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瑟夫·戈培爾

1897年10月29日，戈培爾出生於德國萊茵地區雷特城一個信奉天主教的職員家庭。幼時因患小兒麻痹症而致使左腿萎縮，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被拒絕參軍服役，而他在自殺前一年半仍對人説：“別人對我所能施加的最嚴厲的懲罰莫過於檢閲儀仗隊。而這並不總是可以迴避的。每當在慶典的日程上列入檢閲儀仗隊一項活動時，我就一夜睡不好覺。”從天主教中學畢業時，戈培爾代表全班所作的畢業演講獲得好評。

從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爾主要依靠天主教艾爾伯特·馬格努斯協會的資助，先後在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烏茲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攻讀歷史和文學。1921年4月，戈培爾在海德堡大學猶太文學史家弗里德里希·貢爾夫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戈培爾起先致力於創作小説、劇本和詩歌，著有小説《邁克爾》、劇本《流浪者》和《孤客》，但當時根本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直到1926年，戈培爾的小説《邁克爾》才得到出版。

1924年，戈培爾受到希特勒演講的感染，加入納粹黨，謀求通過政治活動而出人頭地。戈培爾大肆宣揚關於德意志民族和種族優秀的思想主義，認為同盟國、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為了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勝利而欺騙了德國人。1924年6月，戈培爾在日記中表示要“思維簡單一點，愛情高尚一點，期待真誠一點，信念熾熱一點，説話謙虛一點。”同年10月，戈培爾在日記中發誓“我們必須尋找上帝，我們正是為此而活在世上”。1925年，戈培爾出任納粹黨魯爾區黨部書記，成為納粹黨北德派領袖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爾創辦並編輯《納粹通訊》等屬於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為了籠絡人心，戈培爾和施特拉塞兄弟經常發表迎合勞動羣眾情緒的言辭，提出納粹黨與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共同開展徵用貴族財產運動，主張將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因為希特勒對此極度不滿，戈培爾曾經在1925年11月的納粹黨漢諾威會議上聲稱“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

希特勒與施特拉塞分裂之後，戈培爾被人引薦給希特勒。希特勒很欣賞這位擅長宣傳鼓動的演説家，以親筆簽名的《我的奮鬥》相贈，邀請戈培爾到慕尼黑發表演説。戈培爾曾驚喜地記載：“我進入大廳，歡聲震耳，......我講了兩個小時，......最後希特勒擁抱了我。”1926年2月，戈培爾在納粹黨班貝格會議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方。8月，戈培爾通過《人民觀察家報》發表與施特拉塞決裂的聲明。

1926年11月，戈培爾被任命為納粹黨柏林-勃蘭登堡區黨部書記，負責清黨和機構整編，很快就使該區的納粹黨成為強有力的組織。1927年，戈培爾創辦《進攻報》併兼任主編，加強納粹主義宣傳工作。戈培爾設計廣告畫，出版宣傳品，組織在街上游行，舉行慕尼黑“啤酒館暴動”紀念集會和柏林體育館大型演講會；製造元首“一貫正確”的神話，把希特勒描繪成“主宰者”，誘導人們盲目服從；將被殺的衝鋒隊頭目霍斯特·威塞爾生前所作的進行曲《威塞爾倒下了》作為納粹黨歌，鼓吹為納粹事業獻身。1929年，戈培爾被任命為納粹黨宣傳部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權，同年3月5日的國會選舉納粹黨獲得43.5%的票數支持，並且與“德意志國家民眾黨”組成聯合政府，3月13日戈培爾由納粹黨宣傳部負責人身份出任新設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與“全國作家協會”主席，這時候希特勒交給戈培爾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反猶”。

在戈培爾的策劃下，在其就任兩個月後，在柏林和幾個重要大學城進行焚書活動，將一些不屬於德意志的作家如弗洛伊德、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燬。並且推動抵制猶太商店、醫院、律師的活動。同年4月7日再通過公職服務法（Berufsbeamtentum）規定非雅利安人種不得擔任公職，同時開始清掃各領域的猶太人。不過這項規定有困難之處，例如當時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名哲人馬丁·海德格爾，奉命“清掃”猶太教授的時候發現這樣學校有立刻關門之虞，但是接下來的反猶行動依舊繼續進行。

