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湉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載湉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太平湖畔醇王府。他是清宣宗道光帝之孫，其父為道光帝的第七子醇賢親王奕譞。 ^[1]  其母為慈禧太后之胞妹葉赫那拉·婉貞。婉貞與醇親王婚後不久，就生下了奕譞的長子愛新覺羅·載瀚。母憑子貴，婉貞很快就在醇親王府中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奕譞也更愛這個嫡福晉了。可載瀚在兩週歲時，就過早地棄世了。在同治十年（1871年），她又生下了奕譞的第二個兒子載湉。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無嗣而崩。 ^[2]  同治帝是咸豐帝的獨子，他去世後，咸豐一系也隨之絕嗣。同治皇帝駕崩僅僅兩個小時，事關清朝國運的緊急會議就在養心殿西暖閣按時召開了。參加會議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親王奕誴、六叔恭親王奕訢、七叔醇親王奕譞、九叔孚郡王奕譓，還有奕劻、景壽等大臣。首先有人請為同治皇帝立嗣，並且提到了溥侃、溥倫兩位人選。惇親王奕誴就反對，他説了四個字：“疏屬不可。”慈禧不失時機地表示首肯説：“溥字輩無當立者。” ^[3]  此時軍機大臣跟慈禧太后發生了爭執。慈禧太后説：“此後垂簾如何？”軍機大臣中有人説：“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 ^[4]  此後軍機大臣為奕訢的兒子載澂爭取機會，但是慈禧為了能名正言順地把持朝政，在選嗣君時，親自指定醇親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親生子，過繼於咸豐帝，登基為帝。慈禧話音剛落，醇親王奕譞一聲哀嚎，癱倒在地，大哭不止。親貴紛紛伸手相攙，但誰也拉不動。 ^[5]  年僅四歲的載湉被選定繼承皇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光緒”。

半夜時分，紫禁城的全部正門次第打開，孚郡王奕譓率領內務府官員前往宣武門內太平湖東岸的醇王府，迎接新君主載湉進宮。初六日，就是慈禧太后宣佈載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載湉由醇親王府邸乘轎前往皇宮，進了午門，到養心殿。向兩宮皇太后請安，並在大行皇帝同治帝靈前祭奠後，便“剪髮成服”，入繼大統，做了皇帝。初七日，載湉奉慈安太后住居在東六宮的鍾粹宮，俗稱慈安太后為“東太后”；奉慈禧太后住居在西六宮的長春宮，俗稱慈禧太后為“西太后”。載湉住在養心殿。慈安太后與慈禧太后實行垂簾聽政。皇帝訓諭稱“諭旨”，皇太后訓諭稱“懿旨” ^[6]  。醇親王王府原位於西城太平湖，載湉登位後，王府成為皇帝的潛邸（後稱南府）。所以清廷另賜醇親王王府，位於後海北沿（又稱北府）。 ^[7] 

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兩宮皇太后懿旨載湉在太和殿舉行即位大禮，並告祭天、地、廟、社。載湉繼位後，到乾清宮向同治帝御容（畫像）行禮，又到鍾粹宮向慈安太后行禮，再到長春宮向慈禧太后行禮，復到儲秀宮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禮。這時載湉才五歲，實際年齡只有三週歲半。二月，同治帝嘉順皇后逝。馬嘉理案發生，英國勢力開始侵入西藏。英國借馬嘉理案強迫清政府簽訂《煙台條約》。載湉經過嗣稱帝，與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關係。本來，載湉作為咸豐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雙重身份已與慈禧太后是親上加親，慈禧太后選中載湉為帝除了有攬權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慮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為合適的選擇。小皇帝入宮後，離開了他的親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對這個幼童予以關懷，據她自己對臣屬説：載湉“常卧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 ^[8]  十二月，命醇親王奕譞照料毓慶宮皇帝讀書事務。內閣學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讀，御前大臣教習滿、蒙語言文字及騎射。 ^[74] 

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載湉開始在毓慶宮讀書。毓慶宮在東六宮東側齋宮與奉先殿之間。師傅為署侍郎、內閣學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 ^[9]  翁同龢與夏同善為同榜進士。翁同龢主要教載湉讀書，夏同善主要教載湉寫仿格（寫字）。御前大臣教習滿語文、蒙古語文和騎射。載湉讀書很用功，慈禧太后誇讚他：“非常愛好學習，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誦詩書。”他把讀書同做國君相聯繫。載湉有父親奕譞在毓慶宮照料自己讀書，但君臣之禮，取代父子之情。載湉在毓慶宮的讀書學習長達十餘年。

