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

凡屬籌劃和指導有關戰爭準備與實施、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的全局性內容，都是戰略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包括：為應對戰爭而進行的各項準備；為預防、制止和推遲戰爭而進行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外交等方面的鬥爭；戰爭的戰略領導與實施，戰略作戰與保障，戰爭控制和結束戰爭的決策與處置等。

戰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地緣等諸多方面。

其基本問題主要包括戰略的構成要素、主要分類、基本特徵、制約因素、地位作用等。

戰略的構成要素，指構成戰略的基本成分，是戰略本質屬性的集中反映和戰略內容與形式的具體體現，主要有戰略目的、戰略任務、戰略方針、戰略力量、戰略手段等。

戰略目的是戰略行動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是制定和實施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戰略企圖的集中體現和制定戰略計劃的基本依據。戰略目的是根據戰略形勢和國家利益的需要確定的。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特別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統一、國家戰略資源與國家權益，是戰略的基本目的。戰略目的以國家軍事力量水平和戰爭實力為物質基礎，受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諸因素的嚴格制約。確定戰略目的，突出強調需要與可能相結合，具有科學性和可行性，符合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與國家的總體目標和國家實力相適應，滿足國家在一定時期對維護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

戰略任務是戰略目的的具體化，它體現總的戰略意圖，是達成戰略目的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戰略任務是軍事行動的目標，反映戰爭的實際效果，分為總任務和具體任務。總任務是戰略目的的直接體現，統管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或完整的戰爭過程，是從總體上全面規劃和部署各種樣式戰爭的行動及多樣化軍事行動的方略。具體任務是各個部分和各個階段的任務，貫徹和反映總的戰略目的，是總任務的具體體現。戰略任務的完成需與武裝力量的建設與運用緊密結合，武裝力量的發展建設為完成戰略任務提供可靠的保證和堅實的基礎。

戰略方針是籌劃指導戰爭全局與武裝力量建設和運用的綱領和原則，是國家（政治集團）總方針、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在軍事上的反映。它是在科學分析國際戰略形勢和敵對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地緣諸因素基礎上，根據戰略目的和任務的要求而制定的，是戰略的主體和核心。對不同的作戰對象、不同條件下的戰爭，應採取不同的戰略方針。每個時期或每次戰爭除了總的戰略方針外，通常還制定具體的戰略方針，以確定不同情況的戰略任務、戰略重點、主要戰略方向、戰略部署與武裝力量的運用等問題。

戰略力量是進行戰爭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支柱。它以國家綜合國力為後盾，以武裝力量為核心，對戰爭的規模、方式、進程和結局具有重大的決定性影響。戰略決定武裝力量的類型、性質、建設與運用的基本方向。戰略指導者要根據戰略目的的需求，指導武裝力量的建設與運用，以奪取戰爭的勝利。武裝力量的建設與運用，需根據戰略目的和戰略任務的要求，在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基礎上，確定其建設的目標、規模、重點、方針、步驟及措施，並與國家的總體力量協調發展。

戰略手段是為達成戰略目的而運用武裝力量的方法。它是戰略指導者根據戰略方針的要求，為達成戰略目的，以武裝力量為基礎，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科學技術和戰略領導與指揮等方面所採取的各種全局性的方法和措施。戰略手段作為準備和進行戰爭的具體行動，是關於戰爭方式與非戰爭方式、實戰與威懾的選擇和運用。戰爭是實現戰略目的的基本手段。非戰爭方式是不直接使用武裝力量進行戰爭而實施的軍事對抗和鬥爭方式。威懾則是武裝力量的非戰爭運用，包括顯示軍事力量和進行武裝力量部署、調動、演習，展示武器裝備發展水平，開展邊防、海防、空防鬥爭以及軍事外交和軍備控制等。信息化條件下，精確打擊與大規模轟炸、奪取信息權與大量殲敵、摧毀敵抵抗意志與剝奪其軍事能力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使戰略手段的選擇性明顯增加。

戰略產生於戰爭和國防實踐。依據不同劃分標準，戰略可分為不同類型。按歷史時期，可分為古代戰略、近代戰略、現代戰略等；按戰爭規模，可分為全面戰爭戰略、局部戰爭戰略和有限戰爭戰略；按戰爭範圍，可分為全球戰略、國家戰略和戰區戰略；按作戰類型，可分為進攻戰略和防禦戰略；按戰爭性質，可分為正義戰爭戰略和非正義戰爭戰略，還可分為侵略戰爭戰略和反侵略戰爭戰略，擴張戰略和自衞戰略；按作戰目的，可分為殲滅戰略、消耗戰略、癱瘓（破壞）戰略、摧毀戰略、報復戰略和遏制戰略；按戰爭強度，可分為高強度、中強度和低強度戰爭戰略；按戰爭持續時間，可分為速決戰略和持久戰略；按作戰空間，可分為陸上戰略、海上戰略、空中戰略、太空戰略和網絡戰略等；按作戰手段，可分為常規戰爭戰略和核戰爭戰略（核戰略）；按戰爭類型，可分為冷兵器戰爭戰略、熱兵器戰爭戰略、機械化戰爭戰略和信息化戰爭戰略；按戰爭環境，可分為平時戰略和戰時戰略；按軍事力量運用，可分為實戰戰略和威懾戰略；按軍（警）種，可分為陸軍戰略、海軍戰略、空軍戰略、火箭軍戰略、戰略支援部隊戰略和武警部隊發展戰略等；按作戰形式和樣式，可分為運動戰、機動戰、陣地戰、游擊戰、特種戰、信息戰、心理戰戰略等。戰略作為指導戰爭和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的最高層次，具有全局性、對抗性、預見性、謀略性、創造性和相對穩定性等特徵。

