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弘曆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年9月25日 ^[7]  ），弘曆出生於北京雍親王府東書院“如意室” ^[6-7]  ，（一説生於承德避暑山莊 ^[4]  ），幼名“元壽”。 ^[8]  生母熹妃是雍親王胤禛的妾室格格。弘曆出生時，二兄弘昐兩歲時早殤，未曾與序行次；而與序行次的長兄弘暉、三兄弘昀又先後去世，年長於弘曆的只有弘時一人，所以弘曆是胤禛諸子中的第五子（序齒第四子）、實際上的次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據説康熙帝在雍親王府第一次見到了孫子弘曆，當時弘曆十歲，祖父康熙帝見而驚愛，令養育宮中，親授書課，並隨祖父巡幸熱河避暑山莊。 ^[9]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胤禛即位。由於當時弘時性情放縱，行事不謹 ^[10]  ，失歡於乃父。而弘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寵愛，而使其父在爭奪儲位的鬥爭中處於頗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僅十三歲的弘曆作為自己心目中的儲君。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親書立儲密旨，立弘曆為繼承人，藏於鐍匣，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 ^[11]  弘曆六歲開始學習漢字，九歲開始讀書，十四歲開始寫文章，飽讀四書五經以及《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 ^{[12]  [186]}  雍正帝即位並決定弘曆為儲君之後，才加強了對他的教育。除原來教師福敏之外，還選派了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蔡世遠等著名文臣輔導弘曆學習文化知識和儒家經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祿、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馬騎射。 ^[9]  在雍正帝的精心培養下，短短几年的時間，弘曆便兼通滿、漢文，遍習文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曆第二次替父“祭景陵” ^[13]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賜成大婚，弘曆與出身滿洲名門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女富察氏結為夫妻，居紫禁城西二所（弘曆即位後改名為重華宮） ^[14]  。是年，三阿哥弘時因放縱不謹，被削宗籍 ^[15]  ，弘曆的有力競爭對手不存在了。

雍正八年（1730年），弘曆的嫡子出生，雍正帝親自命名為永璉，隱含繼承皇位之意，將所著論賦詩詞等編成十四卷之《樂善堂全集》。該年冬，由其弟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作序，翌年由朱軾、蔡世遠等作序。雍正十年（1732年）又有允祿、允禮、允禧等作序。目的在於為此後弘曆繼位做輿論準備 ^[16]  。為了進一步培養從政能力，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封弘曆為和碩寶親王，讓他參與處理平定準噶爾叛亂和平定貴州苗民起義等重要政治軍務。 ^[17]  弘曆在雍正時期受到了全面而又嚴格的教育和訓練，表現出色，深得信任。自此，弘曆經常奉命祭陵、祭孔、祭關聖帝君、享太廟、祭地、祭太歲、祭大社大稷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佈弘曆即位。 ^[18]  九月初三日，弘曆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十月，宣佈“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乾隆帝即位後，為調整皇室內部關係失調的局面，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尖鋭的矛盾，為保持統治階級各階層人員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還對雍正朝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釋放了雍正末年因貽誤軍機而判死罪的嶽鍾琪、傅爾丹，賜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諭令大學士鄂爾泰等仍辦理軍機事務 ^[19]  。

在緩解朝廷內部局勢的同時，乾隆帝還堅持安定邊疆的叛亂。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張廣泗討平貴州苗亂。 ^[20]  十月，皇儲永璉病歿，追諡“端慧皇太子” ^[21]  。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上表請求以阿爾泰山為界，為清準議和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22-23]  七月，額駙策稜上奏率兵駐鄂爾海西拉烏蘇，並分兵駐鄂爾坤河、齊齊爾裏克、額爾德尼昭、塔密爾及烏里雅蘇台，防範準噶爾叛亂。 ^[24]  同年十月，爆發了莊親王允祿、理親王弘皙結黨營私案，乾隆帝革除允祿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的職位，弘皙削爵圈禁，貝勒弘昌等革降、停俸。 ^[25]  十二月，晉西藏貝勒頗羅鼐為郡王。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張廣泗率軍徹底平定廣西、湖南的苗民叛亂。 ^[26] 

乾隆帝又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27]  。針對耗羨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規定，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28]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當然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經濟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對清朝的統治全盛局面出現，是一個良好開端。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舉行木蘭秋獮典禮。奉崇慶皇太后至避暑山莊，免除所經過地區額賦之十分之三，減行圍所經過州縣額賦，歲以為常。 ^[29]  乾隆帝堅持行圍木蘭，並非為了狩獵取樂，其目的是為了遵循祖制，整飭風氣日下的軍隊作風。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復木蘭秋獮，並非偶然，繼平定貴州苗疆之亂，清朝與準噶爾部息兵議和，雍正帝留給乾隆帝的兩項未竟之業都已經完成。更為重要的是，他雖即位伊始，着手調整政治經濟政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並不盲目樂觀。他曾多次就軍隊中貪圖安逸、軍備廢弛的現象，申斥將領。因此乾隆六年的木蘭秋獮有重要的開局意義 ^[30]  。

乾隆帝“冀為成康”之治，除了通過木蘭秋獮整頓軍隊之外，還通過解決經濟上面臨的最嚴重困擾，即糧價上漲、民食艱難問題。起初他以為造成糧價上漲的問題是浪費，特別是燒鍋釀酒，因此頒佈了“禁止燒鍋令”，但以後變成了一紙空文。各地糧價飛漲、搶米風潮此起彼伏。 ^[31]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乾隆帝一方面重視農業生產，另一方面，繼續鼓勵墾荒、組織移民，並根據全國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至於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部內亂，達瓦齊奪得汗位。七月，乾隆帝開始派兵進剿四川瞻對地區的叛亂。九月，收復上瞻對，進剿下瞻對。 ^[32]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東巡，駐曲阜，謁孔林，並赴泰安登泰山。 ^[33]  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諡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之初，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幫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對乾隆帝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統治將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張廷玉以原官致仕時，乾隆帝曾特頒諭旨，許其身後配享太廟，但很快因他未曾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還削去其伯爵爵位。 ^[34]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製造了“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兩個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藉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也撤出賢良祠。與此同時，他還有絲毫不假手於人，而且在遴選新任官吏時，也注意選拔與上層官僚關係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形成了以君主為核心的一支官吏隊伍，對全國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強盛，大金川土司頭目莎羅奔興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澤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兩土司。為了懲治大金川對鄰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 ^[35-38]  然而，由於當地山勢險峻、氣候惡劣等許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軍仍然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乾隆帝勢同騎虎，又增兵增餉， ^[39]  特派大學士傅恆前往該地指揮作戰。 ^[40]  傅恆至軍後，採取了嶽鍾琪選鋭深入的作戰方略。 ^[41-42]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 ^[43]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發生了以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為首的地方貴族割據勢力的武裝叛亂。 ^[44]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和入藏清軍聯合作戰，這次叛亂很快即被鎮壓下去。乾隆帝意識到讓西藏個別貴族擁有過大的權勢，很不利於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 ^[45-46]  便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叛鬥爭勝利後，立即廢除了舊有的藏王制度，併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後章程》，提高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權力。

