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福臨

崇德三年正月甲午日（1638年3月15日 ^[73]  ），福臨生於盛京，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其母為永福宮莊妃，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文皇后。五歲時，他曾參與在葉赫噶哈嶺地方舉行的君臣狩獵，射中一狍。此時他被記錄為“方喀拉章京”（fangkala janggin），因此他的本名應為“方喀拉”（意為矮子）。 ^[72]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駕崩，由於未預定儲嗣，所以在這一突發事件後，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與其長子肅親王豪格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皇位之爭。爭奪者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精明的多爾袞隨機應變，提出以擁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為帝，由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他共同輔政，結果獲得通過。福臨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篤恭殿的鹿角寶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順治。 ^[2] 

年幼的福臨雖然尚不諳世事，但在的尚武精神的薰陶下，卻有一種好勝的性格和天然的優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年底，皇太極出獵葉赫一帶，攜他前往，當行獵於噶哈嶺時，福臨曾“射中一麅” ^[3]  。在舉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宮乘輦前往篤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輦陪坐，他拒絕説“此非汝所宜乘” ^[4]  ，顯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嚴。隨着年齡的增長，福臨愈益感到現狀使得他的尊嚴受到很大的挑戰和侵害。

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順政權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而死。 ^[5]  四月，固山額真何洛會等人以悖妄罪告發肅親王豪格，福臨廢豪格為庶人，他的黨羽俄莫克圖等人全部處死。晉封阿巴泰為多羅饒餘郡王。大學士范文程向多爾袞進諫，應當趁機進入中原。福臨命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並賞賜多爾袞以及從徵的諸王、貝勒、貝子。 ^[6] 

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遣使向多爾袞乞師討伐李自成。 ^[7]  四月二十一日，答應援吳的清軍便在一片石擊潰了李自成派去切斷吳三桂後路的唐通部農民軍，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與吳三桂軍激戰于山海關前，一時難分伯仲，雙方鏖戰至中午，吳軍逐漸實力耗盡，為農民軍包圍。接着清軍猝然襲擊，農民軍失利，李自成敗退京師。清軍正式入關。五月二日，清軍進佔京師。多爾袞奏請福臨遷都京師。六月，福臨令洪承疇仍然擔任兵部尚書同內院官一起處理政務。 ^[8]  九月，順治帝自盛京遷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多爾袞率領的諸王以及滿、漢大臣的勸進下，順治帝福臨在南郊天壇祭天，然後再次即皇帝位於皇極門（今太和門），宣佈“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 ^[9]  此舉標誌着清王朝轉化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

順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軍力分兩路攻入陝西，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吳三桂為前鋒；一路由豫親王多鐸率領，孔有德為前鋒。李自成迎擊清軍於潼關，經過激烈的戰鬥，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 ^[10]  四月，農民軍來到湖廣通山縣，李自成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死在通山九宮山。四月二十五日，清軍攻佔揚州。多鐸陳兵江北，於五月初九佔鎮江。 ^[11]  多鐸遣貝勒尼堪、貝子屯濟等率軍追擊弘光帝於太平。不久，多鐸將弘光帝及偽太子一併解往北京斬首。 ^[12]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以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率師西征四川。 ^[13]  增定俸祿給養的規定：最高的是攝政王年俸銀兩千兩，最低的是驍騎校三十兩。二月，罷黜江南舊設部院，派遣在京户、兵、工三部滿漢侍郎各一人駐江寧，分理各部事務。 ^[14]  十月，和碩德豫親王多鐸還師北京，順治帝親自出城迎接並慰勞。 ^[15]  太和殿、中和殿修繕完成。 ^[16]  制定皇帝行幸迎送的大禮。十二月，位育宮（即保和殿）修繕完成。

順治四年（1647年），清朝皇室內部鬥爭加劇。正月，因鄭親王濟爾哈朗府邸殿堂的台基逾制以及擅用銅獅、銅鶴，罰銀兩千兩。三月，《大清律》修成，清廷下令停止圈地。 ^[17]  七月，加封豫親王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 ^[18]  多爾袞因為抓住把柄罷免了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的權力，由此，多爾袞開始一人獨攬朝政。並且攝政王對順治帝停止行跪拜禮。

順治五年（1648年）三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因罪被降為多羅郡王。 ^[19]  肅親王豪格獲罪，但是福臨以不忍心處置他，將其幽禁起來，不久便為多爾袞害死了。 ^[20]  閏四月，恢復濟爾哈朗和碩親王的爵位。 ^[21]  七月，初步設立六部漢人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 ^[22]  八月，清廷規定允許滿漢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順治帝於圜丘舉行祭天大典，祭祀太祖皇帝，追尊太祖以上的四世為皇帝。 ^[23] 