戰略是對國家（政治集團）整個戰爭和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全局的籌劃和指導，帶有照顧各方面、各部分和各階段的性質。凡屬高層次謀劃和決策的重大的、相對獨立的領域，都是戰略的全局。戰略的全局性體現在空間上，是陸、海、空、天、網絡電磁戰場的立體多維空間；在時間上，是貫穿於指導戰爭準備與實施和結束的全過程；在層次上，是全局性的戰略指導、關鍵性的戰役指導和戰鬥指導的有機統一，是根據統一的戰略目標構成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大系統。戰略對戰爭全局的指導，是通過對全局具有決定影響的關鍵問題的籌劃和解決來實現的。戰略指導者要把注意力擺在關照全局上面，抓住主要矛盾，解決關鍵問題，同時特別注意解決好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環節。戰爭是敵對雙方對抗的最高形式，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較量。“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解決民族、國家、階級和政治集團之間矛盾的最高鬥爭形式。

戰略是政治的選擇，涉及的是對立的民族、國家、階級或政治集團根本利益的較量，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對抗性。制定和實施戰略必須針對作戰對象，全面而重點地建設與運用武裝力量。在信息化局部戰爭條件下，戰略的對抗性更具有謀局造勢與綜合威懾相結合的特點，強調軍事鬥爭和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鬥爭的整體配合，並將這種對抗和較量貫徹始終。戰略的預見性是對戰爭的時機、樣式、規模、方向、進程和結局作出的預先判斷。它是戰略指導能動性的源泉，是戰略謀劃的前提和決策的基礎。戰略指導者要依據歷史和現實，把握時代的特徵，從實際出發進行科學的前瞻性思維，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全面分析國際國內戰略環境以及敵對雙方戰爭諸因素等可能的發展變化，對戰略環境、敵對雙方戰略意圖、戰略力量的消長等進行深入綜合分析，得出科學結論，以明確現實的和潛在的鬥爭對象，科學預測和正確判斷面臨威脅的性質、方向和程度，揭示未來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戰略是戰爭指導者基於客觀情況提出的克敵制勝的計謀和策略。戰略指導的藝術性就在於其謀略性。它是以一定物質力量為基礎的戰略智慧和謀略水平的競賽，是變被動為主動，化劣勢為優勢，以少勝多，以弱制強，指導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高超的謀略可以有效地遏制對手，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戰略指導者要在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多謀善斷，料敵定謀，靈活多變，出奇制勝，以智謀取勝。戰略指導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創造性是戰略的靈魂。戰略反映不同的國家民族、地緣環境、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背景影響下所形成的傳統觀念和歷史經驗。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優良的戰略傳統要加以繼承和弘揚。繼承不是因循守舊，必須在繼承和汲取中創新，但凡刻板地依照歷史經驗制定的戰略計劃往往以失敗告終。已有的經驗、既定的方案、成功或失敗的戰例總有其侷限性，創造性則是對因循守舊的否定。戰略指導者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性，依據發展變化的戰爭實際，實現對戰略傳統經驗的超越，不斷用新的創造來奪取戰爭的勝利。戰略必須隨着戰爭和武裝力量建設的發展而變化，但由於戰略處於戰爭指導和武裝力量建設領域的最高層次，指導範圍廣，影響重大而深遠，是一切軍事活動的依據和準則。因此，戰略具有相對穩定性，體現在其戰略指導對象、指導原則以及戰略目的、任務、方針和手段等基本內容的相對穩定。積極防禦，是中國最根本的戰略方針和國防政策，是指導戰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思想。儘管國際國內形勢和作戰對象曾多次發生變化，戰略也進行過多次調整，但積極防禦是中國長期堅持的根本戰略方針，因而保持了戰略的相對穩定。戰略的產生和發展以一定的客觀物質條件為基礎，始終受社會生產方式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並受國家利益、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和地緣等因素的制約。國家利益通常由國家領土、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國家發展、國家穩定和國家尊嚴等要素構成，對戰略起決定性作用，是戰略指導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國家利益是考慮國家間戰略關係的最高準則，是決定一個國家戰略走向的基本依據，也是決定戰爭發生和發展的主要因素。依據國家利益實施戰略指導，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着眼國家的長遠利益，從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把本國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對戰略起着統領和支配作用，決定戰略的性質和目的，賦予其任務和要求，制約和影響戰略的制定、實施和調整。戰略服從並服務於政治，戰略指導者在制定和實施戰略時，必須從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狀況以及敵對雙方的政治背景、政治目的出發，並善於運用政治手段，千方百計地去完成政治賦予戰爭的任務。在信息化局部戰爭中，政治與戰略的聯繫更加密切，軍事行動越來越受到政治的嚴格制約和限制，其結局勢必要回到政治解決的方式上來。