乾隆十五年（1750年）後，準噶爾部上層貴族發生了爭奪汗位的內訌。 ^[47]  為了擺脱戰爭災難，薩喇爾、三策凌等先後率部內遷歸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發兵五萬直搗伊犁，向達瓦齊發起進攻。 ^[48]  達瓦齊猝不及防，兵敗被俘。不久，歸降清廷的阿睦爾撒納，因統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眾叛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軍收復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命西路、北路進徵哈薩克。命大學士傅恆赴額林哈畢爾噶整飭軍務。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軍從巴里坤等地分路進擊，叛軍潰敗，阿睦爾撒納叛逃沙俄後病死。 ^[49]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的戰爭，至此取得了勝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準噶爾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調派滿漢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天山南路叛亂的大小和卓。 ^[50]  九月，乾隆帝命駐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務。和闐城伯克霍集斯等向清軍投降，烏什城也歸降。 ^[51]  十月，兆惠軍孤軍陷葉爾羌， ^[52]  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袞等與霍集佔大戰呼爾璊，大敗之，解黑水營之圍。 ^[53]  六月，乾隆帝命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而羌，並趁機收復之。 ^[54]  七月，清軍攻克喀什噶爾、葉爾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達克山部被殺，天山南路的叛亂平定。 ^[55]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為沙俄駐兵和寧嶺等四路，聲言與清廷分界，於是諭阿桂、車布登扎布以兵逐之。 ^[56]  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出生。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雲貴總督楊應琚奏報緬甸各部頭人內附。乾隆帝以楊應琚病，命楊廷璋赴永昌接辦抵禦緬軍。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清軍徵緬失利，弘曆諭楊廷璋回廣東。二月，發生了底瓦江之戰，清軍徵緬失利。因此，閏七月，乾隆帝賜楊應琚自盡。緬軍趁機入寇中國雲南。 ^[57]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弘曆令大學士傅恆赴雲南，經略徵緬事宜。 ^[58]  又於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袞協助傅恆剿緬。 ^[59]  因為緬甸氣候炎熱、煙瘴叢生，清軍損失大半。緬甸趁機乞降，乾隆帝命清軍班師，緬甸國王孟駁向清朝稱臣納貢。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土司與沃克什土司相勾結挑釁，乾隆帝命阿爾泰勸諭小金川。 ^[60]  和親王弘晝、大學士傅恆相繼逝世。 ^[61]  十一月，土爾扈特蒙古脱離俄國羈絆，返回祖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進入中國境內，乾隆帝命巴圖濟爾噶勒赴伊犁辦理安置事宜。九月，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等於熱河入覲，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萬樹園封渥巴錫為汗，以下封親王、郡王等爵。 ^[62]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諾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別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決定再度出兵。清軍取各個擊破之策，先盡全力攻打小金川。 ^[63-64]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其後，指揮作戰的温福腐朽無能，清軍遭到嚴重失敗。乾隆帝又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調集軍隊，重新組織進攻。 ^[65-67]  是年冬，再克小金川， ^[68-69]  而後，又師出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戰鬥，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將大金川最後平定。這時，乾隆帝決心徹底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在小金川舊地設美諾廳（後改名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阿爾古廳，皆隸屬於四川省，還分別在其險要地區設兵鎮守，從此，這一地區最終結束了混亂相爭的局面。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税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產作物的普遍種植。由於興修了農田水利，並且採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的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南方的水稻產地，一般畝產二三石，多者達到畝產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時甘薯和玉米在我國南、北方較廣泛的種植，一方面產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隨着人口的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這兩種高產作物正是適應這種需求而得以廣泛推廣種植的。其次是經濟作物種植更加廣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經濟作物是棉花、煙草、茶樹、甘蔗等。棉花種植在明代已較為廣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當時，全國較為集中的產棉區有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乾隆後期，江蘇的蘇州、松江兩府植棉很廣泛。蘇州府的吳江縣吉貝（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糧食的種植面積。直隸“種棉花之地，約居十之二三” ^[70]  。寧津縣“種棉者幾半縣” ^[71]  。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較廣泛的省份之一，所產棉花除供本地織布而外，商販大量地販運到江南紡織業比較發達的地區。

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他決意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首先廣泛徵集圖書，不斷頒佈求書諭旨。在這些諭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必須將求書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同時，還為徵求遺書制定了具體政策：“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 ^[72]  。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從全國各地徵求的圖書已逾萬種，從而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館人員的共同努力，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庫全書薈要》首先告成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庫全書》亦先後抄寫完畢，並陸續入貯各閣。 ^[183]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也很發達，清朝進入了人們贊稱為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的“康乾盛世”時期，強大的中國屹立於東方。 ^[182] 

乾隆帝在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不但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國家人力物力，貪污腐化又開始盛行，整個清王朝亦在乾隆後期由盛轉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遊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

同時，吏治敗壞也成為乾隆後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和珅原是內務府鑾儀衞中一個地位較低的拜唐阿，官位直至軍機大臣、户部尚書和授大學士，前後專權達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間，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聵，喜諛厭諫的思想，報喜不報憂。一方面積極經營，擴大權勢，“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 ^[74]  ；一方面憑藉自己的權勢索取賄賂，“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75]  從中搜刮到了駭人聽聞的鉅額財富，而乾隆後期的政治亦因此而達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敗還體現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發生的兩淮鹽政高恆、 ^[76]  普福和鹽運使盧見曾貪污鹽引案 ^[77]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肅出現捐監冒賑奇貪案，命刑部嚴審總督勒爾謹， ^[78]  逮捕王亶望，皆處死 ^[79-80]  。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東巡撫國泰、 ^[81]  於易簡虧空庫帑案發 ^[82]  ，和珅等查辦，革職逮問，旋皆處死。對於各案要犯，乾隆帝雖然皆處以極嚴厲的刑罰，但是貪風並未因此而有所收斂。相反，貪風的惡性發展使得各級官吏嚴重不純，為政素質普遍降低。吏治一壞，直接導致了乾隆後期統治走向下坡路。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 ^[83]  。

