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的故事

小説完全以一個黑人小男孩的眼光看南非的現實。黑人社會活動家索尼的兒子威爾，無意中發現自己崇敬熱愛的父親和一個白種女人在一起看電影，猜忌、憤恨由此產生，原本和睦温馨的家庭也被籠罩上一層陰影。索尼失去了兒子的愛。女兒貝比由於不堪家庭的特殊氛圍和嚴酷的社會現實，企圖自殺未遂，後又偷越國境參加了自由戰鬥隊。他妻子後來雖也成為一名革命同志，但與他之間的隔膜卻永難消除。這是一個家庭悲劇，也是一個社會悲劇。 ^[2] 

這部小説寫於1990年，正值南非種族隔離後期。種族隔離時期，白人政府施行嚴格的審查制度，殖民地人們的話語權被剝奪，書寫被壓抑。一直以來，關於殖民地的歷史都是由白人殖民者書寫的西方眼中的東方歷史，宗主國通過控制語言文化實施文化宰割和文化霸權，真正的南非歷史和現狀得不到展現。非洲作為西方世界的他者，一直是被言説的，非洲歷史亟待被本民族人民再書寫。歷史的反寫一方面“並不在於對事實的改寫，而在於對事實不同的價值判斷”，另一方面還需填補沉默羣體的歷史空白。 ^[3] 

威爾出生於一個有色人種的家庭，但他的父親卻給了他一個快樂的童年。在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還很嚴重，黑人和有色人種的生活受到了種種壓迫和排擠，但威爾對此卻沒有多少特殊感覺。

在某個為白人設置的電影院中，威爾看到了和白人女子漢娜在一起的父親。他深感震驚，憤恨和猜忌。威爾開始憎恨父親，不知如何去面對他，更不知如何面對自己深愛的母親。為了不傷害母親，他只好和父親一起對母親隱瞞了真相，成了父親的同謀。這時的威爾不知何去何從，只有讓自己埋頭於書本之中。他厭惡父親，經常故意做一些父親不願意他做的事情來傷害父親。

母親被捕入獄後，威爾和父親一起努力，共同救出母親。經歷了痛苦蜕變後的他不再憎恨自己的父親和漢娜，他更愛自己的母親，更愛自己的同胞。他成了一名作家，下定決心要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出自己的貢獻。 ^[4] 

威爾的父親。索尼從小聰慧善學，後來當上一名小學教師，成為一名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他關注黑人的解放事業，並具有演講、組織等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受到黑人的支持與尊敬。由於組織學生遊行示威，被免去了教師職務，並被告誡不能再在教育行業工作。於是他成為了一名職業的反種族隔離、反白人統治的黑人領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黑人解放事業之中。 ^[5] 

他原本有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但是因為革命的緣故，他認識了白人女子漢娜並與之發生了婚外戀，自以為自己的雙重生活無人知曉，但是不巧被自己的兒子威爾無意撞見。從此家庭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1] 

威爾的母親。艾拉本來是一位美麗善良、賢妻良母型的黑人女性，首先是理解並且支持索尼的工作，後來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貌合神離也加入了女兒的革命事業。 ^[5] 

威爾的姐姐。貝比繼承了母親的美貌，但與母親不同，貝比自由奔放，大膽叛逆。她的早熟讓她無法成為乖巧地待在家中的女孩。她抽煙酗酒，到處派對，很小就知道如何在男人面前展現自己的魅力。父親的婚外情讓她無處發泄，她甚至用吸毒麻痹自己，生活愈加墮落。貝比是充滿緊張感，個性張揚，需要宣泄的，她曾嘗試了割腕自殺以獲取父親的注意。年少的貝比對自己的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革命使命十分迷惘，只能採取極端激烈的方式表達憤怒與反抗。之後的貝比在革命大潮的影響下逐漸成長成熟，成為了一位母親和一名積極的革命戰士，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獲得了身份的認同。 ^[3] 

索尼的情婦，是個白人女子。她是某個人權組織的代表。她的任務是負責監督對政治犯的拘留和審判，幫助黑人運動中的人和他們的家庭。她不是敵視黑人的白人。她的生活經歷並不順利，媽媽未婚生下她，之後又給她找了繼父，她自己的婚姻也在中途夭折。由於政治鬥爭的誘惑和魅力，她選擇了南非。 ^[1] 

在威爾的家庭中，每個人都在成長，都叛離了自己早期的思想和生活，他們在反叛中成長，成熟，因而這部小説可以説是一曲成長之歌。他們的成長和背叛是相互依託的，相互融合的，是南非種族隔離社會一種特殊的產物。

威爾出生後，儘管家境不富裕，他的小學教師的父親努力使他和姐姐的生活小圈充滿了温馨。在兒子的眼中，父親和別的黑人不一樣，他是一名稱職的教師，是受人尊敬的，對孩子尤其是女兒百般寵愛。在這樣温馨的家庭環境中，威爾和姐姐貝比有一個幸福的童年，直到他十五歲。在這個童年裏，威爾是天真的。