順治六年（1649年）正月，定內三院的官制。三月，豫親王多鐸薨，攝政王多爾袞還京奔喪。 ^[24]  四月，太宗中宮皇后博爾濟吉特氏薨。 ^[25]  六月，英親王阿濟格向攝政王多爾袞爭叔王銜，被多爾袞論罪並罷免他的職務。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獵的攝政王多爾袞在喀喇城逝世，使得順治帝福臨可以提前親政。 ^[26]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順治帝開始親政，時年十四歲。同年八月，順治帝大婚。 ^[27]  多爾袞病逝後，順治帝開始擺脱傀儡地位，對多爾袞實行了削除封號爵位、罷撤廟享諡號、籍沒家財等身後懲處。為加強皇權，順治帝廢除了諸王貝勒管理各部事務的舊例，又採取了停止圈地，放寬逃人法等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儘管順治帝臨很想有番作為，也頗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終因他周圍尚未形成一支以他為主導的強有力的政治勢力，致使他的計劃暫時擱淺。

順治九年（1652年）二月，順治帝加封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叔和碩鄭親王。 ^[28]  三月，為加強君主集權，順治帝取消諸王、貝勒、貝子管理六部事務的權力。 ^[29]  四月，福臨採納了禮部的建議，規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兩季各舉行一次經筵。設置宗人府官員。 ^[30]  規定一切禮制。九月，福臨擬定親自出迎西藏的達賴喇嘛。十二月，順治帝於南苑召見五世達賴喇嘛。在每旗設置宗學，只要是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歲以上均可入學。

順治十年（1653年）正月，順治帝下令要改變僅有滿臣奏事的局面，此後，凡章奏，令滿漢侍郎、卿以上會同奏進。 ^[31]  順治帝曾閲讀《通鑑》，向諸大臣詢問歷史上漢高祖、文帝、漢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帝王誰最優，陳名夏對他説唐太宗，而順治帝以為明太祖的各種立法可以有利於後世。表明了將延循明朝制度之意。 ^[32]  三月，順治帝賜太常卿湯若望號為“通玄教師”。命令各部院奏事停用綠頭牌。四月，親自測試翰林官成克鞏等人。此時，陳名夏案發生，二十八名漢官遭到訓斥。五月，順治帝增置內三院漢大學士，院各二人。設立十三衙門，諭戒宦官干政，所設太監級不過四品。八月，將太宗皇帝的第十四女和碩公主下嫁平西王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二十六日，廢除皇后為靜妃 ^[74]  。

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順治帝皇三子玄燁（即康熙皇帝）生。 ^[33]  六月，順治帝立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女博爾濟吉特氏為皇后。 ^[34] 

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修《順治大訓》，並且編纂《資政要覽》。四月，順治帝下詔修《太祖聖訓》、《太宗聖訓》。五月，鄭親王濟爾哈朗病逝。六月，順治帝封博果鐸為和碩莊親王。命名宮禁為紫禁城，後山為景山，西苑南台為瀛台。命內十三衙門立鐵牌，嚴禁內監干政。

順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冊為“賢妃”。十二月，晉封為皇貴妃。 ^[35] 

順治帝親政初期即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士湯若望。順治帝親政後，湯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當年即被封為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賜名“通玄教師”，順治十二年（1655年）授為通政使，順治十五年（1658年）誥封光祿大夫，秩為正一品。這完全是順治帝重視信任的結果。最初，順治帝因母親孝莊文皇后稱湯若望為義父，而稱其為“瑪法”。

順治十四年（1657年），福臨開始接觸僧人，成為佛教信徒。這年深秋，福臨駕幸南海子，在太監的帶領下到了海會寺，見到了臨濟宗龍池派和尚憨璞性聰禪師，福臨和他交談非常契合，因此對佛教產生了興趣。於十月四日於南苑萬善殿召見憨璞，以後又不斷召見，詳細詢問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知道了龍池派內許多著名和尚的情況，對他們非常向往。 ^[36] 

順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臨遣使赴江南湖州報恩寺召名僧玉林琇（玉林通琇禪師）來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辭謝不應召，使者不許。

順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見福臨。福臨當即封他為“大覺禪師”，並以禪門師長禮待玉林琇，自稱弟子，並請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辭，福臨不許，並要用醜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寫了幾個字，福臨選了一個痴字，法名行痴。 ^[36]  四月，玉林琇請求回去，福臨賜給他黃衣、金印，派遣官員送他回去，並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去京師。福臨又封憨璞為明覺禪師。由於憨璞的推薦，福臨在玉林琇離京前一月即閏三月遣使往浙江寧波天童寺召龍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陳忞進京。這年七月茆溪行森應召到京。福臨是從玉林琇語錄中發現茆溪行森偈語最好，特指名將其召來。福臨在萬善殿接見茆溪行森，問答佛法過程中，福臨不斷地點頭叫好。

