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生忠

1910年8月30日，慕生忠生於陝西省吳堡縣寇家塬鎮慕家塬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他從小看到滿目創痍的舊社會，在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創傷。 ^[5-6] 

1930年，上中學時，慕生忠受陝北革命領導人劉志丹的影響投身革命。 ^[5] 

1933年2月23日，在慕生桂和王國昌的介紹下，慕生忠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中共陝北特委召開了第四次擴大會議，會後，吳堡區黨委在中南區組建了黨的中心支部，慕生忠被指定為中心支部成員之一，從事開闢紅色村莊的工作，並與慕生桂等人在馬家渠、東莊及其附近村莊組織了一個有10多名農民參加的遊擊小組，從事擾亂、襲擊敵據點的活動。 ^[6] 

1934年夏，慕生忠被推舉為中共吳堡縣委委員。同年10月，慕生忠任中共吳堡縣委軍事部部長。 ^[6] 

後來，他拉起了一支殺惡除奸的游擊隊。為此，反動派殺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在內的四口人。慕生忠發誓報仇，於是化名艾拯民，親手砍掉過不少反動惡霸的腦袋。劉志丹誇他大膽，因而不少人也叫他“艾大膽”。他曾帶領游擊隊東渡黃河，活動於晉西呂梁地區等20多個縣。閻錫山曾貼出佈告，懸賞10萬大洋買他的人頭。 ^[5] 

1935年1月23日，由慕生忠、慕純農組織了國民黨縣政府保安隊薛俊高和郭家地主保安隊李啓賢、薛英桂等人的兵變，創建了陝北紅軍第十五支隊，此後又吸收了幾股國民黨士兵起義人員。 ^[8]  農曆正月十一，該部隊在佳縣合編為陝北紅軍紅五團，慕生忠擔任政委。 ^[6]  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吳起縣，慕生忠率領自己的隊伍去吳起迎接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土地革命時期，慕生忠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5] 

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慕生忠任中共綏德警備區特委常委。同年10月，慕生忠受特委派遣，以八路軍警備區七一八團民運股長身份回到吳堡，重新秘密組建中共吳堡縣委，擔任書記，兼任河防委員會副主任，同時和駐軍718團、國民黨縣政府共同組成了抗敵後援會，為重建吳堡的黨組織、動員抗戰、保衞河防，作出了很大貢獻。 ^{[6]  [8]} 

1938年後，慕生忠離開吳堡，出任延安川東戰區司令員，山陝特委軍事部參謀長，晉綏軍區第四軍分區副政委、第九軍分區司令員等職。 ^[6] 

慕生忠曾任第一野戰軍民運部部長、政治部秘書長等職。他跟隨彭總東征西戰，為保衞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立下了累累戰功。 ^[6]  在戰爭年代，慕生忠浴血奮戰，九死一生，身上留下22處傷口。 ^{[2]  [5]} 

