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意識

中國歷史上的憂患意識源遠流長，它萌發於商周之際。殷商覆亡給周初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使他們認識到天命靡常，只有自己心存戒心，敬德從事，方可免於禍患，延長國祚。同時，周滅商後，殘存的殷民並未全部賓服，這就給尚未穩固的周王朝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使周初統治者不能不以憂慮戒懼之心去保守政權。周文王説：“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詩·大雅·蕩》）周公在講述殷王逸樂亡國教訓時説：“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尚書·周書·召誥》）召公告誡成王説：“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厥命。”（同上）一部《周書》貫穿了一個“憂”字。這是中國早期的原始的憂患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憂患意識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當時，諸侯爭霸，社會矛盾加劇。誠如莊子所説：“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莊子·駢拇》）這一時期是憂患意識的第一次高漲和發展時期。其中最早明確而系統地論述到憂患意識的是孔子。孟子説：“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懼即是憂患。孔子説：“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衞靈公》）“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孔子又説：“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衞靈公》）他認為道比人的富貴和生命更為重要，“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孔子突破了周初統治者以憂位為中心內容的憂患意識，而把憂道、憂國、憂民放在首位。王充説：“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憂民。”（《論衡·指瑞》）孔子的憂患意識及其所表現的價值觀念，為以後儒家憂患意識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孟子豐富和發展了孔子的憂患意識，在憂患意識發展史上，是孟子最早明確提出“憂患”這一概念，並對憂患意識的內涵有所拓展，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憂患意識的理論。孟子説：“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認為，從個人的生命、事業的發展，到國家的興亡存衰，都與是否具有憂患意識密切關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孟子憂患意識理論的基本思想。孟子提出的患重則強、憂深則達，則是這一基本思想的延伸。孟子説：“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朱熹注説：“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孟子才提出：“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還説過：“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孟子·離婁下》）這是從負面意義上講憂患意識的作用，認為無憂則可能有患，有憂則可避免禍患。孟子對憂患意識的突出貢獻，是把民本思想引入憂患內容。他説：“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與民同憂同樂，是儒家憂患意識的重要特色之一。

《周易大傳》是以孔子的名義立論的，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對儒家憂患意識的理論也有許多貢獻。《易傳》中也明確地提出了“憂患”這一概念，説：“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傳·繫辭下》）不僅明確提出“憂患”概念，而且把《易經》的起源與憂患意識聯繫起來，認為有了憂患意識才有《易經》的產生，表明《易傳》對憂患意識這一文化現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易傳》説：“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繫辭下》）這是《易傳》對周朝初年統治者憂患意識所做的總結，所謂“有憂患”、“其辭危”、“懼以終始”，表明他們有強烈的、自覺的憂患意識，因而才“危者使平”、“其要無咎”。由此《易傳》得出結論説：“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繫辭下》）《易傳》的這種防微杜漸、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易傳》還繼承了孟子的思想，強調“吉凶與民同患”（《繫辭上》），貫穿了民本思想；告誡統治者要“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下》），加強修養，“君子以恐懼修省（《震象》），“君子以反身修德”（《蹇·象》），“君子以懲忿窒欲”（《損·象》），拋開個人榮辱的計較，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象》）。

宋代是憂患意識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高漲和發展時期。宋朝建立之後，面臨着三種矛盾，一是國家“積弱積貧”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二是外族侵入造成的國家分裂和解體，三是佛教衝擊所導致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代是一個充滿了內憂外患的時代，因此，憂患意識在宋代也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峯。兩宋的憂患意識，繼承了先秦儒家憂國憂民的傳統。如蘇洵在《管仲論》一文中所説：“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陸游在《病起書懷》、《春晚即事》等詩歌中所説：“位卑未敢忘憂國。”“杜門憂國復憂民。”一些思想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賦予憂患意識以新的內容。范仲淹在孟子的“與民同樂”思想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先憂後樂”的憂患觀。他在《岳陽樓記》一文中説：“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為儒家樹立了新的人格典範。因此，宋代的一些思想家，都把這種憂患意識看得很重要。張載説：“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橫渠易説·繫辭上》）聖人之所以異於天，異於他人，就在於聖人有憂患意識，聖人之仁與憂患意識是密不可分的。葉適也説：“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在憂世，雖仁無益也。”（《雜著·贈薛子長》）他認為仁必須與憂世結合起來才有意義。兩宋憂患意識的空前高漲，激發了抗敵救亡，改革圖存運動的興起，激發了士大夫參政的熱情，並推動了儒學本身的發展。宋代儒學的復興，也是一種憂患意識的表現。 ^[1] 

儒家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傳統意識，是一種社會歷史責任感、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及其獻身精神的反映，也是積極進取、奮鬥開拓的精神。儒家政治文化的憂患意識，培育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優良品格和許多愛國志士，在今天仍不失其進步作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