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

《懺悔錄》全書共12章，分上下兩卷。前6章為上卷，後6章為下卷。 ^[3]  《懺悔錄》記載了盧梭從出生到1766年被迫離開聖皮埃爾島之間50多年的生活經歷。 ^[1] 

上卷：上卷敍述盧梭於1712年出生之後到1742年來到巴黎之前的生活。其中，第1章寫他1712年到1728年，亦即16年的生活；第2章寫1728年3月到同年12月，亦即9個月的情況；第3章是寫1728年12月末到1730年4月底，一年半時間；第4章是1730年4月底到1731年10月初，共17個月；第5章和第6章，是從1731年10月初到1741年秋天，兩章共包括10年的時間。 ^[1]  上卷，盧梭描寫自己的青少年時代，他試圖尋找“盧梭之所以為盧梭”的種種原因。

下卷：第7章是寫1741年秋到1749年夏，前後共8年；第8章從1749年秋到1756年4月，共6年半；第9章從1756年4月到1757年12月末，共1年半的時間；第10章從1757年12月末到1760年12月末，前後3年；第11章從1760年12月末到1762年6月，共兩年半；第12章從1762年6月到1765年10月底，共3年半。下卷主要是寫作者在巴黎的生活，寫他同“百科全書派”的關係、與他們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的幾部重要作品的創作。 ^[1] 

法國大革命：18世紀末，法國封建制度極端腐朽，國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第一等級 ^[4]  （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與廣大的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城市平民、農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鋭，羣眾運動不斷高漲。

盧梭因創作歌劇《鄉村占卜者》成功，後被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接見。盧梭拒絕國王賞賜，他認為，在極端腐朽的法國封建制度下接受賞賜，屬於接受法國國家權力的奴役。盧梭在這段時間，創作了《愛彌兒》這一教育小説。盧梭在《愛彌兒》作品結尾表達的宗教觀點：“薩伏伊神甫”成為法國當局迫害的理由，這在18世紀60年代是極其異端的思想。盧梭的書遭到巴黎大主教的譴責。《愛彌兒》在街頭被焚燒，當局對盧梭發出逮捕令。 ^[4]  1764年，盧梭寄居住在莫蒂埃。1765年，他被逐出莫蒂埃，逃至斯特拉斯堡，又去巴黎，後接受英國哲學家休謨邀請前往英國。1766年，完成《懺悔錄》第一部分。1782年，在盧梭去世後的第四年，《懺悔錄》陸續發表，獲得了“醜聞式”的成功。 ^[5] 

《懺悔錄》的開篇，顯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也許永遠不會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來面目和全部事實描繪出來的人像。不管你是誰，只要“我”的命運或“我”的信任使你成為這本書的裁判人，那麼“我”將為了“我”的苦難，仗着你的惻隱之心，並以全人類的名義懇求你，不要抹煞這部有用的獨特的著作，它可以作為關於人的研究——這門學問無疑尚有待於創建——的第一份參考材料；也不要為了照顧“我”身後的名聲，埋沒這部關於“我”的未被敵人歪曲的性格的唯一可靠記載。最後，即使你曾經是“我”的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也請你對“我”的遺骸不要抱任何敵意，不要把你的殘酷無情的不公正行為堅持到你“我”都已不復生存的時代，這樣，你至少能夠有一次高貴的表現，即當你本來可以兇狠地進行報復時，你卻表現得寬宏大量；如果説，加害於一個從來不曾或不願傷害別人的人，也可以稱之為報復的話。

盧梭面對着種種譴責和污衊、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敢拿着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説：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於對您説：‘我’比這個人好。”