1951年8月，當西南軍區由張國華、譚冠三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向西藏進軍時，西北軍區也組成了由範明、慕生忠領導的西北進藏部隊。8月22日，以範明為司令員、慕生忠為政治委員的第十八軍獨立支隊官兵、班禪行轅人員1300人，趕着兩萬多頭背馱物資的牲畜踏上了進藏征程。範明、慕生忠在進藏前，就安排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組織力量調查研究西藏社情民情，整理各種資料，組織幹部戰士學習黨的民族、宗教和統戰政策，勘察制定行軍路線，做了各種進藏準備工作。同時，在甘肅、青海吸收了一批藏族幹部，這些幹部在進藏途中和以後的西藏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選擇從西南方向，也就是從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顏喀拉山下的黃河源。這條道路有豐富的水系，但到處都是爛泥灘，一腳下去就拔不出來。範明、慕生忠率領的十八軍獨立支隊出發後，沿着青藏線，經過艱難跋涉，翻越崑崙山、唐古拉山等多座終年積雪的大山，穿過荒無人煙的沼澤，涉越通天河、沱沱河等冰河，克服缺氧、嚴寒、地震等重重困難。進軍途中，慕生忠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帶領戰士們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遵守進軍西藏紀律，宣傳“十七條協議”精神，積極開展為羣眾服務活動，贏得了沿途羣眾的讚揚和支持，為解放軍在藏北地區站穩腳跟奠定了羣眾基礎。這是慕生忠第一次進藏。據慕生忠後來的回憶，第一次進藏他們第一天就損失了20多人，騾馬損失了幾百匹，加上有些騾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12月1日，經過海拔4000多米1600多公里的艱苦跋涉，這支部隊終於到達拉薩，但慕生忠卻沒有多少喜悦，他們損失的不光是近四個月時間，還有許多人員和三分之二的牲口。抵達拉薩後，中央決定成立統一領導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慕生忠任工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與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等一起領導着西藏和平解放後的黨政工作，同時在各族各界積極開展統戰和羣眾工作。此時，在外國反動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對進藏部隊實行經濟封鎖，揚言要把解放軍餓絕困死。中央對進藏部隊也有明確的指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其意在於不增加農奴制下飢寒交迫的西藏人民的負擔。進藏部隊共約3萬人，每天僅糧食就要消耗四、五萬公斤。極度緊張的供應狀況很快出現，最困難時，每人每天4兩面都難以保證，而市場上1個銀圓只能買作為燃料的八斤牛糞，1斤銀子只能買到一斤面。糧食、補給問題成了人民解放軍能否在西藏站穩腳跟的關鍵問題。 ^{[2]  [5]} 

1952年3月，慕生忠帶領機關工作人員，浩浩蕩蕩開赴拉薩西郊東嘎哲蚌寺附近拉薩河畔的荒灘上，搭帳篷、埋爐灶，進行開荒生產。在動員大會上，慕生忠深情地説：“我們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發揚南泥灣精神，領導帶頭，齊心協力，艱苦奮鬥。樹立長期建藏思想，以藏為家，安心地工作、生活和學習。”慕生忠在戰爭年代曾多次負過傷，每當氣候變化或過度勞累時，都會感到渾身劇烈疼痛，但他仍然咬緊牙關堅持帶頭投入開荒生產運動。3月的拉薩乍暖還寒，慕生忠身先士卒帶着大家揮舞着鐵鍬、十字鎬、鋼釺、鋤頭，在寂靜的拉薩河畔披荊斬棘。那些長滿了倒三角刺的荊棘叢纏繞在一起，盤根錯節，深深地紮根在亂石下，拔不動、砍不斷，一不小心就會被刮破衣服、刺破手腳，只能幾個人合力將荊棘一叢一叢連根刨出。勞動一天下來，包括慕生忠在內的開荒者們的衣服上到處是被刺刮破的口子，身上隨處可見血痕。把荊棘刨掉後，接下來就要面對在凍土之上層層疊疊、大大小小的鵝卵石。用十字鎬或鋼釺砸在凍土上，只留下一小點白印子，砸在石頭上，就會濺起無數火星，虎口被震的發麻痠痛，手掌都磨出了血泡；鐵鍬遇上大石頭就捲刃了。為了鼓舞幹勁，激發大家的勞動熱情，慕生忠領着大夥唱起了“南泥灣”“歌唱二郎山”等歌曲。他每天都要到工地的各個帳篷瞭解情況，問寒問暖。如果發現有病號，就及時讓醫生治療，並囑咐病號好好休息，可他自己卻經常帶着病痛堅持勞動。在慕生忠的帶領下，從開荒到播種歷時3個多月，共開荒種地1500多畝，修築水渠2500米左右。慕生忠身先士卒，帶領大家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征服這千年沉睡的荒灘，開闢出大面積的良田，建起了著名的“七一”農場。至今，在“七一”農場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西藏自治區農牧科學院已經成為西藏農業產品的科研基地，仍在向拉薩市場供應着各種蔬菜瓜果，成為西藏各族人民的“菜籃子”。全區各地開展的開荒生產運動，解決了糧食困難，同時挫敗了上層反動分子困死、餓死解放軍的企圖。從進藏途中，到進駐西藏後，慕生忠與老一輩進藏部隊幹部戰士、工作人員共同鑄造了至今仍然在發揮巨大作用的“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西藏各族羣眾也從進藏部隊的模範行動中認識瞭解放軍，認識了共產黨，他們親切地稱呼解放軍是“新漢人”，是毛主席派來的“菩薩兵”。 ^{[2]  [7]} 

