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鈞

成鈞，1911年6月出生於石首縣橫堤垸粟田湖一個貧農家庭。1927年，參加石首農民起義，次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參加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成鈞先後任新四軍營長、團長、旅長，併兼任淮南路東、路西軍分區司令員。他率部轉戰淮南、淮北地區，深入發動羣眾，發展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在指揮淮南佔雞崗戰鬥中，一舉殲滅桂頑偽軍4個主力營，為發展和鞏固淮南、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受到陳毅將軍的高度評價。

解放戰爭時期，成鈞歷任山東野戰軍第二縱隊五旅旅長 ^[4]  、華東野戰軍七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二十五軍軍長，率部先後參加蘇中、漣水、宿北、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屢建戰功。在渡江戰役中，他指揮部隊率先突破敵人10公里防線，繼而率部晝夜兼程80公里，取得了殲敵主力第二十軍的顯赫戰績，為保證渡江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建立後，成鈞歷任第十兵團副司令員、華東防空部隊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華北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 ^[5]  、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中央軍委防空副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技術部部長、空軍黨委副書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並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成鈞為建設空軍、國土防空體系和空軍地對空導彈部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國土防空作戰中，他多謀善斷，精心組織，精心指揮，多次取得擊落敵U-2高空偵察機的重大戰果，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讚揚。他多次參與組織熱核武器試驗，為空軍的發展壯大和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入獄達5年之久。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直接關懷下，1973年，得以徹底平反，復任空軍副司令員。

成鈞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2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8年病逝於北京。

成鈞，幼年喪母，因水災遷居老山嘴，斷斷續續讀過兩年私塾，輟學後以幫人放牛看馬為生。成鈞很小的時候就顯示出過人的勇氣與膽識。一次，他在草地上放馬，來了一羣荷槍實彈的軍閥散兵，不由分説地拉了成鈞的馬就走。年僅十餘歲的成鈞，當時很害怕，東家的馬丟了怎麼賠得起？他悄悄地跟在這幫匪兵後面，待那些當兵的走進一家飯館吃飯喝酒時，他偷偷地解下拴在樹上的馬，騎上馬一溜煙跑回家，把馬交給東家，避免了一次“傾家蕩產”之禍。

成鈞16歲參加石首的秋收暴動和年關暴動，先後加入反帝大同盟、農民赤衞隊。1930年參加紅軍，翌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歷任偵察員、班長、排長、副連長、連長、營長、副團長、團長等職，為創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並隨主力紅軍完成七千裏大轉移。在震驚世界的長征中，成鈞身先士卒，率團英勇戰鬥，勝利到達陝北。

抗日戰爭時期，成鈞先後任新四軍營長、團長、旅長，並先後兼任淮南路東、路西軍分區司令員。在敵偽頑對新四軍進行夾擊的險惡形勢下，他正確掌握對敵鬥爭方針，靈活運用戰術，多次粉碎日偽軍的“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在指揮淮南佔雞崗戰鬥中，一舉殲滅桂頑偽軍四個主力營，受到軍長陳毅的高度評價。

解放戰爭時期，成鈞歷任山東野戰軍第七師師長 ^[4]  、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二十五軍軍長，率部參加蘇中、漣水、宿北、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屢立戰功。在渡江戰役中，成鈞指揮部隊率先突破國民黨軍10公里防線，繼而率部兼程80公里，取得全殲國民黨軍主力第二十軍的顯赫戰績，首創一個軍殲敵一個軍的範例，保證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成鈞在作戰的組織指揮上機動靈活，決心果斷，英勇頑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成鈞歷任第十兵團副司令員兼福建軍區副司令員、華東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華北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 ^[5]  、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副司令員 ^[5]  、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技術部部長、空軍黨委副書記等要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成鈞為建設防空軍、國土防空體系和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國土防空作戰中，他多謀善斷，精心組織，精心指揮，多次取得擊落敵U-2高空偵察機的重大戰果，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讚揚。成鈞還多次參與組織指揮熱核武器的試驗，為空軍的發展壯大和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建立了卓越的功績。

