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德堂

圓明園內的慎德堂，實際為功能和地位與紫禁城中養心殿相同的重要宮殿。

對於慎德堂當年室內的狀況，已無法一一還原，但是通過檢閲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我們可知宣宗皇帝曾傳旨用大量金銀珠寶進行殿內裝修，在其槅扇門、窗户及牀罩處均張貼裝飾宣宗皇帝御筆的大小福字和臣工們恭繪的畫條、畫披。大殿明間設有寶座，寶座上的詩匾下掛飾宣宗皇帝御書的“福”字做成的玉璧子。原先安掛在奉三無私殿的宣宗皇帝御容畫軸和宣宗皇帝頗為鍾情的兩塊“公正平和”、“安詳澹靜”匾額被移掛於堂內。當年嘉慶皇帝御書賜給宣宗皇帝的“養正書屋”匾額亦被移入殿內，“養正書屋”是為宣宗皇帝讀書、習字之所，其外間東窗户和南邊玻璃上同樣掛飾着宣宗皇帝御書的“福”、“喜”字。堂前院內安設白色太湖石和九口木質魚缸，栽植着牡丹、芍藥、蘋果樹等花木。（《清宮內務府活計檔·道光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編號2975、2976、3014、3016）至於慎德堂內的具體情景可由前述《喜溢秋庭圖》和《道光帝行樂圖》二畫得以反映，另外一幅《情殷鑑古圖》描繪宣宗皇帝靜坐於洞石之上，手執史書，目視前方，若有所思，背後翠竹掩映，意境幽靜恬淡，此場景正是慎德堂內庭院之一隅，充分説明慎德堂給宣宗皇帝營造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悠閒愜意生活。

慎德堂建成之後，宣宗道光皇帝經常居住於此，漸漸成為其主要生活場所，當時一切政令均出自此處，其與紫禁城大內的養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清宣宗實錄》記載，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二、十一日，“帝奉皇太后幸慎德堂進膳”，其時距慎德堂落成不久，向以孝道著稱的宣宗皇帝便邀請其母后參觀、進膳，共享天倫。此後，《清宣宗實錄》裏關於“上奉皇太后幸慎德堂，進膳”的記載反覆出現，直至皇太后去世，前後多達28次。同時，宣宗皇帝對家庭的感受、對子女的感情皆深厚於滿清此前的皇帝，在慎德堂留影的《喜溢秋庭圖》與《道光帝行樂圖》皆渲染出其與子女共享天倫之樂的氣氛，畫中只繪家庭成員，沒有外人，畫中透出的氣息沒有君臣父子之等級，只有猶如平常人家樸實而珍貴的親情，如此做法是為清帝之中唯一的一位，難能可貴。由此可見慎德堂是宣宗皇帝維繫親情，力行孝道之地。因此，慎德堂在宣宗皇帝的心目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道光三十年（1850年），宣宗皇帝駕崩於慎德堂內，慎德堂失去其往時的主人，日漸蕭寂，後於咸豐十年（1860年）八月二十三日遭受庚申之變，毀於大火。顯赫一時的慎德堂遂成清宮昔日之追憶，我們只能從前人留下的圖畫、燙樣中，觀其建築覽其壯美。

慎德堂建成之際，道光皇帝創作《慎德堂記》一文，解釋了“慎德堂”一名的由來。“崇儉去奢，慎脩思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其中也包含了對子女的教育，告誡皇子皇孫，祖宗創業不易。後來，道光帝立奕詝（咸豐帝）為皇太子這樣的大事就在慎德堂進行。

崇儉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當然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在士大夫猶患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紹大統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懍夫皇天無親，惟無是輔，念夫祖功宗德創垂不易，後世子孫坐享承平之福，縱不尚奢華、無所加增，自問已覺不安矣！若敗度敗禮，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是直不可與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況我大清龍興東土，首重樸實，列聖丕承，凡心法治法，無非以勤儉訓後，誠以世變風移，敝化放心。有不期然而然之勢，苟非操之固。審之精樸素自甘，慎終如始難與言儉也。至於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慾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此猶儉德之小者。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思及此，又豈容逞欲妄為哉？所謂無為而治，俾天下陰受其福而民不知者，是也。然行儉責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從慳悋也，若救飢拯溺、去暴安良，國用之常經、民生之休慼，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於其辨也！是以修身務存儉約之心，以期永久圖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記之乎？

