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謔

《戲謔》中的大部分劇情都來自亨利·卡爾這位一戰期間英國駐蘇黎世使館工作的老人的回憶，通過他的記憶，一些荒誕不經的歷史畫面和毫無關聯的歷史人物相互交織，虛構了一個1917年發生在革命家列寧、小説家喬伊斯和藝術家查拉之間的故事。 ^[1] 

列寧，作為蘇聯的政治領袖，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人，歷史上列寧的形象是光輝偉岸的，他的名字猶如一面神聖的旗幟，存在於歷史的記憶中。劇中斯托帕德通過卡爾之口對列寧的形象作了十分顛覆性的描寫：禿頂、蓄鬚、穿着三件套，一頭金色的假髮，如斯堪的納維亞的水手一般，他“時而是蘇黎世咖啡館密謀者的神秘形象，時而是激進的文學藝術觀爭論的發起人。”[3]106連他的名字也變得尋常平凡，出現了弗拉基米爾、伊利奇、烏里揚諾夫幾個稱呼。在劇中列寧的形象被剝去了歷史神聖的光環，變得暗淡甚至醜化。

喬伊斯，愛爾蘭現代派小説家，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因為長篇小説《尤利西斯》的發表聲名鵲起，開創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先河。但是劇中喬伊斯的形象就顯得荒誕不經，性別不時被混淆，名字也充滿不確定性，被叫做“多麗絲”“珍妮絲”和“菲利斯”，時常身着一件不知是藍色還是紫色的天鵝絨便服，“總是把各式各樣的套裝拆開來，不協調地搭配着穿，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他的語言表達也是含糊混亂，沒有邏輯，是一個粗俗、輕佻的浪蕩子。

查拉，達達主義運動領袖，羅馬尼亞人，組織了名叫“達達”的文學團體，試圖通過廢除傳統文化，顛覆美學形式表達對資產階級和戰爭的絕望，是一個極具正義感、追求至高理想的人。劇中的查拉戴着單片眼鏡，五短身材，二十出頭，帶着濃重的口音，喜愛改編下流的色情詩，憤世嫉俗，語言污穢。

卡爾，領事館的小職員，業餘戲劇演員，因傷退役的老兵，生活拮据，飽受戰爭的磨難。這個歷史上記載並不詳實的人物，斯托帕德賦予他英國資產階級的身份，他生活優越，喜愛葡萄酒和鬆餅，善於享受生活，對無產階級和底層人民抱以蔑視的態度。 ^[1] 

《戲謔》這部劇中沒有連貫的情節，沒有線性的人物對白，沒有統一的時空概念，全劇呈現出一種破碎、斷裂、重複的特質。

通過觀察，我們可以很明顯注意到《戲謔》中對白的重疊現象，體現了一種循環的結構。首先，第一幕中卡爾和貝內特關於“報紙和電報”的對話內容重複了五遍，每一遍都以貝內特的陳述“老爺，我把報紙和電報放在餐具櫃上了”以及卡爾的詢問“有什麼有意思的東西嗎？”[3]110開場。五段對話主題完全不一致，從宏觀上來看，都是對前一次關於戰爭局勢和俄國曆史的改寫，但是細細分析我們發現，每段對話都是相對獨立的敍述片段，有關戰爭和階級革命的思考出現了前後不一的矛盾。比如第一次對話，貝內特提到戰爭的發生，卡爾講述戰爭的殘酷，展示參加戰爭的決心。第二次對話，雖以“戰爭”二字為切入點，大段都是描述戰爭期間卡爾對於時髦服裝的興趣以及對查拉為代表的“偽間諜”的厭惡和調侃。接下來的三次對話分別暗示了俄國階級革命產生的原因，分析了俄國政府的現狀，中間穿插了對俄國社會發展進程的評論，並嘲諷了底層人民的激進。總而言之，五段重複的對話各自獨立，表面看起來造成了戲劇情節的停滯，實際上把歷史的重大事件層層推進。

其次，關於查拉和喬伊斯來拜訪卡爾的情節被重複了四次，每一次都出現了彼此不同的聲音。他們就文學的價值、藝術家的職責、藝術的本質、藝術與政治、藝術與社會等問題展開了思想的碰撞和激烈的交鋒，而每次爭論到達白熱化之後就迅速以毫無意義的話語收尾。例如，第一次拜訪中，查拉道出了自己對文學創作的看法以及對藝術的鄙視，而這一觀點輕易地被喬伊斯“啊不……啊不……啊不……”[3]119的荒唐話語所解構。第二場的交鋒聚焦於藝術家的職責，卡爾認為參加戰爭是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而藝術家們在戰爭中更多的是逃避責任的自我關注，喪失勇氣，忘恩負義。但對於查拉而言，卡爾所講的愛國主義、責任在他眼中無異於語言的強暴，他認為藝術家的職責是對錯覺進行諷刺、咆哮。隨後，卡爾和查拉慷慨激昂的辯論又伴隨着卡爾哼唱的小曲“我們在這裏是因為我們在這裏……”[3]124結束。關於藝術與政治關係和社會關係的爭論出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的重複中，又被“達達、達達、達達……”無限跌宕的話語消解了其立場與動機。這一情節的重複也呼應了後現代式無終結的特徵。

另外，第二幕中的情節變得更為複雜，結構的斷裂顯得尤為突兀。首先，劇目的開始作為敍事人的塞西莉直接跳出了自己的角色，轉述了列寧的處境與近況，成為列寧的話語翻譯，並且説話內容完全出自歷史傳記。這一敍述人的安排打破了戲劇結構的連續性。其次，塞西莉與卡爾在圖書館相遇後，詢問卡爾“你想要什麼類型的書”的情節也出現了三次。而卡爾對於自己興趣的三次回答都不盡相同，但都巧妙地過渡到社會與政治的話題上。使他有機會與塞西莉——列寧的代言人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工業化的關係這一系列問題展開思辨。在這思想的交鋒中，列寧的政治觀與意識形態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了。其中，在第二次重複的劇情裏，塞西莉斥責卡爾的言論(她認為藝術家帶有資產階級的特質，與社會主義是相悖的、對立的關係)又被結尾處卡爾的一句唐突的話語“不要説了”所打斷，呈現出一種敍事的脱節。而第三次劇情重複中又穿插了列寧和娜佳的對話，此時的卡爾和塞西莉彷彿在看由列寧、娜佳演出的一部講述俄國革命的史詩劇。就這樣，歷史與現實的相互交錯、劇情的相互穿插，再次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化、邏輯化的情節模式，線性因果的有序性被徹底解構了，呈現了一種無終結的環形結構。 ^[1] 

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原名為托馬斯·斯特勞斯勒，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小鎮。父親是醫生，在二戰前夕被派往新加坡工作，1941年日本入侵該國後被殺害。母親和孩子們被疏散到印度，住在印度達吉嶺。1946年，母親改嫁，一家人跟隨繼父回到英國。斯托帕德先後在諾丁漢郡和約克郡上學。1954年，17歲的斯托帕德輟學，為布里斯托爾市《西方日報》及《布里斯托爾晚報世界》做記者，撰寫新聞報道、新聞特寫，也寫過電影和戲劇雜談等文章。不久，他的興趣轉向戲劇。從1960年開始，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創作戲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