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與啼飢號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着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民起義。 ^[84]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佔諸羅、鳳山，進逼台灣府，所佔縣城隨即失去，局勢十分嚴重。 ^[85]  五月，湖南鳳凰廳的苗民起義，被清總兵尹德禧鎮壓。 ^[86]  針對台灣的嚴峻形勢，同年七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大臣，赴台進剿林爽文起義。 ^[87-88]  十二月，福康安以鎮壓林爽文之功，晉公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國對宗藩體制發起了挑戰。 ^[89]  農曆八月末，乾隆帝即醖釀對越南用兵，併為贏得這場戰爭做着各個方面的準備。兩路出擊，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提督許世亨率兵一萬出鎮南關為正兵，擔任主攻；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八千出白馬關為偏師，配合作戰，兩路皆聽孫士毅節制。 ^[90]  九月，緬甸頭目細哈覺控等覲見，乾隆帝下諭暹羅、緬甸二國已經內附中國，二國應該彼此修好，不得與之前一樣再興戰爭。 ^[91]  十月二十八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奉命帶兵出鎮南關，正式用兵安南。十二月，孫士毅一路勢如破竹，乾隆帝命孫士毅班師。 ^[92]  但次年正月初，清軍在黎城被擊敗，兵敗而歸， ^[93]  最終阮惠主動向清朝請和，乾隆帝同意講和並承認了阮惠為安南的新君主 ^[94-95]  。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素爾巴爾達布率廓爾喀兵三千人，侵略中國西藏濟嚨、聶拉木等地， ^[96]  命成德與穆克登阿圍剿。次年初，藏廓簽定協議，由西藏噶布倫每年向廓爾喀交納元寶300錠，作為聶拉木、濟嚨宗、宗喀宗三地的贖金，廓爾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爾喀再犯後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軍赴藏，徵廓爾喀。 ^[97]  次年（1792年）六月，福康安敗廓爾喀軍， ^[98]  出境作戰。 ^[99]  廓爾喀戰敗乞降，福康安班師。 ^[100]  九月，乾隆帝令福康安、孫士毅等定西藏善後事宜，定金奔巴瓶抽籤制度。恢復廓爾喀王公爵位，定五年進貢一次。 ^[101]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乾隆帝通諭設金奔巴瓶於北京雍和宮，飭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薩克喇嘛等共同掣出蒙古所出之呼畢勒罕。 ^[102]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英使馬戛爾尼來華。 ^[103]  七月，乾隆帝在承德御臨避暑山莊萬樹園大幄，接見英國正使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等人。 ^[104]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義爆發，至嘉慶二年（1797年）平定。九月三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宣示建儲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為皇太子，定明年歸政，改為嘉慶元年。 ^[105]  十月，頒嘉慶元年時憲書。普免明年地丁錢糧。

嘉慶元年正月戊申日（1796年2月9日 ^[244]  ），乾隆帝舉行傳位大典，自為太上皇帝。 ^[106]  授璽後，禮部鴻臚寺官員詣天安門城樓，恭宣嘉慶帝欽奉太上皇帝傳位詔書，金鳳頒詔，宣示天下。 ^[107-108]  乾隆帝歸政後，仍住在養心殿訓政，嘉慶帝則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慶宮。嗣皇帝年號嘉慶，只對外使用，宮中繼續用乾隆年號，批閲奏摺、任免官員等重要政務權力仍掌握於乾隆帝手中。 ^[109]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帝在圓明園召見屬國使臣，告訴他們：“朕雖然歸政於皇帝，大事還是我辦。”舉千叟宴以太上皇蒞之。白蓮教起義爆發，數月間遍及川、陝、楚、豫、甘五省，至嘉慶七年（1802年）平定。

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逝世，和珅為首席軍機大臣。十月，乾清宮、交泰殿失火，諭急修復。嘉慶三年（1798年）八月，弘曆得知農民起義領袖王三槐被擒，侈談“武功十全之外”，又“成此巨功”。

嘉慶四年正月壬戌日（1799年2月7日 ^[110]  ），乾隆帝於養心殿逝世，終年八十九歲，嘉慶帝親政。逮和珅於刑部獄，旋賜死。以十一皇子成親王永瑆為軍機大臣。三月，大赦乾隆間文字獄各案涉及人員。四月，上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九月，葬乾隆帝於裕陵。 ^[110] 

乾隆帝即位後首先緩和雍正時期造成的政治緊張氣氛。乾隆初年，為了緩和緊張的政治氣氛，調節矛盾，改善各方面的關係，還對雍正的政策做了較大的改變和調整。

乾隆初年，弘曆不諱言自己“賦性寬緩”，但又説不能寬大無邊，要濟之以嚴。有時候，他公開説“政尚寬大”，寬比嚴好。乾隆帝晚年的詩句中也説“政實宜寬弗宜猛”，但在絕大多數場合，總是寬嚴並提，把兩者看做因時而異，相輔相成的，“寬以濟猛，嚴以濟寬，政是以和”，這是乾隆認定進行統治的不二法門。

乾隆帝一方面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種關係，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又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除此之外，乾隆帝還對雍正朝以來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縉紳之間頗為緊張的關係進行了調整。 ^[111] 

乾隆帝在位時，重建並完善了軍機處的建制和職權，極大地加強其權力。軍機處重建之後，乾隆帝擴大了軍機大臣人數，任命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也由原來的十人擴充至十六人，滿漢各半。在對人員編制不斷充實的同時，軍機處處理事務也日益增多，權力愈加擴大，各項制度也不斷趨於健全。 ^[112] 

乾隆帝善於駕馭羣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爾泰與張廷玉為代表的滿漢兩派鬥爭十分激烈，互相拆台。弘曆不是打一派拉一派，而是對他們都進行嚴厲警告，並採取抑制手段，不讓一派打壓另一派，始終讓他們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

同時，乾隆帝還重視對宦官的約束。即位後就發表上諭，告誡太監不得越軌。“若太監略有放縱，許內務府總管先斬後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弘曆將泄露硃批的太監高雲從處以磔刑。 ^{[113]  [157]} 

乾隆初中期，重視吏治。首先他重視官吏的選拔，他強調官吏應該年富力強，五十五歲以上的官吏要詳細甄別，六十五歲以上的官員要帶領引見，能否繼任他要親自定奪。他將不稱職的官吏分成八類：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軟無力、不謹、貪、酷，並給予不同的處理。

在乾隆一朝，因考績不合格受到降級或處分的官吏達六萬多人。第二，禁止向皇帝進獻，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員向皇帝進獻方物、土產。第三，注重考績，為了整頓吏治，弘曆嚴格運用“京察”、“大計”考核官吏，過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佈政史與按察司），也要考績。他要京官以密摺報告屬吏是否賢良。第四，注意解決官員及其家屬的生活費問題，給京官加薪，給外官發放養廉銀，使官員安心職守。第五，處置貪官。這是指初中期的情形。

乾隆帝把雍正年間因貪贓被革職的官吏一齊復職，對貪污案不予追究，放鬆對官吏的考績，結果吏治又壞，貪風再起。乾隆帝覺察後，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他開始嚴肅處理侵貪案件，將性質嚴重、核實無誤的貪污犯即行正法。乾隆六年（1741年），弘曆處死了納賄銀千兩的兵部尚書兼九門提督鄂善。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開始到四十年代，還處死了十餘名職位很高的鉅貪，如雲貴總督恆文、雲南布政使錢度、山東巡撫國泰、陝甘總督勒爾謹、浙江巡撫王亶望都被賜死、正法。

