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

敍述者D-503是大一統社會的一名工程師，他們的統治者要求他們撰文以歌頌自己的國度，主人公自信的認為只要對自己的生活如實記錄，便是一首頌歌，所以他共記了40篇日記，碰巧的是在這期間他愛上了一個不屬於自己世界的I-330，她不贊同他們的生活方式，試圖藉助D-503的幫忙通過革命來改變這種生活狀態。但最後，D-503的理智戰勝了情感，他去做了靈魂摘除術，I-330由於革命失敗，被處死。D-503又恢復到原先的生活。 ^{[2]  [3]} 

俄國的反烏托邦小説有自身的傳統。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這一時期，俄國農奴制越來越走向沒落，社會一切矛盾都開始激化，起義、革命此起彼伏，整個社會處於動盪中。許多愛國的作家，一邊在對未來美麗的新世界進行憧憬，一邊根據自己看到新的社會弊端來寫作些反烏托邦小説。從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説奧托耶夫斯基的《無名城》開始，到20世紀初比較有名的反烏托邦小説，如費德羅夫的《2217年的一個夜晚》、勃留索夫的《地球》和《南十字星共和國》都提到了工業文明和自然、人性的衝突。而這些小説都對扎米亞京的《我們》或多或少地產生過影響。 ^{[4]  [9]} 

《我們》寫成於1921年，蘇聯20、30年代之後愈演愈烈的社會弊症當時還在萌芽狀態。與其説扎米亞京在誹謗蘇聯社會，不如説這是表明他由於對現代社會初見端倪的弊症的尖鋭目光和思想預見力，對之後幾十年可怕後果的不幸言中，諸如戰時軍事化、集權化、工業化等等。 ^[2] 

在小説中，男主人公D-503經過迷惑、醒悟、猶豫、徘徊、鬥爭與自我批判後，擺脱不掉那“自古以來人類就有的不自由意識”最後被迫迴歸到他原來的安分守己狀態，因為他的“我”無能對抗代表“我們”的“救世主”。 ^[4] 

小説的女主人公I-330堅信“無限革命”的辯證法，她“眼睛深處的火爐”是她熾烈靈魂的象徵，她熱愛紅色的力而貶低藍色的嫡，她堅持反抗直到被關進鍾玻璃罩受刑。 ^[4] 

O-90孕育着新的生命，她身上偉大的母愛象徵着飽受苦難的俄羅斯母親，同時也象徵了人類永恆的母親。這樣偉大的人類母親一定會戰勝所有的困難，使嶄新的生命來到世界。 ^[5] 

人的本性不能被預先界定，因為它不能被預先構想出來，人本身僅僅是存在着，只是後來我們才成為了我們本質的自我（薩特語），薩特進一步解釋説，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是，我們首先存在着，遭遇我們自身，出現於世界之中，然後我們才界定自己，成為我們所創造的東西。

《我們》嚴絲合縫地具象了上述抽象的哲學意義，那些無名無姓、只是作為數字符號活着的人，在權力意志驅使下不僅“沉淪”，同時還在自己的行為中證實了自己，成為了他們所創造的東西：什麼也不是。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所謂“他們所創造”，並非指人的無條件的自由選擇，這是因為，早在人的存在之前就已經有一種東西先於人而存在了，人只是存在在存在之中。還可以這樣説，人的存在歸根結底取決於先於人的那種存在，是那種存在決定着人的存在，否則，人們就將無法理解在《我們》中為什麼所有人都做了用編號活着的選擇。人們知道那不是自由的選擇。人的主體性早已被先於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那種強力的脅迫之下了，人所收穫的，不過是這種脅迫的一個後果罷了。 ^[6] 

主人公情慾的甦醒和對親情的渴望意味着，曾經看上去壓倒一切的“我們”只是極度壓制了“我”的存在空間，以至於人們都意識不到“我”的存在了。而事實上，“我”一直就深藏在意識的最深處。當時機來臨，“我”便像野草一樣，恢復了強勁的生機，一改以往被壓制的狀態，不可阻擋地燃燒起來，與高高在上、冠冕堂皇的“我們”形成對峙和衝突。主人公後來發現，他不是唯一背叛大一統帝國的號碼。大一統帝國內部暗潮湧動。一部分號碼們和他一樣，在“我”和自由意志的推動下，走上了反抗理性、顛覆大一統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不應該僅僅將扎米亞京對大一統帝國的“我們”式意識形態描述解讀為對蘇聯集權主義的嘲諷。蘇聯集權主義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式意識形態有關。但是，將《我們》置於西方烏托邦文學史和思想史的大視野中，就會發現，扎米亞京筆下的“我們”式意識形態指向了所有以理性對情感的絕對壓制為手段來謀求人類理想社會的思想與實踐。顯然，在《我們》這部作品中，在主人公身陷“我們”與“我”的矛盾衝突時，“我”作為訴諸人類永恆的情感需求的那一面是很弱勢的。讀者很容易被誤導，認為扎米亞京的立場是站在“我”這邊，反對“我們”的。事實未必如此。在漫長的西方烏托邦思想史中，“我”被忽略、被抑制的時間太久，以至於“我們”與“我”的矛盾都被盲目樂觀地認為不存在了。扎米亞京不過是一反前輩們對“我”的忽略，突出了“我”的存在和重要性，也突出了“我們”與“我”的矛盾之尖鋭性。