戈培爾還利用兼任新設立的全國文化院院長，在宣傳中不斷攻擊“頹廢藝術”、杯葛猶太藝術家，有系統地消除猶太人對德國文化生活的影響力，並且買下當時最大的電影公司UFA，終於將所有媒體和藝術表現納入國家控制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戈培爾也是重要的戰爭宣傳角色之一。不斷地對國民展開宣傳戰，並且在大戰末期德國處於劣勢的時候，為了對受轟炸的城市展開救援，從未被徵兵的中老年和少年男性中組織了國民防衞隊“人狼”（Werwolf），因此博得了相當的支持。在已經確定德國將要失敗的時候，希特勒鮮少進行演説，而是多由戈培爾代替其工作，以收音機廣播告知國民對於盟軍要進行最後抵抗。在1945年4月蘇聯軍隊進逼柏林時，戈培爾也號召柏林市民捍衞首都。戈培爾最有名的宣傳戰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之後，在柏林體育宮（Berlin Sportpalast）進行宣傳演講，鼓吹全力一戰。

戈培爾(20張)

根據他的日記記載，因為自己的宣傳部遭到轟炸而受到相當的打擊。另外他多次希望希特勒對於受到轟炸的柏林市民進行直接的鼓勵，但是都未受採納。在1944年7月20日的希特勒暗殺行動時偶然成為身在柏林的唯一納粹黨最高幹部，對於鎮壓反叛者有着相當的功勞，因此在同年的7月25日被希特勒命令為總體戰的全國領導者，對於內政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言權。1945年1月30日兼任柏林防衞總監。

戈培爾的工作能力給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希特勒在1942年回顧起來仍頗有感慨：“戈培爾博士擁有言辭和才智兩種天賦，沒有這些天賦，柏林的局勢就無法控制......對戈培爾博士來説，他以言辭的真情實感贏得了柏林。”

從1928年起成為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的戈培爾曾經這樣宣稱：“我們進入國會，以便我們能從其武庫中取出民主武器來武裝自己。我們應該成為國會議員，以便魏瑪觀念形態自己幫助我們摧毀它。”這對納粹黨的奪權策略有着重大的影響。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640萬張選票，得到197位議席，成為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第二大黨。

1931年總統競選活動中，戈培爾力促希特勒參加競選。戈培爾與希特勒周遊全國，頻繁發表競選演説，煽動黨徒的狂熱情緒。戈培爾調集全部人馬，開動宣傳機器，利用募集的經費，發動前所未有的宣傳運動。納粹黨在全國各地張貼100萬張彩色宣傳畫，散發800萬本小冊子和1200萬份黨報特刊，有時一天之內就有3000個動員大會，首次將電影和唱片用於總統競選活動。儘管希特勒經過兩次投票均未能當選，但獲得的選票卻翻了一番。

戈培爾認為，宣傳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的心理”；“我們信仰什麼，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隻要我們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藝術，我們相信奇蹟，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們看來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蹟”；

1933年1月，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政府總理，奉命組閣。戈培爾欣喜若狂，迅即與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進行鬥爭的方針”，第三帝國很快就查封德國共產黨的60種報紙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71種報紙，強行封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樓。2月27日，戈培爾夥同戈林策劃製造“國會縱火案”，以此為藉口迫害、鎮壓德國共產黨。1933年3月，戈培爾出任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不遺餘力地宣傳納粹內外政策，推行文化專制主義。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擁有博士學位的戈培爾在柏林發起隨後遍及全國的焚書運動，那些被視為“對我們的前途起着破壞作用”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內西、梅林、海涅和愛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説：“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稱號。

戈培爾對報刊、廣播和電影以及新聞工作人員實施嚴格控制，旨在消滅任何與納粹黨對立的傳播媒介。《法蘭克福日報》的猶太老闆被趕出報社，頗有影響的《伏斯日報》被勒令停刊，全國報紙由3607種減為2671種（納粹統治的前4年）；戈培爾或其部屬每天就新聞編髮問題作出口頭訓令或書面指示。德國廣播公司和電影公司亦成為納粹的輿論宣傳工具。

在萬湖會議上，希特勒最後決定在整個西歐開始屠殺猶太人。戈培爾起先似乎想將屠殺行動同鎮壓天主教會一樣推遲到所謂“最後勝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決心已定，他也決定跟進。1935年，戈培爾主持德國的反猶太人活動，宣稱“我們再也不想要猶太人了”（6月），將猶太人逐出國防軍和勞役部門；頒佈紐倫堡法律（9月），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任何交往均屬犯罪行動。戈培爾還氣勢洶洶地揚言：“只有將所有猶太人消滅乾淨，才能解決猶太人問題。只要還有一個猶太人活着，這個猶太人就始終會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為敵。因此，不能對猶太人講任何寬容和人道。”

