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

Β.И.列寧著作之一。寫於1903年7月。 譯載《列寧全集》中文版第6卷。 本文駁斥了波蘭社會黨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民族綱領中有關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歪曲和攻擊，深刻闡述了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民族問題。這是列寧在該黨建黨初期系統論述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理論和政策的一篇重要著作。

列寧在文中首先對黨綱草案“承認國內各民族有自決權”一條作了全面的解釋,指出:承認民族自決權就是“承認每個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社會民主黨反對用暴力等手段影響民族自決的企圖；無條件地承認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支持任何民族自決的要求；主要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各民族無產階級的自決。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不要破壞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統一，應當使民族自決的要求完全服從這個鬥爭的利益，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承認民族自決，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因此列寧認為，波蘭社會黨無條件地承認民族獨立的主張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在上述條件下才承認這個要求。他們不僅要求在歷史基礎上提出問題，而且要求在階級基礎上提出問題。20世紀初，波蘭問題的情況和50年前已根本不同，世界處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階級對抗把民族問題拋在次要地位。各國資產階級正在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支持沙皇，而無產階級的力量卻很分散。列寧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波蘭社會黨認為，只要把“我們”(波蘭人)同“他們”(德國人、俄國人等)對立起來，民族問題就解決了的觀點是有害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把“我們”無產者同“他們”資產階級的對立放在主要地位。因此，要經常地告訴波蘭工人：只有同俄國無產階級結成親密無間的聯盟，才能滿足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的要求，保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徹底解放。

列寧還指出：關於波蘭問題的上述論點，也完全適用於其他任何民族問題;建黨的所謂“聯邦制”原則只能使民族隔閡神聖化；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沒有集中制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以為民主制度可以消滅階級鬥爭，他們用“全民”利益的觀點、甚至從永恆的絕對的道德原則的觀點來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會民主黨人無情地揭露這種幻想，不管它表現為抽象的唯心主義哲學，還是表現為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

列寧的這篇著作駁斥了波蘭社會黨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民族綱領中有關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歪曲和攻擊，深刻闡述了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民族問題。這是列寧在建黨初期系統論述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理論和政策的一篇重要著作，對指導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在黨綱草案中，我們提出了建立具有民主憲法的共和國的要求，民主憲法應保證“承認國內各民族有自決權”。許多人覺得我們綱領中的這一要求不夠明確，所以在本報第33號上談到亞美尼亞社會民主黨人宣言時，我們對這一條的意義作了如下的説明。社會民主黨將永遠反對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義手段從外部影響民族自決的企圖。但是，無條件地承認爭取民族自決的自由的鬥爭，這絲毫也不意味着我們必須支持任何民族自決的要求。社會民主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促進每個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的自決。我們應當永遠無條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最緊密地聯合起來。只有在個別的特殊情況下，我們才能提出並積極支持建立新的階級國家或者用比較鬆散的聯邦制的統一代替一個國家政治上的完全統一等等要求。［注：見本卷第87—90頁。——編者注］

我們綱領中對於民族問題的這個解釋，招來了波蘭社會黨[91]的強烈抗議。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民族問題的態度》一文（1903年3月《黎明》[92]）中，波蘭社會黨對於這種“令人驚異的”解釋，對於我們“神秘的”自決之“模糊不清”表示憤慨，指責我們是學理主義，是“無政府主義”觀點，似乎我們認為“除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之外，其餘什麼都與工人無關，因為語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資產階級的虛構”，如此等等。這個論據值得詳細地談一談，因為它把社會黨人中在民族問題上很經常、很普遍的誤解幾乎暴露無遺了。

我們的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令人驚異”呢？為什麼會認為它違背了“本”義呢？難道承認民族自決權就得支持任何民族自決的任何要求嗎？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承認一切公民有自由結社的權利，這絲毫不意味着我們必須支持組織任何新的社團，絲毫也不妨礙我們發表意見、進行鼓動，反對不適宜的和不明智的組織某種新的社團的想法。我們甚至承認耶穌會教徒有自由傳道的權利，可是我們反對（當然不是用警察手段來反對）耶穌會教徒同無產者結社。《黎明》説：“如果自由自決這個要求能按它的本義來理解（我們至今是這樣來理解的），那我們就滿意了。”這就十分明顯，違背綱領本義的正是波蘭社會黨。從形式上看來，它的結論之不合邏輯是肯定無疑的。