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季春月御制

慎乃儉德，惟懷永固

出於對慎德堂的偏愛，道光皇帝要求慎德堂的日用品上，均帶有“慎德堂制”的標誌。道光皇帝統治時期，清王朝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特別是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社會逐步進入半殖民地時期，加之天災人禍，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國家日趨貧困。由於國家財政的拮据，使景德鎮官窯瓷器的生產每況愈下。在清宮舊藏品中，道光朝的瓷器庫藏數量較之乾隆、嘉慶朝有了大幅減少，在數量不多的道光朝瓷器中，絕大部分又是沿襲前朝的傳統品種，並無創新之作。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部門”景德鎮御窯廠卻傾全國之力，為慎德堂燒造了一大批能夠代表當時制瓷最高水平的慎德堂款瓷器，作為道光皇帝的私人御用瓷器，威風八面。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慎德堂瓷器的款識，絕大多數為紅彩側鋒“慎德堂制”四字楷書款。“慎德堂”三字款非常少。清宮檔案對慎德堂瓷器的款識，有如下記載：

“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主事那薩阿首領武進忠來説，太監沈魁傳旨，十四年貢起，九江呈進瓷器款，慎德堂制要紅字。欽此。”

從中可看出，“慎德堂制”之所以是紅彩楷書，是由於道光皇帝的御旨所致。在有些器內外均為紅釉裝飾情況下，只得以金彩代替。

慎德堂款瓷器製作之精緻，是同時期其他瓷器所不能比擬的。在故宮博物院傳世品種，除當年放置於慎德堂內使用後被焚燬、流失的瓷器外，慎德堂瓷器共計357件，其中清宮舊藏298件。彌足珍貴。

慎德堂款瓷器品類多樣，多為日用器皿，有少量的陳設器。主要品種為碗、蓋碗、盤、瓶、羹匙、渣鬥、鳥食罐、罐、花盆、盆、花插、器物座等，下面分別予以介紹：

碗——作為日常用品用途廣泛，歷朝歷代都大量燒造，故宮博物院藏慎德堂款的瓷器中，碗的數量最多，共184件，其中宮中舊藏168件。其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大小尺寸、釉色和裝飾圖案不同，大多為敞口、弧壁、圈足，極個別的為撇口、深腹。有些碗造型、裝飾圖案均相同，只是大小不同。

蓋碗——主要用作飲茶器皿。清朝宮廷飲茶之風興盛，宮廷內專門設有茶庫"茶庫在右翼門內配房，並專司收存人蔘、茶葉、香紙、顏料等項。"據《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記載，"凡貢茶，江南省六安州霍山縣每年交六安茶四百袋，每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光祿寺轉交茶庫；浙江省每年交黃茶十八簍，每簍八百包，由户部轉送茶庫。陽羨貢茶，元、明最盛，本朝止歲貢芽茶一百斤"。這説明宮廷對於茶葉的需求量很大。每年皇帝在"升殿侍班儀、大燕之禮、名將之禮、大婚之禮、冊立皇后之禮"等大型活動中，還會賜茶給王公大臣，即所謂"御殿慶賀，例有賜茶之典"。據檔案記載，道光時期各式茶碗、茶壺、茶盤、茶托、茶船等用於飲茶的器皿大量出現，但在故宮博物院所藏慎德堂款茶具中，僅見茶碗一類，以粉彩居多，共計20件，其中宮內舊藏17件，另3件是建國以後收購來的。

由於製作精美，慎德堂款蓋碗不僅是道光皇帝的御用之瓷，也為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皇帝所珍愛，據清室繕後委員會記錄，當年在溥儀出宮之時，養心殿內就曾擺有一對署"慎德堂制"款的粉彩蓮瓣紋蓋碗，此外在茶庫、淨事房、承乾宮、齋宮、成肅殿等處也有此類蓋碗擺放。

盤——大概分為4種規格，共計40件，宮中舊藏21件。其中以大盤為主，口徑達29釐米，如粉彩外折枝花卉裏五蝠捧壽盤、粉彩描金籃蝠壽盤、粉彩描金紅蝠團壽盤等。器壁較厚，顯得笨重，所繪圖案大同小異；形體較小的外壁紋飾較之大盤更為豐富，有八寶、暗八寶、開光內繪花卉等，基本上件件可見蝙蝠及各種形式的壽字，釉色以黃釉為最多。

羹匙——羹匙作為飲食器中的一種，一般同碗、盤、渣鬥配套使用。慎德堂款羹匙只有兩種，共9件，均為宮中舊藏。其紋飾一種為紅地描金；另一種為黃地粉彩鶴紋。

渣鬥——其形制基本相同，只是釉色紋飾不同。檔案中曾有明確記載的黃釉白裏渣鬥，故宮現存有37件。另有16件綠釉白裏渣鬥，綠釉髮色嬌嫩，製作精美，底為"慎德堂"三字款。青花白地勾蓮渣鬥，雖未見檔案記載，但有5件存世。道光時期署"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書款的渣鬥，其造型、紋飾及青花髮色，與慎德堂款瓷器完全相同。