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逝於承乾宮，順治帝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悶也困擾着他。這時只有佛法使他還有所寄託，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大約在九、十月之交，福臨決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師玉林通琇禪師奉詔到京，聽説茆溪森已為順治帝剃度，勃然大怒，立即命令眾人堆積柴火準備燒死茆溪森。因此他勸順治帝説：“如果以塵世之法論的話，皇上應該永遠坐在皇位上，上可以安聖母皇太后的心，下可以使百姓安居樂業；如果以出世之法論，皇上也應該永久做帝王，對外可以保護操持佛法的人，對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順治帝聽從了他的諫議，同意蓄髮，暫時罷了出家的念頭。茆溪森也因此免於被燒死，當月便離開京城回到南方。順治帝雖然不再出家，但內心已然完全受到了佛法的薰陶。 ^[37]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順治帝安排內監吳良輔出家為僧。順治帝患痘，病危。他預感病體沉重，勢將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及原內閣學士麻勒吉入養心殿，口授遺詔。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門下西圍屏內，以初七一天的時間撰擬。一共三次進給順治帝預覽，順治帝三次親自斟酌，剛到晚上才決定。初七日，順治帝逝於養心殿，終年24歲。 ^[38] 

順治帝晏駕後，麻勒吉及侍衞賈卜嘉二人手捧遺詔去奏知皇太后，馬上向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侍衞等人宣佈。遺詔立八歲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玄燁為皇太子，繼帝位，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初八日，遣官頒行遺詔於全國。初九日，玄燁即皇帝位。 ^[85] 

二月，移順治帝梓宮於景山壽皇殿，裁撤十三衙門，誅殺內監吳良輔。 ^[85]  四月十七日，由再次進京的茆溪行森執行火化儀式。火化後寶宮（骨灰罐）安葬於遵化馬蘭峪，是為孝陵。廟號世祖，諡號章皇帝，後世累有尊諡，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諡加為二十二字，即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死後，福臨提前親政。

順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臨將多爾袞同母兄阿濟格以謀亂罪幽禁，十二日後於太和殿宣佈親政。 ^[1]  此年他雖僅十四歲，但坐殿上指揮諸將，旁若無人。 ^[39]  二月二十一日，福臨頒諭追論多爾袞罪狀昭示中外，罷黜追封、撤掉廟享、對他的恩赦也廢除。 ^[40] 

多爾袞雖遭身後之罰，但其勢力仍在。消除其影響，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權，確實很費周折。 ^[1]  福臨親政之初，為處理紛繁的日常政務，曾下令“複用諸王”於部院。其中被多爾袞嚴重打擊的鄭親王濟爾哈朗開始握有重權。但這時福臨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剪除多爾袞的親信餘黨上。閏二月他下令處死諂附多爾袞而握有實權的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八月殺掉固山額真、吏部尚書譚泰，十月令阿濟格自盡，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擊並消除了多爾袞派的勢力。大權集於一身，他當上名副其實的皇帝。

福臨是個刻苦學習，勵精圖治的帝王。在研讀典籍中，他對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檢發生極大興趣。從這幾位人物的思想活動中，悟得了治國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國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為。

清入關前，後金清中央機關無內閣。清軍入關，清王朝建立起全國政權，但依舊沿用入關前的內三院制度，未沿襲明制設內閣。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秘書、弘文、國史名色”，銷燬三院舊印，仿明朝舊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為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為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説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65] 

在爭取漢人地主，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面，福臨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的和諧對維繫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只有滿臣沒有漢臣的現象，於順治十年（1653年）正月諭內三院：“以後凡是進奏章，要滿漢侍郎一起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同心同德。 ^[31]  儘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覆，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

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別是滿是漢。

他對漢人地主的上層人物，也極力籠絡。他以皇太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順治十五年（1658年）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賜白金三百兩讓他回家安葬。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洪承疇原是皇太極時降清的明朝著名將領，他在建議清朝大軍入關和招撫江南中立了大功，後遭滿將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學士而無實權。

順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臨特升洪承疇為經略，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破格授予便宜之權。 ^[41]  但洪承疇卻有負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滿。後來洪承疇一再請求解任。福臨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對洪的不動搖的信任。後來，就在洪承疇難以為繼，準備回京調理之時，大西軍發生內訌，孫可望到洪承疇軍前投降，終使洪收到了以守為戰的招撫之功。這裏福臨對洪承疇的堅決一貫的信任，作用巨大。