“文化大革命”中，成鈞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入獄達5年之久，在逆境中他頑強鬥爭，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直接關懷下，成鈞徹底平反，並復任空軍副司令員。

成鈞曾當選為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8年8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77歲。1989年10月25日，成鈞將軍的骨灰由夫人周月茜等人護送回家鄉石首。10月31日，石首市委、市政府舉行隆重的安葬儀式，將成鈞將軍的骨灰安葬在城區馬鞍山革命烈士陵墓。遵照成鈞將軍的遺願，周月茜將覆蓋成鈞將軍遺體的黨旗及將軍禮服等遺物捐贈市博物館。

1911年6月19日出生，原名成本興，又名成本新，成本鑫，湖北省荊州石首縣成家咀人。

1927年參加縣農民協會。

1927年秋參加石首起義。

1928年參加反帝大同盟。

1929年參加農民赤衞隊。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9月起在紅3軍（原紅2軍團）第7師19團任副連長、連長等職。曾多次參加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

1933年12月任黔東獨立師第1團副團長。

1934年10月任紅2軍團第4師10團營長。參加了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多次反“圍剿”作戰。

1935年11月任紅2軍團第6師第18團團長（政委餘秋裏），率部參加長征北上。

1936年7月任紅2方面軍第2軍第6師第18團團長，率部擔任軍團前衞，10月率部長征到達甘肅會師。到達陝北後參加山城堡役。

1937年8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

1938年起任新四軍第4支隊第8團營長。

1939年1月任新四軍第5支隊挺進團團長、第10團團長。

1941年3月任新四軍第2師第5旅旅長。

1943年春兼任淮南軍區路東軍分區司令員，9月兼任路西軍分區司令員。曾指揮淮南佔雞崗戰鬥，一舉殲滅敵偽軍4個主力營。

1945年秋任新四軍新2師副師長。率部參加開闢、鞏固發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抗日遊擊戰爭。

解放戰爭初期

任山東野戰軍第2縱隊5旅旅長。

1946年10月任山東野戰軍第7師（新四軍第7師改稱）師長（政委趙啓民）。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第7縱隊司令員（政委趙啓民），在南麻牛心崮戰鬥中，被國民黨整25師特等射手擊中，受了重傷，是華野12個縱隊司令員中唯一臨陣受傷的。

194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5軍軍長（政委黃火星）。

率部多次參加解放華東的重要戰役戰鬥，指揮部隊先後參加蘇中、漣水、宿北、孟良崮、兗州、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屢建戰功。在渡江戰役中，他指揮部隊率先突破敵人10公里防線，繼而晝夜兼程80公里，取得了殲敵主力軍第20軍的戰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第10兵團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

1952年3月至1957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華北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1953年4月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朝鮮空軍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副司令員。

1954年2月至1956年11月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參謀長。

1957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技術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主管地面部隊）。在國土防空作戰中，曾指揮部隊多次擊落敵U-2高空偵察機。

“文化大革命”中入獄5年。

1973年5月得以平反恢復原職。

1973年5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和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改授空軍中將軍銜。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中共第十二、十三大上連續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88年8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2] 

餘秋裏的左臂換回了成鈞的一條命

1930年6月，成鈞參加了紅軍。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紅二軍團第六師十八團團長。紅十八團是紅二軍團的“拳頭”部隊，團政委是餘秋裏。

1935年12月，賀龍指揮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成鈞和餘秋裏率領的紅十八團，一路上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死打苦拼，左衝右突。

1936年4月，紅二、六軍團進至貴州境內的石阡縣城附近，即將進入烏蒙山。貴州軍閥王家烈在此構築了一道堅固的封鎖線，一個榴彈炮營扼守在烏蒙山的咽喉要道上。能不能越過王家烈的榴彈炮營，關乎紅二、六軍團的生死存亡。

成鈞説：“華山一條路，打掉炮樓子。”

“要得！”賀龍轉身對成鈞説，“由你開道！今天夜裏，你就去把這幾個烏龜殼給我敲開！”

成鈞領受了命令，舉起望遠鏡觀察攻擊目標。賀龍將自己的高倍望遠鏡遞給成鈞：“用這個，看得清楚一些!”