罐——共有4個品種6件器物，但僅有一件寫"壽"字紋罐為宮中舊藏。其他為白釉粉彩罐3件，紅釉描金罐2件。紅釉描金在慎德堂瓷器中器形最多，有罐、瓶、蓋碗、羹匙、器物座等。

花盆——屬於陳設用具。故宮藏品中此類器物較為豐富，有9個品種18件，每種2件，均為宮中舊藏。其釉色除4件青花外，其餘為白地或色地粉彩。形制有圓形、長方形、六方形及花口形。盆--唇口，深腹，圈足。外以霽藍釉為地，腹部粉彩繪四組團鶴，僅見此1件。

花插——宮中舊藏僅有1件。為黃釉竹節式，外壁凸雕粉彩竹、玉蘭、牡丹及靈芝紋。器物座——故宮藏品中的器座為2件紅地描金纏枝蓮座，均為後收購。

道光皇帝於瓷藝裝飾方面更是追慕雍正御瓷之清雅，悉心摹仿，並得其神髓。這一特點在慎德堂制款瓷器體現尤為顯著。不少慎德堂制款瓷器雋巧別緻，繪事極精，無論是彩料和佈局皆摹仿雍正御瓷之風格，是為乾嘉二朝所不能及，可鑑道光皇帝具備深厚的藝術修養與文化底藴。例如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道光慎德堂制款粉彩歲寒三友盤，採取最具雍正彩瓷特色的過枝手法表達歲寒三友圖，使得這一高貴的裝飾技法沈寂數十年之後再度出現，綻放出迷人的耀眼光芒。其設色妍美脱俗，極見清雅之佳境，猶如和風拂面，醉人心扉，直追雍正御物之風韻。

因而慎德堂制款瓷器的出現一反乾嘉以來崇尚繁奢俗豔之流俗，凝聚了宣宗皇帝在瓷藝審美當中所追求清逸簡約之理念，鋪陳出欽慕雍正瓷藝的新姿彩，從而構成婉約樸素的藝術風格，在中國陶瓷史上留下清新絢麗的一頁。故而，慎德堂制款瓷器成為慎德堂文化當中最為矚目的卓越代表。

作為慎德堂之御製信物，此玉璽與“慎德堂制”款瓷器一樣，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學的不凡品格，在隱佚了一百五十年之後，今日重現，為世人展示出宣宗皇帝高雅脱俗的藝術審美品位，見證了宣宗皇帝為政的種種得失，默默訴説着昔日慎德堂內曾有過的段段温情和悠閒愜意的書齋生活。此玉璽之出現更深具學術意義，對於完善慎德堂之歷史而言，猶若點睛之筆，使得道光一朝宮廷藝術史之研究歸於完整，成為維繫世人對慎德堂認識之精神紐帶。

交龍鈕寶璽，印鈕圓雕雙龍，一龍身雕兩龍首，兩首向背而吼狀，龍鬚上卷，四龍角向後呈相連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大有力，緊抓印台頂面，雕工精細，立體感強。印台採用加詩文的高級制式，四周淺刻填金道光御製《慎德堂記》，落款為“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可知此璽製作正為慎德堂建成是年。鈐“道”“光”連珠印，此道光連珠璽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可為印證。

印文為陽文玉箸篆“慎德堂寶”四字。因寶璽印用新疆和闐玉，其質地緻密堅硬，不易雕琢，因而採用乾隆時期大盛的“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連續切成文字，一步一個腳印，猶如書法中的澀筆，表現出遒勁凝鍊、厚實穩健的氣象。鈕系黃色絲綬，綬穗頭部的紋飾及固定打結的方法也與清代大型皇帝寶璽的做法一致。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樂圖》和《喜溢秋庭圖》，描繪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內微瀾不驚的閒逸生活場景，均鈐此“慎德堂寶”印，由此更可見此寶璽與道光皇帝之息息相關和地位之重要。

