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

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佈“解放藝妓娼妓令”，宣佈嚴禁人身買賣，廢除傳統的遊廓制度。作為其配套措施，翌年12月，公佈“貸座敷渡世規則”和“娼妓渡世規則”，將所謂基於本人意願的娼妓集中於“貸座敷”，並形成整套接受健康檢查、領取營業執照、交納税金的完整制度，奠定了近代意義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 ^[9] 

1888年，日本陸軍編成師團制，中日甲午戰爭後擴張至12個師團，日俄戰爭後膨脹至18個師團。這些師團和步兵聯隊的所在地，均在短時期內發展成為軍事要都。在這些軍事要都，軍隊為解決將士的性慾排泄問題，在幕後積極推動遊廓的建設，地方政府面對性交易帶來的財源，積極招請。在日本國內，伴隨着軍隊設施的擴充，在軍隊的駐地周圍，妓樓如影相隨 ^[10-11]  。在大規模戰爭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氾濫及強化軍隊管理等“內在”需要，成為軍隊與公娼制度“聯姻”的巨大推力，為日後慰安婦制度的形成，提供可操作的“模板” ^[12]  。 ^[9] 

1905年4月，“日本花柳病預防會”成立。1910年，日本製定《行政執行法》和《娼妓取締規則》，將私娼納入管制對象，對其展開強制性的性病檢查。同年7月，日本政府專門制定法規，要求各地設立專門的性病醫院，並出資遣送染病的公娼入院接受治療。1927年3月25日，日本貴族院批准《花柳病預防法》，並於1928年9月1日起開始部分實施。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確保了國家參與性管理、獨佔女性性交易之特權。 ^[9] 

東亞地區女性人身販賣網絡的形成，能夠在戰爭爆發之後的短時期內，迅速構築起“慰安婦”的龐大供應體系。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島原半島為中心，大批日本年輕女性漂洋過海，到海外賣淫謀生，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粗略對其分佈地域進行劃分，除日本殖民地和實際佔有地朝鮮、中國台灣地區、滿洲（中國東北地區）之外，規模較大的聚集地區，還包括東南亞（南洋地區）、西伯利亞、中國大陸、香港、北美洲等地，形成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席捲全球的賣淫人口大移動。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海外“南洋姐”的官方統計數字是30791人，其中至滿洲和夏威夷的約有20000人 ^[13]  。 ^[9]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海外殖民地移植，為這一網絡的最終確立奠定基石。日本在勢力範圍地區建造妓院和料理屋，導入以日本“內地”公娼制度為模本的賣淫管理制度，規模較大的包括“滿洲”地區、朝鮮半島、中國台灣地區等。以“滿洲”地區為例，1905年6月，日本在大連設立“關東州民政署”，並於1905年秋至1906年初，頒佈一系列管理賣淫業的法規 ^[14]  ，其強制性的梅毒檢查、遊廓地域的指定、賣淫年齡的限制、徵税等做法，與日本“內地”的制度無異。 ^{[9]  [15]} 

由此，近代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被複刻移植到關東州。1906年9月1日，日本設立關東都督府，關東州民政署頒佈的上述法規、法令，被全盤繼承下來。隨後，日本在經營“滿洲”過程中，逐步整理、統一各地軍政署的各種賣淫管理條例，頒佈統一的《藝妓酌婦及僱婦女取締規則》《娼妓取締規則》《貸座敷取締規則》及《娼妓健康診斷施行細則》等，這些法規、法令，作為日本國家權力管理“滿洲”賣淫業的重要一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9]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在朝鮮半島的移植，與“滿洲”地區相似。 ^[16]  1876年通過《江華島條約》，日本逼迫朝鮮開放釜山、元山，日本賣淫業者開始登陸營業。1881年，針對在朝鮮賣淫的日本娼妓，日本仿造國內的做法，在朝鮮頒佈《貸座敷及藝妓娼妓營業規則》，將發放“營業執照”的權限授予日本總領事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朝鮮淪為日本事實上的“保護國”。各居留地的理事廳從1906年 6月至1910年4月，以理事廳令的形式，頒佈了《藝妓及酌婦取締令》和《料理店飲食店取締令》，主要以日本人居留地為中心，逐步將公娼制度滲透到朝鮮社會。1910年8月，通過“日韓合併”，朝鮮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此後的賣淫取締的管理權限，由理事廳移交警務總監部和各道的警務部長。1916年3月31日，日本殖民當局公佈警務總監部令第4號《貸座敷娼妓取締規則》（同年5月1日實施），由此，公權力認可的賣淫僅限於貸座敷的娼妓，與料理屋、飲食店等明確區分，防止藝妓、酌婦等變相賣淫。通過這一取締規則，將朝鮮人經營者和賣淫女性全部納入管理範疇，實現了在朝鮮半島性國家管理的全面掌控。 ^[17]  殖民地朝鮮公娼制度的統一實施，意味着以法的形式正式在朝鮮半島確立起公娼制度。 ^[9] 