光緒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御史景廉被提升為軍機大臣。命前藏濟嚨呼圖克圖在達賴未出世以前掌管當地的事務，並賜予“達善”名號。 ^[10]  四月，劉錦棠攻克達坂及托克遜，張曜、徐佔彪攻克七克騰木、闢展，最後清軍合軍克復吐魯番滿、漢兩城，安集延（浩罕汗國）的侵略者帕夏阿古柏暴卒。 ^[11]  年末，南疆收復，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取勝，唯匪首伯克胡裏、白彥虎逃入俄羅斯。 ^[12]  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論功被封為二等侯，劉錦棠被封為二等男。 ^[13]  六月，李鴻章開辦灤州開平礦務局。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佔琉球羣島，改名為沖繩，並判決最後一位琉球國國王尚泰流放到東京。同年，崇厚與俄方代表簽訂《里瓦幾亞條約》並擅自回國，清廷治崇厚罪，並討論崇約存廢問題。 ^[14] 

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紀澤為出使俄國的大臣，改議條約。 ^[15]  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準備進軍收復伊犁。 ^[16]  七月，下詔召回左宗棠。 ^[17] 

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於鍾粹宮，上諡為孝貞皇后。光緒八年（1882年），載湉11歲時，增添授課內容，講解了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

光緒九年（1883年）五月，法軍進攻越南河內的紙橋，挑起中法戰爭。載湉詔李鴻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 ^[18]  六月，在越南的黑旗軍將領劉永福與法軍在河內、紙橋大戰，取得紙橋大捷，擊敗了法軍的侵略。 ^[19] 

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親王奕訢因循貽誤罷軍機大臣，家居養疾。史稱“甲申易樞”。八月，法艦炮轟福建馬尾造船廠挑起馬尾海戰。九月，新疆改建行省。 ^[20]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命馮子材襄辦廣西鎮南關外軍務。法軍步步緊逼，攻陷越南諒山，進而犯鎮南關，不久法艦去台灣。左宗棠等兵援浙江。 ^[76]  二月，中法戰爭結束。 ^[75]  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灣府為行省，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命醇親王奕譞總理，節制調遣沿海水師等。

光緒十二年（1886年），載湉虛齡16歲時，即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已為成人之際，據稱就已具備了“披閲章奏，論斷古今，剖決是非”的能力。 ^[21] 

當初兩宮皇太后立載湉為帝、再度垂簾聽政之時，曾把聽政解釋為“一時權宜”之舉，保證“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 ^[22]  光緒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説的話，並宣佈“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 ^[23]  表面看來，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諾言，而實際上幼帝長大後遲早都要面對親政的問題，慈禧太后早做預謀，目的是在無可奈何地讓光緒帝親政後她仍然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方式操縱清廷大權。對於她的這個用意，醇親王奕譞是心領神會的。奕譞在兩年前的“甲申易樞”中取代了恭親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準備讓光緒帝親政的“懿旨”頒佈後僅五天，就上奏稱與各位王大臣審時度勢，合詞懇請慈禧太后“訓政”，並表示皇帝“將來大婚後，一切典禮規模，鹹賴訓教飭誡”。他提出的訓政模式為：“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慈禧太后順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訓政請求。這年十月，禮親王世鐸就訓政的細則奏報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見引見，皇太后升座訓政”一條，實質上與垂簾聽政並沒有什麼區別。

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月，載湉始親政。 ^[24]  這與其説是光緒帝親政的開始，倒不如説是慈禧太后通過訓政的方式為其日後歸政於光緒帝而鋪平了一條能夠長期對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為了歸政後更有效地控制載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內侄女都統桂祥女葉赫那拉氏給載湉做皇后，即後來的隆裕太后。 ^[25] 

