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庵老人漫筆

戒庵老人漫筆八卷，明李詡撰。 本書是明代筆記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記載了有關明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保留了宋元人和明代人物言論行事及其詩文、書信；記述了明代的社會異聞。此書是他晚年的筆記，也間或對於學術上的問題進行了辨析，在一些問題的考訂上頗有見地。

《戒庵老人漫筆》是一部具有較高價值的明人筆記,但學術界對它的研究還不夠全面,尚沒有一篇專門系統地研究該書的論文,甚至以《戒庵老人漫筆》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也是甚少,這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其文獻學價值的發揮。

《戒庵老人漫筆》的版本不少,它的成書時間歷經了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四朝,是李詡隨事記事,隨記成篇而寫成的,因此該書的時間跨度很長,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四朝間的點滴變化。而且它的史料來源十分豐富,包括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記載、檔案資料和日常見聞等,因此該書的內容涉及面極廣,包括明後期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災異以及大量的文人逸事和筆墨,可補正史、詩文集等之不足；此外《戒庵老人漫筆》也有一定的考據學價值和書證價值,總而言之該筆記有着豐富的文獻價值。 ^[1] 

晚明是一個競奢時代，其競奢之風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並與晚明商品化生產發展相始終。明代奢靡之風肇始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增加與“鄉里人民”經濟狀況的改善，給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條件，明代社會風氣隨之發生變化。從成化到正德的數十年間，是明朝士大夫們最感優異的時代，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物質與文化生活都十分愜意，隨之社會生活中奢靡之風逐漸興起並發展起來。其實明朝中葉以後，人們不斷批評奢靡，但幾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評奢靡成為一種不可少的程式，而並非一定要去改變這種現象。這也是晚明奢靡風氣不可改變的重要原因。

僱傭勞動。譚曉農業經營不可或缺的是僱傭勞動，他的田地之耕作，魚豕之養殖，以至農閒時捕蟲而售，無一不是商業行為。

凡佃人，每户課其紡織娘凡幾枚，以小麥杆為籠盛之，攜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織娘即絡緯也，覓之草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納(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談參傳》)。

既然以每户為單位課收其所獲昆蟲，則所僱當為一家一户的僱工。那麼，譚曉所能夠使用的僱工又是什麼人呢？在人口流動相對常態化的現代中國，富裕地區農業生產的僱工，往往是隻有農業生產勞動技術的貧困地區農民。但是，在人口流動並未常態化的明朝中葉，會有什麼人願意到地主家成為僱工呢？

常熟當地的農民在將土地出售給譚曉這樣的農業經營大户以後，或以捕魚為業，或者去附近的城鎮打工，成為城鎮化以後的城鎮農民工。譚曉所僱者，應該是部分出賣田地後的農户，以及當初就沒有田地，或者僅有很少田地，而只能佃種地主田地的農户。

這與我們所熟悉的男耕女織式的中國自然經濟相距又何其之遠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