1953年，為了解決糧食補給困難，中央決定採取當地適當購買、打通內外貿易、從內地運輸補給等措施，來緩解駐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的困難。中央政府命西北局組建了西藏運輸總隊，徵購全國各地的駱駝，向西藏趕運糧食，慕生忠任西藏運輸總隊政治委員，負責具體運輸事宜。運輸總隊從寧夏、青海、甘肅、內蒙古等地，先後買了兩萬多峯駱駝，長途跋涉從青海向西藏運糧。由於高寒缺氧和路途艱險，運糧途中，人畜死亡成為常態，一路下來兩萬多峯駱駝死得就剩下幾千頭。春夏之際，從陝、甘、寧、青及內蒙等地徵購的2.8萬峯駱駝連同僱傭的牽駱駝的民工1000多人，集合在了運輸總隊的大本營香日德。為了避免再次陷入黃河源沼澤地，運輸總隊對這次進藏的路線重新作了選擇。5月的一個晚上，慕生忠聽運量隊員説，從香日德向西600多里，有個名叫“郭裏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邊還有一條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邊緣，越過崑崙山和唐古拉山，經黑河（那曲）去拉薩。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裏唸叨着：“郭裏峁”是什麼意思？在什麼地方？第二天一醒來，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來一張馬步芳時期留下的地圖，在上面找了又找，終於找到了“噶爾穆”三個字和一個小黑點。他心裏想，“噶爾穆”會不會就是“郭裏峁”？他叫人去問周圍的牧民，回來的人興奮地衝着他喊，“噶爾穆”是蒙古語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張地圖上還標示出從香日德通往噶爾穆的一條公路，也就是説，馬步芳以前在這裏修過公路。這個發現使慕生忠極為興奮，他立即命助手帶了一個小分隊，拉着幾峯駱駝，去找這個叫“噶爾穆”的地方，小分隊一路走走停停，見人就問：“這是不是噶爾穆？”一天傍晚，他們走到一個地方，突然看見一片蘆葦，許多黃羊和野馬在追逐着。助手立即派人回去告訴慕生忠。慕生忠領着大隊趕到後，大家聚攏在一起爭論，這裏到底是不是那個“噶爾穆”。慕生忠開始一言不發，後來就説來句：“帳篷駐在哪兒，哪兒就是噶爾穆”。然後轉身走了。第二天，隊員們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塊牌子插在帳篷旁邊，上面寫着三個大字——“噶爾穆”。這個由6頂帳篷劃定的“噶爾穆”，就是後來的進藏大本營——格爾木市的雛形。1991年3月，慕生忠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説：“當時，格爾木空曠的原野上沒有一頂帳篷，一棵喬木。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崑崙山巔白雪皚皚；向北看，沙丘一座連一座，恰似一片破敗的墓葬羣。有的同志問我，格爾木到底在哪裏？我回答説，格爾木就在你的腳下。我們的帳篷搭在哪裏，哪兒就是格爾木。”10月，西藏運輸總隊格爾木站正式成立，駐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員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代格爾木人。新的進藏路線選定後，運輸隊不用再走沼澤地，但是，被稱為生命禁區的連綿雪原卻給習慣於吃高草的駱駝帶來極大的災難。雪地無高草，自帶的草料不幾天就吃完了，身軀高大的駱駝不得不彎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最後，駱駝越死越多，寶貴的糧食只好被拋棄在路邊。要徹底解決西藏物資供應、西藏發展建設和鞏固西南國防的根本問題，只有修路。在決策解放西藏之初，毛澤東主席就提出了“一面進軍、一面修路”的方針。再次進藏的艱難經歷終於讓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運輸方式來保障西藏的供給，絕非長久之計。於是，他的腦海裏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2]  [5]} 