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允許原清兵入關時俘獲而隸旗下為奴的漢人回鄉探親，以示滿漢一視之仁。 ^[42]  對各地的抗清勢力和抗清活動他堅持剿撫並施的方針，並突出招撫一手。他又頒敕江南等處，公開聲明改變多爾袞在世時凡因抗拒後來降者多被誅戮的做法，而大開生路，允許他們改過。

順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故意為鄭成功在東南的抗清活動開脱，把鄭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地方官不體會朝廷的深意，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後，赦免其罪並授官，可以駐紮在原地方不必赴京。

順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 ^[43]  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並對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表示諒解。但鄭成功並不剃髮，且提出清廷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招撫鄭成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福臨的招撫政策仍然堅定不移。

順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走投無路，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非常高興，稱讚孫可望是識時務的俊傑。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對他的厚待。但滿漢朝臣對孫可望的勢窮來降卻懷着傲慢的態度，甚至糾他的悖謬之罪。對此孫可望心虛膽戰。但是福臨表示招撫的堅定意志與許諾必踐的信義。

福臨吸取明朝滅亡教訓，澄清吏治，是福臨親政期間考慮最多、也最傷腦筋的問題。他為穩坐天下亟力尋求長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滿漢文武官員陳述革除積弊的辦法。 ^[44] 

他推行甄別之法，擢優汰劣，要求各地督撫對所屬官員嚴加甄別，有德有才兼通文義的人要保奏，不能擔任的要立行參劾。 ^[45]  為選好知府，他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者一人，詳開履歷事蹟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前三十處知府之用”。為得到真才，福臨親自動手選拔官員。

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實行京察大計， ^[46]  即對各地官員普遍進行考核。從此三年一大計，定為制度。他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督，尤為重視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與此同時，還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還下令滿漢官員互參，即互相監督。

福臨加強對官員的控制，不許結黨結社，不許太監預政。他嚴禁私交、私宴，他認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絕朋黨的根源。順治十年（1653年）六月，設十三衙門專為管理太監干涉一事。如有內外勾結的情況，一經證實立刻懲處。為了鍛鍊官員，他還實行官員內升外轉的辦法。福臨非常欣賞與佩服朱元璋誅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經驗。

早在順治初年，多爾袞根據滿蒙聯姻的政策，已為福臨聘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博爾濟吉特氏，但直到福臨親政後的順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並冊封為皇后，舉行了極為隆重的典禮。兩年之後，即順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臨奏皇太后，降皇后為靜妃，改居側宮。九月初，諸王貝勒大臣等遵旨會議，不同意廢后，建議皇后應正位中宮。議上，福臨批示：“朕納後以來，緣意志不協，另居側宮已經三載，從古廢后遺議後世，朕所悉知。但勢難容忍，故有此舉。”下令再議，並責令孔允樾“指實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靜聽處分”。最後濟爾哈朗等再也不能違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聖旨甚明，臣等亦以為是，無庸更議。”後遂廢。

順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福臨再聘蒙古科爾沁貝勒綽爾濟女博爾濟吉特氏為妃，六月冊為後。可是，福臨對這位新後仍不愜意。

福臨對漢人官員的信任政策，確實反映了他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始終也未改變清朝“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他一再重申要堅持滿洲的衣冠服飾。他將主張部院大臣專用漢人不用滿人及建議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關外，甚至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將主張“留髮復衣冠”的內翰林院大學士陳名夏處絞。順治十五年（1658年）的張玄錫事件中，他偏袒滿人麻勒吉，導致直隸總督張玄錫自殺，連後來的乾隆帝都認為甚失公允。 ^[80]  正因為這種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對不少重大問題不了了之。

順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在京查獲一起李應試案。福臨除將李應試等首要幾個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孫親戚等，皆免拿問，不加深究。這在善搞株連、動輒興起大獄的清初來説，確是一個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與之後，竟沒有一個漢臣和言官對此發出隻字議論。這是滿洲王貝勒勾結惡人作惡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國，但福臨由於維護滿人，所以也就見不及此。顯然他是把滿洲貴族作為法外之人。

福臨極為重視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聯繫。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極以來寵幸喇嘛的政策。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曾遣官往請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達賴應允辰年即順治九年（1652年）前來。福臨親政後派遣官員再次請求，同時特於北京建西黃寺一座，預為達賴到京下榻之用。五世達賴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蕩前來。福臨準備親自離京赴邊外迎接，以示優隆，由於大學士陳之遴、洪承疇等諫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達賴到京進獻馬匹方物，福臨特於南苑接見，賜坐、賜宴。

