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

世界史述寫着從希臘、羅馬時代起社會

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國史述説着這種傳統隨移民帶到美洲的史實。美國的慈善事業於獨立戰爭後空前興盛，如組織美國反奴協會，提供紐約勞工受教育的機會，創立兒童救助協會，成立全美收容所、醫院、文化組織等；二戰後，個人捐贈免税入法，富豪紛紛熱心於慈善事業。如洛克菲勒家族四代連續捐款超10億美元；比爾·蓋茨為慈善事業已投入260億美元，佔全部財產的54% ，甚至早早立下遺囑：死後99%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

中國的慈善事業，同樣有着自己悠久的傳統。漢唐寺院濟貧、賑災、醫療、戒殘殺的長盛不衰；宋代養老扶幼事業的勃興；元醫療救助的興起；明清民間慈善羣體在中國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更有當今國門開放以來，湧現出一批批社會賢達、名流、企業家、離退休幹部為水災、為貧困大中小學生、為艾滋病、白內障的貧困患者，默默從事的慈善救助。統計表明，至少一半的富豪要求對其捐款事實及數額“保密”。

只是眼下先富起來的人們對社會的回報難如人意。中華慈善總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其獲捐贈的70%都是來自國外和港台，國內富豪的捐贈15%還不到。 2009年被選入各種“慈善家排行榜”的135個名人，共捐款9.85億元人民幣，約合1億多美元，資產總額超過千萬美元的中國企業有過捐贈行為的比例卻不到1% 。 ^[1]  而2000年至2004年美國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總額650億美元，平均每年約130億美元。兩國雖無多大可比性，但是否也反映出其社會責任感與公益心方面的差距呢？眼下國內慈善組織數量的缺少，動員社會資源能力的有限，政府税收鼓勵政策的滯後，慈善法律法規的不健全，慈善組織的公信力的缺乏， 已成為制約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障礙，這些問題是否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所反映的“慈善觀”，有着某種關聯呢？

慈善事業既是經濟事業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調節貧富差別的平衡器。通過市場實現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實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個人出於自願將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社會，乃是不可小覷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它有助於縮小兩極分化，減弱“仇富”心理，有利於社會的和諧。

我們是否應當像看重勞模、看重各類專家一樣看重“慈善家”？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情仁愛，樂善好施的民族，關於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慈”是“愛”的意思。孔穎達疏《左傳》有云：“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業”；又曰：“慈為愛之深也”。許慎的《説文解字》中也有解釋道：“慈，愛也”。它尤指長輩對晚輩的愛撫，即所謂“上愛下曰慈”。《國語·吳》中“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的“慈”即為此意。“善”的本義是“吉祥，美好”，即《説文解字》中所解釋的"善，吉"，後引申為和善、親善、友好，如《管子·心術下》中所説的：“善氣”二字合用，則是“仁善”，“善良”，“富於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傳》中所講：“光寬和慈善”。

中國的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對此都曾有過精闢的論述。譬如：老子在《道德經》中説：“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孔子和孟子也曾説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對於什麼是慈善，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崔乃夫有極為精闢的概括：什麼叫慈呢？父母對子女的愛為慈。講的是縱向關係。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什麼是善呢？人與人之間的關愛為善。講的是橫向的關係。什麼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崔乃夫會長以縱橫的關係，深刻地勾畫出了慈善事業的全部活動和真諦。

慈善一詞翻譯成英文為“PHILANTHROPY”，源於古希臘語，本意為“人的愛”，大約從公元十八世紀開始使用。還有一詞“CHARITY”也是慈善的意思，該詞出現的歷史較為久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本意為“愛”的意思。

也有近代人給慈善下了如此的定義：懷有仁愛之心謂之慈；廣行濟困之舉謂之善，慈善是仁德與善行的統一。

在老舍筆下濟南的冬天中，“慈善”通常是指人的神態，慈祥、謙遜。在這裏，用於形容濟南的冬天，表現了濟南的冬天給人的感受，洋溢着人們對濟南的冬天的喜愛和感激之情。使人感到親切，真實。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慈善”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已設立地官“司徒”一職。而且，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助手段，被稱為“荒政”。

據《周禮·地官》記載，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有現代民政部部長部分職能的司徒，為做好民政工作要採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所謂“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用現代話來説，就是關愛兒童、老有所養、救濟窮困、撫卹貧苦、優待殘疾、安撫富人，這些正是現代慈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

這一時期的慈善活動，主要由朝廷來帶動，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濟手段，被稱為“荒政”。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很重視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左傳·哀公元年》記載，每次發生天災瘟疫，他都會親臨災區，看望民眾，安撫孤寡，資助貧困。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慈善活動比較簡單，行為之一是直接在路邊給需要救助者提供飯食，此即所謂“施粥”。施粥賑饑雖然簡單，卻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慈善行為，為中國曆代所繼承。