但是我們不願只從形式上來檢驗我們的解釋。我們要直截了當地從實質上提出問題：社會民主黨應當永遠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呢，還是隻在某種條件下提出這個要求？這種條件究竟是什麼？波蘭社會黨在解答這個問題時總是贊成無條件地承認民族獨立。因此，它對要求建立聯邦制的國家制度、主張“完全地無條件地承認民族自決權”（《革命俄國報》第18號《民族的奴役和革命的社會主義》一文）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脈脈含情，我們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可惜這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空話，它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表明瞭所謂社會革命黨人的所謂黨的本性。波蘭社會黨經不起這種空話的引誘，受到這種叫囂的迷惑，這證明它在理論認識和政治活動方面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聯繫是多麼薄弱。我們應當使民族自決的要求服從的正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這個條件正是我們對民族問題的提法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提法的區別之所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跟在他們後面亦步亦趨的現代社會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以為民主制可以消滅階級鬥爭，所以他們抽象地、籠統地、“無條件地”、從“全民”利益的觀點、甚至從永恆的絕對的道德原則的觀點來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會民主黨人無論何時何地都無情地揭露這種資產階級的幻想，不管它表現為抽象的唯心主義哲學，還是表現為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

馬克思主義者只能有條件地而且只能在上述條件下承認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點如果還需要證明，我們可以援引一位著作家的話，他曾經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維護過波蘭無產者提出的波蘭獨立要求。1896年，卡爾·考茨基在《波蘭完了嗎？》一文中寫道：“只要波蘭無產階級着手解決波蘭問題，他們就不能不主張波蘭獨立，也不能不歡迎目前在這方面可能採取的每一步驟，因為這種步驟總的説來同正在進行鬥爭的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相符的。”

考茨基繼續寫道：“這個附帶條件，無論如何必須加上。民族獨立同正在進行鬥爭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並不是完全密不可分的，不應當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注：黑體是我們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十分堅決地主張意大利的統一和解放，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在1859年反對意大利同拿破崙結成聯盟。”（《新時代》[93]第14年卷第2冊第520頁）

你們看：考茨基堅決反對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他不僅堅決要求在一般的歷史基礎上提出問題，而且正是要求在階級基礎上提出問題。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蘭問題的提法，那就會發現，他們一開始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新萊茵報》[94]曾經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談波蘭問題，它不僅堅決要求波蘭獨立，而且堅決要求德國為了波蘭的自由同俄國作戰。然而，馬克思同時也抨擊過在法蘭克福議會[95]主張波蘭自由的盧格，因為他只用“可恥的非正義行為”這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空話解決波蘭問題，而不作任何歷史分析。馬克思並不是那種最怕在革命的歷史關頭進行“論戰”的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馬克思用辛辣的諷刺無情地嘲笑了“人道的”公民盧格，用法國北部壓迫南部的例子向他説明，在民主派和無產階級看來，並不是任何民族壓迫在任何時候所引起的獨立要求都是正當的。馬克思引述了一些特殊的社會條件，由於這些條件，“波蘭已經成了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革命的部分……甚至波蘭小貴族階級（一部分還站在封建的立場上）也以無比的忘我精神參加民主的土地革命。當德國還在最庸俗的立憲思想和浮誇的哲學思想中徘徊的時候，波蘭就已經成了東歐［注：在列寧的引文中是“歐洲”。——編者注］民主的策源地……只要我們〈德國人〉還在幫助壓迫波蘭，只要我們還把波蘭的一部分拴在德國身上，我們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國和俄國政策的束縛，我們在國內就不能徹底擺脱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波蘭是建立民主德國的首要條件。”［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1—422頁和第391頁。——編者注］

