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機黑手黨

約翰·伯伊德（John Boyd ），曾任空軍戰術教官，熟悉空戰戰術，並創立了“能量機動理論”，對第三代及其以後的戰鬥機發展影響深遠；埃文斯特·瑞齊奧尼（Everest Riccioni），空軍中“空中優勢戰鬥機”的一貫支持者；哈里 J. 希拉剋爾（Harry J. Hillaker），在通用動力公司工作了44年，是F-16戰鬥機的總設計師；湯姆·克利斯蒂（Tom Christie），內利斯空軍基地內任職的數學家；皮埃爾·斯佩裏（Pierre Sprey）曾任國防部部長辦公廳下屬的系統分析處主管；富蘭克林·C·斯平尼（Franklin C. Spinney）曾任職於五角大樓的計劃分析和評價辦公室。

1966年，伯伊德受命到五角大樓負責挽救遇到麻煩的F-X 計劃。伯伊德決心對 F-X 洗心革面。他對改組後的F-X 不提任何速度或轉彎速率的指標，他只要 F-X 比任何對手的機動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載，足夠的航程和留空時間。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電子系統的人要裝備一個大型的雷達，這樣機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統的人認為機內航炮沒有用，用空空導彈足夠；氣動設計的人要採用變後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機動理論的計算標明，變後掠翼的氣動優越性將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後是得不償失的。這是戰鬥機設計史上第一次在紙面上就可以評估一架新型戰鬥機在整個飛行包線的機動性。

1967年，由於Mig-25的公開面世，F-X計劃的優先級大大提高。海軍正式退出F-111計劃對空軍又是一個極大的觸動。海軍要求國會將原先用於F-111B的資金轉用於F-14，海軍和格魯曼為此簽訂了一個固定價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魯曼大大低估了從F-111B的基本技術研製F-14的艱鉅性，計劃嚴重超支，格魯曼差一點破產，不過這是題外話了。空軍本來不必介意海軍研製F-14，但是海軍向國防部和國會指出，F-14 可以滿足空軍 F-X 的所有要求，如果國防部和國會同意海軍的説法，海軍將得到額外的研發資金，F-14 的生產和升級都能得到保證，而空軍將難以拒絕再次採購海軍戰鬥機，空軍將不得不為很多航母專用的功能付出代價，而且空軍的顏面也將大大受損。為了儘量和海軍的 F-14 拉開距離，空軍在F-X 上放棄了變後掠翼，大大強調單座和機動性，最大速度降到 2.5 馬赫。通過一番軍種政治上的鬥法，空軍的 F-X 終於立項，命名為F-15。

伯伊德對 F-15 的重量和複雜性還是不滿意，他對 F-X 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經走了回頭路，但 F-15 的設計和研發已經遠遠超出他能夠左右的了。伯伊德還是沒有放棄簡單、輕巧的戰鬥機的設想，他開始尋找同道。而國防部部長辦公廳下屬的系統分析處主管皮埃爾·斯佩裏 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人是航空工程師出身，也擅長數理統計，也是後來催生A-10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個同黨 ·瑞埃文斯特齊奧尼上校。他是試飛員出生，曾任試飛學校教官，飛過55 種飛機，這時在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飛行動力實驗室負責試飛和飛行力學研究。他們幾個在向國防部建議發展一種輕型戰鬥機，作為 F-15 一旦開發受阻時的備用方案的同時，自己經常幾個人一起徹夜研究戰鬥機空戰的每一個環節，以及從空戰實際的角度出發，研究戰鬥機需要什麼樣的性能，和怎麼把這些性能要求“翻譯”成設計戰鬥機時的技術參數，希拉剋爾也經常從達拉斯飛到華盛頓和他們一起徹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們就遙控在埃格林空軍基地的湯姆·克利斯蒂用計算機計算，來驗證或反駁他們的設想。他們的研究結果日後成為“輕型戰鬥機計劃”（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礎。由於他們行蹤詭秘，不屑與外人交流，所以被稱為戰鬥機黑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