“慎德堂寶”白玉交龍紐寶璽正是當年慎德堂之御製信物，其印紐圓雕雙龍，一龍身雕兩龍首，兩首向背而吼狀，龍鬚上卷，四龍角向後呈相連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碩遒健，緊抓印台頂面，雕工精細，立體感強。印文為陽文玉箸篆“慎德堂寶”四字。因寶璽印用新疆和闐玉，其質地緻密堅硬，不易雕琢，因而採用乾隆時期大盛的“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連續切成文字，猶如書法中的澀筆，表現出遒勁凝鍊、厚實穩健的氣象。印台採用加詩文的高級制式，四周淺刻楷書填金宣宗皇帝御製《慎德堂記》一篇，落款為“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後鈐“道”“光”連珠印，此道光連珠璽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可為印證。紐系黃色絲綬，綬穗頭部的紋飾及固定打結的方法也與清代大型皇帝寶璽的做法一致，可知其為清宮原有之裝飾，殊為可貴。

此御製“慎德堂寶”白玉交龍紐璽當為慎德堂所專用，卻不在清宮舊藏《道光寶藪》著錄之中，但是其原因是可以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釋。依據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寶藪的編纂製作始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當時製成的寶藪雖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卻命工匠製作了多個空寶藪冊，以備後繼者使用。嘉慶以後諸帝都沿襲這一成例，每當新帝即位，都要將大行皇帝的御用璽印收集在一起，統一保存，並製作《寶藪》留存。依此規定，咸豐皇帝登基後，應該將宣宗皇帝所用諸寶製作《道光寶藪》，當中必然包括“慎德堂寶”在內，但是咸豐皇帝是否嚴格執行乾隆朝的規定就不得而知，時至今日不見實物存世可以左證。故宮博物院現存清代皇帝《寶藪》皆是清代同治光緒時期鈐印的，是在庚申之變以後才開始製作的。因為《寶藪》僅存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慈禧六位帝后，同治皇帝以後三位皇帝均未鈐譜。此六位帝后《寶藪》裝幀一致，風格絕非十八世紀舊物，寶璽印文釋讀的書法皆出自同一人之手，故其製作年代應該是同一時期，即是同治朝之後。

清宮日常使用的玉璽主要分為三大類：年號璽、宮殿璽、閒章，新帝即位，其中大行皇帝的宮殿璽不隨其它寶璽收歸集中保存，依然存放其原先的宮殿之內。依此規定，咸豐登基後，“慎德堂寶”依然被存放在慎德堂內，但遭庚申之變故而散失於外，同光時期重新制作《道光寶藪》，宮中無此寶璽就自然無法鈐印入冊。因此，現存《道光寶藪》不可作為否定此寶璽之依據，唯一可資印證的歷史實物就只有前述《喜溢秋庭圖》和《道光帝行樂圖》二畫上鈐印“慎德堂寶”拓文。

觀此“慎德堂寶”現拓文本，無論風格和細節皆與畫中“慎德堂寶”印文一致，綜合審視其玉質、雕工皆符合清宮規制，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此璽即是當年之原物無疑。

“慎德堂寶”為慎德堂所專用，依據清宮慣例在慎德堂落成前後皆可製作，但因該寶璽四側銘刻宣宗皇帝御製《慎德堂記》一文，卻為我們瞭解其具體制作時間提供一個可靠的依據。慎德堂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份落成，宣宗皇帝御製《慎德堂記》一文隨之而成，故玉璽四側銘刻詩文的落款為“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季春月，通常所指農暦三月。但是宣宗皇帝正式對外公佈該文卻在同年五月中旬，詳見於《清宣宗實錄》卷之一百八十九的記載，時間是“道光十一年五月己卯”，由此可推算“慎德堂寶”的銘刻製作不會早於道光十一年五月，依據篆刻工序和製作週期，應該是在道光十一年的下半年之內篆刻完成。

與慎德堂相關的玉璽不獨“慎德堂寶”一方，前述提及清宮舊藏《情殷鑑古圖》的右上方引首章即是“慎德堂御書寶”六字方璽。另見，道光十五年冬宣宗皇帝御書賜給時任兩江總督陶澍“印心石屋”橫披，正中有“道光之寶”御印一顆，前書“道光乙未臘日”六字，引首“清虛靜泰”四字長璽，後書“御筆”二字，並鈐六字方璽“慎德堂御書寶”，陶氏得之後摹刻於湖南浮邱寺，至今仍存，可惜寶璽本身今已佚。