我們如此詳細地摘錄了這些話，因為它們生動地表明，國際社會民主黨在幾乎整個19世紀後半期對波蘭問題的提法，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忽視從那時以來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舊的答案，那就是隻忠於學説的字句，而不是忠於學説的精神，就是隻背誦過去的結論，而不善於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新的政治局勢。當時和現在，一個是最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時代，一個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夕反動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極其緊張的時代，這兩個時代的區別是極其明顯的。當時整個波蘭，不僅農民而且很多貴族都是革命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傳統是如此地有力和深刻，甚至在本國失敗之後，波蘭的優秀兒女還到處去支援革命階級，東布羅夫斯基和弗盧勃列夫斯基的英名，同19世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同巴黎工人最後一次——我們希望是最後一次——不成功起義，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當時，不恢復波蘭的獨立，民主運動在歐洲確實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勝利。當時，波蘭確實是反對沙皇制度的文明堡壘，是民主運動的先進部隊。現在，波蘭的統治階級、德奧的貴族地主、俄國的工業金融大亨，都在充當壓迫波蘭的各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者。而德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同英勇地繼承了過去革命波蘭的偉大傳統的波蘭無產階級一起，在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現在，鄰國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密切地注視着歐洲政局的發展，對波蘭人的英勇鬥爭充滿了同情，不過他們也公開承認：“彼得堡現在已經成為比華沙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國革命運動已經比波蘭革命運動具有更大的國際意義。”早在1896年，考茨基在贊成波蘭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包括恢復波蘭的獨立要求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評語。1902年，梅林考察了1848年以來波蘭問題的演進情況，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波蘭無產階級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恢復波蘭的階級國家（關於這一要求，統治階級本身連聽都不願意聽），那就等於演出歷史的滑稽劇：對有產階級來説這是常有的事（如波蘭貴族在1701年就是如此），但是工人階級卻不該墮落到這個地步。如果提出這種反動的空想，為的是吸引那些對民族的鼓動還能有一定反響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階層，讓他們接受無產階級的鼓動，那麼這種空想作為卑鄙的機會主義的表現，更應加倍地受到譴責，這種機會主義為了一時微小的和廉價的成功而犧牲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

這種利益絕對地要求在三個瓜分波蘭的國家中的波蘭工人義無反顧地同自己的階級弟兄並肩戰鬥。資產階級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只有通過一場現代無產階級將在其中砸碎自己身上鎖鏈的社會革命，波蘭才有恢復獨立的可能。”

