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孔子

該詩立足現代的理解和需要，同時依靠史實，塑造了一個既真實，又對現代文化發展有鏡鑑意義的孔子。 ^[2]  向以鮮所寫的聖人的面孔是多樣的，有對民眾的愛，如《魚的政治學》；有對兒子的愛，如《鯉兒》；有對於民俗的觀察，如《防手》；有和隱者的對話，如《問津》；有春祭的愉悦，如《舞雩》；有以荷蕢者為師，如《擊磬》；有對於禮的堅持，如《羊的儀式》；有寫邏輯雄辯如何輸於荒唐之言，如《逸馬實驗》；有寫聖人看向遙遠空闊裏的妙悟真諦，如《白色幻象》；有寫君子之於物的堅持或被物的遮蔽，如《冠纓與煤灰》；有寫聖人的自我選擇，如《車手箭客》。 ^[4] 

《我的孔子》是向着華夏文明道統迴歸的神聖寫作和意象重構，在引子《聖人的十張面孔》中，詩人重構了“聖人”意象的十張面孔：星辰、山嶽、舞者、詩人、愛人、預言、戰士、失敗、猛禽、塵埃，這是對於聖人恢宏的引入，是從“言”所構造的“象”的角度去追尋“道”的不可見的蹤跡。聖人就是道之所在，他高到星辰的閃耀處，“如果是神，就應該只説一句話，而這句話是完整的。發出的那個聲音不能低於宇宙、或者少於宇宙的總和。聖人有着星辰的面孔，璀璨又遙遠，那是詩意的光源所在。一旦失去，我們將生活在永生的黑暗中，仰首不見羣星，沒有光，勿寧死”。聖人也可以低到塵埃的卑微裏，“也就是一粒細小的、卑微的、看不見的、浸透血泡滿淚的、千人踩萬馬踏的塵埃。‘灰塵裏的聲音對他從未失效，當他感動於神的榜樣’”。

《我的孔子》可能在確立着當代中國意象詩學的標竿性尺度。如何做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如何做到天籟鳴奏、天機自運，那就是讓心象敞開，返歸宇宙大象的萬千殊相中，去洞見神聖之道。聖道之純一不可見，但聖道的肉身具象可感，向以鮮就是要向讀者描述聖人作為人子的萬千殊相，他還是山丘，“大地的完美表達，清芬自挹，蒼翠宜攬”，他也是舞者，“在綠洲與荒漠中舞蹈，在甘霖與枯槁中舞蹈……在舌頭與刀尖中舞蹈，在生命與死亡中舞蹈”，他無疑也是詩人，“從第一聲啼哭開始，從訣別父親與兒子那一刻開始，從翻斷書簡與春秋那一刻開始……聖人就是來自宇宙深處的詩人”。

向以鮮何以能從這麼多殊相角度去看到聖人的豐富面孔，這或許是源於他作為一種民族詩人的身份自覺和對於變幻中的純粹的把握。作為一位民族詩人，他始終注重從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裏汲取精神的源泉。他也永遠以學生的態度向着天地萬物頂禮，他的心中永遠有着一種謙卑的精神，他始終是跟隨着民族的聖人前行的真理尋求者。他以他的詩篇與一個精神上不斷下滑的民族庸俗狀態戰鬥，他承擔起了聖人交付的使命與職責，成為這個時代的戰士，不斷遭受失敗，卻始終不曾放棄。他有着愛人之心，愛着他的民族和人類，他像猛禽一樣擊打人類的低俗狀態，“沒有血性的聖人，不是真正的聖人；沒有絕世的招術，豈可當得了猛禽”，在描述聖人十張面孔中，詩人希望朝着聖人的方向前進，成為聖人在21世紀的學生。

《我的孔子》從詩的維度抵達了哲學的根本性精神，構建了當代中國人進入華夏曆史信仰的道路——傳承和重建。只有傳承，華夏文明的歷史之路才成為真正活的傳統，而不止是故紙堆上的文獻記錄和地下墓葬中的實物遺存。傳承，就意味着傳統要從文字書寫和物態存在進入個體生命的血液和靈魂，讓個體生命關聯着民族生命，有了從時間性向着歷史性的生成。只有重建，才有以華夏文明的道統來應對當代世界的複雜文明問題，而後喚醒偉大傳統中所必有的先鋒精神和現代意識。華夏文明作為世界的本原文化，既具有獨特的生存體驗和文明創造，又內藴着的普世性的價值尺度。向以鮮以長詩《我的孔子》為代表的系列詩篇，就是在華夏文明地基上重構着華夏民族的現代文明，那孔子作為“時之聖者”的化感通變精神必能為華夏民族的現代轉向培育出肥沃土壤。 ^[4] 

2015年12月，該詩獲第三屆天鐸詩歌獎。 ^[3] 

朦朧詩派代表人物楊煉：“向以鮮的《我的孔子》，語言簡單節制，但言近而旨遠，質樸中深藴沉思。作者採集關於孔子的經典片段，以重組結構重寫，以現代文本疊加古典層次，從而凸顯出標題上‘我的’一詞的重構含義。這不是對孔子生平的客觀記述，而是一幅他的精神肖像。” ^[3] 

《我的孔子》首發於《中國作家》文學版2015年第6期，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16年4月出版。

向以鮮，1963年生於四川萬源，現居成都，詩人、學者，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研究員。著譯有《超越江湖的詩人》《詩：三人行》《唐詩彌撒曲》《觀物》《我的孔子》《中國曆代職官辭典》《中國文化史探秘》《中國石刻藝術編年史》及長篇歷史劇《花木蘭傳奇》等。曾獲1985《飛天青年詩報》優秀作品獎、1988《詩歌報》首屆中國探索詩大賽特等獎、2015天鐸（乙未）詩歌獎、2015世界華語詩歌大會一等獎、2015《詩歌月刊》首屆DCC杯全球華文詩歌獎、2015李白杯詩歌獎、2015《成都商報》年度詩人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