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學

“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

我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説，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 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件事。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瞭解我，我講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説的情景發泄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説《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小説月報》上發表。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用不着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惟一的長處是小説讀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夠到手的就讀，讀了也不完全忘記，腦子裏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着同敵人戰鬥。那一堆“雜貨”可以説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麼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問我你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①我説，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麼多作品，你怎麼説不是文學家呢？”我説，惟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説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彷彿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髮。

我説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説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説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説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説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濃妝豔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醜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説：“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盜名欺世、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間我寫了後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説。裏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第二個二十年裏面，新中國成立了，一切改變了，我想丟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鬥，後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標語説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張春橋公開宣佈，我不能再寫作。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事實是這樣，“四人幫”垮台以後，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我常説：“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讀者們要我寫作用不着等待長官批准。“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

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制定五年計劃，宣佈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説），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着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製造輿論，就是希望別人不要來干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後一次為爭取寫作時間而奮鬥。

我要奮筆多寫。究竟寫什麼呢？五本《隨想錄》將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本小説將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説：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員吧。我又説，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每一個人都作了表演，出了醜，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説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於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讀者許下的願，我用讀者的口説出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瞭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着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