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共和國

阿扎爾·納菲西成年之後才掙脱伊朗的極權陰影，來到美國的自由世界，可是，她卻因此發現了 一個矛盾的現實：在伊朗的極權社會中，文學被視為禁忌，人們冒着生命危險閲讀；但在美國這個注重學有所用的世界裏，文學卻被擠到了邊緣。在《想象共和國》中，納菲西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每個人都能抵達的自由國度，這個國度沒有政治、宗教、種族或性別的界限，入境的唯一條件，是要擁有一顆敢於想象的心。

“遠在世界劃分國家與民族之前，我心裏就有一個想象共和國，我可以輕而易舉地逃往那裏，躲開支配着我人間生活的惱人規矩。” ^[3] 

《想象共和國》是對身處自由世界卻放棄了閲讀的社會的批判。它探討的是為什麼在民主社會下，人們依然需要讀懂文學作品，擁有一個開放的頭腦、一份永不滿足的求知慾和一種無法定義的逃離世俗的衝動，成為“想象共和國”的公民。

這本書的核心就是對民主想象的討論，作者試圖表達自由和民主並非輕易獲得，人們需要為它們奮鬥和犧牲。而書籍充當着重要的作用，人類需要一種尋求意義的熱情，特別是當我們身處民主社會，我們必須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無知是自由最大的敵人。 ^[4] 

在《想象共和國》中，納菲西在不同的章節中分別有不同的側重主題，比如馬克·吐温的章節涉及到的是美國的文明建基於一種反叛傳統的精神和個人主義的伸展；辛克萊·劉易斯的章節中側重的是商業和消費主義對文明的衝擊和侵蝕；卡森·麥卡勒斯的章節中側重的是孤獨的美國人形象，孤獨成就了美國，但孤獨也是消費主義大潮之下技術對個體的蠶食，造成的零落成泥的慘淡景象；後記中的詹姆斯鮑德温寫到的民權運動，涉及到美國文明中的陰暗面，我們如何看到性別、種族和階級這些大寫的詞彙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但所有的這些主題都與《想象共和國》中個體的想象力有關，而所謂的想象力，其實歸根結底是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因為在民主國家裏，藝術雖然不大可能再威脅到國家，但你可能被引入一種意識麻木之中，一種智識怠惰的狀態。在納菲西看來，改變這種狀態最合適的方式是閲讀與思考的能力，因為“閲讀小説是一劑解藥，是一種對個人選擇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説在核心處都有一個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選擇，它提醒着讀者，她可以選擇做她自己，做與父母、社會或國家的要求相悖的事，並且聽從自己微弱但至關重要的心聲”。

其實這個話題已經是全球性的，閲讀能力的式微，我們對文學的愈發輕視都和這種不能思考，不想思考的能力有關。波茲曼將這種思考能力的喪失歸因於電視和因特網這種新的社交媒介發明之後，改變了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式，娛樂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一切思考都處在淺薄化、表面化、圖像化的統治之下。任何閲讀如果不符合娛樂的潛規則，都會被拋在腦後。閲讀的日益小眾化，出版經典的夕陽理論，媒體的愈發標題黨故意的危言聳聽等等，都與這種世人疏於思考有關。

正如納菲西通過《想象共和國》所展現出來，想象力就是這種思考最大的表現，而閲讀文學經典是思考能力的前提，用另外一名大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的話説，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那麼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閲讀根本不能算閲讀。讀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閲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即成長為一個能夠會用自己的思考理性擺脱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的個體。 ^[5] 

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在伊朗長大，1981年，她因為拒絕佩戴頭巾，被逐出德黑蘭大學。1997年，她從伊朗來到美國，開啓了在自由大陸上的文學探索旅程。

2003年，納菲西出版的《在德黑蘭讀<洛麗塔>》迅速引起全世界關注，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盤踞了超過117周，到目前為止已經被翻譯成32種語言。《想象共和國》是納菲西的最新作品，她用充滿熱情的語言告訴全世界的讀者，文學擁有強大的力量，可以帶給每個人自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