18世紀貴族社會是一片淫靡之風，盧梭與那種寡廉鮮恥、耽於肉慾的享樂生活劃清了界線。他把婦女當作一種美來加以讚賞，當作一種施以温情的對象，而不是玩弄和佔有的對象。他對愛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間真誠深摯的情感，特別重視感情的高尚和純潔，認為彼此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它不是基於情慾、性別、年齡、容貌，而是基於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絕不能喪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説，應該包含着人類一切美好高尚的東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種深摯、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慾的柔情，有時甚至近乎天真無邪、純潔透明，他戀愛的時候，感情豐富而熱烈，同時又對對方保持着愛護、尊重和體貼。他與華倫夫人長期過着一種純淨的愛情生活，那種誠摯的性質在18世紀的社會生活中是很難見到的。他與葛萊芬麗小姐和加蕾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麼充滿稚氣而又散發出迷人的青春的氣息。他與巴西勒太太之間的一段感情又是那樣温馨而又潔淨無瑕。他與年輕姑娘麥爾賽萊一道作了長途旅行，始終“坐懷不亂”。他有時也成為情慾的奴隸而逢場作戲，但不久就出於道德感而拋棄了這種遊戲。

盧梭説過謊，行過騙，調戲過婦女，偷過東西，甚至有偷竊的習慣。他以沉重的心情懺悔自己在一次偷竊後把罪過轉嫁到女僕瑪麗永的頭上，造成了她的不幸，懺悔自己在關鍵時刻卑劣地拋棄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麥特爾，懺悔自己為了混一口飯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盧梭身上，既有崇高優美，也有卑劣醜惡，既有堅強和力量，也有軟弱和怯懦，既有樸實真誠，也有弄虛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種市井無賴的習氣。總之。這不是為了要享受歷史的光榮而繪製出來的塗滿了油彩的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複雜的個人。

盧梭追求絕對的真實，把自己的缺點和過錯完全暴露出來，最直接的動機和意圖，顯然是要闡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壞。他現身説法，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歷史人物又給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來可以聽從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間，在‘我’所喜愛的工作中，在稱心如意的交際中，平平靜靜、安安逸逸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我’將會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長、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勞動者。”但社會環境的惡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卻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這寫自傳的晚年還有那麼多揪心的悔恨。盧梭特別指出了社會不平等的危害，併力圖通過他自己的經歷，揭示出不平等對人性的摧殘和歪曲。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強者”的“暴虐專橫”，“摧殘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潑的性格”，並“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惡習，諸如撒謊、怠惰、偷竊等等”。以偷竊而言，它就是社會不平等在盧梭身上造成的惡果。

盧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發現後經常捱打，“漸漸對捱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覺得這是抵消偷竊罪行的一種方式，‘我’倒有了繼續偷竊的權利了。‘我’心裏想，既然按小偷來治‘我’，那就等於認可‘我’作小偷”。盧梭在通過自己的經歷來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時，又用同樣的方法來揭示金錢的腐蝕作用。“‘我’不但從來不象世人那樣看重金錢，甚至也從來不曾把金錢看做多麼方便的東西”，而認定金錢是“煩惱的根源”。然而，金錢的作用卻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錢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種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這就在盧梭身上造成了這樣一種矛盾的習性：“對金錢的極端吝惜與無比鄙視兼而有之”。

因此，盧梭也曾“偷過七個利物爾零十個蘇”，並且在錢財方面不時起過一些卑劣的念頭，如眼見華倫夫人揮霍浪費、有破產的危險，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庫”，但一看無濟於事，就改變做法，“好像一隻從屠宰場出來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塊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分。”從這裏，除了可以看到典型盧梭式的嚴酷無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關於社會環境與人性惡的互相關係的辯證法的思想了。在這裏，自我批評和懺悔導向了對社會的譴責和控訴，對人性惡的挖掘轉化成了嚴肅的社會批判。正因為這種批判是結合着盧梭自己痛切的經驗和體會，所以也就更為深刻有力。