1954年2月，慕生忠從青海來到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他直截了當地提出在青藏高原修一條公路的要求，請交通部多少批些錢。這可讓局長犯了難，修青藏鐵路，既不是國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領導機關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慕生忠自己來請求的。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個“艾大膽”膽子也太大了，難道連這點組織程序都不懂？這時，彭德懷剛從朝鮮戰場歸來，慕生忠立即登門看望，並把修築青藏公路的設想，給老首長作了彙報。聽完彙報，彭德懷踱步走到掛在牆上的中國地圖前，抬起手從敦煌一下子劃到西藏南部，説：“這裏還是一片空白，從長遠看，非有一條交通大動脈不可嘛！”臨別前，彭德懷要慕生忠寫個修路報告，再由他轉交給周恩來總理。幾天後，周總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報告，同意先修格爾木至可可西里段，撥30萬元作為修路經費。經中央批准，由慕生忠擔任青藏公路築路總指揮。隨後，彭德懷又安排蘭州軍區為慕生忠撥出了10名工兵、10輛十輪卡車、1200把鐵鍬、1200把十字鎬、150公斤炸藥等物資。慕生忠後來在回憶中多次提到這件事，説：“沒有彭老總，就沒有青藏公路！”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河網密佈，沼澤綿延不絕，年平均氣温只有零下5攝氏度，永凍土層深達120米，空氣中的含氧量也不足海平面的一半。在這種惡劣的氣候、環境中，在極度缺乏人力、物資的條件下修築公路，不能不説是一場極其艱苦的征戰。當時修築青藏公路，沒有一個正規測量隊、工程隊，只有一個工程師。慕生忠給大家做工作，他説：“當前，我們迫切需要修出一條路來，否則我們在西藏的同志就會吃不上飯，穿不上衣。這是關係到西藏前途和國家安危的頭等大事。試問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呢？我們這次修路是不合常規，不合基建程序，但並非我們執意要那樣做，而是形勢所迫，時間不許可啊！如果我們按常規辦，先踏勘後測設，然後經過審批再施工，這樣一來，起碼二、三年過去了，將產生什麼後果呢？我們不是想蠻幹，也不是不相信科學，當按常規辦事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只好打破常規，去創造新的科學。”開工前，慕生忠召集全體築路人員開了動員大會。他在大會上説：“不平常的事業，就是我們平常人幹出來的。我們要修一條青藏公路，這是歷史上沒人幹過的一項偉大事業。青藏高原，咱拉駱駝走過，駱駝死了，可人都好好回來了，這裏可以生活，可以勞動，我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咱把路修成，也算為祖國幹了一件好事。”5月11日，慕生忠帶領19名幹部，1200多名民工和戰士出發了，青藏公路在格爾木破土動工。築路隊伍在格爾木河畔、崑崙山口、楚瑪爾河拉開戰場，他們邊修路邊通車，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於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五道梁。慕生忠立即召集幹部會議，做出了繼續向前修路的部署。隨即，他又一次趕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懷請示下一步工作。這一次，慕生忠滿載而歸，國家撥給了200萬元經費，100輛大卡車，1000名工兵。彭總説：“你只管往前修路，有困難直接找我！”8月中旬，築路大軍翻越了風火山，公路向沱沱河延伸。有一次，沱沱河裏修的過水路面被洪水沖毀了。慕生忠第一個跳到河中搬石砌路。河水冰冷刺骨，在水裏站一會兒，兩腿就麻木了。不管別人怎麼説，慕生忠始終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整整在水中幹了10個小時。路修好了，慕生忠的雙腳卻腫得穿不進鞋了。大家都説：“政委今天可受苦了！” 慕生忠笑着説：“我受點苦，可是價值大。”10月20日，築路大軍戰勝唐古拉，向在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嶺修築公路30公里。唐古拉山上空氣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不要説是掄大錘修路，就是站着説話都非常吃力。這時也是最艱苦的時期，糧食的供應基本斷絕，喂駱駝的黑豆都被人吃光，每人一天只能喝兩碗稀湯。但慕生忠帶領大家以無比的堅強和英勇的精神，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戰了40天，這段路終於被打通了。當汽車轟鳴着翻過唐古拉山口時，慕生忠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當即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我們已戰勝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現正乘勝前進，爭取早日到達拉薩。”