八旗生計問題到乾隆時非常嚴重，為此，乾隆帝採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兵額，添加“養育兵”；政府撥款給八旗子弟還債；資助部分在北京的八旗子弟遷居東北開荒等，然而效果都不理想。這個問題困擾了此後歷代清帝，直到清帝國滅亡。

高宗認為戰爭對於國家是十分必要的，“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伏懲創，不敢抗幹” ^[114]  。強調戰爭要合於王道，對內戡亂伐暴，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對邊遠地區和外國，“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懾或必要時的出兵征討，抵禦外侮，綏靖邊圉，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他一再聲明，其“十全武功“並非窮兵黷武之舉，非此不能確保父祖開創的江山社稷，鞏固大一統的局面。擊退廓爾喀入侵西藏之後，針對當時武備漸致廢弛，官兵習於晏安的現實，他在《十全記》中強調指出：“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

對邊疆的經營是乾隆帝最大的功績。清朝的疆域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而最後形成：東北到外興安嶺、庫頁島、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葱嶺，北到恰克圖（貝加爾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羣島。

乾隆帝繼承康熙、雍正兩朝的政策，比較重視農業生產。他相信“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務本足國，首重農桑”， ^[23]  他要求北方向南方學習耕種技術。以前貴州遍地桑樹，但不養蠶紡織，他責成貴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養蠶紡織能手傳授技術。他令地方官注意植樹造林保持水土。

乾隆帝鼓勵開荒，擴大種植面積。雍正二年（1724年），全國可耕面積683萬餘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擴大到741萬餘頃。烏魯木齊地廣人稀，他資助甘肅貧民前去墾種。

乾隆帝重視發展商業並給予寬鬆政策。他也採取了一些恤商政策。規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銷售糧食，可以免關榷米税，允許百姓販運少量食鹽。金融機構（經營匯兑和存款、信貸的票號）在乾隆朝也開始出現。由於生產的發展，國家財政收入從乾隆二十八年開始逐年提高。原來每年財政收入是三四千萬兩，二十八年就達到47063610兩，四十二年達到最高點81824044兩。後來降低一些，但也達到六七千萬兩。

清朝皇帝中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和功績當以乾隆帝為最。在他統治期間，各種官修書籍達100餘種，完成了順治朝開始編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開始編寫的《大清一統志》，他又令臣下編成《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除了這些歷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類別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韻《清文鑑》、文學《唐宋詩醇》、地理《大清一統志》、農家《授時統考》、醫學《醫宗金鑑》、天文曆法《曆象考成後編》等重要文獻。此外還命令將內府珍藏編成《石渠寶笈》《西清古鑑》等。 ^[117] 

圖書編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乾隆帝親自倡導並編成了大型文獻叢書《四庫全書》。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學術領域。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來華歐洲傳教士的一些著作，為後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但同時，與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相伴的，是一場禁燬圖書的浩劫。凡被清朝統治者認為違悖倫理綱常、不合義理名教、譏貶滿族先世、危及皇朝統治地位的，均在禁燬之列。20年間，這些“違礙”之書或被全毀，或被抽毀，被毀書籍近3000種，達10萬部以上。 ^[179] 

乾隆元年（1736年），御史吳元安上疏稱：“薦舉博學鴻詞，原期得湛深經術、敦崇實學之儒，詩賦雖取兼長，經史尤為根柢。若徒駢綴儷偶，推敲聲律，縱有文藻可觀，終覺名實未稱。”經吏部商議，定考試分為兩場，於賦、詩外再增試論、策。乾隆元年九月薦舉的176人在保和殿進行了考試，首場試賦、詩、論各一，二場試製策二結果取中一等5人：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俊，授予編修之職；二等10人：陳兆崙、劉藻、夏之蓉、周長發、程恂等授予檢討之職，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鍠、陳士璠、齊召南等授予庶吉士之職。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又舉行一次補試取一等1名：萬松齡，授予檢討；二等：張漢授予檢討，朱荃、洪世澤授子庶吉士。 ^[176]  乾隆元年這次再舉博學鴻詞特科，“與其選者，山林隱逸之數，多於縉紳，右文之盛，前古罕聞” ^[175]  。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乾隆帝又下詔：“今海字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勿濫。”這道諭旨發佈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延訪，共得40多人，再經過一番考察、複核，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等4人，授吳鼎、梁錫國子監司業，召對勤政殿，陳祖範和顧棟高因年老不能供職，俱授予司業之銜。這一舉動，亦被稱為乾隆朝特科之盛事。 ^[176] 

此外，乾隆帝巡幸所到之處，也不斷召試儒士。六幸江蘇、浙江，得王昶等85人；三幸山東，得黃道熙等17人；四幸天津，得姚文田等16人；巡幸五台山，得龍汝言等9人。又開陽城馬周科，以待士之不得志而隱棲巖穴或伏入門下者。各級教育廣泛發展、再舉博學鴻詞科及保薦經學等科種種措施，對於乾隆朝文化的大發展，直接起到了推動作用。 ^[176] 

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中藻案開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文字獄案件不下五十起。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館纂修《四庫全書》至乾隆六十年歸政前，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又有五十餘起，因文字之禍而受到株連的各階層人士不但在範圍上遍及全國，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前期。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件約有一百一十起，幾乎佔了整個清朝全部文字獄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些文字獄對當時和此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乾隆帝深感滿族的騎射、服制和語言有喪失的可能，因此他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温了《太宗實錄》，傳諭諸王貝勒和羣臣，強調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口諭的重要性，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員“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並命將聖諭刻石立碑，分別立於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閣、侍衞教場和八旗教場，是為“訓守冠服騎射碑”。 ^[118]  乾隆帝尤其重視滿語的保護，為此出台一系列舉措，使滿語得到長足發展，形成“新清語”，但終究無法挽回滿語文的頹勢。 ^[119] 

在建築藝術方面，弘曆在北京及京畿保護、擴修、興建的皇家宮殿園林，如皇宮的寧壽宮及其花園、天壇祈年殿（換成藍色琉璃瓦）、清漪園（頤和園）、圓明園三園、靜宜園（香山）、靜明園（玉泉山）、避暑山莊暨外八廟和木蘭圍場等，其中清漪園改甕山為萬壽山，上建大報恩延壽寺（排雲殿），又建佛香閣。這些皇家園林，無不體現着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是園林藝術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燬外，多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乾隆帝重視社會的穩定，關心受災百姓，執政期間五次普免天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據統計乾隆時期蠲免了正額賦銀兩億兩，加上歷年“災蠲”等的一億多兩，共計三億兩以上。

荒政制度是清代救荒政策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乾隆五年（1740年）有鑑各省賑濟糧米數目參差，無有成規，應定章法。乾隆初實施審户制度，放賑又與貧户等次相掛連。撫卹災民，也有實行以工代賑的。如乾隆二年（1737年）在直隸、山東，三年在皖北，七年在江西，十三年修山東沂河堤工，二十二年在河南，二十五年在直隸，四十二年在甘肅都實行過以工代賑。 ^[120] 

