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構法案

各軍種之間的鬥爭在越南戰爭期間凸顯出來，直接導致了1980年伊朗人質營救的災難性失敗，而且在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時仍有所體現。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的出台是解決該問題的一次嘗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總統通過兩條獨立的指揮鏈給不同軍種下達命令，這時也存在着各軍種之間的鬥爭問題；其中一條通過海軍部長指揮海軍部隊，另外一條通過戰爭部長指揮陸軍和空軍部隊。1947年，美國將包括新成立的空軍在內的各軍種重新組織，通過一名文官——國防部長——統一指揮。

然而，美國軍隊仍通過多條指揮鏈路組織，各軍種仍分別聽命於其軍種主官（海軍陸戰隊司令、陸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以及海軍作戰部長）。由這些軍種主官一同組成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選舉出一名主席同文官政府溝通。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則向國防部長負責，即美國軍隊的文官領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防部長同時向美國總統負責，即向美國三軍總司令負責。

這種機制導致了各軍種之間的惡性鬥爭。和平時期行動（例如作戰理念的創新和應用等等）有着為單一軍種孤立起來考慮的傾向。同樣嚴重地，每一軍種的戰時行動都獨立地進行規劃、執行以及評估。這些做法導致了力量的分化，無法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制約了現代作戰作戰理念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空地一體化作戰理論形成的難點在於各軍種之間的協同。空地一體化作戰試圖將各軍種的能力綜合起來，形成一種作戰理念。該理論設想將陸海空天協同起來以給對手以有力打擊。但軍隊的結構嚴重阻礙了這種構想的實現。美國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進一步地暴露了軍隊指揮結構的問題。雖然美國軍隊輕鬆取勝，但各軍種領導人均對軍種之間低效的協同溝通、以及如果面對更強大的對手時缺乏協同所能導致的結果表示了嚴重關注。

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對美國軍隊的組織方式進行了全面改變。該法案的第一次成功嘗試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沙漠風暴行動”）。該次行動中，美軍指揮官陸軍上將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對海軍陸戰隊、陸軍、空軍和海軍部隊進行統一指揮，而不需之前和各軍種協商。

依據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軍事建議在參聯會主席處集中，而非各軍種主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被指定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的首席軍事顧問。該法案還確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職位，簡化了指揮鏈。加強了參聯會主席指導統一戰略的能力，但是給“聯合”、“指定”的戰區指揮官以更大的指揮權。參聯會主席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或者任何武裝部隊沒有指揮權（法案152條第3款）。

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改變了各軍種協同的方式。各軍種自己通過組織、訓練和裝備部隊以供戰鬥指揮官（COCOM）調遣使用，軍種主官不再對其部隊進行作戰指揮。與以往的作戰中向某一軍種主官負責不同，各軍種的分支部隊按其特定功能的作用（運輸、戰略、特遣部隊以及特種部隊）、或者按地理區域（歐洲、中東等等）聽候COCOM的調遣。之後，COCOM將部隊投入戰場以調遣各種軍方的資源以進行空地一體化協同作戰（或者是更先進的作戰理論，例如網絡中心戰等）。這樣對部隊的重構實現了軍種協同、綜合規劃、聯合採購，並且削弱或者消除了軍種間的鬥爭。它還促進了聯合指揮，使先進的軍事科學武裝部隊。諸軍種從相對自治的作戰實體向模塊化訓練部隊轉變，為了能在未來組成某合成部隊為目標而進行採購、現代化換裝、發展以及戰備。由此，以美國中央司令部為例，該司令部將通過安排陸海空三軍資源以達成其作戰目標，而不是在一場戰爭中通過各軍種單獨計劃、保障以及作戰的低效方式。

該法案的另一個主要作用是大大地改變了軍官的人事管理制度。軍官定期地將被安排去擔任聯合勤務職務，並在國防部聯合職業發展學校受訓以作為其職業發展和晉升的一個必要條件。舉例來説，如希望晉升至海軍將官的軍階（例如海軍上將）、上校軍階，必須曾經擔任過至少一個聯合勤務職位。

聯合採購使得各部隊可以快速地共享技術進步成果，例如匿蹤技術以及精確制導武器技術；並且提供諸如各軍種無線電相互連通等附帶的優勢。通過聯合應用新技術允許後勤條令的共同發展。因此，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可以被看作是以網絡中心戰為代表的新軍事變革的基礎。如果沒有該法案對軍隊結構進行重新組織，網絡中心戰是不可想象的。概念上，它是為了適應冷戰對稱威脅而推出的。

自1986年以來的

2002年10月24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命令各功能性、區域性部隊的指揮官不再稱為總司令；而是在聯合區域組織中（例如美國中央司令部）成為戰鬥指揮官，在特定部隊（例如美國戰略司令部）中被稱為司令。拉姆斯菲爾德説，儘管已經沿用了數十年，但“總司令”的稱謂已經不再合適，因為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是軍隊的唯一總司令。他的該項決定被稱為意在澄清軍隊從屬於文官政府這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