成鈞用賀龍的望遠鏡，將王家烈的榴彈炮營的大炮樓拉到了眼前。不大會兒，成鈞咧嘴一笑：“老天爺要落雨了！”説完，他將望遠鏡歸還了賀龍，躍身上馬。賀龍抬頭望了望天，只見烏雲翻滾。

當夜，成鈞與政委餘秋裏帶領紅十八團兩個營，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了石阡城東的4座大炮樓下。當戰士們進入位置後，成鈞一聲令下：“打！”此時，老天爺似乎也在助威，電閃雷鳴，伴隨着手榴彈的爆炸聲、機槍的掃射聲，響徹山谷。王家烈的封鎖線就這樣被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紅二、六軍團順利進入烏蒙山，佔據了主動位置。尾追賀龍部的國民黨中央軍萬耀煌縱隊，一時暈了頭，火急火燎地跟進了烏蒙山。賀龍來了一個“回馬槍”，佈下一個“口袋”陣，讓萬耀煌縱隊的士兵往裏鑽。

紅十八團的任務是扎“口袋”。眾所周知，負責扎“口袋”的部隊風險大，如果扎不牢，反而會被“吃掉”。因此，扎“口袋”的部隊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隊。萬耀煌看到自己的縱隊中計了，立即下令後撤。可哪裏還來得及，成鈞揪緊了“口袋”口。他從隱蔽部跳出來，站在高坡上，大聲呼喊着指揮部隊殲滅萬耀煌縱隊。

成鈞的舉動引起了萬耀煌縱隊土兵的注意。潰退中的機槍手，移動了槍口，對準了成鈞。

説時遲，那時快，團政委餘秋裏憑着經驗，大喊一聲“危險”，並迅速伸出左臂一把將成鈞鈎回隱蔽部。就在這生死攸關的一瞬間，子彈打穿了餘秋裏的左臂，露出了骨頭和筋腱。餘秋裏的左臂當即垂落下來，血流不止。

“老餘，老餘呀……”安然脱險的成鈞扶起血染征衣的搭檔，哽咽而呼。

餘秋裏因失血過多，疼得一時開不了口。簡單包紮後，他對成鈞説：“我不要緊，你一個人好好指揮吧！” 成鈞失聲痛哭着指揮紅十八團，把萬耀煌縱隊的兩個團紮在“口袋”裏“吃掉”了。然而，由於缺醫少藥，餘秋裏負傷的左臂，傷口嚴重感染，不得不斷臂保身。後來，餘秋裏成了獨臂將軍。

讓地主的兒子當共產黨的游擊隊隊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從延安抗大挑選部分學員到一線去。1938年1月，成鈞從抗大軍事隊中被挑選出來，擔任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一營營長。

成鈞到八團一營後，忙着辦兩件事：一是訓練，二是擴軍。訓練是為了打日軍，擴軍是為了壯大自己。由於成鈞在紅軍期間有擴軍經驗，到1939年初，一營一下子招到了1000多名新兵。成鈞自留200名新兵，其餘的給團裏送去。沒想到，團裏把新兵退了回來，説是上級有指示，隨意擴大隊伍會破壞統一戰線。成鈞説：“扯淡！朱老總説過，你太弱小了國民黨是不會同你談統一的，只有你猛烈地擴大自己的隊伍，大到國民黨消滅不了你時，他才肯坐下來同你談判。 ”

負責退兵的同志進一步強調：王明同志在國民參政會上以共產黨代表的身份演講，提出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同國民黨軍隊一道，實行“五個統一”。項英副軍長有指示，新四軍要實行“精兵主義”。成鈞開始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困惑。 這時，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來到了皖東。成鈞把擴軍的工作向張雲逸作了彙報。張雲逸採取了變通的辦法，把一營擴編成新四軍挺進團。他對成鈞説：“我們要趕緊建立起皖東抗日根據地，這是擺在我們眼前最急迫的中心任務。你和八團兩個團，跨到鐵路東邊去，沿來安、天長、嘉山、盱眙一帶活動，建立起一箇中心根據地。”