我們完全同意梅林的這個結論。只是要指出：我們在論證時即使不像梅林走得那麼遠，這個結論也是無懈可擊的。毫無疑問，現在波蘭問題的情況和50年前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認為現在這種情況是萬古不變的。毫無疑問，現在階級的對抗已經使民族問題遠遠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絕對肯定地説某一個民族問題不會暫時地居於政治戲劇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則就有陷入學理主義的危險。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崩潰以前，恢復波蘭的獨立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也不能説絕對沒有可能，不能説波蘭資產階級不會在某種情況下站到主張獨立這邊來，如此等等。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決不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它在自己的綱領中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時候，把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凡是可能發生的一切情況都估計到了。這個綱領絲毫不排斥波蘭無產階級把建立自由獨立的波蘭共和國作為自己的口號，儘管這在社會主義以前極少有實現的可能。這個綱領只是要求，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不要腐蝕無產階級的意識，不要掩蓋階級鬥爭，不要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空話來誘惑工人階級，不要破壞現代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統一。這個條件正是全部關鍵之所在，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我們才承認民族自決。波蘭社會黨枉費心機地把事情説成似乎它同德國或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這兩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否認自決權，否認要求建立自由獨立的共和國的權利。並非如此，是他們忘掉了階級觀點，用沙文主義掩蓋階級觀點，破壞當前政治鬥爭的統一，——正是這一點，使我們看不出波蘭社會黨是真正的工人社會民主黨。請看波蘭社會黨通常對問題的提法吧：“……我們只能用波蘭脱離俄國的方法來削弱沙皇制度，至於推翻沙皇制度則是俄國同志的事情。”又如：“……專制制度消滅以後，我們只會這樣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使波蘭同俄國脱離。”請看，這種即使從恢復波蘭獨立的綱領性要求看來也是十分奇怪的邏輯引出了多麼奇怪的結論。因為恢復波蘭獨立是民主演進可能產生的（不過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肯定不會很有保障）結果之一，所以波蘭無產階級不能同俄國無產階級一起為推翻沙皇制度而鬥爭，而“只能”用波蘭脱離俄國的方法來削弱沙皇制度。因為俄國沙皇制度同德奧等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結成日益緊密的聯盟，所以波蘭無產階級就應該削弱同俄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現在波蘭無產階級正和他們在反對同一種壓迫）的聯盟。這無非是為了迎合資產階級民主派關於民族獨立的見解而犧牲無產階級最迫切的利益。和我們推翻專制制度的目的不同，波蘭社會黨所追求的是俄國的四分五裂，而只要經濟的發展使一個政治整體的各個部分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只要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愈來愈齊心地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無產階級，支持共同的盟友——沙皇，那麼俄國的四分五裂在目前和將來都只能是一句空話。然而，目前在這種專制制度壓迫下受苦受難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四分五裂，這倒是可悲的現實，這是波蘭社會黨犯錯誤的直接後果，是波蘭社會黨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公式的直接後果。為了假裝看不到無產階級力量的四分五裂，波蘭社會黨只得墮落到沙文主義的地步，例如，他們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作了這樣的歪曲：“我們〈波蘭人〉應當等待社會革命，在這以前應該耐心忍受民族壓迫。”這簡直是胡説八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但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勸告，相反，他們自己在為反對俄國境內的任何民族壓迫而鬥爭，並且號召俄國整個無產階級來進行這一斗爭，他們在自己的綱領中不僅提出語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認每個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在承認這種權利的時候，我們對民族獨立要求的支持，是服從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的，只有沙文主義者才會把我們的立場解釋成俄羅斯人對異族人的不信任，因為實際上，這種立場是由於覺悟的無產者對資產階級不信任而必然產生的。在波蘭社會黨看來，民族問題只是“我們”（波蘭人）同“他們”（德國人、俄國人等等）的對立。而社會民主黨人則把“我們”無產者同“他們”資產階級的對立放在首位。“我們”無產者多次看到，當革命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面前站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是怎樣出賣自由、祖國、語言和民族的利益的。我們看到，在法蘭西民族受壓迫、受屈辱最厲害的時候，法國的資產階級如何賣身投靠普魯士人，民族抵抗政府如何變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如何召喚壓迫民族的兵士來幫助鎮壓敢於伸手奪取政權的無產者同胞。正因為如此，我們根本不在乎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攻擊，我們要經常地告訴波蘭工人：只有同俄國無產階級結成最親密無間的聯盟，才能滿足目前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的要求，只有這樣的聯盟，才能保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徹底解放。

我們在波蘭問題上所説的話，也完全適用於任何其他民族問題。萬惡的專制制度的歷史，給我們遺留下了專制制度壓迫下各族工人階級之間的嚴重隔閡，這種隔閡是反專制制度鬥爭中極大的弊端、極大的障礙。我們不應當用什麼黨的獨特性或黨的“聯邦制”“原則”使這種弊端合法化，把這種怪事神聖化。比較簡單省事的辦法當然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各顧各，“各人自掃門前雪”，崩得現在就想這樣做。我們愈是意識到統一的必要性，愈是堅信沒有完全的統一就不能對專制制度發起總攻，集中的鬥爭組織在我國政治制度下愈是顯得必要，我們就愈不能滿足於用表面“簡單”實際十分虛假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既然認識不到隔閡的危害，既然不願意不惜任何代價徹底消除無產階級政黨陣營內的這種隔閡，那就用不着“聯邦制”這種遮羞布了，就不必去解決問題了，因為有“一方”實際上並不想解決問題，既然如此，最好還是讓生活經驗和實際運動的教訓去説服人們：受專制制度壓迫的各族無產者反對專制制度、反對日益緊密團結的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要取得勝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2] 