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冊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歸政。此時，慈禧太后沒有打破幼帝一經大婚便要親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宮到頤和園去“頤養天年”。但這並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讓光緒帝行使皇權，而是在歸政前後搞了一連串的活動，以便對親政後的光緒帝加以控制，繼續操縱清廷大權。為加強對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員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對其效忠之人，以至於光緒帝親政之時所面對的幾乎盡是太后聽政與訓政時期的重臣。為便於把握光緒帝的動向，她決定將光緒帝讀書的書房由毓慶宮改在頤和園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緒帝每日到頤和園向她請安，親政後的光緒帝必須將朝中大事向她“稟白而後行”。顯然，慈禧太后為光緒帝親政設置了重重路障。光緒帝的親政歷程由醖釀到開始經過了兩年半多時間，並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長大成人且漸漸成熟的光緒帝一經正式親政，其所作所為則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儘管慈禧太后仍不斷以各種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為一個年輕的皇帝，他總還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負，他與慈禧太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光緒十六年（1890年），駐美公使張蔭桓自美國歸國。載湉急切召見，詢問國外情況。後來載湉又索取駐日公使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日本明治維新在載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載湉還讀了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萌發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狀況。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農民戰爭爆發，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增兵朝鮮，蓄意挑起中日戰爭。光緒帝及帝黨成員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認識到日本進行戰爭挑釁的嚴重性，痛感“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 ^[26]  積極籌備抗戰事宜，表示出主戰的願望。光緒帝多次下詔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並命南洋各督撫大臣預為籌備，反對李鴻章懇求列強出面調停的做法。光緒帝於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與諸軍機大臣會商中日朝鮮爭端。在會上，翁、李二人提出備戰禦敵的方策，得到認可。會後第二天，與會諸臣聯銜向光緒帝遞上《復陳會議朝鮮事宜折》，折中採納了翁、李的主戰見解。對此，光緒帝於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詔令李鴻章抓緊軍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正當高升號輪船於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艦護衞下運兵行至豐島海面時，蓄謀已久的日本海軍突然發動襲擊，擊沉“高升”號輪船，即高升號事件，悍然挑起豐島海戰，面對日本已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朝野上下要求主戰禦敵的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帝也毅然決定對日宣戰。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發佈對日宣戰的“上諭”。載湉認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挾制朝鮮，如果導致事情很難收場，那我們自然應該出兵討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諭示李鴻章不要貽誤軍機。他直接命令朝鮮牙山南路葉志超與進入朝鮮北部的清軍夾擊侵朝日軍。他多次下令加兵籌餉，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但是李鴻章沒有聽取載湉的諭旨。在後來的戰役中，中國初於牙山戰役失利，繼於平壤之戰中戰敗。鴨綠江江防之戰失利，日本乘勢發起遼東戰役，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失守。復據威海衞、劉公島。在威海衞戰役中日軍奪中國兵艦，中國海軍覆喪殆盡。本年，中國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在日本抱着“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宗旨，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該約內容苛刻，光緒帝以割地太多為由，表示對該約“不允”，拒絕簽字用寶。 ^[27]  此時，愛國官員的諫諍和舉人的上書活動風起雲湧，光緒帝懷着通過遷都而與日本週旋的想法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后接受這唯一可行之策，結果遭到拒絕。四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孫毓汶拿着李鴻章從天津送來的和約稿本與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緒帝簽字，慈禧太后在這時也指令必須批准和約，光緒帝“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籤了字，第二天“和約用寶”。 ^[28]  四月，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1300名舉子，上書都察院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史稱“公車上書”。接着，康有為又撰寫了上清帝第三書，呈遞都察院。五月十一日，這份上書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此時，正在為甲午喪師痛感不安、為簽約用寶深懷內疚的光緒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樣雪恥自強之方，康有為這份上書中所詳細陳述的“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實施變法的具體內容，所申明的必須“及時變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的剴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鳴，對上書“覽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錄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軍機待日後發交各省督撫討論，1件存放乾清宮南窗小篋，1件存勤政殿以備隨時“覽觀”。 ^[29]  六月，康有為與梁啓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十月，俄、德、法三國干涉，迫使日本放棄對中國遼東半島的主權要求。此為“三國干涉還遼”。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誘訂《中俄密約》，攫取中東鐵路權，將侵略勢力伸入東北三省。五月，載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親臨醇王府邸探視醇王福晉（即載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晉葉赫那拉氏病逝後，載湉十一日沒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説：醇親王福晉病逝，應稱為皇帝親生之母親。六月，載湉親自去送醇親王福晉的靈柩出殯。光緒帝能夠對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進一步加深瞭解並逐步確立變法的信心，與帝黨官員起到的紐帶作用是分不開的。他第一次展讀康有為的上書時，翁同龢在場向他介紹了康有為的才華。隨後“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來輔導皇上，使光緒帝眼界大開。 ^[30]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鉅野教案發生，德國以此強佔膠州灣，引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參與問話的翁同龢把康有為在問話時所陳言的有關變法重要性、內容及步驟向光緒帝彙報後，光緒帝命令臣屬今後對康有為遞上的條陳，要即日進呈，不得阻攔或積壓。於是，康有為在問話後的第五天，向光緒帝上第六書，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鑑日本之維新”，要義有三點：“一曰大誓羣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 ^[31]  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後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御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 ^[32]  甚至要追究入會之人。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 ^[33]  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支持了維新派。