順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賞於太和殿，同時命諸王依次設宴達賴一行。二月，達賴因水土不服辭行，福臨再次宴賞於太和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於清河餞行，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率八旗官兵護送返藏。四月遣官齎金冊金印，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福臨在穩定社會經濟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關之初，雖然公佈以明朝會計錄徵收賦税，但戰亂之後，地荒丁逃，賦無所出。再由於連年用兵，國庫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臨親政時各直省錢糧缺額已至四百餘萬兩，賦虧餉詘，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福臨認識到軍隊沒有糧食就會叛亂，人民窮困就會偷盜的道理。 ^[47]  為穩定好社會經濟，他採取了一些措施，比較突出的有鼓勵墾荒等政策。

福臨接受大學士范文程等人建議，於順治十年（1653年）以後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具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在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們赴遼東開發。

順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勵富人墾荒。

順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佈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則例中規定督撫按及道府、州縣、衞所等各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獎勵，同時還規定了文武鄉紳及貢監生民人等墾荒的獎勵辦法。並規定如果開墾不實或者開過復荒，新舊官員都要分別治罪。

順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墾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對困弊不堪的社會經濟起了一些復甦的作用，但因當時全國戰火未熄，社會仍在動盪之中，總的説來收效不大。

當時由於戰亂，不僅出現地荒丁逃的現象，還有隱匿土地及佔墾明代藩王勳戚地產不報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數量很少，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税收入。福臨親政後對隱匿土地者實行了寬大政策。這一政策的公佈，出首報墾者開始大量增加。對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臨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後，實行“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的辦法，因而做到糧租兼收。

此外，福臨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並一再蠲免受災地區的錢糧，以休養生息。但同時為解決燃眉之急，他還准許富紳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區徵收練餉、遼餉。這類互相矛盾的現象，曾不斷出現。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清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他明確表示“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 ^[78]  ，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遣官赴孔子故鄉闕里祀孔子。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即國子監）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 ^[79]  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恆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

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順治十年（1653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人官員一樣實行離任丁憂制。

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諡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愍皇帝。對跟從君上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通過全面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衞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人對清朝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人地主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順治九年（1652年），順治帝沿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諭”（聖諭六言），頒佈“聖諭六訓”，作為教化士民的行為準則。

順治十六年（1659年），批准設立鄉約，公舉60歲以上、有德有才的生員（秀才），或在當地有較高德望的鄉紳耆老，在每個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講六諭，旌表善惡，此為清朝宣講聖諭的肇始。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總裁官編《通鑑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順治帝為抵禦俄國對黑龍江流域的滲透和入侵，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和順治十六年（1659年）兩次徵調屬國朝鮮鳥槍兵到黑龍江助剿，朝鮮稱之為“羅禪征伐”。 ^[66] 

順治十二年（1655年），俄國派遣使者巴伊科夫帶着俄國沙皇（清朝稱“察罕汗”或“察干汗”）阿列克謝一世的國書，欲與清帝國建立外交管道。使團出發前，俄國政府已聽説中國禮儀繁瑣，還會要求外國使者下跪，履行丟臉的儀式。為了避免俄使受辱、維護俄國的體面，俄國沙皇頒下訓令，命令俄使巴伊科夫覲見中國皇帝時，必須按照歐洲各國通行的禮儀，其他如親吻禮儀、遞交國書、呈送禮物等細節，也詳列辦法，不願接受中國安排的禮儀。因此使團到了北京後，中俄雙方對遞交國書、覲見禮儀的看法，爭執不下，反覆談判6個月，仍無法解決問題。經諸王大臣部議後，理藩院只好驅逐巴伊科夫使團。後來，巴伊科夫雖派人赴北京求情，並答應行跪拜禮，請求俄國使團能返回北京，覲見皇帝。順治皇帝雖不同意巴伊科夫重返北京的要求，仍讓巴伊科夫攜回致沙皇的詔書，以“諭鄂羅斯國察干汗”起頭，內容是“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進貢方物，朕甚嘉之，特頒恩賜，即俾爾使人齎回，昭朕柔遠至意。爾其欽承，永劾忠順，以副恩寵”。可知順治皇帝認為俄國是歸化中國的外夷，而俄國遣使遞書的行動只是進貢方物。既然俄國已納表歸化，即是皇帝臣屬，應視同藩屬國，俄使自然為貢使，故理藩院以“朝貢禮”相待。但俄使要求覲見、面遞國書，已逾越藩屬陪臣的分際。因此，理藩院若接受俄使的要求，等於讓順治皇帝自降身份，與沙皇平起平坐，才有驅逐俄使的舉動。 ^[67] 