1939年4月。八團一營正式擴編成新四軍挺進團，成鈞被任命為挺進團團長。到了7月，挺進團改編成第十團，進入到皖東的盱眙、嘉山地區，隸屬新組建的新四軍第五支隊。十團的政委是趙啓民。從此，成鈞與趙啓民搭檔了10多年，結下了生死友誼。

成鈞和趙啓民率領的五支隊十團到了嘉山、盱眙地區後，一連擊潰了日軍的兩次“掃蕩”。憑着兩次勝利的餘威，成鈞當機立斷，指揮十團將當地的“維持會”和漢奸、土匪武裝一掃而光。

然而，困難還是來了。部隊的吃飯問題得不到解決。成鈞找國民黨盱眙縣縣長秦慶霖交涉。秦慶霖説：“請貴軍出示省府行署的公文，我們遵照辦理。”秦慶霖的回話，是存心不給糧食。他清楚國民黨政府不承認新四軍還有一個什麼第五支隊。

斷糧的問題還沒解決，部隊裏又流行一種難以醫治的怪病。十團出現了大逃亡、大減員的情況。成鈞同趙啓民商量：“關鍵是弄到糧食!”趙啓民提出向地主“借糧”的建議，向地主“借糧”是無奈之舉，開明的地主好説好借；但對那些不肯“拔毛”的地主，就得想一種懲罰的辦法，才能搞到糧食。就這樣，十團又勉強過了些日子，但還是老為糧食問題打轉轉。這時，一位姓宋的地主帶兒子宋恩光找到成鈞，問能不能讓他的兒子當個游擊隊隊長，隊伍由他自己拉起來，他能從宋家圍子（宋家村）裏籌集3000擔谷給十團。成鈞一瞭解，原來是宋地主老吃縣長秦慶霖的虧，便想讓兒子加入游擊隊，自己的腰桿好挺直一點兒。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讓地主的兒子當隊長呢？趙啓民也同意了。於是，成鈞對宋恩光説：“你把隊伍拉起來！”

沒幾天，宋恩光真的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隊伍。成鈞正式委任宋恩光為游擊隊隊長。

糧食解決了，還讓地主的兒子當了共產黨的游擊隊隊長，這可是件新鮮事。消息很快傳開了。一時間，盱眙、風陽、嘉山地區冒出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游擊隊。

成鈞知道，這些一哄而起的游擊隊，像大海里的潮水，來得快，去得也快。成鈞與趙啓民商量，採取“酵母發麪團”的辦法，來穩定這些隊伍。於是，成鈞把十團的5個連隊分成10個連隊，讓10個連隊同遊擊隊合編，游擊隊隊長一律當連長，原先的連長一律當副連長，原先的班排長、共產黨員、老戰士也打散，同遊擊隊混編在一起。事後證明，這是一個高招。當時許多部隊沒有這樣做，在反摩擦鬥爭中，不少游擊隊都叛變了，而成鈞掌握的游擊隊，全部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裏。十團從大減員後的不足500人迅速發展到了1500多人。成鈞開始整訓部隊。

1941年皖南事變後，重建了新四軍軍部，陳毅任代軍長。同時，新四軍整編為7個師，第五支隊改編為二師五旅，成鈞被任命為旅長，旅政委是趙啓民。

縱隊司令員親自任敢死隊隊長

1946年，成鈞任新四軍第七師師長。1947年2月，成鈞所在的第七師，改稱為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縱隊司令員、政委分別由成鈞和趙啓民擔任。

1947年7月，解放軍展開了全國性的戰略進攻。9月，陳毅、粟裕率華野第一、三、四、六、八、十縱隊和兩廣縱隊轉入魯西南地區，配合中原劉鄧大軍外線出擊。成鈞和趙啓民指揮的第七縱隊，韋國清和滕海清指揮的第二縱隊，聶鳳智和劉浩天指揮的第九縱隊，周志堅指揮的第十三縱隊，共4個縱隊組成東線兵團，留在山東內線作戰。兵團司令員是許世友，政委是譚震林。

