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年輕時于勒大肆揮霍，人財兩空，被看成是流氓，落得掃地出門的地步。既至美洲，賺了小錢，兩年後又發了大財，成為大家的“福星”。菲利普一家渴盼有錢的于勒歸來．二姐也因此找到了未婚夫，一家人都很高興，出國到哲爾賽島的旅行，他們在船上卻見到一個酷似於勒的窮苦的賣牡蠣的人，菲利普先生在船長那裏得到了信息及驗證．不但發財的夢想化為烏有，進入上流社會的美夢成為泡影，眼下二女兒的婚事也岌岌可危。最後全家不動聲色地改乘聖瑪洛船回來，以免再次碰上于勒回來見他們。最後再也沒見過他。

《我的叔叔于勒》最初發表於1883年8月7日《高盧人日報》。 ^[1] 

19世紀80年代，正是法國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發展的時期。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出現了延續二十年的農業危機，工業技術發展緩慢，工業危機也時起時伏。財政寡頭為了轉嫁危機，一方面向國外大量投資，加緊侵略殖民地；另一方面，在國內加緊盤剝勞動人民，使小資產階級大量貧困破產，一部分不甘心破產的小資產階級成員，紛紛踏上了漂洋過海的險途，企望在美洲、亞洲甚至非洲闖出一條大發橫財的生路，夢想着有朝一日腰纏萬貫榮歸故里。同時，在文化思想上更加緊用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腐蝕毒害廣大羣眾。這篇小説所報寫的小資產階級日益貧閒的境遇和他們海外發財的幻想以及拜金主義的人和人的關係都清晰地反映着時代的面目。 ^[2]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菲利普是靠低廉的薪水度日，由於檔次較低的生活消費水平，使得他們不得不逃避親戚朋友的宴請，還要在女兒婚事上大傷腦筋。但菲利普一般會在辦公室工作到很晚，凸顯工作的勤奮；菲利普的妻子的節省能夠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上體現，凸顯生活的節儉。就算如此的克勤克儉、兢兢業業的生活，可這對夫婦還是在社會最底層生活。就是因為這樣的窘迫家境，在遊船上與窮困潦倒的于勒相遇時，逃避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確實，這是冷酷無情的做法，但是若不這樣選擇，就不能保住女兒的終生大事，由此能夠顯現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勢的重要性。他們的窮困如此的遮遮掩掩，如果只因于勒的出現破壞了女兒的終身大事，菲利普夫婦所承受的一切都會失去意義。 ^[3] 

于勒是一個失敗者，受害者。早期：行為不端，糟蹋錢。中期：正直，有良心。晚期：自食其力，不拖累人。

“我”是小説裏的敍述者，説明小説的思考角度是以一個未成年人為基準，是對成年人世界裏所存在的複雜事件進行仰視。小説中判斷、解釋的段落幾乎沒有，更多的是以理解的方式看待父母和于勒叔叔，是通過敍事的手段，帶領讀者一同體驗成長的窘境。例如：“我”為于勒叔叔付錢的過程中，“我”無意中看到了于勒叔叔的手，那雙手是水手的手，佈滿了皺紋，“我”將眼光落到于勒叔叔的臉時，映入眼簾的是佈滿愁容的臉，因窮困，促使于勒叔叔不得不狼狽不堪的生活。這時，“我”將十個銅子的小費放在了于勒叔叔手中。這一系列的描寫都證明了“我”這個敍事者充滿了莫泊桑的理想和希望。 ^[3] 

小説中刻畫的幾個人物，都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菲利普太太是個精細機敏，尖刻潑辣，虛榮心強的小市民的婦女，由於貧困，她一面極力節儉度日，勉強支撐門面；一面又經常遷怒於丈夫，説刻薄話發泄怨氣。菲利普的性格，沒有菲利普太太那樣鋒芒畢露，比較軟弱老實，遇事容易慌張，隨機應變不如菲利普太太，但愛擺架子的習氣，似乎又有過之。他們兩人對待于勒的態度，或親或疏，或褒或貶，都是以金錢利害關係為轉移的，看後，令人覺得可卑、可厭、可憐、可笑。但他們並不使人覺得可恨，因為他們既不是陰謀狡詐的歹徒，也不是胡作非為的惡棍，只不過是拜金主義的可憐蟲而已。小兒子若瑟夫，在小説中是唯一同情于勒的人物，他對父母拒不認親的作法不以為然，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卻無力改變于勒的處境，只能用給小費的方式，求得良心上的安慰。由此可見，于勒的命運，不取決於人們的心腸好壞，性格如何，而是由社會制度和佔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觀念所決定的。