由於巴伊科夫使團遲遲未歸，俄國沙皇擔心中國扣留俄使，再次遣阿勃齡來華遞書，並準備承諾今後俄國不再騷擾達斡爾地區，以換回巴伊科夫等人。可是，當巴伊科夫等人回國後，俄皇立刻改換新國書，刪去原先的承諾。或許是鑑於巴伊科夫的失敗，俄使阿勃齡不再堅持親遞國書，同意先將國書呈交理藩院，再覲見皇帝。可是，阿勃齡提出中俄應建立平等國交的要求，並指出中國既允許信奉耶穌教的國家來華傳教，俄國也希望與中國建立國交，互換使節，讓中俄兩國商人可自由通商，希望清政府豁免俄國貨物的出口税。順治君臣在意的是俄使的請覲與國書內容，不願討論俄國自由通商的要求。而俄國國書日期採俄曆紀年，違反“奉正朔”的原則，而且俄國沙皇自稱大汗，對順治皇帝只稱“殿下”，而不是“陛下”。這些要求，讓順治皇帝大感不悦。最後，諸王大臣會議以俄國國書不符合藩屬表文格式為由，建議皇帝應驅逐俄使，退回貢物。順治皇帝雖不滿意俄國國書，但沒有驅逐俄使阿勃齡，仍視同貢使，命理藩院設宴款待、查收貢物。此後順治皇帝明令理藩院向俄使説明皇帝拒見的原因，並要求俄國不必再遣使遞書，主動切斷與俄交涉的管道。 ^[67] 

順治十年（165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請貢”名義派船到廣東，跟清廷接觸，兼做貿易，但未獲清廷批准。三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使者抵達北京，“齎表朝貢，並請貢道以便出入”。清廷給予其“準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的待遇，實際上是將其視為與朝鮮、安南類似的藩屬國。不久，清廷又追加了貿易細則，“著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攜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 ^[68] 

在跟鄭成功作戰中潰散的荷軍艦船曾駛往中國大陸，請求停泊裝水，購買食品和燃料。經由當地官員引薦，靖南王耿繼茂接見了船上的荷蘭人，通過他們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出了清荷聯合作戰進攻鄭成功的設想，並請荷蘭派軍艦參戰，承諾清方將提供必要援助。荷蘭巴達維亞殖民當局曾派出由軍官考烏率領的援台艦隊，準備與清軍首次聯合作戰。然而，這支艦隊尚未抵達台灣就被擊潰，殘部逃回巴達維亞，使首次清荷聯軍的設想化為泡影。 ^[68] 

順治三年（1646年），貝勒博洛平定隆武政權，帶來琉球使者，順治帝予以厚待，並命通事謝必振為招撫使者，由兵部委派官員二名，護送通事謝必振和琉球使者到琉球收繳明朝敕印。順治四年（1647年）九月，謝必振一行抵達琉球，琉球世子尚質允諾交出明朝敕印，但遲遲未交。於是謝必振在順治九年（1652年）第二次奉命招撫琉球，琉球終於交出明朝敕印，並派出以王舅馬宗毅、正議大夫蔡祚隆為首的朝賀使團，並請冊封。順治十一年（1654年），馬宗毅一行抵達北京，順治帝同意冊封尚質為琉球國中山王，並頒敕諭和鍍金紐銀印一顆，由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前往琉球冊封。但由於東南沿海抗清勢力的活動，冊封使和琉球使團都長期滯留福州。順治帝乃於順治十五年（1658年）召還冊封使，到康熙初才完成對尚質的冊封，正式確立清琉宗藩關係。 ^[116] 

順治帝部分畫作(4張)

順治帝在處理政務之餘，他還對藝術產生了興趣，所繪山水丹青被認為是“真得宋、元人三昧”。他的書法臨仿名家，亦有所成。從《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著錄的順治御筆書畫來看，最早的創作是在順治十一年 （1654年），而創作最集中的時間則是順治十二年 （1655年）和十三年（1656年） ，有畫18軸、書4軸，但這是宮廷保存的書畫，因為順治帝經常將自己的作品賜給臣下，所以實際數量遠不止此。流傳至今的順治帝的作品不多，主要收藏於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和少數幾家博物館中。 ^[76-77] 

順治帝御製（包含敕修）書籍如下 ^[55]  ：

《順治遺詔》：實為順治帝的“罪己詔”，主要起草者是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共羅列了十四條自己的罪過，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漸染漢俗，寵漢抑滿等。

