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符號學

在漫長的思想文化歷史中，性別賴以產生的各種符號系統便成為性別符號學展開研究的文化土壤和理論資源 檢視中外已有的極少量以性別符號學命名的專門論著，性別符號的解碼均被建基於以往的性別符號系統之中: 簡 布仁的論文性別符號學將之納入生物學無意識感情和社會模式中。其目的在於探索產生性別概念的深層無意識動機與文化偏見之間的關係，拉康的精神分析和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是其論述的基礎 達莉亞 ·M ·傑西卡的政治身體/身體政治: 性別符號學是迄今中外唯一一部以性別符號學為名的專著 。她把性別( gender) 和性( sex) 都看作社會類別，認為二者相互關聯因而相互協作產生出一套性別/性符號系統 她力圖以此書發展一套能更好地理解性別/性符號系統的理論工具，並將之稱為性別符號學。以將性別/性與神話儀式和符號象徵關聯起來考察 她從生物學的社會的和形而上的三種領域將性別進一步劃分為雌性的/雄性的( female/male) 女人/男人( woman/man) 和女性的/男性的( feminine/masculine) 加以分析和闡釋，分析其儀式神話和符號象徵三層面的意義，並將之分別對應於轉喻隱喻和提喻三種語言工具。該書綜合借鑑了阿爾多諾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福柯的話語理論羅蘭 巴特的語言哲學朱迪絲· 巴特勒等人的女性主義理論，以及眾多人類學神話學和影視美學研究成果正因為過分依賴其符號系統。

性別符號學成為各類符號系統話語演練和編織的場所，迄今還沒有屬於該領域特有的話語和理論出現，這也反過來説明為何性別符號學的專門研究很少， 也正是由於性別符號廣泛關聯於不同符號系統。在各領域話語系統內研究和分析性別符號的成果卻非常繁茂，諸如列維－斯特勞斯和瑪格麗特 米德的人類學研究，羅蘭 ·巴特和瑪麗 ·塔爾伯特的語言哲學與社會性別研究，布迪厄阿爾多諾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研究，羅蘭· 巴特和波德里亞的消費主義與時尚文化研究，福柯羅賓的權力話語研究；莫尼克 維蒂格朱迪絲 巴特勒的性別身份研究，弗洛伊德拉康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符號研究；伊利格瑞西蘇克里斯蒂娃肖瓦爾特吉爾伯特蘇珊 ·格巴安吉拉· 卡特蘇珊 ·桑塔格的文學藝術理論與批評，等等，都是相互扭結又相互支撐的重要性別符號系統這些話語系統中產生的重要術語和概念，如性/性別主體話語權力身體隱喻差異性互文性性別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等等，都成為性別符號學研究的理論基石。連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身體觀研究也已納入這些術語及其意義作為其邏輯理路的起點，可見西方關涉性別的符號系統研究在中國也已影響頗深。

對於女性主義與符號學的關係，加拿大學者芭芭拉 果達德不無義憤地指出: 雖然女性主義對符號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重要貢獻卻常常在主流符號學中被邊緣化為女性主義理論而非符號學自身的 同時，她也認為: 在與符號學理論的對話關係中，女性主義符號學論著提出了一些概念，轉換了其中隱含的厭女症意義，使女人獲得言説主體地位，即露絲 伊利格瑞所謂的成為女人( becomingwoman) 成為可能傳統的符號學和男權主義理論基本上建基於身/心二元論模式，並以此排除女人的差異化的社會經驗，而女性主義符號學將非語言的表意行為理論化，創建出一套迥異於身/心二元論模式的元符號學批評。

芭芭拉· 果達德認為茱莉亞 ·克里斯蒂娃是首位修正符號學理論以用於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理論家，其符號學 詩的語言革命 語言中的慾望: 文學和藝術的符號學方法等著作均致力於此。 但事實上，在她之前，西蒙 波伏娃的第二性對於女性神話的製造及其意義的分析就已經具有很強的符號學意義。 她敏鋭地指出: 幾乎沒有哪種神話比女人神話更有利於統治等級的了: 它為一切特權辯護，甚至對它們的弊端也表示認可，正是在神話的形式下，羣體命令經過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中，通過宗教傳統語言寓言歌謠和電影之類的中介，這些神話甚至滲透到受着物質現實的極嚴酷奴役的生存者心中。 ^[1] 

符號學是意義學，“是研究意義活動的學説”。 ^[2]  （趙毅衡，2012，p. 3）“性別/性”問題自發現以來就成為分析和討論的重點，這一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政治當中，被權力話語所滲透。人的身體承載着性別/性，成為被施加權力的對象，因此政治和身體又不可避免地被綁定在一起。按照福柯的分析，權力無處不在，同樣地，意義也無處不在，只要存在人的意識，對於意義問題的探討也不會絕跡。性別/性符號學的建構和發展將意義問題的研究回到人本身，關注人的身份和身體，考察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如何處理性別/性，探究性別/性意識形態又是如何生成併發揮作用。尤施卡的《性別符號學》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讀，在三分的體系構建中貫徹了意義動態生成的理念，在對歷史和現實的考察中將性別/性看做是無處不在的意義問題，也恰恰是這種融通的視野，在不同的側面闡明瞭性別/性是被人建構的同時又影響着人自身。

回溯到古典時期瑪雅文明的社會，在有關人類創造的起源神話中，最初出現的四個人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相混合的。在這種遙遠的追溯後，現實社會的性別/性意識形態已然存在併發揮着作用，“社會結構藉助於神話、儀式和符號-象徵這些代表性敍述而使之理性化、公正化、合法化，使之變得‘真實’，通過社會的、生物的和形而上學的領域使之得以應用，運用隱喻、轉喻和提喻這些語言工具賦予其意義。”（尤施卡，2015，p. 218） ^[3]  《性別符號學》始終貫徹着性別/性符號體系中的三分法，實證性地解讀了性別/性的諸多意義問題，實現了頗多的創建，但意義問題的分析和討論還將深入下去，新的詮釋也將在符號學諸領域的互動中繼續開掘出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