經康、雍兩朝的建設及積累，乾隆朝的粥賑繼續作為賑饑的重要措施被採用。此期最重要的制度建設，就是據各地災荒的具體情況，對粥賑期限做出相應調整及完善，進一步增加了粥廠，並對賑廠數量及廠址的選擇、粥賑人員的挑選與獎懲，以及領粥、食粥的順序及方法等影響粥賑效果的重要因素都作了詳細規定，突顯了濟災活民的賑濟宗旨，把該制度推進到中國粥賑制度史上的頂峯，最大程度達到了賑饑養民的目的。這一時期還規定了粥賑米糧、柴薪的數額。 ^[121] 

乾隆帝關心水利建設。下令完成的水利工程，較大的有：河南至商丘黃河河堤新築170餘里，清口及江南運河疏浚，江南淮陽運河挑浚，清河千里堤岸培築。此外，在他關心下，修了江蘇寶山至金山242里長的塊石簍塘和浙江金山至杭縣500裏海塘。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護農業生產的作用。

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後，清朝在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噶廈制度”，並不斷完善駐藏大臣制度。駐藏大臣制度發端於拉藏汗代行管理西藏期間，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聖祖派侍郎赫壽到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雍正六年（1728年），在任命頗羅鼐總理西藏政務的同時，又向西藏派遣兩名駐藏大臣，並建立駐藏大臣衙門，協助頗羅鼐處理政務。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西藏實行噶廈制度以後，駐藏大臣已不是協助西藏地方政府處理政務，而是與達賴喇嘛一起共同領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頒佈《欽定西藏章程》以後，駐藏大臣制度更加完善。章程明確規定：駐藏大臣是督辦西藏政務，其地位與達賴、班禪同等；達賴、班禪“轉世”時，必須在駐藏大臣監督下實行“金瓶掣籤”；西藏各級僧俗官任命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奏請，升黜、賞罰由駐藏大臣全權主持；西藏的涉外事務統由駐藏大臣負責；西藏的財政由駐藏大臣稽察總核；等等。清廷通過駐藏大臣加強了對西藏的直接管理。 ^[173] 

其次在西藏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前，西藏是政教分治，政治上實行“以蒙治藏”或“以藏治藏”。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發動了叛亂，駐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誘殺了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但傅清、拉布敦也被叛黨殺死，七世達賴下令平息叛亂，清廷亦派兵入藏。叛亂平息後，乾隆十六年（1751年）對西藏管理體制進行了重要改革，改行政教合一的噶廈制，廢除原來的郡王總理政務制度。噶廈（發佈命令的機關）由四名噶倫（一名僧官三名俗官）組成，在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共同領導下，處理西藏政務。達賴喇嘛之下還設有詳倉（秘書處），掌管噶廈下達的政令，公文必須蓋有達賴的印章才生效。西藏各級僧、俗官員的任命，必須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奏請。此時的達賴喇嘛不僅是宗教界的領袖，也是西藏地方政權的首腦。 ^[173] 

在宗教上，清朝推行尊崇喇嘛教。在藏族地區，特別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實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之後，具有加強思想統治與政治統治的雙重意義。正是在這一政策的鼓勵下，藏族地區的喇嘛教有了迅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康、雍、乾三朝時期達賴喇嘛所轄的寺廟有3050座，有喇嘛302500餘人；班禪所轄寺廟有327座，有喇嘛13700餘人。即藏族的寺廟共有3377座，共有藏族喇嘛316200人，平均每座喇嘛寺廟有94人。藏族寺廟約佔全部喇嘛寺廟5677座（3377+2300）的59.49%，即近60%，可見喇嘛教在藏族地區發展之快，規模之大。 ^[173] 

乾隆時期對天山南路回族的管理，實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體制。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霍集佔的叛亂後，在天山南路維吾爾族聚居區，沿用其族原有的伯克制並加以改造。即在維吾爾族各城設置阿奇木伯克（總管）、伊沙噶伯克（協理）、噶雜拉齊伯克（掌地畝錢糧）、商伯克（徵輸糧賦）、哈子伯克（管訴訟）等來管理“回務”，同時廢除原有各級伯克的世襲制，各城的伯克皆聽命於清廷派駐本城的參贊大臣（或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同時規定，各城伯克均由皇帝指派，還要定期輪班到京師覲見皇帝。還決定回部不派駐八旗兵、綠營兵，但各城要有番戍兵，“揀選頭目，統轄城堡，總歸伊犁軍營節制”。 ^[173] 

其次是尊從回民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實行“以回治回”的政策。清朝對某些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總的政策是尊從其信仰。到乾隆帝時，情況發生了變化，伊斯蘭教內部出現了不同的派別，乾隆帝則根他們對清朝的態度，採取支持一派，限制、打擊另一派，即“以回制回”的策。17世紀時天山南路維吾爾族信仰的伊斯蘭教分裂為白山（白帽）派與黑山（黑帽）派兩派鬥爭激烈。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白山派的大小和卓叛清以後，清廷對兩派的態度十分明朗，即支持黑山派，打擊白山派。乾隆中期甘肅回民的伊斯蘭教徒分為兩派，派稱格底木派（老教），另一派稱伊合瓦尼派（新教）。清廷支持老鎮壓起來反的新教蘇四十三與田五、馬四圭。 ^[173] 

三是實行回民屯田與“普爾制”貨幣體制。乾隆年間統一天山南北路之後，清朝便在天山北路大興屯田，既有兵屯，又有民屯。維吾居住的天山南路、人口眾多，農業較發達，可墾之地已不多。自乾隆中期起，清廷鼓勵支持維吾爾族到天山北路伊犁附近建城屯田，稱之為“回屯”，共有9屯，建寧遠城以居之，選維吾爾族人為阿奇木伯克，管理回屯事務，“自寧遠城以東三百里皆回民屯”。普爾錢是維吾爾族居住區使用的一種銅錢。清統一天山南北後，出於尊重維吾爾族的習慣和便於當地經濟的發展，決定在維吾爾族地區使用新的普爾錢。這種銅錢“輪廓方孔，如制錢式”，面鑄“乾隆通寶”漢文，幕鑄地名為滿文及迴文，1枚普爾錢可換制錢5枚。這種普爾錢只在天山南路各城通用。 ^[173] 

清政府在獲得東歸消息後，就籌劃接納與安置事宜，派遣官員侍衞專門前往辦理。乾隆帝曾指示，東歸之人可以歸併安置在伊犁厄魯特等處，烏梁海人則送回原遊牧處安置，若舍楞、勞章扎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來投，則將其部眾安置於額爾齊斯等處，羅布桑希努（羅布藏舒努）之子，則仿照杜爾伯特之例暫行安置於一處。 ^[172]  爾後又下諭：“朕以為，將彼等安置於塔爾巴哈台迤東科布多以西額爾齊斯、博羅塔拉、額敏、齋爾等處地方為好。” ^[171]  這些區域為土爾扈特部西遷前與準噶爾部的早期駐牧區，水草豐美、宜於遊牧。清政府針對他們歸來時的貧困情況給予了大量的物資接濟，據乾隆帝記：“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 ^[170] 