四月，選派宗室王公出洋遊歷；載湉親選親王、貝勒，公以下閒散人員由宗人府保薦。召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頒佈“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五月，載湉詔立京師大學堂；陸軍改練洋操；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改試策論；詔八旗兩翼諸營，均以其半改習洋槍。六月，詔改定科舉新章。七月，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歸併其事於內閣，禮、兵、刑部兼理之。賞內閣侍讀楊鋭、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知府譚嗣同並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詔袁世凱來京。維新派於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汪康年為總理，梁啓超為總主筆。

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帶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從北京紫禁城發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畢竟是光緒帝革舊圖新決心的體現，畢竟使維新派的變法願望得到部分實現，這就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濟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因而具有進步作用。新政詔令卻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抵制和反對，許多頑固大臣引慈禧太后為奧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裏，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致使光緒帝的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從新政詔令頒佈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就預謀着對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的諭令發佈當天，慈禧太后又脅迫光緒帝宣佈以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須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並對王照予以獎賞。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鋭、林旭為軍機章京，賞給四品卿銜，參加新政。

這一行為觸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載湉又任命維新派重要人物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侍讀楊鋭、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擔任四品銜章京，處理新政事宜。後來維新派又企圖聘請當時已經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擔任顧問，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實現。與此同時又有眾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頑固勢力聚集到慈禧身邊，請求她出面制止變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進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也盛傳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去天津閲兵時將廢掉光緒帝。

隨着天津閲兵日期的迫近，光緒帝驚慌不安，於七月二十八日交給楊鋭一道密詔，稱：“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鋭、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光緒帝這種置自身命運於度外的精神使康有為等人大為感動，但他們在捧詔痛哭之後，卻是束手無策，最後只好把希望寄託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和曾參加過強學會並握有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身上。各國公使只是虛表“同情”，不願干預。康有為等人便策劃了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的行動； ^[34]  一方面敦請光緒帝於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並破格重賞侍郎候補；一方面物色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為捕殺慈禧太后的人選；又一方面則是由譚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訪袁世凱，鼓動袁世凱先誅榮祿，再兵圍頤和園。畢永年進京與康有為交談，認為袁世凱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逕赴日本。

慈禧太后得知維新派的計劃，深夜從頤和園還宮。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佈重新訓政，下令緝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逃離北京，譚嗣同、楊鋭、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舉行臨朝訓政禮後，囚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所扼殺。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以取代載湉，史稱己亥建儲。由於得不到列強支持，企圖失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清廷必須在和與戰問題上作出抉擇。自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連續在4天之內召集4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光緒帝參加了會議，他不贊成對外宣戰，認為頑固大臣所聲言的“義民可恃，其術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為兒戲？” ^[35]  載漪、載濂、剛毅等頑固大臣則不僅一再申明要靠義和團的“神術”去“報雪仇恥”，而且還指使人編造出一個“請太后歸政，廢除大阿哥”的所謂“外交團照會”，使慈禧太后大為惱怒，聲稱：“外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 ^[36]  經慈禧太后與守舊排外大臣的反覆密商後，於五月二十五日頒佈了宣戰“上諭”。但就在宣戰後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強表示“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挑釁”。 ^[37]  又過了4天，又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38]  慈禧太后草率決定宣戰，載湉忍不住發話問許景澄：“許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總署當差，外國的情況卿最知曉，卿以為大清有無與外國一戰的實力？”許景澄激動的説：“聖上垂問，臣就據實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實力，似難敵其中一國，更不用説數國聯軍了。臣以為和為上策，保護使館、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聽立馬怒了，宣佈處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徐用儀、户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議和再無希望。聯軍於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載湉於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帶領下逃往西安，《辛丑條約》簽訂後返回北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稱號。載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對，不發一言。有時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態，也不過一兩句罷了。