作為慎德堂之御製信物，此寶璽不但材質精美，形制尊貴，更為重要的一點正是其四側銘刻御製《慎德堂記》一文。該御製文是為慎德堂的靈魂，是宣宗皇帝的執政宣言，更是宣宗皇帝的一生之中永遠閃耀的思想光芒。全文簡潔而氣勢磅礴，將節儉、修身、圖治聯繫起來，“崇儉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當然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在士大夫猶患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紹大統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懍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念夫祖功宗德創垂不易，後世子孫坐享承平之福，縱不尚奢華、無所加增，自問己覺不安矣！若敗度敗禮，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是直不可與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闡述了節儉、修身、圖治的關係，表達了他的治政方針，強調了其修建慎德堂的目的，將“然行儉責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從慳悋也，若救飢拯溺、去暴安良，國用之常，經民生之休慼，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於其間也！是以修身務存儉約之心，以期永久圖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記之乎。”的政治主張融入“慎德”二字之中。

慎德堂，取名之緣由雖未見宣宗皇帝交代，但其在道光十五年孟春三月所作的一首詩文註釋提及“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朕之素志也”，據此可斷“慎德”二字當是意出“慎乃儉德，惟懷永固”無疑，此二句出自《商書·太甲》，其義告誡世人唯有奉行節儉的美德，基業才能夠永遠長存。

宣宗皇帝一生以儉德著稱，力戒奢華之色，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地堅持，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不僅把節儉看成是自己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他在登基之初即嚴申禁令，不得習尚浮華，對前朝奢華之風頗為反感，曾頒佈《御製聲色貨利諭》，以示黜華崇實之心。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宣宗皇帝於道光元年御書“恭儉惟德”橫披正是其崇尚儉樸的信念見證。《清宣宗實錄》撰修者於文末總結評曰：“（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嗣服伊始。首頒《聲色貨利諭》，宣示羣下，垂訓方來。一切娛耳悦目之事，屏絕不行。即任土作貢，具有成規，亦復減汰過半。營建吉地，規制簡約，示不欲以天下奉一人。宮庭遊憩不急之工，廢不修，闕不補，間有興作，大率去雕鏤，斥文飾，惟樸素渾雅是尚，振式浮靡之旨，見諸《慎德堂記》、《重修圓明園三殿記》者。”慎德堂的修建確實踐行宣宗皇帝崇尚儉樸力戒奢華的理念，從前述《喜溢秋庭圖》和《道光帝行樂圖》二畫當中可觀慎德堂內建築素雅簡約，無雕樑畫棟之奢華，一如《清宣宗實錄》所言之“去雕鏤，斥文飾，惟樸素渾雅是尚”。

但是宣宗皇帝崇尚儉樸力戒奢華的理念並沒有與高質量的器用標準相對立，反而是他一向重視和追求器用的高質量。作為慎德堂的御製信物，“慎德堂寶”玉璽材質之精美、規格之尊貴依然是雍幹二朝的質量延續，這絕對是宣宗皇帝親身欽選的結果。因此，這就涉及到宣宗皇帝自身的審美性格取向和藝術修養問題。同樣，慎德堂內器用與裝飾絕非草草而為之，一器一物皆彰顯宣宗皇帝的藝術品味，當中最顯著和最直觀的事例莫過於“慎德堂制”款瓷器之出現，從而構成慎德堂裝飾最為出眾之處。

觀此白玉御製文“慎德堂寶”交龍鈕寶璽，玉質與乾隆時期白玉玉璽的料質極為相類，應採用乾隆朝儲備的和闐玉料製成。然其體量超過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璽閒章體積，折射出無比雍容華貴的皇家氣派。但是在道光帝“崇儉去奢”的施政治家思想下，為何會如此不惜人力物力為此一璽？除了慎德堂在道光帝心目中地位重要之外，通過此璽，我們可以更深層次的理解道光皇帝的內心世界。道光美學最受人稱道之處，即是一反前朝追求豔麗之風尚，以力戒奢華開拓出雍正以後少見的幽靜恬淡美學新境界。如道光皇帝的陵寢慕陵，雖其親自對此龍泉峪萬年吉地工程作了具體的規劃，下諭旨縮減建制，然而整個陵寢工程完工後，共耗白銀二百四十多萬兩，比乾隆皇帝裕陵還多花了三十七萬兩，比之後的慈禧太后東陵，亦多花了十三萬兩。考究可知，慕陵隆恩殿和東西配殿的木架構件均為名貴的金絲楠木，且殿內天花板全由楠木採取高浮雕與透雕雕刻成龍戲珠紋，以雕刻每條龍需上等精巧刻工雕半月來算，約需三萬多個雕刻工時，耗白銀三萬兩左右。這令人驚異的講究與精緻，淡雅的色調，清新的鋪陳，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學的不凡品格——複雜的製作工藝絕對經得起推敲，材質必定稀有考究——從某個角度看，這也正是東方皇室貴族御用品的精髓所在：品質大於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