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鎮黑河。12月15日，慕生忠率領2000多名築路英雄，100台大卡車，跨越當雄草原，穿過羊八井石峽，直抵青藏公路的終點——拉薩市。慕生忠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坐着汽車進拉薩的人。7個月零4天的時間，25座被切斷的雪山，1283公里的高原公路，創造了新中國公路建設史上的奇蹟。慕生忠後來回憶説：“那時修路，不分軍民，不分職務，都得幹活。18磅的鐵錘，每人一次掄80下，我也不例外。修橋時，幹部和民工一起跳進水裏打橋樁。見面握手，誰的手上沒有老繭和血泡就不是好乾部。”在修路過程中，慕生忠認為，在困難的情況下要想打開局面，還需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置之死地而後生”。慕生忠説：“人生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生的死大致有三種，無非是老死、病死、戰死。我不願意躺在牀上慢慢老死、病死，而願意死在戰鬥的崗位上。”為此，慕生忠在一把鐵鎬上烙上了“慕生忠之墓”五個字。他説，如果我死在這條路上了，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裏，就把我埋在哪裏，頭衝着拉薩的方向。他還向大家説，修路要哪裏好走走哪裏，先通車、後測量、再重建。同時向幹部、民工説明，我們是深入無人煙地區施工，人人要有“拼命三郎”的氣勢，在任何困難下不能低頭。 每通一段險路、險橋時，慕生忠經常是帶頭坐上第一輛汽車通過。慕生忠對築路隊中的唯一工程師鄧鬱清説：“像我這種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來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來接替。你是咱們唯一的工程師，萬一有個閃失，再沒有第二個了……”。在整個修路過程中，慕生忠與大家同吃同住，甚至還在醫療條件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共同用縫衣針縫合腳後跟上的裂口。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的通車典禮在拉薩舉行。這兩條公路的通車，加強了西藏與內地的聯繫，基本上解決了西藏物質供應問題。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像青藏高原上的兩條金色飄帶，被藏族同胞稱為“地上的長虹，幸福的金橋”，給西藏人民帶來了現代文明，為西藏的發展和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青藏公路開通後的慶祝儀式上，剛剛從工地上下來的慕生忠沒有來得及穿軍裝，而是穿着一件和馱工們一樣的舊棉襖，那幕場景令許多人潸然淚下。在青藏公路經過的很多地方，當年都是沒有名字的，給這些地方起名字便成了慕生忠等進藏修路同志的“業餘愛好”，不凍泉、五道梁、風火山、沱沱河、萬丈鹽橋……這一個個如今在青藏線上已經耳熟能詳的地名永遠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上，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也留在了青藏兩省區各族人民的心裏，這些地名更是一塊塊豐碑，鐫刻着慕生忠將軍的不朽功勳。通車典禮結束後，慕生忠帶上他的人馬，浩浩蕩蕩回師格爾木。慕生忠在格爾木宣佈，青藏鐵路已經修好，休假三個月。民工回家後不想來的，可以不來了。幾個月過去了，回老家探親的人們又回到了格爾木，這回已有人攜妻帶子。問他們為什麼又回來，他們説：“自己養的娃兒還是自己親，捨不得離開青藏公路和格爾木……”於是，望柳莊、十八間窯洞、格爾木農場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平地而起。此後，慕生忠兼任西藏運輸總隊政治委員，西藏工委工交部長等職。 ^{[2]  [5]}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爾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青藏公路運輸指揮部總指揮，在西藏的交通建設以及進藏人員的後勤保障等方面，付出了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慕生忠深知，要從根本上克服進藏交通的困難，還要靠鐵路。早在1955年10月，他就帶領鐵道部西北設計分院的4名工程師，開車沿青藏公路進藏，歷時3個月，就修建青藏鐵路的可行性進行實地調查。1956年，鐵道部正式承擔修建進藏鐵路的前期規劃，開始進行青藏鐵路勘測設計工作。格爾木到拉薩段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1957年底通過選線方案，1958年開始初測。為此，國務院特意批准組建了青藏鐵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長。1960年6月，由於國民經濟困難，青藏鐵路工程局被撤銷，青藏鐵路的建設被擱置。 ^[2] 