載湉在最後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堅持不懈地鑽研法律，留心閲讀世界各國的法律書籍。 ^[39] 

光緒帝葬禮實拍(5張)

光緒帝返京後，不再被囚於瀛台，而是常常臨朝，恢復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對他仍嚴加控制。此時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開始下詔變法所實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變法時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復，然而光緒帝在頒發新政詔令時卻不得不服從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罵兩句”，説“康有為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 ^[40]  他在對德齡公主的自白中表達了苦衷：“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41]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緒帝生病卧牀，這時慈禧也病重。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載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將溥儀養育在宮中。溥儀是醇賢親王奕譞之孫，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儀一起進宮。十月二十一日 ^[67]  酉正二刻三分，載湉身故，終年38歲，慈禧太后命溥儀繼承皇統，過繼於同治帝載淳，同時兼承光緒帝之祧，一人祧兩房。 ^[42]  廟號德宗，諡“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簡稱景皇帝。民國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縣清西陵中的崇陵。

光緒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為烏魯木齊都統，幫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根據敵我情況和新疆地區的地理條件，制訂了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方針，並花了近兩年時間籌集軍餉、採運軍糧、整頓軍隊、改善裝備，完成了收復新疆的作戰準備。光緒三年（1877年）四月，清軍經過幾個月的充分準備，開始向南疆進軍。阿古柏見大勢已去，於五月下旬逃至庫爾勒自殺。其子伯克·胡裏在喀什噶爾稱王，繼續頑抗。九月，清軍挾連克三城餘威，乘秋高氣爽之際，開始部署收復南疆八城之戰。清軍的破竹之勢，使盤踞在西四城（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喀葉噶爾）的敵軍驚恐萬分。和闐叛軍呢牙斯向清軍請降，十二月二十一日，劉錦棠收復葉爾羌，24日收復英吉沙爾。光緒四年（1878年）一月二日，清軍克復和闐。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區外，全部收復。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取得偉大勝利。光緒七年（1881年），中俄通過談判，中國收回伊犁。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粉碎了英、俄勾結阿古柏侵佔新疆的企圖，維護了中國的領土主權，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這次戰爭所以取得勝利，除戰爭的正義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積極支援這一根本原因外，還有軍事上的原因。

中法戰爭暴露出清政府海軍力量薄弱、台灣防禦不強的弱點。清政府從戰爭中切實認識到台灣一島關係海防全局，台灣不能過於依賴福建，必須使其具有一定的獨立防禦能力。戰後，清廷內部進行了一次加強海防的討論，台灣問題成為此次討論的重要內容之一。

光緒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據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議奏的結果，頒詔決定：“台灣為南洋門户，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即着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詳細籌議，奏明辦理。”以此為標誌，清廷正式決定設立台灣省，任命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 ^[44-45]  十二月十二日，載湉下諭説：“台灣是南洋的門户，現在奉皇太后懿旨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台灣雖設立行省，但必須與福建聯合起來，就像甘肅、新疆的體制一樣，這樣對內對外都好維護。就讓楊昌濬、劉銘傳仔細商量一下辦理吧。”後劉銘傳在台灣築炮台、修鐵路、架電線，發展經濟、安定社會。台灣建省，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並實現的，其歷史與現實意義深遠而重大。

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一敗塗地，割地賠款，倍受欺侮。隨後，帝國主義列強又進而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古老的祖國驟然面臨亡國大禍，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這時，資產階級（主要是它的上層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社會上積極宣傳、組織變法圖強，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機，並迅速形成了一個激盪全國的時代潮流。

民族危機啓發了載湉變法的決心。載湉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雖然已經撤簾，但是仍然緊緊地控制着他。但是載湉決心已定，為了國家的振興，他把個人的利益和榮辱置之度外，説：“太后如果不給我大權，我情願退位，不甘做亡國之君。”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託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佈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載湉發佈御令，企圖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國改良性運動，但遇到大多數地方頑固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撓和破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籌辦之事，電旨催問，也置若罔聞。

光緒年間的軍機大臣： ^[46] 

奕訢、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景廉、王文韶、左宗棠、翁同和、潘祖蔭、世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許庚身、徐用儀、剛毅、錢應溥、廖壽恆、裕祿、榮祿、啓秀、趙舒翹、載漪、鹿傳霖、瞿鴻禨、奕劻、榮慶、徐世昌、鐵良、世續、林紹年、載灃、張之洞、袁世凱、那桐

