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元黨禁

創立於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學，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其影響遍及江浙、閩、川蜀等整個南宋全境，逐漸超越其它學派而取得主流學派的地位，並出現了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一批道學宗師，構築起道學內部理學和心學兩大思想體系。一面是道學在民間的繁榮發展，一面是宋孝宗君臣不喜歡、甚至屢屢壓制和打擊道學，這就決定了朱熹、張栻、呂祖謙等道學家在孝宗朝曲折的政治命運，註定了非道學派士大夫和道學派官僚之間矛盾衝突的不可避免。前者多是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當權派，後者多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議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後者不在其位，不免以清議的方式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對前者進行尖鋭的批評；前者則以手中權勢對後者進行抑制和打擊。孝宗朝道學與反道學勢力的鬥爭，基本上便是呈現為這樣的格局。但是隨着道學社會影響的日益擴大，其向朝廷的滲透畢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孝宗淳熙末年，以周必大與王淮並相為標誌，道學派終於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一掃此前被動挨打的局面，開始進入與反道學派分庭抗禮、朋黨交攻的新時期。此後，雙方的鬥爭幾經起伏，愈演愈烈。光宗紹熙末年，隨着趙汝愚的執政，反道學派暫進處於下風。隨即而來的紹熙內禪，又引發出趙汝愚與韓侂冑的矛盾，促使反道學派與韓侂冑的合流，終於導致以趙汝愚為首的道學之黨的全面崩潰，釀成了南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禁錮道學的運動：慶元黨禁。 ^[2] 

慶元黨禁的直接起因是韓侂冑與趙汝愚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公元1194 年（紹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禮，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主謀，發動了一起宮廷政變，擁立光宗之子趙擴（即宋寧宗）為皇帝，尊光宗為太上皇，史稱“紹熙內禪”。當時韓侂冑是宮廷內臣，也參與其事。事成後，韓侂冑希望論功行賞，封他為節度使，遭到了趙汝愚的反對。韓侂冑因此而對趙汝愚產生了怨恨。趙汝愚尊崇道學，把朱熹從湖南召到臨安，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做寧宗皇帝的老師。因為朱熹是趙汝愚引薦入朝的，因此，韓侂冑打擊趙汝愚是從排斥朱熹開始。

公元1194 年（紹熙五年）閏十月，韓侂冑以內臣的有利條件，出內批罷黜朱熹。公元1195 年（慶元元年）二月，罷黜趙汝愚的右丞相（趙汝愚任相僅半年）之職，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正月，趙汝愚死於衡陽。在罷黜朱熹和趙汝愚時，有一批官員出來為他們辯護，都被罷官遠斥。後來，這些人被以“道學”的罪名打成了“逆黨”。 ^[1] 

公元1195 年（慶元元年）6月，貢舉劉德秀上書，重提孝宗朝道學之爭，希望寧宗“效法孝宗，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書請禁道學。寧宗將這奏疏張榜朝堂。數日後，吏部侍郎糜師旦再次奏請考核真偽，正式將劉德秀的建議付諸全面而具體的甄別運動。這次清洗，幾乎網盡了趙汝愚、朱熹門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 年11月，監察御史胡紘誣陷趙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復辟為紹熙皇帝。於是，趙汝愚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貶謫路上，趙汝愚有點病渴，大夫卻誤投以寒劑。舟過瀟湘，風雪漫天，寒氣表裏交侵，便不能飲食了。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陽），州守錢鍪對他百般窘辱。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正月十八日，趙汝愚暴斃身亡。 ^[1] 

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2月，劉德秀要求將道學正式定為“偽學”。這年科舉開考，試卷只要稍涉義理就造黜落，連《論語》《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書。太皇太后吳氏耳聞外朝的折騰，大不以為然。寧宗便下了一道“糾偏建正”的詔書：“今後台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不料韓黨強烈反彈，殊死抗辯，寧宗不得不追改為“不必專及舊事”。

趙汝愚已死，朱熹成為韓党進一步搏擊邀功的對象。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誘引尼姑，以為寵妾”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於是，朱熹落職罷祠。 ^[1] 

公元1197年（慶元三年），偽學之禁不斷升級，韓黨規定自今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並清查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偽學之黨”。後來連官僚薦舉、進士結保也都必須在有關文牘前填上“如是偽學，甘受朝典”的套話。

公元1197年（慶元三年）閏六月，朝散大夫劉三傑奏稱：“前 日偽黨，今又變為逆黨......”。劉三傑這篇對道學的聲討書，集以往譴責道學言論之大成，並把罪名升級為“逆黨”，從而把道學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上疏，“請置偽學之籍”，寧宗“從之”。於是仿元祐黨禁的做法，置《偽學逆黨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執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餘官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簡、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楊宏中、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 ^[3]  道學家並不是這張名單的共同點，而是這些人都曾經直接間接觸怒過韓侂冑或其黨徒。在此之前，這五十九人已經罷官的罷官，遠斥的遠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軍，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偽學逆黨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擊做了一個總結。 ^[1] 

“偽學逆黨”名單的出籠既是慶元黨禁的高潮，也是強弩之末的開始。其後一年間，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動作。公元1200年（慶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陽去世，儘管黨禁嚴酷，路近的學生也都來奔喪，路遠的弟子則私相祭弔。喪禮定在當年冬季，韓黨擔心喪禮變為“逆黨”的一次大示威。公元1200年（慶元六年）秋天，布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寧宗請斬韓侂冑，使趨於沉寂的黨禁波瀾再起，祖泰上書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禮也沒有釀出事變，黨禁漸近尾聲。有人提醒韓侂冑：再不開黨禁，將來不免有報復之禍。韓侂冑頗有觸動，對人説：“這批人難道可以沒有吃飯的地方嗎?”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諫上奏寧宗説，“真偽已別，人心歸正”；韓侂冑便正式建議寧宗弛偽學之禁。於是，以趙汝愚平反為標誌，黨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偽學逆黨”的健在者，例如劉光祖、陳傅良等都復官。 ^[1] 

其一：在慶元黨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學一個學派。慶元黨禁的發動者，置當時學術界各派的分歧和爭論於不顧，不問青紅皂白，把當時學術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網打盡。在慶元黨禁中，受到打擊和損害的還不以列入黨籍的五十九人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其二：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面貌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在扭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聲討與掃蕩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一切是非都顛倒了，政風士風在慶元黨禁前後有明顯的轉折。

其三：宋寧宗在黨禁方興之時一度支持韓侂冑，致使韓黨佔據上風，其後六七年間，他宋寧宗漠然無為，聽任韓侂冑肆無忌憚的排斥政敵，專斷朝政，走上了權臣之路。黨禁雖然鬆動，韓侂冑的權臣之勢卻如日中天，不可搖撼。 ^[4] 

慶元黨禁，是南宋政治和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這次事件的主要打擊目標是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在慶元黨禁的實際過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學家受到政治上的打擊，那些並非朱熹一派的學者也受到了打擊，如陸氏心學的主要傳人也被列入黨籍而遭禁，甚至連反對朱熹一派的學者，如永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黨籍而遭禁。慶元黨禁實際上是南宋當權的統治集團對學術界的一次大規模的、全面的打擊。這樣做的結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間的那種學術繁榮、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面一去而不復返。因此，慶元黨禁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遭受的一場浩劫。 ^[5] 

但也有學者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為代表的道學，迎合了後世中國帝王的統治需要，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使中國越來越落後於世界文明和科技發展的腳步，導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