盧梭用坦率的風格寫自傳，不迴避他身上的人性惡，更為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的思想體系。他顯然並不把坦露自己、包括坦露自己的缺點過錯視為一種苦刑，倒是為深信這是一個創舉而自詡。在他看來，人具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對自由的嚮往、對異性的追求、對精美物品的愛好，等等。正如他把初民的原始淳樸的狀態當作人類美好的黃金時代一樣，他又把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當作了正常的、自然的東西全盤加以肯定。甚至在他眼裏，這些自然的要求要比那些經過矯飾的文明化的習性更為正常合理。在盧梭的哲學裏，既然人在精美的物品面前不可能無動於衷，他在《懺悔錄》中幾乎是用與“懺悔”絕緣的平靜的坦然的語調告訴讀者：“直到現在，‘我’有時還偷一點我所心愛的小玩藝兒”，完全無視從私有制產生以來就成為道德箴言的“勿偷竊”這個原則，這是他思想體系中的一條線索。

讓-雅克·盧梭從年幼的天真善良，到備受粗暴對待心靈受扭曲而養成了説謊、偷懶、偷竊等惡習；由對人充滿信任重視，到受到包括朋友在內的種種中傷、嫉妒和背叛而變得神經質，充滿猜疑；從對於自然滿是憐愛，到因為身心受到種種不幸創傷而疲於奔命，無暇顧及自然之美；由經過艱辛努力成為著名的作家、思想家，到受守舊勢力迫害使《愛彌兒》、《新愛洛依絲》作品被焚、被禁，乃至人身安全受到死亡威脅；從對於自己祖國情深意切，到由於思想上的民主、進步主張而飽受包括祖國在內的歐洲多國的驅逐、拒絕乃至通緝，盧梭的一生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人性被扼殺史。 ^[6] 

另一條線索是：他與天主教神學相反。不是把人看作是受神奴役的對象，而是把人看成是自主的個體，人自主行動的動力則是感情，他把感情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地位，認為“先有感覺，後有思考”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因此，感情的真摯流露、感情用事和感情放任，在他看來就是人類本性純樸自然的表現了。盧梭他提倡絕對的個性自由，反對宗教信條和封建道德法規的束縛，他傲視一切地宣稱，那個時代的習俗、禮教和偏見都不值一顧，並把自己描繪成這樣一個典型，宣揚他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感情、興趣、意志為出發點、一任興之所至的人生態度。這些就是他在《懺悔錄》中的思想的核心，這也是他在自傳中力求忠於自己、不裝假、披露一切的根本原因。而由於所有這一切，他的這部自傳自然也就成為一部最活生生的個性解放的宣言書了。

讓-雅克·盧梭的宗教信仰經歷了新教、天主教最終又改為新教的歷程，但是基督教的本質教義是共通的，原罪的觀念為基督教徒所接受，自己所犯的罪惡由於原罪的存在顯得更加難以寬宥，懊悔心自然而然的產生於“罪人”腦海中；而基督教徒認為上帝作為全知形象會對於自我罪惡進行審判，當然告解懺悔是宗教儀式上重要一環，但是自我內心類似“自省”的的審判也是不可缺少的。原罪意識、審判意識烙印般現於盧梭的作品中。其《懺悔錄》的“懺悔”觀念根源於對原罪意識和審判意識的認同，他那對於自己過往的懺悔具有謙卑和寬容的心態，具有自覺意識，雖然道德完善和自我褒揚的意味濃厚，但是宗教在作品構造上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盧梭作品中的原罪觀念在自我辯解的意味下隱藏的較深，其上帝審判觀念弱於自我審判意識，這與啓蒙主義宣揚的自由平等觀念有關。

《懺悔錄》處處可見作者對於自己所犯罪惡的毫不留情的揭露，涉及方方面面，同時對於這些罪惡具有濃郁的懺悔意識，並反思產生這些罪惡的社會、文化、個人等原因，達到了毫不留情的揭露、真心實意的懺悔、鞭辟入裏的分析、先見之明的改過的諧和境界。讓-雅克·盧梭的《懺悔錄》體現的“是基於道德品格的自律的懺悔意識”，“上帝”的仁愛與公正觀弱於“自律”規約下的自我個體性和自我裁決觀，因而是一種道德與宗教並重的懺悔文本，並且更加接近於世俗觀念的道德完善。 ^[6] 