經濟利益上的矛盾和衝突，是爆發戰爭和武裝衝突的基本動因。制定和實施戰略，必須考慮敵對雙方的經濟狀況。戰爭和軍事力量以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並隨着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經濟推動戰略的發展，提高戰略對環境變化的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增強作戰手段的選擇性。戰略所追求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或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經濟制約戰略目標、戰略方向、戰略重點和戰爭規模的選擇。隨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各國經濟利益的相互依存度進一步加深，經濟對戰爭的作用日益顯著。戰爭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風險，也不容許戰爭長期拖延或任意擴大。主要是軍事力量、軍事思想以及戰爭實力和潛力等因素。軍事力量的強弱，對戰爭的規模、持續時間、活動方式及其結局有重大影響，對能否完成戰略任務、達成戰略目的起直接作用。軍事思想先進與否，對能否制定和實行正確的戰略，取得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戰爭實力和戰爭潛力是戰略謀劃的客觀物質基礎，是打贏戰爭或遏制戰爭、達成戰略目的的基本手段。制定和實施戰略，要運用先進的軍事思想，力求正確估計敵對雙方的軍事力量，採取積極措施，有效地增強戰爭實力和潛力，為完成戰略任務創造條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推動軍事領域產生革命性變化的重要力量。戰爭雙方的科學技術水平，是制定和實施戰略的重要依據。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使軍隊的偵察監視能力、指揮控制能力、立體機動能力、精確打擊能力、全面防護能力和快速保障能力大為提高，並使戰爭的爆發方式、規模、強度、持續時間和結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有力地促進了作戰形式、作戰方法與戰略理論的發展變化和更新，為實現戰略提供了可靠的物質技術基礎。戰略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民族與文明的歷史經驗、民族特性、價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戰略領域的集中反映，具有歷史延續性、文明關聯性和價值觀念的主導性等特徵。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因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傳統觀念，是在歷史文化的積澱和昇華中形成的獨特的戰略思維方式。戰略文化傳統對現實戰略具有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戰略環境的判斷、戰略目標的確定和戰略手段與戰爭樣式的選擇上。國家的地理位置、國土幅員、國界、人口、經濟、文化、自然資源、交通、邊（海、空）疆和戰略空間等狀況，影響軍事力量的強弱及效能的發揮。對地緣戰略環境作出正確判斷，是戰略決策的重要條件。國家地緣戰略關係、地形、氣象、水文和周邊的地理環境，對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乃至對軍種兵種建設、武器裝備發展方向、戰場建設、作戰行動、戰略指揮和戰略思想都有重大的影響。必須重視敵對雙方的地緣戰略因素，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力求使武器裝備、作戰形式和方法與國家的地緣戰略環境、戰場的地理特點相適應。戰略是國家根本性的軍事政策，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國家總路線方針政策在軍事方面的具體表現和主要依據，也是國家關於戰爭準備與實施的策略、原則的集中反映，是運用武裝力量支持和配合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外交和科技等領域的鬥爭，以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保障。不同歷史條件下，國家有不同的歷史任務和發展目標，戰略在國家戰略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盡相同。戰略只有符合國家戰略的總體要求，並與其他領域指導方略相互協調，才能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也才能為共同實現國家戰略的總目標發揮應有的作用。戰略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它要為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昌盛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證。戰略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作為其基本的歷史使命，具有對外反侵略、對內反分裂的雙重職能。根據國家戰略利益的要求，它既指導武裝力量的運用，也指導武裝力量的建設；既指導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贏得戰爭的勝利，也指導遏制和防止戰爭，維護和平；既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又要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並有效地支持國家的外交鬥爭，維護國家權益、國際地位和尊嚴。戰略制定的正確與否，決定戰爭的勝負，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榮辱興衰。戰略對戰役法和戰術具有指導作用，同時戰役法和戰術對戰略也有着重要影響。

