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一俊

11歲中秀才，22歲中舉，23歲(即1553年)聯捷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32歲出知浙江温州，34歲擢廣東按察司副使，38歲遷知雷州，不久辭官歸裏，“優遊綠野四十年”，直至終老，再不出仕。戴一俊入宦海十多年，清正明察，關心民瘼，有“循績”。他知温州之前，倭寇屢犯浙江沿海，温州首當其衝，倭患尤烈。嘉靖四十年(1561年)，温州連續發生大旱大澇，民多流徙，田園荒蕪，漁業凋蔽。到任後他立即採取“寬仁”措施，“撫綏安集，祈年召豐”，使生產逐漸恢復。當時有些不法奸民偷載米粟出海勾引倭寇。他得知後，嚴加禁止，奸民“毋敢航粟餌盜”。温州守軍藉口防禦倭寇侵擾，強行徵集漁船，使漁民不能下海捕魚為生。一俊氣憤地説：“兵自有戰艦，奈何虛奪民生業!”下令把漁船全部歸還漁民。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侵佔福建連江，浙江巡撫趙炳然聞訊提重兵屯温州，軍需費用取自温州，加重百姓的負擔。戴一俊採取“外倚辦而內安戢”政策，減輕百姓的負擔，“民不知兵及”。而當倭寇來犯時，他“亦已豫敕繕險峙糧以待”，所以，別的地方一片騷亂，而温州“獨晏如也”。巡撫對他的治政才能大為歎服，擬上報他“功狀第一”。他對此“既不為意，亦無所報謝”，結果被壓下。戴一俊知温州兩年，“所為政務雖寬大不苛，然持正守法，擘斷凜凜，毋敢以私幹者，遇事顛杪立洞。”温州百姓感戴他，在他離任時，皆慼慼然“如失所怙”，為他建生祠。戴一俊任廣東按察副使時，對少數民族“開恩布信，柔徠黎獠”，使“五岑之民賴以無患”。母親逝世後，戴一俊構石室於縣城西郊片瓦巖(今一片瓦寺)，自號石室主人。自此，他“家食三十餘年，杜門卻掃，不入城市”，終日匡坐讀書，過着隱居生活。萬曆年間(1573～1620年)，明朝統治者為援助朝鮮抗擊日本侵略，在沿海地區“籍舟子渡遼”，出現“哭泣載道”的悲慘景象。戴一俊向當局請求，使崇民“得免捐館十載”，百姓感戴他的恩德，在城內中亭街為他建造生祠，立“思德碑”，御史陳玉輝為撰碑記。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去世，享年77歲。戴一俊退隱後多有詩文著述，後結集為《石室藏稿》2卷傳世。《螺陽文獻》錄其七律3首、七絕9首和五絕4首。片瓦巖尚存其詩刻3首，還有“石洞丹丘”、“呼吸帝座”等6條摩崖石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