1955年12月，慕生忠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6] 

1956年，慕生忠帶領部下打土坯、燒青磚，在格爾木建起了一座小二層樓房，作為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辦公用房。可以説，這是格爾木最早的一座樓房，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將軍樓”（現青藏公路建設指揮部舊址（將軍樓））。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在如今的格爾木，人們對很多關於慕生忠的故事仍然津津樂道。當年慕生忠從北京籌到30萬元的修路款和物資後，準備帶領運輸隊的馱工大幹一場。可是在馱工中卻流傳着這樣的説法：“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勞動，一干重活就會死人。”於是，民工隊伍中有的人開始鬧逃跑，人心惶惶，慕生忠將這些人召集到一起，説：“青藏高原的確太苦，你們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強留。我帶着大家來運糧，糧運不過去，你們能走我卻不能走。這樣吧，大家臨走之前，幫我開一天荒，往地裏種點兒蘿蔔籽，我好留下來待命，自己養活自己，行不行啊？”於是，第二天一大早，將近100名馱工來到荒灘上，揮起鐵鍬開荒。一天下來，所有的馱工都安然無恙。慕生忠又把這些人集合起來説：“誰説青藏高原上不能幹重活？大家開了一天荒，這活也不輕嘛。修路就跟開荒差不多，有什麼可怕的？”聽了這話，再也沒人説回家了。這天開出來整整27畝荒地，後來被稱為“27畝園”。格爾木作為西藏門户和後勤基地，為西藏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年，彭德懷來到了格爾木，登上崑崙山口。當他看到千年戈壁灘上栽種了白楊，泛起一片片綠蔭，當年野獸出沒的荒原，蓋起了一排排整齊的房舍，沉寂的處女地上穿梭着滿載物資的汽車的時候，高興地慕生忠説：“感謝我們的築路英雄們為開闢青藏公路付出的辛勞，應該為你們寫一本書。”同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慕生忠擔任委員。他為加強民族團結，推進西藏各項建設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擔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長期間，慕生忠帶領全局職工白手起家，克服了種種困難，在拔海4000多米的雪山草地間，大力修蓋房屋、建設城市，興辦廠礦、農牧場、加工廠等各種企業59個，開墾了4萬畝荒地，初步改變了青藏公路沿線的荒涼麪貌。在藏工作期間，慕生忠任勞任怨，盡職盡責，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用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書寫了輝煌的人生。 ^[2] 

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為了保障平叛戰鬥中物質供應，慕生忠和青藏公路管理局幹部職工，全面研究了在原有條件下提高運輸效率的問題，提出了許多相應的措施，超額完成了繁重的運輸任務，為平叛作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同年，廬山會議後，作為彭德懷的老部下，慕生忠被打為“彭德懷的黑干將”、“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撤銷領導職務，送蘭州軍區處理，從此受到殘酷的批判。他後來曾對人談及自己處於逆境中的歲月：“在此期間，我曾打算不計較地位而做點事情，但都因客觀方面的原因而一事無成。這一時期，我不敢‘亂説亂動’。每天只做兩件事，一是面對牆壁凝神注視一張大地圖，在這張圖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紅筆勾畫得很粗很粗。” ^[2] 

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西藏自治區黨委派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熱地專程到蘭州探望這位對西藏建設有功的老人。 ^[2] 

1979年，西藏自治區黨委報告中央，建議撤銷1959年對慕生忠的處理決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後，慕生忠先後擔任蘭州軍區後勤部政委、甘肅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慕生忠最大的一個心望，就是去青藏公路看看。 ^[2] 