自從人類社會有了戰爭，就逐漸產生並形成了戰略。隨着戰爭和社會的發展，戰略從古代、近代到現代經歷了形成、發展和不斷完善的漫長過程。古今中外對戰略的表述繁多，定義各異。

“戰略”一詞，在中國最早見於西晉史學家司馬彪所著《戰略》一書，後屢見於《三國志》《廿一史戰略考》等史籍中。這些古典軍事著作尚未明確地把戰略從傳統兵學中分離出來，泛稱為“策”“籌”“謀略”“韜略”“方略”“兵略”“將略”等，其核心含義與現代戰略有類似之處，有時還含有政治、外交謀略和戰法之意。在西方，“戰略”一詞的英文“strategy”源於希臘文“strategia”。早在公元84～96年，古羅馬軍事理論家S.J.弗龍蒂努斯就撰寫了《謀略》一書。580年，拜佔廷帝國一佚名作者假託皇帝莫里斯之名撰寫的《將略》一書，意為“將道”或統帥藝術。18世紀末，普魯士A.H.D.von比洛在《新戰爭體系的精神實質》中，第一次把軍事科學區分為戰略與戰術兩大部分並賦予其定義：“戰略是關於在視界和火炮射程以外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而戰術是關於在上述範圍以內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近代戰略理論奠基人，普魯士C.von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為戰略所下的定義是：“為了達到戰爭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瑞士A.-H.若米尼認為：“戰略是在地圖上進行戰爭的藝術，是研究整個戰爭區的藝術。”19世紀末，中國開始用“戰略”翻譯西方的“strategy”一詞。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毛澤東關於戰略的論述，奠定了中國戰略定義的基礎。1974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頒佈的《美國國防部軍語辭典》認為：“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軍事力量，確保國家的安全和政策目標的實現，這種科學和藝術稱為軍事戰略。”80年代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為戰略所下的定義是：“軍事學術的組成部分和最高領域，它包括國家和武裝力量準備戰爭、計劃與進行戰爭和戰略性戰役的理論與實踐。”上述不同類型的定義代表了對戰略概念的不同理解，但其相同之處，都是指在全局上對戰爭準備與實施，以軍隊為主體的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進行籌劃和指導的方略。80年代後，隨着戰略的發展，中國和西方有些國家出現了更高層次的戰略理論，如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及國防發展戰略等。“戰略”這一概念，已擴大延伸到軍事領域以外，為其他許多領域所借用，如政治戰略、外交戰略、經濟發展戰略等，泛指籌劃與指導全局性、高層次重大問題的方略。古代是戰略的萌芽與形成時期。經歷了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先後進入冷兵器戰爭時代和冷兵器與火器並用的戰爭時代。當時戰爭頻繁，兵學興盛，戰略開始形成並得到發展。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戰略醖釀產生的時期。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如傳説中的黃帝部落聯盟與蚩尤部落聯盟的涿鹿之戰，以及進入奴隸社會後的夏啓伐有扈的甘之戰、商滅夏的鳴條之戰、周滅商的牧野之戰等，有關戰爭的籌謀方略已略具雛形，初步涉及對戰爭勝負因素的分析，認為有德不可敵，哀兵可吉，師出有律，失律兇也；強調運用謀略，如爭取與國，剪敵羽翼，乘勢而動，量力而行等，這些在《尚書》《周易》《軍政》《軍志》等古籍中皆有反映。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戰略基本確立的時期。隨着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戰爭持續時間的延長，在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時，戰爭指導者重視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對戰爭的作用，注重變法圖強，富國強兵。齊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晉文公的“聯秦制楚”，吳國的“三分四軍”等，都是這一時期戰略運用的典型。戰國時期，還出現了諸侯國的聯盟戰略，如合縱抗秦、連橫破縱、遠交近攻等。秦為統一六國，還實施了一系列進攻戰略。這一時期產生了《孫子》《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一大批著名兵書，奠定了中國古代戰略理論的基礎。其中尤以《孫子》為最，它揭示了戰爭的普遍規律，論述了駕馭戰爭、克敵制勝的許多理論原則。如以“安國全軍”作為戰略目標，以“伐謀”“伐交”“伐兵”“攻城”作為戰略手段，以“道、天、地、將、法”作為戰略力量；強調知彼知己，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主張以眾擊寡，以強勝弱，力爭戰略主動權，致人而不致於人；強調廟算，運用謀略，以謀取勝等，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戰略理論。在西方，古代希臘、羅馬、馬其頓、迦太基等進行的戰爭，對西方古代戰略的形成和發展有較大的影響。當時的戰略理論大都與歷史學融合在一起。如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的《遠征記》、古羅馬統帥G.J.凱撒的《高盧戰記》、古希臘雅典將軍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涉及訓練和裝備軍隊，組織遠征和協同，規定作戰線並實施機動，爭奪交通線，籌集人力、物力支持持久戰爭等內容。4世紀末5世紀初，羅馬軍事理論家F.韋格蒂烏斯的《論軍事》，專門論述了作戰指導問題，結束了軍事理論著作與史學著述不分的現象，是文藝復興前探討軍事問題的理論專著，對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戰略思想產生了較大影響。秦漢至清是中國古代戰略進一步充實和發展的時期。秦朝以牆（長城）制騎，“用險制塞”，實行軍事築城安邊設防的防禦戰略。漢武帝實行攻勢戰略、“以騎制騎”之策，注重發展騎兵集團，採取遠程奔襲、正面衝擊、翼側迂迴的進攻戰略，並推行強邊固防政策。兵書《黃石公三略》和《淮南子》中的《兵略訓》，闡明瞭制勝破敵、以弱勝強和政勝、眾勝、謀勝之道。三國時期，聯盟戰略運用最為出色。如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等。諸葛亮的《隆中對》，是料敵審勢、因情定策制定戰略的典範。西晉司馬彪所著《戰略》一書，對戰爭中的政治、心理、地理和氣象等因素以及作戰力量的準備和運用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隋唐時期，在兵略上表現為軍政兼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兵力部署採取內重外輕、居重馭輕和扼制要地的戰略佈局。著名的兵書《唐太宗李衞公問對》，闡明奪取主動權、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用兵原理，探討了一系列戰略理論問題。宋朝為抗擊騎兵攻擊，利用江河堅城為屏障，並在築城防禦中增加了火力要素，創新了城市防衞戰理論；同時開辦武學，培養軍事謀略人才，頒佈了第一部軍事教科書《武經七書》，編纂了《武經總要》等軍事名著，論述了戰略問題。元朝攻打南宋時，採取騎兵和火器相結合，實行遠程戰略迂迴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的進攻戰略。明朝實行防禦戰略，沿長城一線因險制塞，以點制面，以牆制騎，精兵機動與城守結合；在沿海地區則陸海結合，分區要點設防。明朝的《武備志》，按“非略弗錄”“略非奇弗錄”的原則輯錄了歷代用兵奇略。清朝從康熙帝開始，一改歷代“牆守”觀念，提出以“蒙古為長城”的戰略思想，在安邊固防上取得重大成就。中國歷史上眾多的農民起義戰爭，在戰略作戰上表現出利用時機，揭竿而起；除暴安良，廣收人心；飄忽不定，流動作戰；乘虛蹈隙，以戰養戰等特點。5世紀後，歐洲各國先後進入中世紀封建時代，戰爭長期在騎士制度下進行，戰略發展緩慢。15世紀後，隨着火藥、火器在歐洲的運用，西方各國軍隊裝備、編制及戰略隨之發生了較大變革。意大利N.馬基雅維利的《戰爭藝術》等軍事著作，對西方戰略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革軍隊編制，運用炮兵，實施一翼突擊的機動作戰等戰爭實踐和戰略思想，對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戰略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影響。近代是戰略承前啓後逐步走向完善的時期。隨着西方一些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化浪潮興起，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先後進入了熱兵器戰爭時代和機械化戰爭時代，資產階級近代戰略開始形成並迅速發展。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的開始，為戰爭的新發展創造了條件，戰爭進入熱兵器時代。資本主義社會初期，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內線作戰的戰爭中，善於運用頻繁的機動和翼側攻擊的戰略。18世紀末，拿破崙一世在長期戰爭中，創造了選定主要戰略方向，快速機動，集中優勢兵力，以突然迅猛的進攻，出其不意地襲擊殲滅敵人和建立強大的預備隊等戰略原則。當時，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及其戰略著作，如普魯士的比洛，其代表作是《新戰爭體系的精神實質》；俄國A.B.蘇沃洛夫，其代表作是《制勝的科學》等。