福臨親政初期即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士湯若望。福臨親政後，湯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賜名“通玄教師”，順治十二年（1655年）授為通政使，順治十五年（1658年）誥封光祿大夫，秩為正一品。最初，福臨因母親孝莊文皇后稱湯若望為義父，而稱其為“瑪法”，即漢語爺爺之意。在頻頻的接觸中，福臨深為湯若望淵博的學識與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對各種知識都感興趣而又好學的福臨，向湯若望請教有關天文歷算、社會人生等各種問題，他總是以獲得新鮮的知識而感到愜意，並愈加尊敬湯若望。

湯若望在福臨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臨對他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而福臨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燁為皇太子為帝位的繼承人，也是採納湯若望建議的結果。後來福臨由於完全被和尚所包圍，才與湯若望有所疏遠，但對其始終懷尊敬信任之情。

據清初學者談遷記載，福臨曾取出明朝皇帝所穿的翼善冠袞龍袍，自己穿上，對着鏡子，問太監們如何，太監們都説好，福臨也説好，然後又戴上滿洲帽子，照完鏡子後就把滿洲帽子扔在地上，平時常身穿寬袍大袖的漢服。 ^[56]  朝鮮國王李淏之弟麟坪大君李㴭在出使清朝時，也從在清宮當差的朝鮮人金汝輝那裏聽説福臨“專厭胡俗，慕效華制，暗造法服，時或着御，而畏羣下不從，不敢發説”。 ^[57] 

福臨對明朝崇禎帝非常推崇，親自為他撰寫碑文，立於思陵之前。 ^[58]  他還熱衷收藏崇禎帝的書法作品，並命明降臣金之俊另撰碑文，並警告羣臣不得妄議崇禎帝。 ^[71] 

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十五日，福臨在昌平路過思陵，為之“悽然泣下”，並酹酒祭奠，據説祭奠時還説：“大哥大哥，我和你都是有君無臣啊！” ^{[59]  [69]}  接着親自為崇禎帝寫了一篇祭文。 ^[70]  因此，與福臨過從甚密的木陳忞禪師將福臨稱為崇禎帝的“異世知己”。 ^[71] 

順治先後冊立兩位皇后。一位是他的母親孝莊皇太后的侄女博爾濟吉特氏，由多爾袞做主定婚、聘娶。順治親政，冊為皇后。

由於對多爾袞懷恨在心，他對這位皇后並不滿意，多爾袞死後，順治廢掉皇后，降為靜妃。

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順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為妃。六月，冊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福臨的責斥。但這位皇后能委屈圓通，又有太后呵護，才沒有被廢掉。

順治真正視為知己的是董鄂妃，即後來追封的孝獻皇后。年輕的福臨對董鄂妃一見鍾情，有幾件事可以説明這位少年天子對董鄂妃的恩愛逾常。

董鄂妃在順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冊為“賢妃”，僅一月有餘，福臨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為理由，晉封她為皇貴妃。這樣的升遷速度，歷史上十分罕見。十二月初六日，福臨還為董鄂妃舉行了十分隆重的冊妃典禮，並按照冊封皇后的大禮頒恩詔大赦天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保存了冊立董鄂妃為皇貴妃的詔書。按常規，皇帝只有在冊立皇后的大禮上才會頒佈詔書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這種特殊禮遇，表明她得到了順治不同尋常的寵愛。順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順治十分欣喜，頒詔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對這個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冊封太子之意。然而這個孩子生下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順治下令追封其為和碩榮親王，為他修建了高規模園寢。董鄂妃本來就體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殤，這種打擊使得她從此一病不起，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香消玉殞，病逝於東六宮之一的承乾宮，年僅22歲。據福臨説，董鄂妃崩時“言動不亂，端坐呼佛號，噓氣而死。薨後數日，顏貌安整，儼如平時”。

順治帝與和尚結成了很密切的關係，有一個和尚叫憨璞，福臨親自到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會寺，促膝長談，相得甚歡，就是談得很融洽。福臨回到宮裏以後，又把和尚召到宮城西側的西苑，裏頭有個萬善殿，繼續論佛談法，還有一個大和尚叫木陳忞，福臨到了那兒，他跟他説，説：“我呀，總感覺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説我到你這個寺廟之後，覺得這是窗明几淨，就不願意回到宮裏。”還有一個大的和尚叫溪森。順治就跟溪森一塊談話，他自稱是這和尚的弟子，和尚當然也捧這位，有一次他跟一個和尚説，這個和尚叫木陳忞，説什麼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舍王宮而成正覺，達摩亦舍國位而為禪祖。朕想效法他們可不可以。順治想學釋迦，釋迦牟尼，想學達摩要出家。後來他就找了溪森説我要剃度，溪森開始勸阻，他不聽，還是要剃度。行森就把他頭髮給剃了，剃成和尚頭了。這不得了，皇太后怎麼可以同意呢。這樣，就找了行森的師傅，叫玉林琇（通琇），玉林琇就趕到北京，就讓徒弟們架起柴禾來，點上火要把他的弟子溪森燒死。順治一看這個情況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