1937年5月28日，戈培爾發表演説，猛烈抨擊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腐化墮落。1938年，戈培爾再次組織反猶太人運動：情報與安全局局長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蘭猶太人，用悶罐車驅逐出境。

1938年10月，為紀念啤酒店暴動而製造“水晶之夜”（亦稱“砸玻璃之夜”），將猶太人經常集會的會場、住宅和店鋪的玻璃全部砸碎（價值500萬馬克）而詭稱為德國人民“自發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納粹黨衝鋒隊員還高唱"今天，德國是我們的；明天，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因為事件發生後地面上四處散落着破碎的玻璃而得名。

在納粹德國發動波蘭戰爭之前，《柏林日報》先使用大字標題警告“當心波蘭！”，後又謊稱“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領袖日報》則動用危言聳聽的標題“華沙揚言將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十二點鐘報》報道波蘭人攻擊3架德國客機。《人民觀察家報》編髮特大通欄標題“波蘭全境處於戰爭狂熱中！上西里西亞陷入混亂！”1939年9月1日的早報則競相報道所謂“波蘭志願人員和上西里西亞叛亂分子”襲擊靠近邊界的德國格萊維茨廣播電台的消息，而實際上襲擊行動是納粹黨衞隊保安處的特工人員炮製的。

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後，最高統帥部在作戰部設有國防軍宣傳處負責軍事新聞檢查和編髮國防軍公報。戈培爾在整個戰爭時期都力圖把國防軍宣傳處變為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職能部門，以便使政治宣傳和軍事宣傳協調起來，但是未能成功。戈培爾與裏賓特洛甫爭奪對外宣傳權的鬥爭也以妥協告終。

儘管如此，戈培爾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為配合法西斯戰爭而鼓譟吶喊，頗具成效。戈培爾認為廣播是戰爭時期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演説比寫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勳爵”主持的對英廣播節目，在宣傳納粹戰爭政策、影響英國公眾心理方面是相當成功的。盟國提出法西斯必須無條件投降的原則之後，戈培爾乘機鼓吹德國不是勝利就是毀滅，此外別無選擇。

1940年6月，在德軍侵蘇戰爭之前，戈培爾試圖讓人們相信3個星期或5個星期之內德軍將入侵英國，告誡人們“不要試圖猜測-你們不會猜着。繼續你們的工作。可以肯定屆時你們將聽到你們必須知道的消息”。

1943年2月2日，德軍在“命運之戰”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慘敗後，戈培爾下令全國娛樂場所關閉3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1分鐘。同年2月1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向精選的15000名聽眾發表著名的煽動性演説《論總體戰》。演説歷時2小時15分鐘，據稱是納粹領導人在戰爭時期所作的最長的演説。

演説直言不諱地以“經過國家社會主義教育和訓練的德國人民能夠承受全部真相”開頭；第一部分不講德軍的敗績而強調“猶太人--布爾什維克”的危險，指明德國勝利的必然性，旨在告誡德國聽眾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聽眾；第二部分則旨在説服德國公眾相信勝利必須通過總體戰來贏得，共有10個結論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4個問題“你們想要總體戰(全面戰爭)嗎？你們想讓戰爭比我們所想象的更具總體性和徹底性嗎？”；演説最後以西奧多·科納的詩句“國家屹立而風暴消失”作為結尾，獲得雷鳴般的掌聲。演説之後，戈培爾下令關閉柏林的豪華飯店和娛樂場所，裝模作樣地帶頭不用寬敞闊氣的客廳、不上高級茶點，並通過紀錄片大肆宣傳。戈培爾還經常為希特勒朗誦《腓特烈大帝史》，共同期待第三帝國“時來運轉”。

1944年6月，戈培爾出任德國總體戰動員委員會全權總監。7月20日，德國發生刺殺希特勒事件。戈培爾積極組織鎮壓行動並及時通過廣播電台發佈挫敗謀殺的公告，挽救了垂死的納粹政權。1944年8月24日，戈培爾下達總動員令。