19世紀上半葉，普魯士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瑞士的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總結了拿破崙戰爭和歐洲其他戰爭的經驗，全面論述了戰爭和戰略理論，成為近代資產階級戰略理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從19世紀30年代起，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K.馬克思和F.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了當時和歷史上的戰爭與戰略問題，在戰爭史上首次確立了科學的戰爭觀與戰略觀，作出了戰爭起源和本質的科學論斷，創立了軍隊性質與軍隊建設的學説，奠基了無產階級的戰略理論。他們闡明瞭關於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建立革命軍隊以及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的理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提出了關於組織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學説，確立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指出戰略的奧妙就在於集中兵力，成功的機動有助於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及掌握預備隊、避免冒險決戰等一系列戰略指導原則，在無產階級戰略理論創立和發展史上起到劃時代的作用。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開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外國列強入侵與近代西方戰略理論的影響，魏源等有識之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打破“以騎射為根本”的思想束縛，主張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模仿西方軍制和操典，建立新式軍隊。清朝政府在戰略上內外並重，注意邊防、海防要塞建設。但由於政治上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落後，“師夷制夷”的戰略主張未能實現。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採取略城堡，舍要塞，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的遠程奔襲戰略，後因內訌和戰略指導失誤而歸於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採取聯絡會黨，組織武裝起義，先在一兩個省舉事，爾後張勢於全國的戰略，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中國近代，如清末刊印的《中西武備新書》《戰法學》，特別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教科書《戰略學》，是較系統的戰略理論專著，反映了戰略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融合特點。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使用坦克、飛機等機械化武器裝備為基礎的戰略理論相繼問世，戰爭進入機械化時代。德國A.von施利芬主張實行以戰略包圍合圍敵軍主力，達成決定性的大殲滅戰的速決戰略和殲滅戰略；美國A.T.馬漢在《海軍戰略》中系統闡述了以海權論為中心的海軍戰略理論；意大利G.杜黑通過《制空權》論述了空軍將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空中戰爭論；英國J.F.C.富勒在《大戰中的坦克》中創立了機械化戰爭理論；德國E.魯登道夫的《總體戰》主張採取閃電式的突然襲擊方式發動戰爭；法國C.戴高樂提出了建立小型職業軍隊的理論等，對西方戰略的發展有較大影響，並逐步形成較為完整的戰略理論體系。1914～1918年，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初期，交戰雙方都信奉速決進攻戰略，企圖通過強大兵團的機動作戰，迅速結束戰爭。然而，雙方在綿亙的陣地上實施攻防戰和持久的消耗戰，使戰爭陷入長期僵持局面。戰略指導落後於戰爭現實的情況極為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A.希特勒承襲了施利芬、魯登道夫和富勒等人的殲滅戰、總體戰爭和機械化戰爭理論，採取以閃擊戰為核心的進攻速決戰略。法國軍事思想保守落後，依靠馬奇諾防線實行消極防禦戰略，結果遭到失敗。美國採取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發揮海空優勢，開闢第二戰場，迫使德國處於兩面作戰的困境。蘇聯實行積極防禦戰略，在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改變後，連續組織戰略反攻和進攻，扭轉了戰爭初期的被動局面，逐次圍殲德軍重兵集團。中國戰場是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戰場，中國人民堅持持久抗戰，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對太平洋和歐洲兩大戰場都起到了巨大的戰略配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對戰略的總體謀劃與協調，主要是集中主力於主要戰略方向，陸軍、空軍和海軍的戰略運用與協同，經濟戰、能源戰和交通戰的運用，以及戰爭末期使用導彈、核武器等戰略性武器的作戰實踐，戰略實踐和理論內容更為豐富。20世紀20年代，V.I.列寧在領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其以後的國內戰爭和粉碎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中，全面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戰爭思想，並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提出了建軍原則，闡明瞭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戰爭和戰略理論，以及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舉行武裝起義、建設無產階級軍隊、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原則和進行國防建設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戰略理論。J.斯大林在領導蘇聯軍民反抗法西斯德國侵略的衞國戰爭中，強調戰略最重要的任務是規定基本打擊方向，集中優勢兵力，適時建立和運用強大的突擊集團和戰略預備隊；組織諸軍種、兵種密切協同，實施連續進攻，力求達成合圍敵人重兵集團；要創造一切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國防力量等，對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戰略理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革命實際，不斷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豐富實踐經驗，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戰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代表、正確反映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戰略理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總戰略。紅軍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並在總結井岡山斗爭時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戰略原則。隨着戰爭的勝利發展，紅軍實行了由游擊戰向遊擊性的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並在反“圍剿”作戰中採取了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以及集中兵力打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作戰原則，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長征中，紅軍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毛澤東等人的指揮下，採取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突破敵人重兵集團的圍追堵截，勝利完成了戰略轉移任務。在此期間，毛澤東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立了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戰略理論，解決了堅持積極防禦，依靠、動員、組織和武裝廣大人民羣眾，實行人民戰爭，建設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人民軍隊為骨幹的武裝力量，建設革命根據地，以及軍隊的作戰指導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闡明瞭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和方法論，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戰略防禦及其作戰原則等歷史經驗，從而奠定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理論基礎。