光緒八年（1882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恐怕“失和”而“退讓”。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艦隊司令孤拔率領艦隊駛入福建水師基地馬尾軍港。清軍被迫迎戰。同年，法軍又進攻吳淞口。法軍再侵犯台灣淡水、雞籠（基隆），台灣軍務大臣劉銘傳率領守軍扼守淡水，擊退敵軍侵略。第二年初，法軍在水路進攻浙江鎮海，在陸路進攻鎮南關（今友誼關），清軍獲得“鎮南關大捷”。

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勝求和”、“不敗而敗”，派李鴻章同法國代表在天津簽訂《中法新約》。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載湉主戰。載湉多次下令加兵餉，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但是結果初敗牙山，繼敗平壤。日本乘勢內侵，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丟失。復據威海衞、劉公島。在威海衞的北洋海軍兵艦被全殲，海軍覆沒。

當不得已批准《馬關條約》時，載湉以硃筆寫下一段話，要求全軍上下竭力一心，興革自強，表明他振新國家的決心。甲午戰爭的失敗決不是主戰的罪過，是戰之不力的罪過，是光緒負不了責的腐敗的清朝封建統治造成的。 ^[48]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光緒曾參加是否對聯軍宣戰。光緒是在清朝虛落，列強強大的情況下選擇求和。慈禧太后卻因個人緣故而不顧大局，草率宣戰。結果，清朝戰敗，簽定《辛丑條約》。

光緒十七年（1891年）冬，光緒帝開始學習英語，由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丁韙良送來的學生張德彝與沈鐸充當光緒帝的英語老師。他們每隔一日輪流給光緒帝上課，光緒帝允許他們在其面前坐着上課，而其他皇族和大臣還只能跪着。由於半小時的英語課程是在清晨四點鐘左右開始，老師們必須在半夜剛過就起身入宮。有時候在上課前要等候好幾個小時。光緒皇帝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上課都很準時，很少會缺一次課，在閲讀和寫作方面，也顯示出相當的穎悟。但他的口語卻糟糕透頂。丁韙良認為原因是皇帝作為外語學習者與教授者之間的身份較難把握造成了不良的後果，即老師不敢糾正皇帝錯誤的發音。光緒皇帝首先在宮中學習英文，宮裏也掀起了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王爺和大臣們一窩蜂地到處尋覓英文教科書與教員。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十（1894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傳令將“滿功課及洋字均撤”，但此後光緒帝仍堅持對英語的學習。據德齡所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前後，光緒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經很不錯，雖然發音不標準，但能夠閲讀一般學校英文讀本中的短篇故事，而且能夠默寫得很好。他的英文字也寫得很漂亮。 ^[68] 

宮內太監説，光緒生性皮賴，幼時在宮內肆意虐待宮人，騎在太監身上還要叫走快，否則就用鞭子抽打。倒是慈禧看不下去了，責罰了幾次，以後稍好點，但一離開慈禧就又故態復萌，太監都不喜歡他。因此太監們背後罵他是昏君。 ^[69] 

《故宮珍本叢刊》收錄有《清德宗御製詩文》，有600餘首詩傳世。 ^[64-65] 

光緒的病情突然轉危，不久死去。名醫屈桂庭在《診治光緒帝秘記》記載光緒死前三天“在牀上亂滾”，“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黃”，“此係與前病絕少關係”。而光緒入殮也一反常規地由宮內太監辦理，諱莫如深。

據説是慈禧令太監將他毒死的。有的學者認為，由於袁世凱的叛賣告密，使慈禧鎮壓了維新運動。袁世凱擔心慈禧死後光緒重新執政，將會問罪於他，於是就與慶親王勾結，打算廢黜光緒，立慶親王之子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殺了光緒。又有學者認為光緒是病死的。政治上的失意，長期的精神抑鬱，更使他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心悸、失眠、食慾不振等症狀相繼出現，逝世前一年已病入膏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併發急性感染。這一説法為多數學者接受。

在2008年，經過對光緒皇帝殘留的一縷頭髮的鑑定，證實死於砒霜中毒。

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就明白，僅僅這個政變，光緒與她之間就沒有了重新和好的可能，當庚子年八國聯軍進逼北京，清兵屢戰屢敗無力阻止洋兵，慈禧感覺走投無路，準備自殺時，她就決定不能讓光緒活在世上。

