的書房頓時變得靈動活潑起來。

許多人對戴厚英的瞭解是從她的兩本書《人啊，人！》和《詩人之死》開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邊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漢子，那個漢子就是詩人聞捷，戴厚英和聞捷就這樣認識了，但僅僅是讀者認識作家，並無交往。後來文革期間，聞捷因為歷史問題接受“文革領導小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審查，及至聞妻跳樓自殺，戴去勸慰--同情--相愛，風言風語弄到張春橋發話，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工宣隊出面干涉，強行拆散這對戀人，並對聞捷進行批判。聞捷憤而自殺了。聞捷的死對於戴厚英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詩人之死》因此成文。

戴厚英性格剛強，而且對待一切事物都觀點明確，有時甚至難免走極端。不怕，因為她一旦醒悟後，就絕不文過飾非，而且會坦誠地糾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她極左過，而且出於真誠。但當她認識自己的失誤時，她有勇氣並且毫不猶豫地公開否定自己，從而在八十年代初寫出了影響深遠的《人啊，人！》。

説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認識上的坦率。她在批評旁人時不留情面，她對自己也更是這樣。

戴厚英是一個誠實的人。她對旁人認真，對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絕不馬虎。這説來容易，實踐起來卻很難。恰如其分地批評旁人不易，準確的自我批評難度更大。

論年齡，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們之間可説是忘年交。1949-1979年間，神州大地接連發生幾次大折騰，把人心都搞亂了。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她才只有十一歲。厚英基本上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她積極向上，敢打敢衝，因而在動盪的年月裏，也做過日後反悔的事。問題不在於她那個時期説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而在於她的動機：她是出於真誠。後來她在認識上起了變化，那也是反思的結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慘遭殺害一事，在國內外曾引起強烈反響。這樣卓越的作家，竟死於一個愚昧兇殘的歹徒之手，這真是難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卻總依戀着生她養她的安徽。她多次為家鄉賑災而解囊，且計劃退休後回鄉去振興教育，濟老扶貧。她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厚英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強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潔若曾在香港與她同看改編成話劇、用粵語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聽着男主角謳歌人道主義思想的大段獨白，一面對作者敢於探討人性，呼喚人性的膽量由衷地感到欽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紮根於家鄉的鄉土作家。她具有豐富的人生經歷，深厚的文學理論根底和旺盛的創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為。不幸竟遭到這樣的慘死。這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大損失！

感謝安徽文藝出版社及時印出這八卷厚英的遺作。這裏是淮河女兒戴厚英畢生的愛與恨，她的信念與期望。厚英的鮮明形象必將永遠留在千千萬萬讀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