抗日戰爭時期，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全國人民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從時代的特點入手，分析了抗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制定了放手發動羣眾，動員一切力量，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路線，確立了持久戰的總方針，並提出了正面戰場實行高度的運動戰，敵後戰場實行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以及內線持久的防禦戰和外線速決的進攻戰的具體作戰方針，實行了由土地革命後期的運動戰向抗日戰爭游擊戰的戰略轉變，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創建了抗日武裝力量和敵後抗日根據地，領導軍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此期間，毛澤東撰寫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重要著作，就抗日戰爭的形勢、特點、發展趨勢、戰爭目的、戰爭的指導路線、戰略方針、戰略階段、作戰形式、作戰方針、戰略指揮原則、戰略轉變、根據地建設、武裝力量建設和游擊戰爭等一系列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創立了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理論，使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理論趨於成熟。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科學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制定了以殲滅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和奪取地方為主的戰略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實行了由抗日遊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遼瀋、淮海、平津戰役以及渡江戰役等一系列戰略作戰行動，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一時期，毛澤東撰寫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等論著，全面地闡明瞭解放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提出瞭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和以打殲滅戰為核心內容的十大軍事原則，解決了戰略進攻，特別是大兵團作戰的戰略決戰、戰略追擊問題，以及廣泛動員人民羣眾，實行人民戰爭等問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理論。現代是戰略理論日益豐富和加速發展的時期。隨着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的出現和信息化局部戰爭的產生和發展，現代戰爭正在由機械化時代向信息化時代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近半個世紀美蘇冷戰對峙的背景下，雖然新的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但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此起彼伏，相繼爆發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東戰爭、兩伊戰爭和馬爾維納斯羣島戰爭等。隨着核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在軍事上的應用，推動了戰爭觀念、戰爭樣式和戰略理論的創新。核武器制勝論和核威懾戰略成為美蘇等國戰略的基礎，相繼出現了“遏制戰略”“大規模報復戰略”“相互確保摧毀戰略”“靈活反應戰略”“現實威懾戰略”“逐步升級戰略”“火箭核戰略”“最低限度核威懾”和“有限核威懾”戰略，以及應付核條件下常規戰爭的“低強度衝突”和“有限戰爭”理論等。代表作有美國H.A.基辛格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B.布羅迪的《導彈時代的戰略》、J.M.柯林斯的《大戰略》，英國B.H.利德爾・哈特的《戰略論》和蘇聯V.D.索科洛夫斯基的《軍事戰略》等。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航天技術的發展和各種軍用航天器的出現，美蘇之間展開了一場以發展空間武器為重點的對抗與競爭，以確立太空優勢、實現空間控制為重點的太空戰略開始萌芽，如建立“天軍”或發展“航天部隊”，提出“星球大戰計劃”等太空戰理論等。代表作有美國D.O.格雷厄姆的《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等。注重應對高新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與軍事衝突，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戰略謀劃的主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着冷戰的結束，國際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相繼爆發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對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產生深刻影響。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髮生，國際恐怖主義對世界和地區安全形成現實威脅，但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新軍事革命，戰場環境、戰爭手段等發生了深刻變化，戰爭形態向信息化方向發展。世界主要國家普遍進行戰略調整，以謀求新的戰略優勢。在戰略指導方面，美國提出了“先發制人”戰略，變“前沿存在”為“前沿部署”，調整全球態勢，戰略重心東移，突出強調全球利益和軍事力量的作用；並提出“空天一體”“網絡中心戰”“空海一體戰”作戰新構想，“基於能力，概念驅動”，建立航空航天遠征力量，加強網絡電磁空間部隊及其能力建設，塑造未來部隊，以圖鞏固美國的軍事優勢，確保在未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俄羅斯調整核威懾戰略，深化太空作戰理論，建立可靠的“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發展多重能力，提高核力量的整體水平；按照能應付各種規模戰爭和武裝衝突的要求，強調實施聯合作戰和信息戰，加強空天防禦和反恐作戰能力。英國、法國、德國等也着手製定戰略計劃，發展適應新軍事革命要求、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戰略武器系統，強調通過“系統集成”提高未來信息化戰爭的整體作戰能力。日本“專守防衞”戰略已發生變化，其軍事力量職能也由以本土防衞的“內向型”轉向外部干預的“外向型”，努力實現其向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的戰略轉變。印度提出最低限度有效核威懾戰略，組建陸、海、空“三位一體”核打擊體系，把建立現代化的遠洋攻擊型海軍作為實現“印度洋控制戰略”的主要途徑。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積極研究新的戰略理論，根據信息化條件下戰爭、戰役、戰鬥相互融合的特點，強調戰略決策、戰役指揮和戰術行動相結合，突出“兵力投送”“快速反應”“遠程攻擊”“精確打擊”等作戰理論，確立了多維空間整體作戰及爭奪制信息權的戰略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抗美援朝戰爭和歷次鞏固國防、抵禦侵略、保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鬥爭中，戰略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在運動戰階段，中國人民志願軍執行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進行了5次戰略性戰役，沉重打擊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陣地戰階段，志願軍執行“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戰略方針，在軍事上採取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以陣地戰為主，進行以坑道為骨幹的支撐點式陣地防禦和反擊作戰，粉碎了敵方多次進攻，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實行正確的戰略指導，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交織進行，以劣勢裝備與現代化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等方面都積累了許多新經驗，豐富了現代局部戰爭的戰略理論。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戰爭威脅的實際情況，為抵禦外來侵略，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領導制定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提出了加強國防建設、正確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建立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建設強大的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重視教育訓練，搞好戰備工作等一系列戰略方針、原則，為中國現代戰略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指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掌握應對現代戰爭的能力，多次進行邊境自衞反擊作戰並取得勝利，維護了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積累了在特殊地形、氣候條件下作戰的豐富經驗。