1982年、1989年、1993年，慕生忠不顧年事已高，三次走上青藏線。他對西藏一往情深，在長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他與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熱愛西藏人民，熱愛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説：“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凍土間度過，我思念這裏的山山水水。” ^[2]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在蘭州逝世，享年84歲。臨終前，他留下遺言，將他的骨灰撒在崑崙山上、沱沱河畔。一個星期後，格爾木的黨政軍機關和羣眾在將軍樓前為慕生忠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聽説老將軍的骨灰要撒在青藏路上，沿途的司機主動把車全部停下，鳴喇叭3分鐘。他們也都知道，他們走的這條路是慕生忠帶人修通的。 ^{[2]  [4]} 

彭德懷曾指示慕生忠，修一條自甘肅北部經過柴達木盆地和西藏拉薩直抵印度邊境的公路，並指出“要以戰略眼光完成任務”。為完成彭德懷的囑託，在自己帶隊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時，慕生忠讓部下齊天然帶人修築從敦煌到格爾木的公路。齊天然他們從敦煌出發，把路修到了中國最大的鹽湖察爾汗鹽湖邊上。當地牧民們告訴他們，自古以來就沒聽説有人能從鹽湖上走過去。但齊天然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軍令狀，竭盡全力往前修路。他帶領築路隊伍一邊在厚厚的鹽蓋上修整道路，一邊把挖出來的鹽水澆到平整好的路面上，等鹽水乾了就試着把車開過去。就這樣，他們在鹽湖上開出了一條平整堅硬、長30多公里的路面，人稱“萬丈鹽橋”。後來，有技術人員質疑鹽橋算不上公路，不能長久利用，理由是教科書上規定，修築公路時土的含鹽量超過7%就要考慮改線。慕生忠聽後不以為然，對他們説：“你説7%不行，那17%行不行？70%行不行呢？100%行不行呢？你都沒有試過，怎麼就能斷定説這鹽橋不算路呢？量多了可以引起質變，鹽不夠的地方拿鹽來解決。科學不是靜止的，科學是在不斷前進的啊。”慕生忠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後來格爾木還在鹽湖上修了飛機場，如今，青藏鐵路上的列車也是呼嘯着從察爾汗鹽湖上駛過的。 ^[1]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時，河裏的過水路面被洪水沖毀了。慕生忠二話不説，第一個跳進冰冷的雪水河中撈石頭搶修路面。大家一個勁地勸他上岸，不用親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終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帶領工人們一起搶修。不用命令，不用動員，人們紛紛跳進水中，霎時形成了一面人牆。10個小時過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雙腳已腫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説：“今天讓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着説：“我受點苦，可是價值大。今天200人幹了500人的活。數學上1+1=2，可在哲學上1+1可能等於3，等於4，甚至更多。在最困難的時刻領導站在前頭，一個人就可能頂幾個人用。這就是生活中的辯證法。” ^[1] 

當年慕生忠帶領人馬來到格爾木時，它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舉目四望，荒野茫茫，看不見一棵喬木。慕生忠目光看得很長遠。他要把格爾木建成一個花園式的城市。因為，無論是鞏固好格爾木作為進藏物資轉運基地的地位，還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後進一步提升公路等級、養護好公路，都需要一支穩定的幹部職工隊伍，而要穩定這支隊伍，就要讓他們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裏生活。從1954年4月開始，慕生忠就組織民工，把從湟源等地拉來的14萬株樹苗種在了格爾木。作為政委，他是善於做政治工作的，他號召人們：“我們要安下心、紮下根，準備在盆地當第一代祖先，要在柴達木盆地建設起一座美麗的花園！”慕生忠鄭重提出要解決職工生存的基本問題。首先是“修建宿舍，消滅帳篷，使職工居住下來”；其次，“職工家屬願意來的我們歡迎並且給予就業生產的機會”；第三，他還提出“開辦職工子弟小學，讓孩子們有書讀。這樣才會使職工安心於高原工作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將軍幽默地説：“我認為，要做好一個同志的工作，必須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須從他的孩子做起。” ^[1] 