社會書寫：《懺悔錄》對於社會現實的揭露，對社會風氣、人心世俗、社會發展趨向的揭露同對於自身的揭露一樣，閃爍着毫不留情的鋒芒，同時盧梭倡導的返歸自然的主張帶有明顯的平民主義立場。

《懺悔錄》中的社會書寫具有顯在和潛在的兩條線索。顯在線索，即盧梭對於封建社會由盛而衰時代的社會風俗、封建特權、教會制度、巴黎沙龍、宮廷鬥爭等的書寫，而潛在的則是以盧梭在“懺悔”個人成長軌跡時所隱含的自我良好美德被玷污的社會原因為線索。由於盧梭用第一人稱行文，主觀隨意性特別強，客觀風俗社會描寫僅僅作為個人隨感的陪襯出現，所以顯在描寫點綴於主人公忙碌而不幸的一生之中，而潛在描寫則令人印象深刻。

他敍述自己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除了幼年時代的短暫家教之外，其掌握的知識幾乎全靠自學，因此在社會漂泊中養成了種種惡習，所影射的是當時對於普通平民教育的缺失。他回憶自己收養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威尼斯小姑娘安佐蕾塔，其動機為金屋藏嬌，雖然最後他良心發現，但是還是可見當時民眾賣兒鬻女的悲慘，人性人權的被踐踏之嚴重。他遊歷法國鄉村時所見到的農民因為懼怕“税吏”、“酒耗子”等苛捐雜税的執行者，竟然不敢享用自己用汗水換來的食物和美酒，其潛在的對於封建制度的“難以平息的仇恨”不言而喻。同時，《懺悔錄》中社會書寫的目的也很明確，即社會黑暗面的存在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是導致盧梭自己流離半世，人性扭曲的誘因，社會理應為個人罪惡負責。社會書寫使得《懺悔錄》避免流於個人憤懣的抒發和自我意味過濃的弊端，具有一定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意味，使得作品更具有啓蒙意味。 ^[6] 

一、小説式的敍述

這一類敍述中所涉及的記憶往往是愉悦的。也最能體現《新愛洛伊斯》、《愛彌兒》作者的藝術習慣。它們被作者置於放大鏡下，細緻斟酌，用大量細節、分析，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這裏提到的人和事卻完全不能和作者實際相處的時間相吻合。這些人是他的鄰居、短暫的愛人、早年的保護者，在外人看來，並非作者一生中常相伴的關鍵人物。但作者花大量筆墨去描繪那些小往事，試圖表現出永恆的含義，甚至人物的音色、相交的目光、衣服最小的褶皺都被一一記錄。在這個類別的敍述中，涉及到華倫夫人、巴塞爾夫人、格拉芬耶和加萊小姐、威尼斯的交際花、烏德托夫人等。作者突出了和以上人物的情感和友誼，幾乎每一個場景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微小説，一個完整的夢境。這些敍述都會涉及到鮮明的人物形象、戲劇化的場景和詩意的氛圍。

1、鮮明的人物形象

比如華倫夫人“與本世紀同時誕生，已經28歲了。她風韻猶存，她的神情親切而温柔，雙目含情，有着天使般的微笑，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灰白色的頭髮有一種罕見的美，隨意攏一攏便光彩照人。她身材不高，有點矮。”又説到烏德托夫人，“年近30，説不上太美；臉上有雀斑；肌膚也不細膩，眼睛因為近視而有點圓突。一頭烏黑濃密的長髮，天然捲曲，垂及大腿。她身材小巧玲瓏，舉手投足顯出既笨拙又高雅的氣質，她的思想極為純樸，惹人喜愛；快樂、輕率和天真在她身上結合得恰到好處”。