對待土爾扈特的上層人物，清政府依據各頭目部眾多寡、東歸中的作用、部落中的威望等因素進行冊封。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初八日，渥巴錫等人在木蘭圍場覲見了高宗。九月十九日，高宗在避暑山莊又接見了渥巴錫等，將渥巴錫封為汗王，策伯克多爾濟封為親王。使他們互不相連，從地域上實現了“眾建以分其勢”，此為最終的編旗設盟提供了基礎。隨着各部落駐紮完畢，特別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渥巴錫所屬遊牧移居珠勒都斯，各王公所屬分居天山南北，互不相連，此為編旗設盟的實施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於是在渥巴錫去世前清朝再次醖釀編旗設盟之事。 ^[169]  重新對土爾扈特部進行了安置。渥巴錫所部稱舊土爾扈特部，舍楞所率部眾為新土爾扈特部。舊土爾扈特部分南、北、東、西四盟，共十旗，分別置於喀喇沙爾、布克賽裏、精河縣、庫爾喀烏蘇；新土爾扈特部設二旗，置於科布多、阿勒泰地區。隨來的和碩特恭格部設四旗，置於博斯騰湖一帶。 ^[174] 

乾隆時期清朝的藩屬國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撾）、暹羅（今泰國）、緬甸以及南洋羣島的蘭芳共和國；西南喜馬拉雅山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乾竺特與拉達克等國。

乾隆年間修撰《欽定大清通禮》時，將朝貢禮儀納入其中的《賓禮》，由“外國朝貢禮”和“冊封藩國禮”兩部分構成。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遣使臣德保、顧汝修冊封安南國王，再次發生禮儀之爭。

乾隆朝對俄政策的靈活度體現於《恰克圖條約附款》議定的過程，尤其是中俄雙方如何妥協中俄草約上的用詞和格式。為了俄方、中方代表誰置於前，及“中國”一詞沒有抬頭頂格等名分問題，中方代表瑚圖靈阿、慶桂要求俄方改正，否則就離席回京，放棄談判。克羅波托夫不願談判破裂，趕緊修改草約，修改處有三：一是對中國皇帝的稱呼，由“聖上”改為“皇帝陛下”，抬頭頂格；二是對俄國女皇的稱呼，由“女皇”改為“女皇陛下”，抬頭頂格；三是將“中國”、“俄羅斯”皆抬頭頂格。可以説，克羅波托夫修改之處，正是乾隆皇帝最為在意的問題癥結，寧可談判破裂，也不願退讓。克羅波托夫擬訂的草約，俄、滿文兩種版本卻有不同的寫法。在俄文草約裏，中俄雙方在意的國名、君主稱謂，皆稱陛下，也將“中國”、“俄國”二詞皆抬頭頂格。對俄文草約的寫法，瑚圖靈阿等人沒有意見，似乎默許克羅波托夫的修改。但在瑚圖靈阿交給俄方的滿文草約裏，“中國”、“皇帝陛下”、“侍郎”及“乾清門”等詞皆抬頭頂格，但“俄羅斯”和“女帝”等詞卻未抬頭頂格，克羅波托夫同樣默許滿文草約的寫法，也沒有向瑚圖靈阿等人提出抗議。最後，比照俄、滿兩種版本的草約，可知清朝不管俄文草約的寫法，只要滿文草約能按照屬藩的表文格式，便同意簽署《恰克圖條約附款》。

乾隆朝的對俄政策，雖有務實的一面，不與俄國交惡，重開恰克圖邊市，但也有形式的一面，乾隆皇帝強調名分問題，堅持中國尊於俄國，不再允許俄國的正式使團赴京談判，並銷燬了雍正朝兩次遣使、赴俄報聘的官方紀錄，欲掩蓋康熙、雍正朝視俄國為“敵體之國”、優待俄國使團的事實。由此可知，準噶爾問題解決後，乾隆皇帝沒必要再拉攏俄國，所以否定俄國曾為“敵體之國”的事實，對俄政策又重回“朝貢禮”，並禁止俄國使團赴京談判，讓中俄雙方不必再為覲見禮問題爭執。 ^[188]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緬甸與暹羅的戰爭中，緬軍攻入暹羅都城，國王波隆摩羅闍五世失蹤，華僑鄭信（1734—1782年）領導暹羅人民經過浴血奮戰，消滅入侵的緬軍主力，建立了吞武裏王朝。清朝同鄭信吞武裏王朝的關係，其中多有波折。由於鄭信採取措施使清朝瞭解情況，主動表示友善，乾隆帝對他的態度開始轉變。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鄭信再次派使節訪華，在廣東星交公文兩廣總督巴延三上奏。乾隆帝接報後認為：“外國輸誠獻納，自應允其朝貢，以示懷柔。俟該國貢使齎到貢物、表文時，巴延三等派委妥員送來京。呈進後，再降諭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暹羅使者在兩廣總督委派的官員陪同下，帶着大量的貢品來到京師。經禮部准奏，按乾隆三十一年例賞賜回贈物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暹羅使者入宮“表貢方物”，受到友好接待。由於鄭信所派出的使團沒有正式提出冊封的要求，清代史籍中只是稱鄭信為“暹羅國長鄭昭”。 ^[177]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鄭信宣佈退位。披耶都克將軍趕回京城，處死鄭信，自立為國王，號稱拉瑪一世（1782—1809），創立曼谷王朝。拉瑪一世即位後，立即派人到清朝請求按舊例派使來華“朝貢”，乾隆帝予以允許。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拉瑪一世遣使來華，請求封號，並帶來大量貢品。乾隆帝正式封鄭華為暹羅國王，命禮部鑄鍍金駝紐銀印，交來使齎回。乾隆帝又於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正式發出冊封文告。此後，暹羅曼谷王朝同清朝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係，僅拉瑪一世在位28年，派遣訪華使節就多達15次。 ^[177] 

乾隆以後，清朝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開放廣州一口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對出口貨物的種類也多有限制。

乾隆帝留存詩作四萬三千多首，見其在皇子時期時作的《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至卷二二，即位後的《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御製詩二集》九十卷、《御製詩三集》一百卷、《御製詩四集》一百卷、《御製詩五集》一百卷，退位後的《御製詩餘集》十六卷。 ^[202] 