1957年12月9日，在中南海接見慕生忠時，毛澤東主席笑着問道：“你慕生忠好大膽，怎敢在杳無人煙的青藏高原上修公路？”慕生忠回答：“我是按主席的教導調查研究出來的。”主席又問：“幾千裏極少人煙，你向誰人去調查，又如何研究？”慕生忠答道：“我們是向大自然作調查研究。”主席聽了很高興，連連説：“科學！科學！” ^[15] 

慕生忠在剛解放的拉薩看見一個睡在幹牛糞堆上的小男孩。他大約只有七八歲，瘦骨嶙峋、遍體鱗傷，怯生生地抬起頭疑惑地仰望着慕生忠。經過詢問，得知孩子名叫沙塔爾，是千里迢迢從新疆流浪來的哈薩克族孤兒。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白天沿街乞討，挨打受氣，晚上就在垃圾堆上與野狗為伴睡覺。慕生忠想要收養這個可憐的孤兒，他請求組織批准。領導覺得，他當時已經有6個孩子，負擔太重，可以讓別的同志收養。但他心意已決，不願改變。又一個嚴寒的早晨，他踏着冰凍的街道來到小孩睡覺的垃圾堆，找到了孩子，對他説：“孩子，不要怕，我是解放軍伯伯。你願意跟我走，做我的孩子嗎？”孩子看到還是前幾天的那個慈祥的伯伯，信任了他，輕輕地但也是堅定地點了點頭。沙塔爾是個懂事的孩子，此後的日子裏，他父子倆一起吃一起住，父親關愛孩子，孩子體貼父親。當老師問他叫什麼名字時，他斬釘截鐵地説：“慕沙塔爾”。一個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領導，無私地解救一位瀕臨危難的異族孤兒，並收養為自己的孩子，供他上學深造，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這完全是出於一個革命者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博大永恆的仁愛情懷。這無疑增進了民族間的感情、友誼和團結。 ^[14]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6] 

慕生忠將軍故居，位於榆林市吳堡縣寇家塬鎮慕家塬村。 ^[9]  2022年7月5日被公佈為吳堡縣第二批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0]  2022年12月被列入陝西省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名錄。 ^[11] 

將軍樓公園位於格爾木市金峯路與開拓街西北角，項目規劃用地總面積為9.8公頃。將軍樓是格爾木市第一座二層樓建築，建於1956年10月，是“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將軍居住、辦公的地方，是格爾木的一個標誌性建築，作為格爾木的一個歷史和城市發展座標中的亮點，它見證了格爾木從無到有、從小到到、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柴達木人為格爾木的建設和發展紮根高原和無私奉獻。為紀念50年前慕生忠將軍和他率領的築路大軍，同時也為了更好地提升格爾木形象，2005年政府投資建設將軍樓主題公園，以紀念青藏公路、青藏鐵路及格爾木發展歷史為主題的大型紀念性公園，該公園也是我市愛國教育基地。2018獲“國家4A級旅遊景區”“省級紅色旅遊經典景區”榮譽稱號，該公園也是格爾木市愛國教育基地。 ^[12]  2013年3月5日，青藏公路建設指揮部舊址（將軍樓）被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3] 

慕生忠被稱為“青藏公路之父”，格爾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性格豪放，幽默樂觀，即使在異常艱苦的築路工地上，他也忘不了寫下幾首感懷的小詩。有一首《夜宿陶兒久》的詩這樣寫道：“頭枕崑崙肩，腳踏怒江頭。零下三十度，夜宿陶兒久。上蓋冰雪被，下鋪凍土層。熊羆是鄰居，仰面看星斗”。慕生忠將軍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一條路，一個夢，不懈追求；一座城，一生情，魂牽夢縈；國有所需，已有所為，成就偉業。將軍勞苦功高，黨和人民不會忘記，西藏人民更不會忘記。慕生忠將軍永遠活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