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壽祺

壽祺天性聰敏，自幼好學，從小隨父讀書，學經史，讀《文選》，練筆習文。13歲(1887年)涇州應童試，答卷出語不凡，督考、甘肅學政蔡燕生(蔡金台)在其卷首親筆點批：“甘之俊人也，必速飛矣！”即拔為諸生第一，選入蘭州求古書院深造。在院讀書認真，一絲不苟，縱覽之時，必正錯校字，尤喜讀《史記》、《漢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舉人。初以鹽大使籤分四川，光緒三十三年由勞績保知縣，分發山西。

宣統二年，任蘭州地方審判廳刑廳推事，次年考取最優等法官。民國五年，保免試類仍以知縣留山西補用，十一年保準簡任職，以廳道用國務院存記並給三等嘉禾章。 ^[1] 

甘肅文高等學堂提調楊增新，是壽祺薦卷房師，深知弟子經學湛深，歷史嫺熟，於1904年聘為該學堂歷史主任教員兼經學分教，直到1908年(宣統二年)。

他在任教時，善用自己研究經史的心得體會，深入淺出教授與人，深得學生們歡迎，説壽祺先生講書“説得鏗鏘，時有新義，尤熟於中外歷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還編寫《周易簡義》供學生閲讀，以增強其思考能力。

清末，甘肅全境出現創辦學堂熱潮，但缺乏辦學經驗及教育知識，以致管理跟不上，質量提不高。壽祺先生受省當局委派，於1907年赴北京、天津、漢口等地考察學務。他每到一處，拜訪名流，悉心學習，仔細研究，條陳調查錄八卷，供教育界辦學參考，對推動當時全省教育事業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先生東南之行，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世界列強的霸道橫行，反清浪潮的風起雲湧，從而萌發了革命之志。經張掖舉人、安徽候補州同王之佐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1912年5月，國民黨中央本部派周之翰來甘，會同慕壽祺、王之佐、王國柱、王輔政諸人辦理黨務，分途赴平涼、寧夏、秦州、鞏昌、西寧、涼州、肅州等地，宣傳國民黨宗旨，組織各分部辦事處，籌備選舉事宜。11月28日，在左公祠行開幕典禮，各界來賓及總部黨員千餘人，舉慕壽祺為臨時主席，主持選舉會議。大會選舉地方實力派馬安良為支部長，周之翰為副支部長，王之佐為正評議長，慕壽祺為副評議長。故壽祺先生有“甘肅國民黨領袖”之稱。

清朝覆沒，民國繼立，慕壽祺隨任甘肅臨時省議會副議長，民國二年任甘肅民政長署秘書長，五年任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七年任甘肅援川軍參謀長，繼任西北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甘肅督軍署秘書長，十年任省政府第三科科長兼諮議，十三年由第二屆省議長補參議院議員，十四年任參政院參政(由省議長資格列席參政院)、善後會議代表，十八年任通志局副總纂，後任省政府顧問等職。

壽祺為官清廉公正，不畏強禦，彈劾貪官污吏。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鎮原縣縣長周民逸偽造賬目，貪污公款2700多銀元，他得知後，即與縣民李世棟多次向省府舉告，經查清後將周撤職查辦。壽祺先生一生最喜以文會友，常與有識之士往來，愛字善寫，聯詩對句，暢談古今，評説中外，苦讀經史，著書立説。以他主筆，與焦國理等《重修鎮原縣誌》共20卷，比較客觀完整地記載了鎮原民國以前的歷史。

他還著有：《甘寧青史略》(40卷)、《經學概論》講義、《小説考證》、《十三經要略》、《求是齋集句詩抄》、《求是齋叢稿》、《西北道路誌》、《歌謠匯選》、《隴上同名錄》等29部之多。

他在甘肅有“學富五車，才儲八斗”之贊，且家中藏書甚多，1952年其家屬向甘肅省人民政府捐贈各種圖書數萬冊。

壽祺先生l935年被甘肅學院鄧春膏院長聘為文史系教授。他治學嚴謹，教學有方，在講音韻學時，採取隨問隨答形式，“探其來源，別題韙非，窮古韻紐之流變”，在活躍的氣氛中解答了學生的疑難問題。後將其整理為《音韻學源流考》刊行。在任吏治研究所教務兼教師時，參閲古今中外學者關於議官理事的著作，編寫出《行政類講義》，分治本、愛國、立憲、興學校、覽志書、閲鄉土志等章節，闡述造就循吏及其如何施政等問題。

壽祺先生不僅熱衷教育，更關心時政，志存改革。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慕壽祺、王之佐、鄧紹元、水楚琴(梓)、聶景陽(守仁)等28人，在甘肅法政學堂集會，形成三條決議：