《景善日記》有記載：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入一棺材店，繼而自殺。李秉衡於十四日到河西，務用盡心力，以收集軍隊。而張春發、陳澤霖二人均不願戰，李遂仰藥以死。榮祿入宮，報此消息於太后，君臣相對而泣，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吾國家至於此也。榮祿乃極聰明之人，自此並不表曝己之先見。老佛（即指慈禧）言：出走不如殉國，並令皇帝亦殉之。

胡思敬《國聞備乘》記載：“德宗（光緒）先孝欽（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間紛傳李蓮英與孝欽有密謀，予遍詢問內廷人員，皆畏罪不敢言。”

惲毓鼎是翰林院侍讀學士、起居注官，長期陪侍光緒皇帝。他在《崇陵傳信錄》記載：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即光緒死前11天），慈禧生日，光緒率百官賀壽、探病，他扶着太監的肩頭活動筋骨，以便跪拜。但慈禧竟拒絕和光緒見面。“時太后病泄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民國二年，惲毓鼎在《澄齋日記》中進一步説：“清之亡，雖為隆裕（光緒的皇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載灃以重器，其禍實歸於孝欽（慈禧）也。”

《崇陵傳信錄》和《清稗類鈔》兩書指出：慈禧太后病危期間，曾猶豫對載湉要如何處置，遂以自己不久人世的消息透露給載湉知道，惟其近侍回報，帝曾微露喜色，故慈禧決意自己病終前，帝須先於自己命終，以免皇帝有再度親政、否定慈禧生前之佈局的可能。

清室後裔、書法家啓功指出，其曾祖父、時任禮部尚書的溥良曾親眼看到太監從病重的慈禧宮中傳出一個蓋碗，稱“是老佛爺賞給萬歲爺的塌喇”。“塌喇”在滿語中是優酪乳之意。此前從未聽説過載湉有任何急症大病。送後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監小德張（張蘭德）向太醫院正堂宣佈光緒皇帝駕崩了。隨後樂壽宮才哭聲四起，宣佈太后已死。

鍾裏滿依檢驗結果及史料記載認為，慈禧自戊戌政變以後就陰謀廢黜及弒害光緒，更擔心光緒會在自己死後復位翻案，所以才會在病危之時下毒手。

稱載湉為袁世凱所弒者認為，袁負恩反戈，陷載湉於萬劫不復，載湉在瀛台，“日書項城（指袁）名以志其憤”。袁既知載湉對其深惡痛絕，則不能不懼太后死而帝獨生，故加以謀害（見於光緒侄、末帝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及其他）。但當時袁世凱已被開缺回籍，遠在河南安陽。且按照清宮內廷制度，任何從宮外送入御用的食物必須先經人試毒。因此即使袁有動機，也不大可能有機會對載湉下毒手。袁更不可能在有機會篡改清實錄和脈檔，製造載湉病死的假象。

曾擔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裕德齡在其英文版自述《瀛台泣血記》中提出，下手者應系李蓮英。但此説頗不合李蓮英素常“侍上以敬，待下以寬”的行跡。也無任何其他史料支持。

據介紹，載湉墳墓（清西陵的崇陵）曾被打開，後來清理封閉，留下若干頭髮、遺骨和衣服等由該處妥善保存。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等13位專家聯合撰寫的《清載湉死因研究工作報告》稱，根據相關研究，常人口服砒霜60至200毫克就會中毒身亡。載湉攝入體內的砒霜總量明顯大於致死量。其胃腹部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屍體腐敗後直接侵蝕遺留所致，而其衣領部位及頭髮上的大量砷，則由其腐敗屍體溢流侵蝕所致。

崇陵是載湉的陵寢，位於泰陵的東南面約四公里的金龍峪。光緒在位34年（1876－1908年）。崇陵是中國曆代皇帝中的最後一座陵寢，宣統元年（1909年）破土興建，民國四年（1915年）竣工。崇陵的建築物數量與規模，完全依照同治的惠陵。建築工巧，陵園儀樹中有罕見的羅漢松和銀松。地宮中合葬着載湉和他的隆裕皇后。

崇陵之東一公里處建有崇妃園寢，葬着載湉的妃子瑾妃、珍妃姐妹倆。珍妃是光緒寵妃，支持光緒實行變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逃奔西安，行前令太監將珍妃推入紫禁城內井中，第二年才將屍體撈出，葬在京西田村，後移葬崇妃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