一、從詩歌內容上來看，凡“天時農事之宜，蒞朝將事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莫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其詩歌內容包羅之廣是當時大多文士無法企及的。二、從詩歌的藝術特色上來看，可以概括為“古詩大氣”、“律詩工整”、“絕句清靈”。雖然他寫詩有很多率性而吟或不飾雕琢之處，但不少詩作也是頗為講究，尤其是絕句頗有妙趣。是以即便御製詩再不濟事，什取其一，或者僅取零頭，亦有數千首詩；又或者以百分之一計，亦有近五百首水平藝術較高之作。三、從其師法上來看，亦可概括為“情鍾老杜”、“步法韓愈”、“追摹東坡”。乾隆帝曾選擇地學習不少唐宋名家，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賀、李商隱、韓愈、皮日休、蘇軾等，既而上溯魏晉六朝、《楚辭》《詩經》，下探明人高啓、清人王士禛及當時詩壇名家沈德潛、錢陳羣等人。但主要瓣香杜甫、韓愈、蘇軾三家。可以由茲考察唐宋名家的接受史及當時的詩風問題。 ^[201] 

此外，從影響上來看，乾隆帝頗好疊韻、和韻，尤其是崇尚“十全”的他作有不少“十疊韻”詩，曾被人批曰“一體君臣，豈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耶”，這恰從反面揭示了御製詩對當時的影響所在。乾、嘉人詩集中存在大量的疊韻、和韻詩作，尹繼善、錢陳羣、蔣士銓等人詩集中都有“十疊韻”詩作；就連看不慣疊韻、和韻的袁枚，亦曾與人以疊韻相較。是以這種天子稽古右文而倡導風雅的影響也可見一斑。 ^[201] 

乾隆帝有七本御製詩集，他對歷史上的很多詩人和詩作都有過評論，從中可以知曉他的詩學觀。其一，乾隆帝重視《詩經》的風雅傳統，強調“詩言志”。他認為《詩經》開創的“風雅頌、賦比興”的詩歌傳統是非常寶貴的，比如杜甫那些情思忠懇、高度紀實、灝氣磅礴的詩歌，就很好地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乾隆一方面肯定《詩經》紀實、教化、比興的優良傳統，稱道杜甫、白居易的詩，另一方面則反對詩歌僅用來描寫月露風雲。他認同《尚書·堯典》中“詩言志”的古訓，他反對以禪論詩，反對混淆儒釋。對於詩與禪，他最多隻能接受“偶渉禪趣”，如果像蘇軾和張照那樣託禪意達十之七八，他認為已失詩之本旨。第二，乾隆帝評論詩人特別看重人品和氣節。所以在所有的詩人中，他最推崇杜甫，因為杜甫的詩歌可繼《三百篇》，而杜甫的忠懇憂國之心也是日月可鑑。乾隆對陶淵明和韓愈，也比較肯定，沒有指責過他們的人品。除此之外其他被他品評過的詩人，如宋之問、王維、李白、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杜牧、皮日休、錢謙益等，乾隆帝雖然看到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的各自不同的特色或成就，但對他們的人品氣節都有過或輕或重的批評。他這種評價詩人的角度，應該説，是他作為一個君王的身份所決定的，在他看來，所有的臣民都應該忠君愛國，包括詩人。第三，乾隆帝同時也能認識到，遊藝閒情之作，也是大雅所不廢的。就乾隆來説，寫詩本來就是日理萬機之餘的一種愛好、一種放鬆，所以生性幽默的他不僅不反對，而且很喜歡學習和模擬這樣的遊藝閒情之作，這是乾隆努力向古代詩人們學習寫詩技法的一種途徑，在內容上他也儘量嚴肅一些、有新意一些，因而和純粹的描摹月露風雲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的。第四，風格上認同氣盛言宜之説。乾隆帝很認同韓愈“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的論文觀點，以為移之論詩同樣合適。乾隆帝認為韓愈的詩和文都做到了“氣盛無不宜”，在這一點上，李白、杜甫都要退讓一步，孟郊、賈島就更不用説了。 ^[202] 

乾隆帝是一個有着深厚的漢文化傳統素養的帝王，他畢生致力於文物的收藏。這種收藏又與他對文物的鑑賞、整理、弘傳及自己的藝術創作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動，彰顯他儒雅的生活情趣。乾隆帝收藏地點有紫禁城、圓明園、避暑山莊、盛京皇宮等處。 ^[204]  乾隆帝不僅重視收藏，還吩咐對宮中藏品進行了整理、登記，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就是兩部大型書畫著錄，《秘殿珠林》專記宮藏宗教題材的書畫，《石渠寶笈》則專記宮藏一般題材的書畫及其他；全書的編纂過程，前後長達74年之久，共收錄書畫作品1萬多件。包括《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鑑古》在內的《西清三編》，收錄了清宮所藏的數千件古代銅器；《四庫全書》則共收書3503種79337卷，約9.97億字。乾隆年間，於昭仁殿庋藏宋元明之精善藏書，編有《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十卷；嘉慶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編書盡毀，乾隆又令再輯宮中珍藏《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天祿琳琅書目》為中國第一部官修善本目錄，沿襲漢代以來書目解題傳統，在版本著錄體例方面多有創見，如記載收藏家印記即為其中一大創舉；這與清代藏書家講究版本鑑定、注重善本著錄之風影響深遠。 ^[203] 

乾隆帝不僅致力於收藏，而且重視文物的鑑賞，常在文學侍從、內廷畫家陪侍下閲賞品鑑，以此作為政務之暇的消遣。閲賞鈐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宮珍藏的很多傳世書畫精品都鈐有乾隆的璽印。乾隆一生擁有過的璽印遠遠超過他曾鈐用過的璽印，據統計，乾隆一生共治璽印1800餘方，鈐用過的也有1000餘方。 ^[203]  乾隆時期篆刻印章有1000方左右，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乾隆鑑賞印，如“乾隆宸翰”、“比德”、“朗潤”、“半榻琴書”、“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猶日孜孜”。乾隆時期器物多有款識，種類較多。如“大清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乾隆年制”、“乾隆御用”、“乾隆御製”、“乾隆御玩”、“乾隆精玩”等，楷、隸、篆書均有。 ^[204] 

乾隆帝對古玉的鑑別水平很高，對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這是他在實踐中學習獲得的。他寫有《御製玉杯記》，其中記載了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經過及做舊方法。這種方法給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由此積累了好多經驗，因而能夠準確鑑別古玉的真贗。 ^[203] 

弘曆語言能力超羣，據他七十歲時回顧，除了自己的母語滿語以外，自己六歲開始學習漢文；乾隆八年（1733年），開始學習蒙古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平定大小和卓之亂為契機，開始學習維吾爾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平定大小金川為契機，學習嘉絨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六世班禪來朝為契機，學習藏語，因此他自詡“象譯由來通六音”，即通曉六種語言。不過他對於嘉絨語和藏語只能做到“解名物、器數”，聽説能力並未完全具備。 ^[186] 

弘曆不僅有文才，還善射。每年夏天弘曆接見武官後就在宮門外比試射箭。賽三次，每次射三箭。弘曆九箭一般中六七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他在大西門射九箭，箭箭中的。