公娼制度引入殖民地支配之下的東亞地區，令日本式的性管理模式迅速擴張。日俄戰爭之後，伴隨着經濟上的掠奪和政治上的壓制，大量殖民地女性被捲入這一體系之中。以朝鮮半島為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界，朝鮮賣春體系趨於完成，與日本內地具有同樣性風俗意識和賣淫女性供應體系，並在朝鮮社會紮根。至1929年，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娼妓數量，首次超過同地區的日本人娼妓。 ^{[9]  [18]} 

“滿洲”地區出現朝鮮人娼妓，可追溯至1910年代中葉，她們以關東州和“滿鐵”沿線地域為據點，逐步蔓延，1910年代末直達“北滿”地區。1920年代初期，經由“滿洲”和沿海州，朝鮮半島賣淫女性出現於薩哈林地區。1920年代初，又開始前往台灣，根據1930年的統計，在調查中國台灣地區娼妓的出生地時，發現來自朝鮮半島的女性居多。 ^[19]  另外，1920年代在上海、青島、濟南、漢口、天津等中國內地城市，也出現不少朝鮮人娼妓。 ^[9] 

初期的對外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鎮壓義和團運動、日俄戰爭等），均在短期內迅速結束，日本軍隊沒有足夠時間管理賣淫女性，對如何解決將士的性慾發泄問題，也並未提上日程。限於交通條件及安全等的考慮，當時的賣淫女性單槍匹馬前往戰場的現象較為少見，一般由妓樓的經營者帶隊，在戰場附近開設類似日本國內遊廓的“慰安”場所 ^[20]  。 ^[9] 

1918年8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武裝干涉俄國革命，至1925年5月撤出庫頁島，歷時近7年，出動兵力最多時達73000人。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軍隊內部性病流行。據不完全統計，約有10%至20%的日軍官兵染上性病，總數達12000人，因性病減員的人數，遠多於傷亡人數。 ^[21]  針對這種局面，日本軍隊採取一些應對措施 ^[22]  。 ^[9] 

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日本軍隊內部的性病氾濫，迫使日本軍方開始關注這一問題 ^[23-25]  。在這種形勢之下，軍隊及按照軍隊意向運作的國家行政機構，開始作為主體走上前台，從賣淫女的徵募、配置到管理，予以全面介入。 ^[9] 

日俄戰爭時期，作為戰場的“滿洲”地區，湧入大批日本內地娼妓。為應對這一局面，營口軍政署開始實施徵税和梅毒檢查。1905年3月，營口軍政署制定《旅舍料理屋下婢取締規則》，在第7條中，明確規定：下婢（絕大部分就是面向軍隊賣淫的娼妓）必須遵從軍政署的規定接受健康檢查，不得拒絕。營口軍政署還設置“婦人病院”，對患性病的“下婢”強制遣送病院。遼陽軍政署為防止性病的泛濫，也直接運營附屬機構日本婦人病院。 ^[9] 

根據軍政委員大原武慶大尉的指示，1904年12月，在安東地區新建的街道上開設了名為“遊園地”的遊廓。1905年2月前後，當地的飲食店組合又在此設置了日本軍人專用的妓樓——“醉雷亭”，在為日本軍人服務時，實行明確的價格限制。 ^{[9]  [26]}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軍隊對“慰安”的需求日趨強烈，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婦女人身買賣的強烈批判，令日本當局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27]  “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妓院經營者為在上海開設“海軍指定慰安所”，以招聘“軍隊食堂服務員”、“女傭人”等名義，在長崎等地徵募青年女性。當年5月，15名女性從長崎港出發，被送進上海的慰安設施。1936年2月，長崎地方裁判所對涉及這一事件的10名妓院經營者做出有罪判決，以“國外移送誘拐罪”最高判處3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1937年3月，大審院結審，維持了這項有罪判決。 ^{[9]  [28]} 