但是，由於索尼和妻子艾拉沒有共同語言，索尼和白人女子漢娜走到了一起。一次偶然相遇時，威爾得知了這一切。作者在書中這樣描寫威爾的痛苦：“一個男學生的鹹濕夢。我父親的情人。但是那天晚上我沒有色情狂想。我在黑暗時醒來。對一個青春期的男孩來説允許自己哭泣是難以忍受的；那哭聲很可怕，我想恐怕是因為碎掉的是他的聲音。”姐姐自殺未遂和母親的被捕入獄使威爾對父親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層。這時的威爾每天都處於深深的痛苦之中，極度彷徨，迷茫。

在痛苦中，威爾把自己和家庭、和世界都隔離開來，他讀完了父親的莎士比亞，讀完了父親書架上所有的書，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大學，在思想上開始頓悟，有了初步的成熟。但他真正的成熟還沒有到來。

母親被捕入獄後，威爾和父親一起努力，共同救出母親。考慮到諸多因素，母親保釋後在上級的安排下，選擇流亡到國外，繼續戰鬥。母親走後的一天早晨，有個女孩給他們送來了一封信。當威爾看到送信的女孩時，他突然為他的民族感到一種驕傲，一種自豪。“在那些緊張的片刻，我的情感中突兀地生髮出另一種東西；那就是為我們的人民感到驕傲，他們穿着樸素，誰也猜不着他們竟是在為解放鬥爭服務。”救出母親，並在母親出國後，威爾在心理上達到了真正的成熟。他對自己家庭，對自己民族的理解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和父權制度的雙重壓迫下，黑人女性失去了話語權，她們以沉默來對抗這個不公平的世界。艾拉最初就是這樣一位女性。在種族隔離制度下，艾拉常常感受到白人對黑人的種種限制，經常遭遇到難以言説的尷尬。但是，在婚後的最初幾年裏，她和索尼齊心協力，努力工作，認真生活，共同養育一對兒女，營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圍，生活得雖然簡樸，但是很快樂。

索尼被捕後，艾拉拒絕接受漢娜代表的某組織的經濟援助，堅強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這時的艾拉對革命沒有太多的理解，只是覺得丈夫是對的，自己只是出於對丈夫的愛，艾拉開始自立，幫助丈夫承擔家庭的重擔。

然而索尼出獄後，和白人女子漢娜走到了一起，敏感的艾拉猜到了一切。父權制度下成長的她沒有和丈夫大吵大鬧，只是默默的忍受丈夫背叛所帶來的痛苦以及生活的壓力，把不幸和悲傷深深地埋在心裏，她也沒有悲泣自憐，沒有被挫折、不幸和痛苦擊倒，她勇敢地面對這一切。

隨着時間的流逝，女兒貝比也參加了革命，艾拉也開始覺醒了，成熟了。她理智地作出了選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鬥爭在成長，在鬥爭中新生。艾拉看女兒回國後剪掉了長髮，摘掉了耳環。在家庭裏，她也開始有了決策權，不再是一個以丈夫為中心的家庭主婦了。全新艾拉的迴歸讓人感到陌生，以至於威爾説，“她再也沒有回來過，逃脱了。我的母親，她永遠地離去了。”在被捕出獄後，她義無反顧地離開祖國，繼續未盡的事業。她失去了個人的愛隋，卻擁有了對人民和祖國的博愛。艾拉打破了種族和性別加諸於女性身上的雙重限制，她重新詮釋自我，展示自我。她這一完美光輝的形象展示了黑人女性人格的獨立以及獨立於愛情之外的自我實現，表現了黑人女性意識覺醒的必然。

貝比有着幸福的童年時代，父母都很疼愛她，尤其是父親，對她是寵愛有加。她很珍惜和睦的家庭生活，利用業餘時間打工掙錢來貼補家用。這是貝比沒有困擾，是天真的、稚嫩的。

但是，父親對母親的背叛，無異於給她幼小的心靈插上了一把尖刀。為了不讓母親受到傷害，貝比將真相深藏在心底，處處維護一個父親的形象，維護一個完整幸福的家庭。貝比開始迷惘，開始沉淪了。

然而一顆稚嫩的心靈終究承受不了太多太重的壓力和痛苦，家庭的變故讓貝比性格變得很反常。她“帶着憂鬱的神色從一個街角盪到另一個街角，説話輕佻而粗俗——她可是受過我母親的柔言細語和我父親的莎士比亞詩歌的薰陶的呀；即使遇到的是小事她也會情緒爆發一番……”“貝比顯然吸過毒，她那種超常的活潑是深深鬱悶的結果”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她企圖處理好所知內情的一片苦心。最終，在承受不了這一切痛苦之後，貝比無比絕望，她選擇了自殺，企圖以生命來挽回父親。