這篇小説，通過菲利普一家對待于勒態度的前後變化，形象地展示了小資產階級愛虛榮、向上爬的卑俗心理，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和人的關係，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是“冷酷的現金交易”，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黑暗和腐朽。 ^[2] 

不過，這篇小説揭露批判人性的自私冷酷、極度虛榮的心理的時候，也反映了小人物的辛酸與無奈；同時，也通過寫約瑟夫對窮於勒的憐憫，表達了看重骨肉情意、同情貧弱者的思想感情。 ^[4] 

于勒始終是菲利普一家孤懸海外的一個希望，是這個窮困家庭為自己設想出來聊以自慰的一個美好的夢想，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于勒象徵着社會底層小人物無奈人生中的灰色希望；是希望，但不可能實現，一經觸碰就化為虛無，這恰恰反映出小人物的悲哀和理想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而這篇小説恰恰犀利而無情地揭示出了這種希望凋敝的過程。用虛榮之類的措辭來指責這個家庭是不合理的，一個卑微的家庭在深受貧窮折磨後仍然能夠對生活抱有體面的希望這是值得尊重的；至於在船上不與于勒相認，固然有其個人利害關係的計較，但仍然情有可原，菲利普夫婦看似無情的表現其實包含着生活的情非得已，“貧困的生活導致了美好人性的缺失。菲利普一家的天性還是善良的，但是當時的處境讓他們有了那樣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莫泊桑給予這家人更多的是悲憫而非批判。 ^[1] 

莫泊桑在悲觀地描述社會現狀時，能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找到生活中的亮色，希望能給讀者一些心靈上的温暖，希望能救贖那漸行漸遠逐漸世俗化的靈魂。若瑟夫的形象正是這種矛盾思想的展示。

作者讓若瑟夫剋制衝動平靜地喊出“先生”後，又讓他冒着被母親指責的危險多給了于勒十個銅子的小費。這些小費會讓母親心疼，但能讓若瑟夫的良知稍稍得以安慰，這也讓讀者在壓抑中輕輕鬆了一口氣。 ^[5] 

小説的情節上顯得相對獨特，這是一個故事中的故事，但卻緊緊圍繞着于勒的形象來構述文章，展開情節的，而全家人到澤西島的旅行成了文章的主體部分，也是文章的高潮，因為在這裏所有的故事將出現重大的轉機。因為所謂的富翁于勒此時只是個行乞的人。就像評論家所説的，這是個發人深省的文章的結尾，展現了完全的冷漠的人際關係。當然文章的細節描寫也讓文章生色不少，就像文章中提到的父親面對妻子的責備的神態：他總是張開了手摸一下額頭，好像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並且總是一句話也不回答。

而在另一個方面，文章採用了第一人稱的寫法，以“我”的視角作為文章發展過程的見證者，更是將文章的諷刺力度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就像評論家所説的：忠實地描寫精神的醜惡，比一切攻擊他的話要有力得多。於是文章就因此展現了不同的人生世相，由菲利普的容易緊張和愛慕虛榮的架子，甚至是菲利普太太兩難的矛盾性格：一方面為了維持家庭的生計的勤儉，另一方面是奢望富裕的虛榮。 ^[6] 

通過人物語言、行動、表情揭示人物豐富的心理活動，細膩地刻畫人物韻性格特點。如菲利普認出賣牡蠣的窮水手就是于勒時，“突然好像不安起來”，這是心裏驟然緊張所致；“他向旁邊走了幾步”，是想躲開于勒的目光，怕他認出自己來；“瞪着眼”看女兒、女婿，是怕他們覺察出這個秘密。這裏一系列行動描寫，加上表情的描寫，層次分明地寫出了人物緊張、恐慌以致失魂落魄的心理狀態。菲利普夫婦的性格特徵，隨着語言和心理變化，一層層的發展。 ^[7]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語文 七年級 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語文 九年級 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 

《義務教育教科書 語文 九年級 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新版 部編版。 ^[10] 

莫泊桑(17張)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國作家。1850年8月5日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底省的一個沒落貴族家庭。1870年到巴黎攻讀法學，適逢普法戰爭爆發，遂應徵入伍。退伍後，先後在海軍部和教育部任職。19世紀70年代是他文學創作的重要準備階段，他的舅父和母親的好友、作家福樓拜是他的文學導師。莫泊桑的文學成就以短篇小説最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説巨匠的美稱。他擅長從平凡瑣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義的片斷，以小見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實。他的短篇小説側重摹寫人情世態，構思佈局別具匠心，細節描寫、人物語言和故事結尾均有獨到之處。除了《羊脂球》（1880）這一短篇文庫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還創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883）、《兩個朋友》（1883）、《項鍊》（1884）等在內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的短篇佳作。莫泊桑的長篇小説也達到比較高的成就。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