進一步講，扎米亞京的思考重心不在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層面，也不是突出個體的自由主義，而是指向形而上學層面的理性與情感的關係問題。對於這一問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探討過。柏拉圖毫不猶豫地站在理性這一邊。扎米亞京只是令《我們》的主人公在小説結尾處採取了近似柏拉圖的立場。《我們》的主人公最終被施以特殊手術，從此離開了“我”的隊伍，重歸“我們”，重新堅信勝利只屬於“我們”，因為“理性必勝”。毋庸置疑，扎米亞京本身並不贊成理性的絕對控制權，但這並不必然意味着他贊成以“我”的人性需求和自由意志等來替代“我們”的絕對理性，併成為支配人類社會的權威力量。 ^[3] 

小説《我們》背景的產生主要源於作品獨特視角的選擇，由於小説是以日記體寫成的，所以作家沒有采用全能視角，而是採用第一人稱視角，敍述者是主要人物，只是講述自己的故事，這樣可以讓讀者看到主人公—號碼D-503比較細膩真實的內心世界。敍述者又是一個追求準確的人，很多細節他是羞於寫出的，但他還是作了如實記錄，讓人看到了他的真誠，讓人在清楚小説是虛構的同時，卻試圖並最終願意相信：或許這是更高層次上的真實。同時，作家通過D-503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對敍事者來説是司空見慣的，而對讀者來説是全然陌生的大背景，筆調因熟悉而自然，而對讀者來説卻是陌生的加劇；也向讀者展示了對他們來説司空見慣的而在敍述者看來又是完全的陌生的小背景，他的心情因陌生而詫異。 ^[2] 

扎米亞京給大一統王國的人起名是很不同尋常的，用人們不太習慣的抽象的符號來代替人名，陽性字母代表男性，陰性字母代表女性，如D-503是男性，I-330是女性。這種設置遠離了讀者與文中人物的距離，使讀者對人物的注意力轉到其他特徵上去了，同時從這個小細節上可以獲知大一統王國是一個數字化程度非常明顯的國度。的確，作品中將一切感性的、抽象的東西都具象化、理性化了。對一些簡單的心理感覺用一些相當具體的東西來表述，比如，D-503覺得I-330讓他感到反感和不快，“彷彿她是一個偶然鑽進方程式裏的無法解開的無理數。”因為他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用“二乘二得四”算術四則予以解決，而I-330是個意外，是個弄不清楚的號碼，所以稱她為“無理數”。 ^[2] 

小説名字“我們”是圍繞主題的最大隱喻。在扎米亞京寫作小説《我們》時，蘇聯正處在一個崇尚集體主義，排斥自我、個性的時代。當時一些詩人和作家，甚至主張把“我”這個詞從俄語裏去掉，而代之以“我們”。所以作者用“我們”為題具有很大的意義，一方面是對完全拋棄個性和人性主張的諷刺，另一方面又以諷喻的方式描畫出一幅讓人恐怖的純理性和無人性的災難圖。作者正是借用“我們”一詞很好地把現實和虛幻結合起來，讓人在讀作品時，體會出埋在科幻外表下的深層含義，時時提醒讀者深入思考現實。 ^[7] 

描寫人的神情，敍述者也是用完全不同的語言來刻畫的：“每回説話的時候，她的臉就像飛速轉動着的閃亮的車輪，很難看清輪上的輻條。可是現在輪子不在轉。我眼前的是一個奇特的線條結構:兩條在太陽穴旁高高挑起的黛眉，構成一個嘲諷的尖三角，從鼻端到嘴角有兩道很深的皺紋，構成一個角尖朝上的三角。這兩個三角相互對峙着，在整個臉上劃上了一個像十字架似的大叉，一個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X輪子開始轉動了，輻條轉動着連成一片……”其實別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換一種方式來表述她説話的神態、表情以及這些給主人公帶來的心理感受，可是，D-503無法選擇詞彙，只能站在極端理性化的角度對眼前所見作了一番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真實描繪，“看不清輻條的車輪”讓讀者看得費勁且費時，因為I-330完全超出了他能把握的範圍，作為“我們”需要給她一個分析、定論，結果只能讓讀者生成了一個三角形和X具體而理性的意象，並讓其成了一種表述心理的媒介，讓讀者體會到了敍述者內心的不踏實和困惑，這與讀者平常的習慣表達有着差異，致使讀者感覺很“陌生”並因此而重新對I-330的表情進行揣摩。 ^[2] 

奧威爾受了《我們》的啓發，才創作了《1984》，奧威爾還為《我們》的英譯本寫了序言，稱《我們》是“焚書年代的文學珍品”；《我們》《1984》和《美麗新世界》被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除了《1984》之外，《美麗新世界》也是受到了《我們》的啓發而創作的，因此，《我們》被稱為是“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源頭之作”，它啓發、影響了另兩部同類型作品的創作。 ^[8] 

《我們》是扎米亞京最重要的作品，但是，它的出版卻波折不斷。1921年作家就寫成了這部作品，並且他還多次在文學圈子內朗讀它的片斷，小説以手抄本形式廣泛流傳。但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蘇聯當局認為此作不宜發表後，它就從此被打入冷宮。到20年代末，小説的俄文版在國外問世，於是引起了一場風波，扎米亞京受到迫害離開俄國。此後，在蘇聯文壇對《我們》或隻字不提或全部否定。1988年，時隔60多年，《我們》才在蘇聯開禁發表。 ^[4] 

扎米亞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02.01—1937.03.10），俄國白銀時代作家。

青年時積極參與俄國十月革命，成為推翻舊制度，建立蘇聯的革命過程中的一員積極的鬥士。蘇聯成立之後，他敏鋭地感覺到新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寫作了一系列作品對之予以針砭，《我們》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這些文章使他成為政府壓制的目標。扎米亞金被迫流亡法國。《我們》成為一部俄國人在蘇聯以俄語寫就，卻只能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