1947年12月4日，東線兵團決定發起萊陽戰鬥。萊陽城地處膠東半島中心，是雙方必爭之地。萊陽城的守軍是國民黨整編五十四師的1個加強團，及地方保安團共5000餘人。

對於七縱來説，萊陽戰鬥是在解放戰爭中的第一次城市攻堅戰。前兩天，打得順風順水，很快突破了城垣工事，繳獲了大量山炮和榴彈炮，並殲國民黨軍近4000人，整個萊陽城差不多被攻佔，唯獨守在城隍廟核心工事內的1000多名國民黨軍在負隅頑抗。

此時，國民黨軍有8個旅的兵力向萊陽增援。中央軍委電示許世友和譚震林：“如無把握，應及早放棄，最後圍殲該敵，以期掌握機動兵力，打擊來援之敵。”

許世友和譚震林豈肯就此罷手。他們研究電報後認為，“勝利往往存在於最後一下的努力之中。龜縮在城隍廟一處的殘敵，豈能讓他逃脱!只有迅速加以殲滅，才能抽出兵力再殲援敵於運動之中”。因此，許世友、譚震林決定調周志堅的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接替成鈞的七縱攻打殘敵，將七縱撤到萊陽城外休整。 行伍之輩，哪受得了這等氣！堂堂1個縱隊還拿不下一個小小的城隍廟，還要讓1個師來接替“攻打殘敵”，再説，城隍廟已被打得千瘡百孔，岌岌可危。當許、譚的決定到了七縱時，成鈞當場暴跳起來，不顧趙啓民的勸阻和反對，下令將縱隊的排以上幹部集合起來，組成一支突擊敢死隊，成鈞自己擔任敢死隊隊長，帶着敢死隊往城隍廟衝。剛衝出去，成鈞就被敵人的子彈擊中了肩背，負了傷。華東戰場上，成鈞成了唯一臨陣受傷的縱隊以上的高級將領。

成鈞負傷，趙啓民還不知道，因為他正在把成鈞的莽撞決定和行動向兵團政委譚震林彙報。譚震林在電話裏發了脾氣：“不許他這樣胡來!他要胡來，我就開除他的黨籍！”並命令趙啓民：“將我的命令向各師幹部宣佈，從現在起，七縱的一切行動歸你負責！”

但這個決定為時已晚，成鈞已負了傷。趙啓民讓參謀和警衞員把成鈞架下陣地，並給3個師長下達了撤出萊陽城的命令。

萊陽戰鬥一直打到1947年12月13日才結束，給國民黨軍增援的8個旅以重大殺傷，殲敵1.6萬人。

吃一塹長一智，城隍廟一仗給成鈞上了一課。自此，成鈞不再意氣用事，在淄川攻堅時，七縱打了翻身仗，雪了萊陽之恥。接着，成鈞和趙啓民率七縱，與兄弟部隊一道，取濟南，佔青島，攻兗州，七縱成了攻城破關的雄師勁旅。

成鈞指揮部隊參加完淮海戰役後，開始準備渡江戰役前的訓練。1949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華東野戰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華野七縱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五軍。首任軍長由成鈞擔任，軍政委由黃火星擔任。與成鈞親密共事十年之久的趙啓民調三十五軍工作。

他和他的二十五軍榮任渡江第一梯隊

二十五軍隸屬第八兵團。當毛澤東發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號召後，三野和二野部隊集結於長江北岸，開始渡江前的大練兵。

1949年2月22日，三野預先號令：第二十五軍改歸第九兵團指揮，擔任渡江第一梯隊。好勝的成鈞立即投入到組織部隊打頭陣的大練兵之中。不久，三野又令二十五軍七十四師留歸第九兵團指揮，軍主力調歸第八兵團指揮，去攻打南京對岸的浦口、浦鎮，配合北平的“和平談判”。3月底，在成鈞的積極爭取下，三野正式下達了命令，二十五軍歸第九兵團指揮，擔任渡江第一梯隊的任務。

渡江戰役具體部署是將二野、三野的百萬雄師組成東、中、西三路突擊集團，在統一時間由三處同時渡江。四野先遣兵團攻佔武漢以北及以東地區，鉗制國民黨軍白崇禧部，予東線渡江戰役以策應。