一天，順治和玉林琇兩個人對面坐着，談佛論法，兩個人都會意地互相笑了，為什麼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個光頭的皇帝，順治看了一個光頭的和尚，兩個人會心地笑了。

福臨有胸懷大志富於進取的氣質，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縱的頑症。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誡皇帝的諭中有“懲忿戒嬉”，這是母知其子，可謂説到了病根。後來和尚木陳忞説他“龍性難攖”，茚溪森説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福臨剛愎自用，對一切冒犯其尊嚴或不順心者，動輒懲處。順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國史院檢討孫自式目睹吏治敗壞的現實，上疏自請為本縣縣令，但這違背了居官迴避鄉里的原則。對此，福臨卻採取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舉動：“詔賜牛黃丸歸裏養疾”。其對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圖海的處理則純屬濫施專制淫威了。

福臨的任性還表現在該懲而不懲。順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嚴令不許太監干政，並立十三衙門鐵牌，禁令昭昭，但順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人等”，“作弊納賄，罪狀顯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應“即行凌遲處死”。福臨卻另有一番言辭：“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者甚多。姑從寬一概免究。”“自今以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其實這話僅用之於太監，而與太監交通勾結突出者，如大學士陳之遴以及陳維新、吳維華等人，卻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寧古塔的懲處，太監，尤其是吳良輔卻仍然安然無恙。這種福臨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自壞章法的原因，是他偏愛太監之故。

但福臨並不是將錯就錯到底的昏君，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膽邁進，具有鮮明個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誠之心。他在堅持滿洲特有權利而嚴厲懲處漢臣的同時，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順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發出這樣的諭旨：“朕統御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蹟，開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在此諭後，季開生復原官、歸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儘管很少，但終能自責並見諸於實際行動。

在福建南安石井發現的《延平王起義實錄》稱順治帝親征鄭成功，在高崎之戰中中炮身亡，清將達素畏罪自殺，清廷對此秘而不宣。但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副館長陳洋認為，順治皇帝是因病亡故於北京，是有可靠的歷史文獻記載作為依據的。《延平王起義實錄》抄本內的關於順治死因的文字，尚未得到其他史料的證實，是歷史學所稱的“孤證”。 ^[60] 

《順治遺詔》的文獻記載明確，本無真偽問題。其成為真偽問題，始於孟森（1869—1938年）和陳垣（1880—1971年）兩位學者。孟森懷疑遺詔經過太后及諸王篡改，陳垣則認為文獻能夠印證遺詔的真實性。兩位學者產生差異的原因與陳垣讀過《湯若望回憶錄》頗有關係。後來學者們就此問題的爭論情況更加複雜，《湯若望回憶錄》也無法作為判斷真偽的依據。儘管順治帝與多爾袞不和，與其母親孝莊皇太后的關係也一直不好。但順治帝在臨終前主動參與撰寫遺詔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實際上,《順治遺詔》就是一個“罪己詔”。1949年後出土的《王熙墓誌》關於《順治遺詔》起草經過的記載，也能與傳世文獻印證。通過比較，出土的《王熙墓誌》與傳世的《王文靖公墓誌》內容完全相同，可見屬於實錄。也就是説，《順治遺詔》為順治帝與王熙共同撰寫，應該無疑。 ^[89]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死後葬於清孝陵，位於瑞山主峯南麓，背後靠昌瑞山，前朝金星山，位居陵區主軸線上。後世四座帝陵依次分列左右，深刻體會了“居中為尊”、“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傳統觀念。孝陵的陵址是由順治皇帝生前擇定的。但由於定鼎之初，戰事不斷，國庫空虛，加之順治帝正當英年，並未急於興建。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帝崩逝後才開始興工，到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十九日，主體工程告竣。 ^[61] 

該陵是清朝統治者在關內修建的第一座陵寢，規模宏大，氣勢恢弘。該陵始建於17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歷時330多年，在自然力及人力的破壞下已經相當殘破，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批准，於1991年至1993年進行了全面的維修，從而又以健康的風姿展現在世人面前。 ^[61] 

《清史稿·卷四·本紀四》 ^[49] 

《清史稿·卷五·本紀五》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