1、選代表四人，謁見長庚，要求宣佈共和；2、停止攻陝；3、採取民國年號，西曆紀年。

三月十五日，甘肅通電共和，慕壽祺、王之佐、鄧紹元等迎來臨洮李鏡清主持省務，成立臨時省議會，推舉李鏡清為議長，劉爾炘、張林炎為副議長，慕壽祺、鄧紹元、王之佐等36人為議員。

初夏，壽祺與鄧紹元先生以“開通風氣，啓迪民智”為宗旨在蘭州莊嚴寺(今蘭州晚報社)倡設閲報社，開創全省閲覽室之先河。他們捐資郵購京、津、滬、漢、穗等地出版的各種民立報章雜誌，陳列其中，供人閲讀，同時傳播同盟會《民報》、《革命軍》等讀物。那些載有新文化、新知識的讀物如清風吹進封閉的蘭州城，喚醒了金城人們的民族意識。閲報室實際上成了動員民眾推翻清王朝的輿論陣地。

10月10日武昌起義，消息傳到蘭州，當局立即封閉了閲報社。12月，陝甘總督長庚召集省城各界人士，藉口討論承認共和或力圖恢復帝制的問題，窺測人心。慕壽祺在會議上慷慨陳詞，並致書諮議局，説“昨日會議席上鄙人主張民主，倉卒中意猶未盡，茲將共和應贊成之理由為我議長縷晰”，提出實行共和政體之六條理由，認為目前形勢下實行共和，才是唯一的選擇。最後説：“此事關係重大，非等閒尋常事件，可以迎合上意也。就大勢所趨而論，宜認改建共和政體，與東南各省合而為一，俾他日新歷史中為隴上放一線光明，雖未奏光復之功，實已明改革之理，使後世羲軒桑梓亦有人焉。”民國元年，先生在蘭州組織國民黨黨部，為共和黨所忌，二年10月，北平政府追取同盟會會員證書、徽章，四年元月解京，交軍警執法處審訊，卒以人甚和平，宣告無罪。

先生前後從教30餘年，為國育才，碩果累累，被譽為“教育大家”。他針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見：

其一，認為教育與國家興衰有密切關係。他説，當今天下，科學昌明，天演競爭，是“一戰爭之天下也”。因而，“以兵戰不如以商戰，以商戰不如以學戰。學務不發達，教育不改良，欲國家立於不敗之地，有以知其必不能矣。”

其二，認為發展教育之先決條件是辦好師範教育。他説，興學十多年來收效甚微，“其弊由於立學之初，本末倒置”，“未盡予儲師範人才”。從而倡導切實辦好師範，培養大量合格師資，以救時弊。

其三，認為振興教育必須抓緊小學基礎教育。他説，各類教育雖然層次高下不同，“而程度則必由小學校循序而升”。．因而，小學教育是基礎，且小學生可塑性強，是進行愛國自強教育的最佳時期，並能使之“膠固於心胸，至深且遠也。”他舉例説：”日俄之戰，俄蹶日興，日本俱歸功小學教育。”進而疾呼：“若以國家為前提，必自振小學始。”同時，針對忽視幼兒教育的狀況，提出：“皆設幼稚園以立小學基礎”的主張。為調動各方面興學重教的積極性，他編撰《勸學歌》一首，指出男女老幼皆須學、避免晚境“飢寒”的道理。

抗日戰爭爆發後，壽祺贊成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其思想成為省城蘭州知名人士的代表。他説：“共產學説創自馬克思，繼之以列寧，逐鬨動全球。後二十餘年，共黨全部來甘，所至之處不妄殺人，已而改稱紅軍，其宗旨以聯絡中國國民黨及各界一致抗日。”稱“國共合作”為“秦越一家，同心救國”。中共駐蘭州辦事處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陳述了此事。

1939年1月，茅盾率領一支文藝隊伍赴新疆，在蘭州停留期間，作了《抗戰與文藝》的報告，提出了抗戰時期文藝運動的任務。壽祺先生深得其教益，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共產黨人樊大畏及其甘肅文藝界知名人士範振緒、張建等，寫了不少宣傳抗日的雜文、戲劇、詩歌等，一掃甘肅文壇的蕭條局面。

1945年4月，他主持創辦《拓報》，開甘肅小型報紙之先河。這份報紙，“長篇短述，諷刺幽默，趣話逸史，小型綜合”，頗受讀者歡迎，有力地衝擊了青一色的官辦報紙，打破了蘭州新聞界的沉悶空氣。

壽祺先生從政清勤，為人耿直，知識淵博，學而不厭。

卸職以後仍堅持練筆著文，撰著《求是齋集語》一書，記錄了大量史料雜文。

1947年2月，病故於蘭州，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