第九兵團與第七兵團為中突擊集團，由三野第一副政委譚震林指揮，自安徽裕溪口至樅陽鎮段渡江。二十五軍和其他3個軍組成第一梯隊，從100多公里寬的正面首先發起渡江作戰，撕破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二十五軍位於第一梯隊的左翼。

1949年4月17日晚，成鈞來到安徽無為縣東南臨江壩附近，同一起擔任第一梯隊的第二十七軍軍長聶鳳智等參加了第九兵團的最後一次渡江作戰會議。會上，成鈞和聶鳳智一致建議，兩個軍在攻打橋頭堡和江心洲的同時，其主力一鼓作氣，全部渡江。理由是這樣做比頭晚攻打橋頭堡和江心洲、第二晚再渡江更具突擊性。第九兵團政委郭化若贊同兩位軍長的建議，並以個人的名義向上級作了彙報。

陳毅批准了這個建議，指示第九兵團：“只要有可能，就可以這樣做。整個戰役從20日晚上開始後，就一直打下去，能先過江就應該過江，不必等齊，在全長500公里的戰線上完全等齊是不可能的。”

1949年4月20日晚，第二十五軍指揮所裏，成鈞接到兵團指揮所傳來的周恩來的電話：“毛主席今晚不睡覺，等待渡江勝利的捷報。”

接到這個電話，成鈞激動得熱血沸騰。他急忙交代值班參謀，將電話內容轉告各師，向全體指戰員傳達。 　命令傳達後不久，突然，傳來一聲炮彈爆炸聲，接着，又是一聲。

“糟了!這麼早就被敵人發現了!”成鈞低喝了一聲。此時此刻，正是渡江第一梯隊“偷渡”的最初階段，如果是遭到對岸國民黨軍的炮擊，表明已被發現。成鈞跑出指揮所，站在江堤上觀察炮擊情況。不遠處的藏船場裏一片沸騰，飛奔急跑的腳步聲，嘈雜的喝喊聲，響成一片。

成鈞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中突擊集團的統一渡江時間被中下級指揮員爭先搶渡的行動攪亂了，一個參差不齊的渡江登岸局面已不可避免。

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舉動。成鈞當機立斷：二十五軍第一撥5個主力團既然不能與鄰軍同時動作，則應力求本軍範圍內動作一致。成鈞跑回指揮所，拿起電話接通了七十三師師長王培臣、七十四師師長張懷忠。張懷忠報告：“二二〇團二營營長張永華已帶領四、六連開船起渡，殺進江中去了。”

“什麼？這個張永華，急得連1個營都沒等齊，就衝上去了？！”成鈞是個原則性很強的軍人，但是在關鍵時刻，他又有着高度的靈活性。他在電話裏命令張懷忠：“二二〇團火速起渡，追上張永華的兩個尖刀連，免得兩個連陷入孤軍突擊的危險境地。”

放下電話，成鈞立即命令山炮團和榴彈炮團所有炮火齊發，集中轟擊汪家套，夏家湖一線的國民黨軍陣地，用火力掩護張永華部登陸突破。同時，他直接打電話給二二二團團長謝長華：“你們團要一致動作，詹華雨副軍長和你們張師長乘小汽艇馬上趕到，同你們團一起渡江。”

等詹華雨和張懷忠趕到後，二二二團在團長謝長華的指揮下，立即啓渡。龐大的戰船編隊似萬箭齊發，在夜色中向長江南岸駛去。

成鈞在焦急地等待。

“二二〇團登岸了！”

“二二二團衝上去了！”

一條條勝利的消息，從對岸發出的紅、藍、白信號彈中傳來。

是夜11時，張永華率領的兩個連在汪家套和大廠之間登陸，猛打猛衝，很快就控制了江岸。二十五軍的過江大門，就這樣被砸開了。

勝利突破長江後，成鈞率部打到三山街、峨橋鎮、銅山、嶽山一線，然後下令休整待命。

採取“導彈游擊戰”擊落“U-2”飛機

1949年5月，成鈞受命率第二十五軍參加解放上海的戰鬥。同年7月，率部進入浙江剿匪。剿匪任務完成後，1950年1月，成鈞到福建任第十兵團副司令員兼福建軍區副司令員。1952年2月，成鈞升任華東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同年7月，成鈞調任防空軍副司令員。1957年，防空軍和空軍合併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成鈞改任空軍副司令員。