日本內地徵募“慰安”女性的法令限制，以及性病防治等的現實需要 ^[29]  ，令最初從日本國內啓動的“慰安”女性徵募，逐步演變為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內的強制徵集。 ^[9] 

在日本軍隊推動慰安所建設之時，日本國內廢娼運動家，逐步與國家採取全面合作的態度，最終融入到國民總動員的法西斯主義戰時體制之中。1937年9月28日，以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為代表的八大婦女團體成立了日本婦人團體聯盟，其在成立宣言中宣稱：在國家總動員之秋，婦人團體要精誠協作，成為堅強的槍炮後盾，為跨越艱難之時局，發揮女性的真正價值。 ^[9] 

慰安所(4張)

1931年11月，日本海軍將日本僑民在上海虹口經營的四家風俗場所：大一沙龍、小松亭、永樂館、三好館指定為日本海軍特別“慰安所”，此後“慰安婦”制度蔓延到日軍的整個東亞戰場。1932年1月，上海事變後，日本軍隊性侵犯中國婦女的事不斷髮生。日本開始在上海組建“慰安婦團”。 ^[30-31]  淞滬停戰後，陸軍的慰安所逐漸撤銷，而海軍慰安所則繼續經營。同時，在淪陷後的中國東北，有不少日本人在關東軍的駐地周圍設立了軍妓院。 ^[32] 

二戰被日軍強徵的慰安婦。(4張)

1937年12月11日，日“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下達《方面軍關於慰安設施的實施意見》，一方面致電日本國內，要求儘快徵集日本慰安婦運往中國；一方面撥出鉅款邀請日僑“方便屋”老闆出面，舉辦“民間慰安所”； ^[33]  同時密令所轄各部先自行設立各種形式的臨時慰安所，以上海揚家宅娛樂所的建立為標誌，日軍開始正式推行慰安婦制度。 ^[32]  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後，大規模的燒殺搶掠，造成了性病在日軍各部隊中迅速流行。松井石根下令加速在南京籌建各種慰安所。12月25日，駐防南京的日“上海派譴軍”參謀部第二科提出了《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34] 

1938年6月，寺內壽一為首的華北方面軍也向部隊發出設置慰安所的命令。11月3日，第2軍司令官東久邇宮的部隊負責對漢口和漢陽的警衞，該軍立即推行慰安所制度。 ^[35]  梅津美治郎的關東軍於1941年7月，提出招募2萬朝鮮慰安婦的計劃，從而將慰安婦制度推到所有侵華日軍部隊。 ^[32] 

1939年4月，日本軍方便開始在海南島佔領區設置慰安所 ^[36]  ，台灣總督府接到海南島日佔軍亟需設立慰安所和招募慰安婦的指示，隨即命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負責執行海口海軍慰安所的興建工程，及慰安婦的募集與經營業務。

1942年9月3日，陸軍省科長會議上指出要在現有基礎上追加“將校軍官以下的慰安設施，擬按以下規模：華北100所，華中140所，華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庫頁島10所，共400所”。 ^[37] 

二戰時期，慰安婦與軍馬、軍犬、軍鴿以及武器彈藥一樣，成為日軍不可須臾或缺的“軍需品”。日本軍需大臣曾有手令，慰安婦屬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 ^[38]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佔東南亞地區，日本軍部將慰安婦制度有計劃地推廣到了東南亞各日軍駐地。東南亞戰場上的日軍慰安所又被稱為“愛國食堂”、“官撫班”、“特別看護室”等，在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新不列顛羣島和新幾內亞等地均開設有這樣的慰安所，被充作慰安婦的女子來自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文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泰國、越南、緬甸和東帝汶等。 ^[39] 

有資料顯示 ，日軍在1942年5月攻佔菲律賓後不久即下令開設慰安所，第25集團軍佔領馬來半島後，立即着手設立了大量的慰安所。馬來半島上的日軍慰安所主要分佈在30多座城市。1943年10月，馬來軍政監部制定了《慰安設施及旅館營業遵守規則》和《藝妓、陪酒婦僱傭契約規則》。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越南是日軍最早設立慰安所的地區。第15集團軍到達緬甸後不久，緬甸各地便出現了日軍慰安所，慰安婦中大約有20%是緬甸婦女。 ^[39]  日軍佔領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後，拘留了大批荷蘭籍婦女，並將她們編入4個日軍慰安所 ^[40]  。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迅速攻佔及大平洋及東南亞，所需慰安婦供不應求。1943年9月，日本的次官會議決定在日本組織少女子挺身勤勞隊，1944年8月23日的第5、第9號救令公佈了“女子挺身勤勞令”，並於同時正式實施，從而使搜抓慰安婦活動合法化，大批女性被強徵充當慰安婦。 ^[41] 