1945年1月，戈培爾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氣戰，下令槍斃被俘盟軍飛行員，主張固守柏林。4月，戈培爾夫婦遷居總理府地下室。決定自殺的希特勒立下遺囑任命鄧尼茨為總統、戈培爾為總理。戈培爾則寫下《元首政治遺囑的附錄》，聲稱“要在元首身邊結束我的生命”，“在今後的艱苦歲月裏，樹立榜樣比活着更為重要”。5月1日，戈培爾夫婦先讓納粹軍醫毒死自己的6個孩子，之後兩人一起自殺以身殉黨。死後，屍體被黨衞軍成員澆滿汽油焚燬。

在第三帝國最後的歲月中，戈培爾已無法用普通的宣傳話語來鼓舞上至元首，下至普通百姓的低迷士氣。為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制造令人振奮的消息來提振帝國士氣。最常用的辦法是發佈有關神秘武器的新聞。一次他向公眾介紹一種名為“冷光”的武器，他説：“當我走進武器庫，看見這種武器，我的呼吸驟然停滯。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壞如此可怕，以至元首要求不到最後關頭不能使用它”。的確，第三帝國在末日到來之前確實研製出如V-3火箭彈、配備了反船運雷的U型改進潛艇、第一款實用性噴氣戰鬥機等先進武器。但這些武器還沒有達到科幻小説中武器的水平。

隨着戰事日益吃緊，各種各樣神秘武器的傳聞經戈培爾發佈出來。起初這些新聞或多或少對激勵士氣起過積極作用，但德軍在前線的潰敗令人們漸漸喪失信心，也不再對神秘武器抱有使帝國扭轉戰局的希望。

1977年，戈培爾的私人日記被整理成書，在德國漢堡出版。中文翻譯為《戈培爾日記》。

戈培爾照片集(6張)

1931年12月19日，戈培爾和瑪格塔·克邦特結婚。瑪格塔是曾經離過婚的女人，並且和前夫間已有個被稱為哈羅德（Harald Quandt）的孩子。戈培爾接納了他並視為己出。哈羅德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從軍並且被俘，最後成為戈培爾家族中唯一倖存的人。哈羅德於1947年被盟軍釋放，並於1954年隨着其生父的逝世，接管了其遺產，並因此成為當時西德其中一位最富有的人。最後於1967年死於意大利的一場空難。

戈培爾家是納粹黨的高官的集會修憩場所，戈培爾和瑪格塔夫人則一共有六個孩子，並被宣傳為模範的德國家庭，不過實際上由於戈培爾對其他女性的奔放態度，曾讓婚姻陷入危機。

戈培爾有着自戀者特有的自信，同時在電影界的影響力不小使得不少的女明星被迫和其發生關係。在1938年戈培爾和捷克的女明星莉妲·巴洛瓦（Lída Baarová）的關係，甚至演變成讓當時的元首希特勒親自介入，並命令戈培爾和妻子繼續婚姻生活的醜聞。

戰後，柏林郊外的戈培爾宅邸被蘇軍給接收，之後變成東德政府的集會設施。但是在1989年時柏林牆倒塌後東德瓦解後他的宅邸轉由柏林市政府管轄。擔心變成新納粹的聖地，於是關閉該宅邸並且進行管理，但是因為財政惡化最後決定進行拍賣。

熱愛電影的戈培爾是“尼伯龍根之歌”和蒙太奇手法的第一部作品“戰艦波將金號”的愛好者。但是兩部戲的導演弗裏茨·朗和謝爾蓋·愛森斯坦都是猶太人。戈培爾委託將希特勒喜歡的故事“威廉·泰爾”拍攝成電影，但是弗裏茨·朗旋及流亡到法國。謝爾蓋·愛森斯坦則對戈培爾觀看戰艦波將金號後説出“我們也非得製作出我們的戰艦波將金號不可”這知名發言感到憤怒。

戈培爾經常在後世的電影中登場。後世有不少部電影曾經提到戈培爾，例如2004年由奧立佛希斯貝傑（Oliver Hirschbiegel）拍攝的《帝國毀滅》（德語：Der Untergang）中由德國的演員烏理·馬蒂斯（Ulrich Matthes）演出受到好評。另外像是1973年英國及意大利共同拍攝的《希特勒：最後的十日》（The Last Ten Days）、1949年蘇聯拍攝的《攻克柏林》（Падение Берлина）、2004年德國拍攝的《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英語：Valkyrie）、2009年《惡棍特工》（Inglourious Basterds）等作品都有戈培爾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