貝比的自殺行動沒有讓父親回到母親身邊，她只有選擇變得更加堅強，她在痛苦中離開了祖國，加入了革命者的隊伍。

索尼原本是一個盡職盡責、試圖以不斷進取保持自己尊嚴和內心平靜的小學教師，同時也是一位好丈夫和父親。但是面對充滿輕蔑和歧視的種族隔離政策，黑人的尊嚴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擊。索尼這個莎士比亞的崇拜者從來無權進入城裏的公共圖書館；甚至，連與白人共坐一條板凳、共進一間電影院的權力都沒有，更別説同居一個屋檐下、同室乃至同牀了。

在擁擠、混亂的所謂黑人集中營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索尼覺醒了，他終於認識了憑自己的一紙文憑並不能帶來穩定平等的生活，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實現美好平等的生活。因此當警察槍殺了學校的學生時，他站了出來，帶領學生走上了街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專業反種族隔離的社會活動家。

但是在革命過程中，他結識了為某一人權組織工作的白人女子漢娜，她和索尼心有靈犀，相互理解併成為情人。但是他們在一起看電影時被兒子威爾看見了，從此，索尼失去了兒子的愛，接着也失去了女兒的信任，和妻子也形同路人。最後，他的情人漢娜也隻身前往國外，只留下孤獨、哀傷、不斷衰老的索尼。

經歷過種種事件後，索尼思想上逐漸成熟，他開始繼續着自己未盡的事業，而且和兒子之間也有了更好的溝通，他告訴兒子：“我們是那種鳥，你知道，它叫做鳳凰，它總是在灰燼中再生。監獄關不住我們。汽油彈消滅不了我們。這條街——這整個國家是我們的生活領地。火阻止不了我。它也阻止不了你。” ^[4] 

小説作者在第一人稱的視角敍述藝術中，熟練地利用敍述者，自己成為幕後操縱者而不露馬腳，敍述者完全被固定在內視角位置上。因為第一人稱敍述者威爾的有關自己的所見、所感、所悲、所喜是可信的、動人的，讀者不知不覺地忽略了作者——這一幕後操縱者的存在。如此，作者與敍述者的距離增大，作品真實感和可信度大大加強。

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藝術再現生活，第一人稱視角的觀察和描述都具有單向眭、侷限性等特點。因為”我”盤處在某一局部位置，其敍事視角和範圍受到嚴格的限制，作家只能從“我”所見、所聞、所感去描述，這種敍事無論怎樣內化、開放，從一個單一的視角反映出來的世界畫面總是有限的、局部的，與第一人稱視角敍述手法相比，第三人稱視角敍述手法有較大的自由度。在《我兒子的故事》裏，我”敍述者目睹了發生在我、我父親、母親、姐姐之間的故事，其敍述顯得自然、真實；而“我”這一視角框架蚪的故事則通過全知敍述的第三人稱視角來完成。“我”長大成人之前或説”我”記憶中沒有痕跡的，“我”視線以外的父母間的故事，父親及其情婦間的故事既是獨立的，又與“我”視角內的故事互為補充，相互説明，聯成一體，使小説成為有機整體。

戈迪默不僅正視第一人稱視角的侷限性，而且在運用第三人稱視角對故事進行補充時，仍然從一個孩子——對事實真相本身持模糊概念——的觀點出發，其敍事視角和範圍仍然受到限制，體現了並未“全知”的敍事特點，引人猜度，從而使文本獲得模糊美。

在情節上，小説沒有交待艾拉和貝此是如何得知索尼的情變的；貝比是如何參加革命的；艾拉又是出於何種考慮加入鬥爭、最終出境的。

在心理描寫上，細膩、詳盡與簡略、模糊相交錯。例如，作品對艾拉內心的苦痛沒有展現。其實她的心靈碰撞是相當劇烈的，表面上卻違反常理，異常平靜，沒有捶胸頓足的號啕，沒有怒不可遏的斥責。愛情的悲劇如同燥熱的溶岩，在艾拉的心靈深層翻滾。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不寫艾拉心靈激情的澎湃，而寫她入獄後等待宣判的鎮定自若。艾拉的鎮定，更能反映出其心靈深層藴藏着豐富的激情。

在人物的外貌描寫上，小説也少有工筆，甚至對主人公索尼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沒有留下多少印象，就是作者讚賞的人物艾拉，小説也沒有像巴爾扎克等傳統現實主義作家那樣精雕細刻。小説着力表現的是人物外貌行為折射的心理變化。

在語言運用上，無論是敍述語言，還是人物對話，都簡約、含蓄。在一定程度上留下敍事的盲區，它提供了多種理解的可能，讀者能夠從貌似簡單的故事裏挖掘出深刻的內涵，從而在解讀的戲劇性過程中獲得極太的滿足。 ^[6] 

它（我兒子的故事）的主題是在一個難以容忍的社會中的愛情，以及存在於通往變化的道路上的複雜情況與種種障礙。……這部小説頗具獨創性與啓示性，同時又因其富有詩意而迷人。

——瑞典學院 ^[7] 

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作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也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南非作家。她的長篇小説和短篇小説描述了南非的防備性社會準則對每個人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代表作品有：《七月的人民》、《大自然的運動》、《我兒子的故事》。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