2、戲劇化的場景

小盧梭和表哥種樹的英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兩個小朋友模仿朗貝西埃先生種樹，然而選的位置不對，小樹馬上面臨枯死。於是他們就發明了一種引水溝將他澆灌胡桃樹的水偷偷引了過來，故事最終以朗貝西埃先生的大叫和他妹妹的大笑結束。作者不惜大筆墨饒有興味地講述這個孩童時代的惡作劇。採用戲劇的開場一般吆喝眾人觀看，將回憶寫成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羅馬英雄般的壯舉：“啊，你們，對於平台上的胡桃樹的來龍去脈很好奇的讀者們，聽聽我説這段可怕的悲劇吧。希望你們儘可能得不要顫抖”。

另一個例子，盧梭和華倫夫人的愛情故事。作者用記述歷史傳奇般的手法開始這個故事：“人家對我説她剛出門，上教堂去了。那天是1728年的聖枝主日。我立即追了上去：我見到她，等了等，同她談了話，我大概還記得這個地方；此後我在那兒灑下過許多的眼淚，親吻過那個地方。我為什麼不可以用金欄杆把這個幸福之地給圍將起來。為什麼不讓全世界的人來朝拜它！”這段話流傳久遠，深入法國讀者的心，後來甚至確實在1928年，為紀念盧梭與華倫夫人相見200週年，在盧梭所描繪的地方建起了金欄杆。

3、詩意的氛圍

盧梭的童年是被“温柔和簡樸”的風景所包圍的。作者描繪了一幅寧靜的風景畫：在燕子的呢喃和蘇桑姑姑的小曲陪伴中，小盧梭在他父親的陪伴下寧靜地閲讀。至於和烏德托夫人的相遇，則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在涼爽的樹影下，在夜鶯的歌聲和潺潺溪流中。幾乎在第一大類的事件敍述中，作者都有意營造了詩情畫意般的氛圍，往往通過美好的大自然作為烘托，開始講述將要發生的動人故事。這種在作品中穿插大量自然風光的寫作特點，是盧梭從寫作小説《新愛洛伊斯》開始的，而在當時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中並不多見，這也是為什麼後人尊盧梭為浪漫主義文學先驅的原因之一。

二、辯詞式的敍述

這一類記憶，往往出現在支離破碎的敍述中。作者不再給我們呈現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而是寥寥數語，勾勒一個漫畫般的側影。然而恰恰相反的是，這裏所提到的人和作者相處甚密，在作者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涉及他的老朋友們，之後對於盧梭而言，他們成了他的敵人，陰謀集團，壓迫他的社會勢力：狄德羅、格里姆、埃皮奈夫人、奧爾巴赫等等。

狄德羅是盧梭青年時代以來長久扶持的朋友；埃皮奈夫人被公認為盧梭一生最重要的保護人，從相識到友誼的破裂共同經歷了十五個年頭。然而他們的形象在《懺悔錄》中甚少提及，提到的時候也是片段、破碎的。這些敍述模糊不清，和第一類所提到的濃墨重彩、興趣盎然的描述有天壤之別。這一部分的記憶，完全被抽離了色彩和詩意。取而代之的是不休的解釋、辯解、誓言、證據。致使敍述的內容空洞乾枯，貧乏無趣。雖然在篇幅和重要性上不亞於第一類記憶，但作者諱莫如深的藝術處理方式，使這部分所表現的“感情鏈”如同處於灰暗的地帶，而“自我”也隨之陷於陰影之中有意隱去。這部分敍述表現出以下特點：

1、模糊的人物形象

他們的蹤影往往被低落的語氣帶出，顯得隱隱撞撞，模糊難辨，始終處於影子中一般：“當我來的時候，談話就隨之結束了。他們聚在一起，竊竊私語，唯有我不知和誰説話才好”。讓-雅克·盧梭從未正面敍述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總是以“單獨的會談”，“在小路一角”出現，他們的秘密，是“從來不為人知和壞心眼的”。狄德羅被描繪得冷漠無情且不守信用；埃皮奈夫人則總愛搜查泰蕾莎（盧梭的妻子）的籃子，至於格里姆，全然忘記盧梭對他在病中的照看，對他投以輕蔑和反對。