日本投降之前幾個月在中國和東南亞諸國戰場節節敗退，日軍為掩飾其罪行，大部分慰安婦被殺死滅口。 ^[41] 

由於日軍在戰敗時大量銷燬檔案，要準確計算慰安婦的數量較為困難，在日韓國學者金一勉認為慰安婦的總體人數在17萬至20萬人，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會長尹貞玉認為30萬至40萬人 ^[42]  ，日本作家千田夏光認為10萬人，日本學者秦鬱彥認為9萬人，吉見義明認為15.5萬至20.6萬左右， ^[43]  中國學者管寧認為當時日本軍隊中慰安婦的總人數最高限應為30萬人，最低限為20萬人 ^[44]  ，蘇智良認為在慰安婦制度實施的7年間，計慰安婦人數大約有36至41萬人，按國籍來分析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朝鮮慰安婦的人數在14至16萬之間，日本慰安婦的人數為2萬人左右，中國台灣地區、東南亞一些地區的慰安婦有數千人，澳大利亞、美國、英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的慰安婦各有數百人，而中國的慰安婦人數最多 ^[45]  。

截至2019年4月，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倖存者剩16人，其中湖南7人，海南4人，山西3人，浙江1人，廣西1人。 ^[46-49]  台灣島內僅剩2位“慰安婦”倖存者。 ^[50]  韓國慰安婦受害者倖存者僅存32人。 ^[51] 

截至2020年4月，對日起訴的中國大陸24位“慰安婦”受害者原告均已辭世，無一人得到道歉與賠償。登記在冊的中國大陸“慰安婦”受害者僅剩10餘人。 ^[52] 

截至2021年5月3日，據韓國慰安婦援助團體“正義記憶連帶”消息，居住在首爾的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尹某老人於前一晚10時許過世。由此，韓國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受害倖存者僅剩14人。 ^[131] 

2021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在湖南新確認7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分別是雷金二（雷金安）、雷金蓮、易菊連、李淑珍、陽奶奶（化名）、姜奶奶（化名）、李秀青。 ^[134] 

當地時間2022年2月24日，據韓國女性家庭部消息，韓國又一名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當天離世，韓國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受害者僅剩12人。 ^[135] 

2022年3月11日16時40分，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李淑珍在湖南平江縣逝世，終年108歲（虛歲）。 ^[137] 

2022年5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分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工作人員在湖南新確認3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 ^[138] 

2023年9月18日上午9時許，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蔣奶奶在湖南平江逝世，享年102歲。慰安婦受害倖存者在冊僅剩10人。 ^[143-144] 

2024年2月27日12時許，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劉年珍老人在湖南省岳陽縣去世，享年107歲。目前，中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僅剩8人。 ^[151] 

2024年，湖南新確認一位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湘奶奶。 ^[153] 

日軍在其佔領地區普遍設立了慰安所。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 ^[53]  ，也是日軍最大的慰安基地。在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國、韓國、朝鮮、東南亞和歐美等國的婦女慘遭日軍的蹂躪。慰安婦制度是日軍基於侵略戰爭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種軍事附屬制度，因而帶有鮮明的軍事性質 ，慰安所實際上已成為日軍重要的軍事附屬設施，除在大中城市和日軍控制的中心城鎮裏設立慰安所，在前線據點附近設置慰安所，同時也在日軍據點設置“慰安室”和臨時慰安所，並經常由後方派出慰安婦進行巡迴“慰安”。 ^[54] 

日軍慰安所主要分佈在中國的大陸、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和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新不列顛島、新幾內亞、庫頁島、所羅門羣島、阿留申羣島以及日本本土（如沖繩、北海道）等地。 ^[55] 

1995年7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倡議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通過民間募款和政府資助的形式，向慰安婦支付約500萬日元的賠償金，由於賠償條款規定慰安婦“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因此遭到各國慰安婦的強烈抗議，也遭到韓國、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等地輿論與政府的猛烈抨擊，大多數慰安婦拒絕領取賠償金。為抵制日本規避政府責任，台灣作家李敖捐出100件收藏品義賣，和馬英九、“藍委”李慶華等人合作，義賣所得加捐款共3800萬餘元新台幣（約合人民幣846萬元）幫助慰安婦。