1962年2月23日，台灣的“U-2”飛機，沿桃園機場以北的海面，經福建馬祖上空，進入中國大陸，沿南昌、九江、武漢、鄭州，一直向北延伸：空軍指揮所作戰室內，指揮部隊對其打擊，但沒有成功——這是“U-2”飛機第一次出現在大陸上空。成鈞對此記憶猶新：“U-2”飛機進大陸是刺探中國核計劃，而我們的武器是“看得見的打不響，打得響的夠不着，夠得着的挪不動”，根本沒有辦法對付“U-2”飛機。因此，“U-2”飛機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驕橫得很！

當天晚上，分管防空作戰的成鈞喝下兩杯悶酒，嚼了幾粒花生米，吃了幾口米飯，便坐到沙發上想心事，弄得妻子周月茜都不敢靠近；成鈞回憶起毛澤東要造原子彈的活；那時還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總統杜魯門口出狂言：“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一直在考慮之中。”就這麼一句話，整個朝鮮前線部隊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進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之中。毛澤東説：“我們不僅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還要有原子彈。”中國要造原子彈了，“U-2”飛機又來搞偵察破壞活動。打“U-2”飛機有什麼好辦法呢！突然，一個天才的想法出現了：“導彈游擊戰”。

此前，中國的防空曾有過一段安全期。1958年10月7日12時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王英欽駕“RB-57D”飛機在北京東面偵察時，被解放軍的地空導彈部隊擊落。自此，國民黨空軍對中國大陸的高空偵察間斷了長達三年零三個月；直到國民黨空軍擁有“U-2”飛機後，才又恢復了對大陸腹地縱深的偵察，但從不窺視北京。防衞首都的幾個導彈營，空擁鋭利武器而無用武之地。

“導彈游擊戰”得到賀龍的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導彈第二營撤出北京。1962年9月9日，地空導彈二營在南昌第一次打下了“U-2”飛機。

“導彈游擊戰”的戰果頗豐，保證了原子彈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1964年10月，原子彈研製成功。毛澤東説：“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於是，在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西北的羅布泊靶場爆響，響聲震撼了全世界。

原子彈一響，“U-2”飛機又來了。“U-2”飛機要到大西北偵察核基地。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成鈞説：“他們要破壞我們搞原子彈，必然要加緊對我核基地偵察。我們要嚴陣以待，決不能讓他們得逞！”

還是採取“導彈游擊戰”，打下了幾架“U-2”飛機。1965年1月10日，成鈞還到擊落“U-2”飛機的現場，聽取了彙報。這一下子，“U-2”飛機老實多了，不敢輕舉妄動了。

“U-2”飛機不敢輕舉妄動，還有一個原因：外國（美、英、蘇）的科學家預測，中國的原子彈只不過是個核裝置，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原子彈，要由核裝置到提供作戰使用，起碼還要5至10年時間。顯然，外國的科學家給他們的政府傳遞了一條錯誤的信息，同時也低估了中國科學家的能力，低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成鈞已接受了新的任務，負責訓練空軍飛行員攜原子彈空爆。1965年5月14日，成鈞坐鎮指揮了中國第一顆空爆原子彈的試爆，十分成功，原子彈爆炸時距靶心只有40米。從此，中國人民手中擁有了自衞的核武器。

“文革”爆發後，成鈞也難逃此劫。1967年1月，成鈞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同年10月，成鈞被戴上乎銬，蒙上眼睛，投進了秦城監獄。1971年9月，林彪自毀。1973年初，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下，成鈞恢復空軍副司令員職務，重新工作。1988年8月6日，成鈞燃盡了生命的最後燭光，在北京辭世，享年77歲。

作者：葉青松

刊載：《黨史博覽》 2006年第6期 原題《首倡“導彈游擊戰”的二十五軍第一任軍長成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