乾隆帝總是卯時起牀。夏天這時天已亮；冬天五更才盡。在軍機值班的十多人，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非一人對付得了，便每日輪一人早上班相助，於是也在五更上班。平時大家不知弘曆何時起牀。但從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弘曆從他寢室出來，每過一門，必響鞭炮一聲，憑此就知道乾隆聖駕已到乾清宮了。這個時候，要燃一寸長的蠟燭天才亮。軍機處的十多人，過五六天才輪上一個早班，已覺辛苦，但弘曆則是天天這麼早就上朝了。

平時無事時弘曆也是如此。當西北用兵徵準噶爾部和回疆之時，軍事情報到達，即使是半夜，弘曆也一定要起來親自過目，如有要事立即召集軍機大臣指示機宜，説很多話。趙翼作記錄，有時從起草到恭楷謄正，得要一兩個時辰，這時弘曆還披着衣服等他。

弘曆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視。他在《御製南巡記》中説：“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

乾隆下江南是仿其皇祖父康熙，目的之一是為了探訪民情；其二是為了加強清政權與江南地主士紳的聯繫；其三是為了河工，康熙時期主要是治理黃河；乾隆下江南除了視察黃河大壩，還視察浙江海塘等水力工程。弘曆自己説：“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然而，和康熙相比，乾隆下江南遊樂的目的大大增加。弘曆則是前呼後擁，大批后妃、王公親貴、文武官員相隨。沿途修行宮，搭綵棚，舳艫相接，旌旗蔽空。為搬運帳篷、衣物、器具，動用馬六千匹，騾馬車四百輛，駱駝八百隻，徵調伕役近萬人。不僅沿途地方官要進獻山珍海味，還要從全國各地運來許多食品，連飲水都是從北京、濟南、鎮江等地遠道運去的著名泉水。

弘曆即位初年效法漢人立“嫡長子”的做法，在乾隆元年（1736年），密立嫡出的永璉為皇太子。然而乾隆三年（1738年）永璉就死了，還不到十歲。後又立皇后生的二兒子永琮為皇太子，不久永琮也死了，才兩歲。一年後皇后富察氏死在東巡途中，弘曆十分傷心，遂遷怒於庶出的皇長子，皇長子不久憂懼而死，讓弘曆傷透了心，他命令大臣不準再提立儲之事。

1773年，六十三歲的弘曆已經沒有理由迴避立太子的問題了，這時還活着的皇子有七人。弘曆覺得誰都不是理想的人選，1773年冬，弘曆下定決心，立皇十五子永琰為太子。

和珅原名善保，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弘曆小近四十歲。和珅是弘曆從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一手提拔起來的，確有不少長處如相貌出眾，語言才華超羣，書法藝術有造詣等：通滿、藏、蒙古、漢語。和珅被重用初期，做過幾件好事，比如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受賄案，在弘曆心中留下了清正廉潔的印象。皇帝交代的事他都能辦得井井有條。於是和珅平步青雲、恩寵無比。

弘曆晚年十分孤獨，多虧和珅上下溝通，既讓國家機器保持運轉，又使皇帝不至於寂寞。和珅還能幫皇帝辦很多別人辦不成的事，幫皇帝背黑鍋，為老年弘曆的奢侈揮霍提供財源，所以弘曆離不開和珅。於是和珅逐漸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影響皇帝，被人們私下稱作“二皇帝”。和珅十分貪婪，不僅大肆受賄，還公開索賄。地方督撫為了息事寧人，每當給皇帝進貢都着給他帶一份。久而久之，和珅積累起了鉅額的家產。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以補祝弘曆八十大壽的名義派出以馬戛爾尼和副使斯當東為首800多人的使團訪問清帝國，並於次年到達。按清朝規定，外國使臣朝見清朝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禮。而馬戛爾尼認為這樣有損大英帝國的尊嚴，主張行單膝下跪的英式禮節。弘曆得知後非常生氣。經過磋商雙方達成妥協：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六萬樹園歡迎宴會上行英式禮節；八月十三日，正式舉行乾隆萬壽典禮時行三跪九叩禮。

馬戛爾尼離開英國時，英王喬治三世讓他把一封信轉交乾隆。提出如下請求：開放珠山、寧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許英國商人仿俄羅斯例在北京設一個貨棧買賣貨物；取消澳門和廣州之間的轉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減免；禁止向英國商人在海關關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劃一個設有城寨的小島供英國商人居住、囤貨；在廣州附近劃出一塊地方允許英商居住，並自由往返澳門；允許英國人自由傳教等等。

乾隆皇帝的書法具有一定水平。他學王羲之、趙孟俯、黃庭堅等名家的書法，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圓潤道麗、温妍儒雅的書法風格。他説他最喜歡黃庭堅的筆意，創作《書法中最喜黃庭堅筆意因而有作》以抒懷對黃庭堅的敬意。 ^[162]  乾隆十六年（1761年）鐫刻乾隆御書《敬勝齋法帖》（現存故宮外東路樂壽堂東西廊下），此帖長達四十冊，前二十冊書寫的是乾隆帝自己詩文和古人的經書、詩文等，後二十冊則是他臨寫的歷代書家名跡。 ^[159] 

乾隆皇帝亦喜愛繪畫。有《仿元人十八公圖》以及臨摹趙孟頫的《紅衣羅漢》等御筆畫作傳世。 ^[160]  《石渠寶笈》亦收錄了部分乾隆御筆的緙絲畫。 ^[161] 

位於孝陵西側的勝水峪，始建於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初十日丑時，完工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耗用白銀178萬多兩。1928年，發生了震驚中外、駭人聽聞的孫殿英東陵盜寶案，裕陵地宮被盜掘。1975年對地宮進行過清理，1977年對裕陵建築進行了全面修繕，1978年裕陵及地宮對外開放。 ^[156] 

相傳乾隆帝不是雍正的親生兒子，而是海寧陳閣老陳世倌之子。在雍親王（雍正）福晉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陳閣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個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後者則是個男孩。此時的雍正聽説後，密令家人將陳閣老請來，並強調一定要帶着小孩。然後藉口福晉要看孩子，將小孩帶入內室，將自己的女孩換給陳家。陳家後來發現不對，但不敢聲張。後來因為乳母多嘴讓弘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才六下江南時，暗去海寧省親。

從邏輯上説，弘曆不是雍正的長子。也就是説，雍正並不擔心無人繼承皇位。而且，“九子奪嫡”的皇位之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雍正怎麼敢與他人交換孩子，而給政敵留下話柄。血統歷來為儒家人倫所重視，在封建社會由是，以堂堂皇家之尊，不可能與普通臣民交換兒子，以致亂了皇家血統，因此，弘曆身世之謎可以確切地説子虛烏有。

有學者認為，雍正的繼位很大程度原因是因為弘曆的關係，是康熙看好弘曆，才給雍正做皇帝。康熙大帝有97個皇孫，能養育宮中親自教導的少之又少，弘曆即是其中之一，康熙第一次見到弘曆的時候，就感覺很親切，非常寵愛他，後來弘曆在御製詩集中多次寫詩懷念祖孫二人相處時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