1999年6月，韓國政府提出，拒絕接受民間基金會賠償的慰安婦受害者，政府將向她們發放等額的資金，以表達對日本政府態度進行對抗的鼓勵。

2002年5月，由於遭到各國的抵制，亞洲婦女基金會停止運作，一共只有266人申請補償。

2012年，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金福童、吉元玉，用所獲捐款設立“蝴蝶基金”，幫助戰爭中受到傷害的婦女、兒童。

2015年，為了打破慰安婦問題的僵局，日本向韓國派出了外務大臣岸田文雄進行商議。在會談中，岸田文雄提出：為了解決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願意向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支援團體支付10億日元，作為他們的活動經費。這一提案被韓國方接受。 ^[74] 

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戰時日軍強迫韓國及菲律賓、新加坡等東南亞諸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一事，在各種外交場合和訪問中，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謝罪和賠償意願。但唯獨對強迫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事，表現出沉默和迴避的態度。

1970年，日本的女權運動家田中美津，首先在她的著述中提到了從軍慰安婦一詞。 ^[76] 

1973年，出生於中國大連的日本作家千田夏光，發表了《從軍慰安婦》一書，並在書中提出日本曾在戰爭中強行擄走了20萬朝鮮女性，其中有5-7萬被充當慰安婦。此書被日本右翼大肆抵制，宣稱書中的數據沒有根據。 ^[77] 

1977年，作家吉田清治開始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一系列關於慰安婦的證言，涉及到了對朝鮮女性的綁架等等細節。之後同樣遭到了右翼的猛烈質疑，甚至對他的身份都提出了質疑。 ^[78] 

1989年，吉田清治關於慰安婦的書籍在韓國出版，之後在向朝鮮及朝鮮人民公開謝罪促進會的撮合下，吉田情治前往韓國，協助建立慰安婦事件謝罪碑。

1991年8月，金學順作為第一名實名站出來作證的慰安婦，在朝日新聞上公開發聲。

1993年8月4日，由於有日本記者發現一份日軍文件顯示日軍曾經直接參與營運慰安所，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未經國會批准，即承認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 ^[79]  在“河野談話”後，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官員在種種場合發表奇談怪論，對“慰安婦”等歷史事實予以否認，致使“慰安婦”問題成了困擾日本與亞洲鄰國的歷史遺留問題。

2007年2月18日，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指稱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討論中的《第121號決議文》是“無事證，也不具法律約束力”。3月1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均表示，當年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之説“缺乏證據”。

2008年4月2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一份答辯書表示，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中國桂林強徵當地婦女充當慰安婦的判決，對此沒有異議。

2012年11月11日，日本民間團體在東京舉辦“大娘們的戰爭和記憶——日軍性暴力展報告會”，揭露侵華日軍強徵中國婦女當“慰安婦”的罪行，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反省戰爭，向受害者謝罪賠償，儘快解決戰爭遺留問題。 ^[80] 

2013年10月7日，日本東京的國立公文書館日前向市民團體首次公開記載着二戰期間，日軍從印尼的俘虜收容所強行帶走約35名荷蘭女性作為慰安婦的詳細官方資料。 ^[81] 

2014年3月3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表示，日本政府繼承1993年“河野談話”。但日本的不少右翼政客否認性奴隸制度的事實。

2015年5月，日本16個歷史研究及教育相關團體敦促日本政府和媒體立即中斷對日本軍慰安婦問題進行歪曲。12月28日，韓國和日本就慰安婦問題談判達成協議，日本方面進行了歷史性的道歉，並承諾給予受害者補償，日方出資10億日元設立“治癒金”，但日方提出條件，包括韓國撤走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雙方在國際場合不就“慰安婦”問題相互指責、批評。 ^[82] 

2016年2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舉行對日審查會議，日本政府在會議上公開否認日軍強徵“慰安婦”行為，並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等場合強調“日本軍性奴隸問題”中“性奴隸”措辭是對日本的誹謗。 ^[129] 

1991年8月14日，韓國金學順首次向世人揭發了日本強制徵調亞洲國家婦女充當軍中慰安婦的歷史事實。 ^[83] 