2、無情節內容的場景

這一類人物的出現和事件的交代是沒有具體情節可言的。好友狄德羅首次出現在書中就平淡無味，刻意迴避“我從我朋友羅甘先生那裏認識了我的朋友，其中就有狄德羅，之後我會有很多地方講到他”，然而，一章結束之後，讓-雅克·盧梭並未如前述詳細講講他和狄德羅，而是簡簡單單地説：“雖然從威尼斯回來，我沒有講到狄德羅，也沒有講到我的朋友羅甘，我並沒有忽略他們，之後我尤其和第一位朋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在接下去的敍述中，狄德羅和盧梭的友情並未能合盤托出，作者似乎並無意提及，總是零星片語順帶點到，全然未能有記述小時候和表哥種樹一樣的完整故事情節了。

3、辯解的氛圍

第二大類的記憶也同時被剝奪了恬靜的自然美景的烘托。相反，急促重複的辯解不絕於耳。“我的朋友們和我的相識把我這頭孤僻的熊當成了綿羊”，“我很不樂意看到一個比我年齡小的人竟然像控制孩子一樣控制我”。這樣叨叨絮絮的抱怨充滿全篇，不時打斷敍述的進程，將這一大類的記憶包裹上了一層灰色的迷霧。

這些一來一回的信件隔斷了通暢的敍述，令自傳的可讀性和趣味性降低。

三、被隱藏的記憶

這一類記憶，原本或許該出現在作者的敍事中，卻被作者所掩蓋甚至隱藏了。對盧梭本人毫無瞭解的粗心讀者幾乎完全會被作者矇在鼓裏。而恰恰這些又是盧梭同時代讀者們期待作者給出清楚交代的問題。從這裏我們可以充分證實作者在處理事實素材時的方式，這種出現在素材選擇時的裂痕，有時恰恰是可以充分反映傳主本人思想和個性的重要事件。

這件醜聞被伏爾泰在《公民的情感》的小冊子中曝光。而作為當事人，盧梭在若干年後，才在發表的書信集中公開懺悔。《懺悔錄》中只蜻蜓點水透露了此事，寫到泰蕾莎懷孕，他略有悔意。在這件罪上欲蓋彌彰，疏於辯解，和作者在自傳開篇時信誓旦旦要完全揭露自己的態度是不相符的。作者曾花大量場面，過度嚴肅的態度去寫他所犯下的眾多小錯誤，偷竊絲帶，拋棄同行的人，貪心別人的衣服，都言辭鑿鑿，悔恨切切。而這些對小錯誤的反省或許都如障眼法一般，掩蓋了他所犯下的更大的錯誤。 ^[3] 

五四運動之後，盧梭的《懺悔錄》被翻譯介紹到中國。 ^[7]  盧梭的《懺悔錄》促進了回憶錄、內心日記和自傳體小説等體裁的繁榮，影響身後的無數作家。托爾斯泰的《懺悔錄》就是盧梭影響下的產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也出現了一批懺悔文學，如魯迅的《風箏》、《父親的病》，郁達夫的《沉淪》。巴金始終把盧梭尊為啓蒙老師。巴金寫小説，第一位“老師”就是盧梭，從《懺悔錄》作者那裏，他學到誠實，不講假話。 ^[8] 

《懺悔錄》是盧梭對政府與教會的迫害進行的反擊，是為自己辯護、維護自己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 ^[9] 

——中國作家網

《懺悔錄》完成了歷史的再現。 ^[10] 

——尹喜榮（漢語言文學講師）

讓-雅克·盧梭1712年6月28日生於瑞士日內瓦，是法國啓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啓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11]  主要理論著作有《論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否有助於淳風化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及自傳《懺悔錄》。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