中國自力更生，成功研製出“兩彈一星”，並承諾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核武器，堅持反對核軍備競賽；同時重視研究對付核戰爭、防備核突襲和實施核反擊，探討在核威懾條件下軍隊作戰和建設的一系列戰略問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鄧小平基於對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判斷，確定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由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提出了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的一系列方針、原則，明確提出堅持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戰略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在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提出軍隊建設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強調要把科學技術與國防建設和增強軍隊戰鬥力緊密聯繫起來，注重質量建設，精簡軍隊，提高戰鬥力；提出繼續堅持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堅持平戰結合，軍民兼容，依靠人民建設和鞏固國防；強調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等。這些理論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戰略指導思想，促進了中國現代戰略理論的發展。90年代至21世紀初，江澤民提出了加強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的戰略指導方針和原則。強調軍隊要堅決貫徹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維護國家的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保障國家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內外環境。在對國際戰略形勢的新變化進行科學判斷的基礎上，提出在軍事鬥爭準備上，把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在軍隊建設上，要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使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較大發展、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三步走”，加強全面建設，實現軍隊由機械化向信息化跨越式發展的宏偉目標，努力建成一支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人民軍隊。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胡錦濤對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戰略謀劃和科學回答。提出要正確認識時代特徵和國家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圍繞“三個確保”時代課題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堅持不懈地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加快全面建設現代後勤，實現軍隊武器裝備的自主發展、跨越發展、可持續發展，加緊培養大批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作為全局性基礎性長期性工作緊抓不放，積極穩妥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提高軍隊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緊緊依靠人民辦國防。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對戰爭指導和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全局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着眼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科學籌劃指導武裝力量建設、改革以及作好軍事鬥爭準備，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處理好戰爭和政治的辯證關係，把戰爭問題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籌劃；把預防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統一起來，把備戰與止戰、威懾與實戰、戰爭行動與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運籌；高度關注科學技術對戰爭的影響，進一步深化對高新技術戰爭的認識，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提高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必須不斷創新戰略指導和作戰思想；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保障。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胡錦濤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是中國現代戰略發展的指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核心競爭力、抵禦風險能力的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明顯提高，戰略迴旋空間不斷擴大，為國家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影響中國安全和發展的現實挑戰和潛在威脅仍十分嚴峻，軍隊擔負的歷史使命進一步拓展，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任務繁重而又艱鉅。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新形勢下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與時俱進加強戰略指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理論，努力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實行科技強軍戰略，加快國防科研和武器裝備發展，建立科學的體制編制和法規保障。中國新形勢下的戰略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適應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緊緊圍繞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貫徹新形勢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實行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服從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軍事鬥爭準備，預防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營造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的戰略態勢，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堅持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領域鬥爭密切配合，積極應對國家可能面臨的綜合安全威脅；保持維權維穩平衡，統籌維權和維穩兩個大局，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周邊安全穩定；努力爭取軍事鬥爭戰略主動，積極運籌謀劃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抓住機遇加快推進軍隊建設、改革和發展；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發揮聯合作戰整體效能，集中優勢力量，綜合運用戰法手段；立足應對最複雜最困難情況，堅持底線思維，紮實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確保妥善應對、措置裕如；充分發揮人民軍隊特有的政治優勢，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重視戰鬥精神培育，嚴格部隊組織紀律性，純潔鞏固部隊，密切軍政軍民關係，鼓舞軍心士氣；發揮人民戰爭的整體威力，堅持把人民戰爭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拓展人民戰爭的內容和方式方法，推動戰爭動員以人力動員為主向以科技動員為主轉變；積極拓展軍事安全合作空間，深化與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的軍事關係，促進建立地區安全和合作架構。