2014年1月14日，韓國女性家族部表示，計劃為分佈在韓國、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日軍慰安婦紀錄申遺，爭取201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84] 

2013年，裴春姬等12名慰安婦受害者向韓國法院提出民事調解申請，稱日本政府在二戰時期誘騙或強迫她們充當慰安婦，要求日方向受害者每人支付1億韓元的精神賠償金。日本方面拒絕民事調解，在原告要求下，2016年1月該民事調解轉為訴訟，被移送法院進行正式審理。日方仍然拒絕接受訴訟文書。

日本與韓國於2015年12月28日“閃電式”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雙方同意“最終和不可逆轉地”解決慰安婦問題。按照協議，日本承認在“慰安婦”問題上負有責任，並向韓國政府主導的“和解與治癒基金會”出資10億日元，但日方否認這筆錢是對慰安婦受害人的補償。日本政府也拒絕就慰安婦問題承擔法律責任，也拒絕提供“國家賠償”。該協議在韓國社會引發強烈不滿。 ^[129] 

2018年2月27日，一段證實日軍1944年在中國雲南屠殺多名韓籍“慰安婦”史實的影像資料在韓國首度公開。而在此之前，僅有關於日軍屠殺“慰安婦”的證詞及新聞報道。 ^[85] 

2019年1月29日，韓國慰安婦金福童因癌症去世。 ^[86] 

2021年1月8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受害人每人賠償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0萬元）的經濟損失。 ^[87]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23日，韓國首爾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應向二戰期間韓國“慰安婦”受害者支付賠償金。據日本《東京新聞》報道，日本外務省當天發表聲明對裁決結果表示“遺憾，無法接受”，並召見韓國駐日本大使表示抗議。 ^[145] 

2023年12月8日，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日本外務大臣上川陽子當天表示，日本政府不會服從韓國法院關於“慰安婦”案件的審判權，也不會對此進行上訴。 ^[146] 

2023年12月消息，韓國官方數據顯示，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有8萬至16萬名朝鮮半島女性淪為日軍“慰安婦”。 ^[147] 

2014年1月16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表示，強徵“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包括中國、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在內的被侵略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類罪行。 ^[88] 

2015年8月，台灣爆發“反課綱”學生佔領“教育部”事件，課綱爭議之一為慰安婦問題。微調後的課綱認為，應強調慰安婦是“被強迫”，遭到一部分“反課綱”學生及老師的質疑和攻擊。“反課綱”學生髮言人王品臻和林致宇擔心慰安婦議題“得罪日本怎麼辦”。 ^[93-94] 

2016年6月3日，台當局“行政院長”林全在“立法院”接受施政質詢，國民黨“立委”費鴻泰逼問台灣當局“教育部長”潘文忠台灣慰安婦是自願還是被強迫，林全則搶答指出，慰安婦那麼多，是自願、強迫都有可能。 ^[95] 

2017年8月13日，台灣民間團體發起“一人一心，一人一信”活動，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婦”議題，儘速兑現道歉、賠償等各項民眾訴求。 ^[96] 

日本政府2014年1月31日對韓國在知名國際漫畫節上展出“慰安婦”主題作品表達不滿。主辦方拒絕日本否認“慰安婦”歷史的作品展出。同一天，日本廣播協會會長就“慰安婦”言論“引發麻煩”道歉。 ^[97] 

2006年4月，萊恩·埃文斯和共和黨議員克利斯多弗·史密斯在得到眾議院38名議員的聯合署名後，共同向美國國會提交了“H．Res．759”的關於日軍從軍慰安婦問題的決議案。 ^[98]  9月13日，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以口頭表決方式一致通過第759號決議，呼籲日本政府就上世紀30年代和二戰時期發生的“慰安婦”事件正式做出書面道歉，並對下一代進行相關教育。由於日方的遊説阻擋，在全體會議表決時，759號決議未能順利通過。

2007年1月31日，民主黨日裔眾議員麥克·本田聯合6名眾議員重新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提出“H．Res．121”決議，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戰“慰安婦”問題應該“以一種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認、道歉、並承擔歷史責任。日本首相也應該以官方身份予以公開道歉。” ^[99]  7月3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2007通過了第121號議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亞洲其他國家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 ^[100] 

2012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指示美國所有文件和聲明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將其改為“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暴行。 ^[101] 

2014年1月16日，美國參議院在全體會議上表決通過了包括慰安婦問題的美國政府2014財年預算法案。在法案附加文件中，眾議院“敦促國務卿推動日本政府處理決議所提事項”。 ^[101] 