東漢末興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災民遍野。《後漢書·獻帝紀》記載，當時的皇帝劉協（獻帝），便安排身邊大臣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

民間施粥更為常見，過去俗稱“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鬧饑荒，地方賢良人士“為粥於路以食之”。《魏書·孝文帝本紀》記載，此舉救活了數十萬人。

一直到晚清，放糧施粥都是中國古代慈善家們的首選。現代拍攝的清宮戲中，不時會有大善人，支起大鐵鍋熬粥賑濟災民的鏡頭。

中國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禮記·禮運》中是這樣説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人們不能僅奉養自己的父母，養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讓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壯年能為社會效力，兒童能順利地成長，年老的鰥夫、年邁的寡婦、孤兒、無子老者、殘疾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愛，這樣才算“大同社會”。

“養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內容，給包括災民在內的老、弱、病、殘者諸弱勢羣體，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如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併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雖是防疫情擴散的一種隔離措施，事實上也是慈善行為。

到了南北朝時期，民間慈善活動更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南史·齊文惠皇太子傳》記載，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創辦了“六疾館”，專收貧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謂“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時間在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

“六疾”語出《左傳·昭公元年》，泛指多種疾病。藉此開辦的“六疾館”，被現代慈善界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之前的劉宋朝，已頗重視社會救濟工作，《宋書·明帝紀》記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劉彧（明帝）剛當上皇帝即下詔，“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

稍後的北魏也有善舉。《北史·魏本紀第四》記載，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鹹令居處”。

搞慈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是古今公認的。那麼，古代做慈善的資金從哪來？從史料來看，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捐款。

古代民間做慈善最活躍、最熱心的人羣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眾生，行善濟人，投身慈善活動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選擇。上面提到的中國最早慈善機構“六疾館”，其創辦人竟陵王蕭子良和文惠太子蕭長懋都崇信佛教。

運作最成功、影響最廣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説，“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來佈施貧病孤老，“悲田養病坊”的名稱因此而來。

在唐朝，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其經濟來源，早期靠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由於悲田養病坊具有良好的社會救助功能，對解決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作用明顯，因此朝廷十分重視，主動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後，由國庫提供的資助成為一大經濟來源。這方面的資助包括生活資料的援助，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衞”條中，便有送給養病坊敝幕、故氈的記載；李漼（懿宗）當皇帝時，還給各州縣的病坊“賜米”。二是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年間，便實行“官置本錢收利給之”的做法，使悲田養病坊的“現金流”有了保證。

儘管悲田養病坊這一慈善機構在唐後期因“滅佛”運動的出現而風光不再，但對以後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相當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慈善機構，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慈善模式的影響。

與官方投資相比，募集和民間捐獻，則一直是古代慈善機構和福利組織最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執政者好惡的限制，而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特別是遇到大災大疫、官府財力不足時，民間經濟來源便顯得特別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養院”；病有“安濟院”、“惠民藥局”；死有“漏澤園”；兒童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

由於官府鼓勵民間參與慈善活動，所以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則在蘇州創設“義莊”，置良田十餘頃，將每年“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劉宰、黃震、真德秀等中國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時期，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當然，這與其經濟來源較為充足不無關係。

捐助是明清慈善組織經濟的主要來源，與唐宋時期由官方主導的慈善活動區別明顯。而且，這一時期慈善經費來源的渠道豐富，特別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參與羣體廣泛，當官的捐養廉銀，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地。

明清時期，社會上以“會館”形式出現的各種新型互助救濟組織，則直接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大發展。

會館，是一種地緣性、行業性十分明顯的鄉幫組織，其開館目的是“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説白了，會館就是老鄉和同業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現捐資助學、助喪、施醫、濟貧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陳宗蕃在北京創設的“福建同鄉會館”，開宗明義為“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以恤寒而啓後進也”；徽商所開設的會館還常附設“殯舍”、“義冢”、“義莊”，為死者、病者提供免費服務。

明清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個人自願捐資方式，還有“分攤集資”和“抽取提成”兩種較為常用的辦法。

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採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

需要説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者有強制“罰款”的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北京藥行議定：每年正月初一要準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2] 

比爾·蓋茨、巴菲特、邵逸夫、邁克爾·傑克遜、陳光標、趙雅芝、李連杰、成龍、曹德旺、齊歆、韓紅、李嘉誠、霍英東、馬化騰、馬克·扎克伯格

宋慶齡基金會

中華慈善總會在線捐助

中國兒童防走失平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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