[91]波蘭社會黨是以在波蘭社會黨人巴黎代表大會(1892年11月)確定的綱領方針為基礎於1893年成立的。這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獨立民主共和國、為爭取人民羣眾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口號，但是沒有把這一斗爭同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力量的鬥爭結合起來。該黨右翼領導人約·皮爾蘇茨基等認為恢復波蘭國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義，而不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全俄反對沙皇的革命。從1905年2月起，以馬·亨·瓦列茨基、費·雅·柯恩等為首的左派逐步在黨內佔了優勢。1906年11月召開的波蘭社會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把皮爾蘇茨基及其擁護者開除出黨，該黨遂分裂為兩個黨：波蘭社會黨—“左派”和所謂的波蘭社會黨—“革命派”。波蘭社會黨—“左派”逐步轉到了革命的和國際主義的立場，於1918年12月同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一起建立了波蘭共產黨。波蘭社會黨—“革命派”於1909年重新使用波蘭社會黨的名稱，強調通過武裝鬥爭爭取波蘭獨立，但把這一斗爭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割裂開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起，該黨的骨幹分子參加了皮爾蘇茨基站在奧德帝國主義一邊搞的軍事政治活動(成立波蘭軍團)。1918年波蘭社會黨參加創建獨立的資產階級波蘭國家。該黨不反對地主資產階級波蘭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並於1920年7月參加了所謂國防聯合政府。1926年該黨支持皮爾蘇茨基發動的政變，同年11月，由於拒絕同推行“健全化”的當局合作而成為反對黨。——218。

[92]《黎明》雜誌(《Przedswit》)是波蘭政治刊物，由一些波蘭社會主義者於1881年創辦。1884年起是波蘭第一個工人政黨“無產階級”黨的機關刊物。1892年起《黎明》雜誌被右翼社會黨人和民族主義分子所掌握，但偶爾也刊登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1893—1899年該雜誌是波蘭社會黨人國外聯合會(波蘭社會黨的國外組織)的機關刊物，1900—1905年是波蘭社會黨的理論性和爭論性機關刊物。1907年起，該雜誌是右派波蘭社會黨(所謂波蘭社會黨—“革命派”)的機關刊物；1918—1920年是波蘭社會黨的機關刊物。1920年停刊。1881—1901年《黎明》雜誌在國外(日內瓦、利普斯克、倫敦、巴黎)出版，後來在波蘭(克拉科夫、華沙、利沃夫)出版。——218。

[93]《新時代》雜誌(《Die　Neue　Zeit》)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1883—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為月刊，後改為週刊。1917年10月以前編輯為卡·考茨基，以後為亨·庫諾。1885—1895年間，雜誌發表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經常關心編輯部的工作，並不時幫助它糾正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為雜誌撰過稿的還有威·李卜克內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漢諾夫、羅·盧森堡、弗·梅林等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新時代》雜誌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宣傳俄國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隨着考茨基轉到機會主義立場，1910年以後，《新時代》雜誌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1。

[94]《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國和歐洲革命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日報，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馬克思任該報的主編，編輯部成員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爾弗、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弗萊裏格拉特等都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該報揭露反動的封建君主派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主張徹底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和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是當時指導羣眾革命行動的中心。該報創刊不久，就遭到反動報紙的圍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間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魯士政府藉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並對其他編輯進行迫害，該報因此被迫停刊。——221。

[95]法蘭克福議會是德國1848年三月革命以後召開的全德國民議會，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正式開幕。法蘭克福議會的選舉由各邦自行辦理，代表中資產階級自由派佔多數。由於自由派的怯懦和動搖以及小資產階級左派的不堅定和不徹底，法蘭克福議會不敢奪取國家最高權力，也沒有能建立人民武裝來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國的分崩離析狀態。法蘭克福議會從一開始就宣佈制定全德憲法為其唯一重要任務。在制憲過程中，代表們競相發表演説，無休止地空談和爭辯。直至1849年3月27日，議會才通過了帝國憲法，而這時反動勢力已在奧地利和普魯士得勝。法蘭克福議會制定的憲法儘管很保守，但畢竟主張德國統一，有些自由主義的氣味，因此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等邦紛紛宣佈予以拒絕，並從議會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議會里的小資產階級左派不敢領導已經興起的人民羣眾保衞憲法的鬥爭，於1849年5月30日把法蘭克福議會遷至持中立立場的符騰堡的斯圖加特。6月18日，法蘭克福議會被符騰堡軍隊解散。——22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