1992年4月1日 ，菲律賓“新愛國主義同盟”要求本國政府就菲律賓慰安婦問題進行徹底的調查。7月13日，菲律賓慰安婦問題調查委員會在馬尼拉成立。8月10日，第一屆慰安婦“亞洲聯合會議”在漢城召開，菲律賓代表出席，會議組成“強制從軍慰安婦亞洲聯合組織”。 ^[39] 

1993年2月3日，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在東京訪問時，代表菲律賓首次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 ，日本必須採取措施 ，解決日軍強迫菲律賓婦女充當慰安婦的責任和賠償問題 。 ^[39] 

1999年3月11日，菲律賓眾議院人權委員會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慰安婦賠償法。 ^[39] 

2007年，菲律賓國會提出議案，要求日本道歉。

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專門就“慰安婦”問題進行獨立調查，並發表了報告。4月1日，聯合國法律專家庫馬拉斯瓦米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了《關於戰時軍事性奴隸》的報告。6月17日的美國《時代》週刊登載了一篇名為《慰安婦：日本卸不掉的歷史包袱》的報道，首次向西方讀者揭示了日軍“慰安婦”事件的真相，對“慰安婦”的悲慘遭遇表示了強烈的同情，批評日本政府在“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上的頑固立場。 ^[102] 

2007年11月29日，加拿大國會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期間強迫20多萬亞洲婦女充當軍妓一事道歉。

2007年12月13日，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討論並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慰安婦”問題道歉，並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給予經濟賠償。

2007年11月20日，荷蘭議會下院全票通過一項動議，要求日本就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一事道歉，並對倖存者進行賠償。

2012年12月，亞洲民間組織“日軍慰安婦問題亞洲連帶會議”將8月14日定為“慰安婦回憶日”。 ^[83] 

2016年5月31日，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東帝汶、荷蘭、英國、澳大利亞、美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共1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發起“慰安婦”資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遺產登記，該申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2017年10月，UNESCO將對該項申報進行評審。 ^{[97]  [103]} 

2017年11月23日，韓國國會法制司法委員會表決通過了“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的生活穩定支援法”修正案，指定每年8月14日為“慰安婦紀念日”。 ^[104] 

2019年2月25日，韓國首爾舉辦記錄日軍二戰罪行的“慰安婦”圖片展。 ^[105] 

2021年6月28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針對日本代表稱關於日本軍隊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説法系編造的故事等表態，中、韓兩國代表分別予以嚴正駁斥 ^[132]  。

2021年11月24日，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餘愛珍在湖南平江縣逝世終年98歲。 ^[133] 

2022年3月13日，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李淑珍在湖南平江縣離世，終年108歲（虛歲）。 ^[136] 

2022年5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分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工作人員在湖南新確認3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她們分別是101歲的方奶奶、95歲的歐奶奶、91歲的沈奶奶。日軍入侵湖南時，她們均被日軍抓走，被迫淪為“慰安婦”。方奶奶和歐奶奶後來終身未孕，沈奶奶終身未婚。 ^[139] 

2022年6月30日凌晨4時許，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雷金二老人在湖南華容的家中去世，享年98歲。 ^[140] 

2022年12月12日，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方奶奶去世，享年101歲。 ^[141] 

2023年5月10日，最後一位台籍“慰安婦”過世，享耆壽92歲。 ^[142] 

2024年2月14日凌晨，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歐陽奶奶在湖南平江逝世，享年97歲。 ^[149] 

2024年2月18日下午4時22分許，原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沈建美老人在湖南省長沙縣逝世，享年94歲。 ^[150] 

2016年12月，李容洙等“慰安婦”受害者和受害者遺屬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方向原告每人賠償2億韓元。2021年4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以日本作為主權國家適用國家主權豁免為由駁回訴訟。

2023年11月23日，韓國首爾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應向韓國“慰安婦”受害者及遺屬每人賠償2億韓元（約合15.4萬美元）。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8日，日本政府表示，不會就“慰安婦”受害者和遺屬對日索賠案的二審判決提出上訴。 ^[148] 

2024年4月，中國18位慰安婦受害者子女近日再次起訴日本政府，這是民間對日申訴32年來，首次在中國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154] 

據統計，全球有超過50座“慰安婦”紀念物。主要集中在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韓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超過37座“韓國慰安婦和平少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