中國現代戰略理論及其體系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得到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發展。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專門設立了《戰爭、戰略》分冊，作為具有獨立知識主題的內容進行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頒發的軍事學研究生教育學科目錄，戰略學為一級學科。1997年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一版，戰略學學科列為軍事學術門類的主導學科。戰略學科領域和戰略理論發展十分迅速，軍隊院校特別是指揮院校，均設立了專門的教學機構和研究隊伍，學術成果顯著。2001年中央軍委批准印發的《中國軍事科學體系研究》將戰略學作為一級學科，完善了其學科體系。在21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增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第二版，戰略學學科和戰略理論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二版根據新時期理論創新的要求，將戰略列為專門的知識門類，以軍事戰略和國防發展戰略學科為中心，包括陸軍、海軍、空軍、戰略導彈部隊戰略和武警部隊發展戰略學科，完善了戰略門類的學科體系。軍事戰略學科，包括戰爭與戰略基礎理論、戰爭準備與實施理論、戰爭指導與保障理論、武裝力量建設理論和外軍戰略理論等；國防發展戰略學科，包括國防發展戰略理論、國防建設發展戰略、國防科技發展戰略、武裝力量發展戰略和外國國防發展戰略等；為便於反映軍種戰略的特點和規律，特別將不同軍種的戰略設為學科，其陸軍戰略、海軍戰略、空軍戰略、戰略導彈部隊戰略學科，分別包括各軍種戰略基礎理論、戰略實施理論、戰略指導原則和外軍戰略理論等；武警部隊發展戰略學科，包括武警部隊發展戰略理論、武警部隊建設理論等，從而建立了較完善的戰略理論體系。在戰略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陸續出版了一大批有深度、有針對性的理論專著，如《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戰略學》《軍事戰略學教程》《軍事戰略思維》《軍事戰略概論》《毛澤東軍事戰略論》《鄧小平戰略思想論》《戰爭與戰略問題研究》《國防發展戰略概論》等，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21世紀，隨着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並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一場持續、深入的世界性新軍事革命正在興起，引起軍事力量和戰略手段的深刻變化，戰略理論面臨着新的挑戰，戰略也將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軍事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信息化武器裝備的不斷更新，軍隊武器裝備、體制編制和作戰理論產生革命性的變化，促使戰爭不斷適應高新技術的發展。其實質是將信息技術優勢與先進的作戰思想緊密結合，並推動軍隊建設和戰爭方式由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轉變。戰略理論的發展必須充分反映信息時代的要求，戰略研究內容和範圍也將發生新的變化。以信息化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將對戰略理論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信息化戰爭將成為戰爭的基本形態。隨着人類步入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信息產業已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信息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要素。從世界範圍看，信息網絡及其運用已成為戰略手段，信息戰武器將成為與核、化、生武器相提並論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保衞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將列為國家安全的關鍵利益因素。各主要國家均從戰略高度認識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採取切實可行的信息安全戰略對策，建立具有自衞和對抗能力的信息安全系統，努力探索與信息時代要求相適應的信息安全戰略理論，將創新和發展適應信息時代要求的戰略體系列為當務之急。進入21世紀，國際形勢和世界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出現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世界主要國家均抓緊進行戰略調整，研究並制定適應新的國際格局的戰略。超級大國憑藉強大的軍事高科技優勢，在全球加緊推行擴張戰略，力求確保在新的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主導地位，建立其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其他強國也相應地進行戰略調整，力求在新的世界多極化的戰略格局中，爭取更多的國際事務發言權，提高本國的國際地位，創造和保持有利於己的戰略環境。世界局部地區的熱點和矛盾突出，國際恐怖主義成為新的威脅，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將是戰略運籌的重點。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發展變化，是制定戰略的主要依據和影響戰略轉變的重要因素。未來戰爭將受到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地緣諸因素的更加嚴格的制約。不斷髮展變化的國際環境和作戰條件，將使戰略適應戰爭和國防建設實踐的時間跨度更加縮短。平時軍隊和國防建設，以及戰時戰略指導將面臨許多新課題。必須適應國際戰略格局的根本性轉變，以現實問題為重點，預測國際戰略形勢發展的趨勢，創新和發展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戰略理論，注重研究信息化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理論，以適應國際戰略形勢發展的需要。當代軍事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深刻改變了戰爭面貌，導致了新的戰爭樣式和戰略手段不斷出現，極大地強化了軍事力量的功能。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的遠程精確打擊能力和殺傷威力及其很強的作戰適應性和可控性，使其同時具有戰略威懾和實戰打擊的雙重能力。戰爭要素信息化、戰場對抗系統化、作戰空間多維化和作戰手段一體化將成為信息化局部戰爭的基本形態，非線式作戰、非對稱作戰和非接觸作戰將成為信息化局部戰爭的重要模式。空間技術、光電技術、氣象技術、遙感技術等高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太空戰、信息戰、環境戰等新的作戰樣式和手段出現；各種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出現，使作戰行動波及外層空間和深海領域；激光武器、無人駕駛武器、深海武器和機器人等新概念武器的廣泛運用，將出現“太空戰爭”“深海戰爭”“機器人戰爭”“無人戰爭”等新概念戰爭，不以殺傷敵人為主而以“震懾”對方為主的“零傷亡戰爭”亦將成為可能。人類對太空的依賴性和迫切性與日俱增，傳統的航空力量將發展為航空航天力量，爭奪“制空權”將向爭奪“制天權”轉變，太空將成為“發射能量的戰略高地”，進行“太空控制”和爭奪“太空優勢”將成為新的戰略制高點，陸、海、空、天、網絡電磁一體化的聯合作戰將成為主要戰爭樣式。當代戰略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受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制約。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已經成為戰略理論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未來信息化戰爭的實踐將加速檢驗和發展戰略理論，戰略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手段不斷增多，與科學技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戰略研究方法從以定性分析為主，逐步採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並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數學模型、模擬方法和專家系統等新的手段和方法，使戰略理論研究得以進一步發展。探索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徵的戰略理論和作戰方式，將使戰略指導的範圍進一步拓寬，新的戰略思想和理論將不斷出現。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信息技術成果，充分發揮信息化武器裝備威力的新作戰理論，將成為戰略研究的重點課題。

發佈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