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頌·思文

思文后稷^⑶，克配彼天^⑷。

立我烝民^⑸，莫匪爾極^⑹。

貽我來牟^⑺，帝命率育^⑻。

無此疆爾界^⑼，陳常於時夏^⑽。 ^[1] 

⑴周頌：《詩經》中“頌”部分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頌是祭祀宗廟的樂歌，不僅配樂，而且還有舞蹈。周頌部分今存三十一篇。

⑵思：語助詞。一説為“思念”。

⑶文：文德，即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功德。后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棄，號后稷。舜時為農官。

⑷克：能夠。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⑸立：通“粒”，米食。此處用如動詞，養育的意思。烝（zhēng）民：眾民。烝，同“蒸”，眾。

⑹莫：沒有人。匪：非。極：最，極至，此指無量功德。一説準則。

⑺貽：遺留。來牟：亦作“麳（lái）麰（móu）”，小麥。一説來是小麥，牟是大麥。

⑻帝：上帝。率育：普遍養育。率，全，遍。

⑼疆、界：都是指疆域。

⑽陳：布陳，遍佈，宣示。常：常法，常規，此指種植農作物的方法。時：通“是”，此。夏：中國。 ^{[2]  [3]  [4]  [5]  [6]} 

文德無比后稷王，功德可以配上蒼。

安定天下眾百姓，無人不受你恩賞。

你把麥種賜我們，天命用它來供養。

不分彼此和疆界，遍及中國都推廣。 ^[2] 

周頌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對周代先王的頌揚尤為熱烈。周武王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在牧野伐滅“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尚書·牧誓》）的紂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萬民於水火。王室為光宗耀祖，百姓為感激解放，這就造成了對新政權、自然也包括對新政權先王們熱情謳歌的盛況。《周頌·思文》就是其中的一首頌詩。

《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大雅·生民》序雲：“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後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作為周人的始祖，當然要享受廟祭；但除此之外，他又被用來配祀上帝。在周人的所有先祖中，享此殊榮的，大概只有后稷一人。之所以然，是因為周人認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祖出自天，所以把他們的始祖配祀於相應的天神。后稷在傳説中被神化為感天而生的異人，道理也在於此。

歷代眾多學者認為《周頌·思文》為周公所作，但也有持不同意見者。不贊成此詩為周公作品的學者認為：孔疏引用《國語》，説“周文公（即周公旦）之為頌曰‘思文’”，其實不確。《國語·周語上》載芮良夫所説的一段話中，原文是：“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並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韋昭注中，才成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但是韋注本意只是説《周頌·思文》的內容乃反映周公所“思”，並非即指為周公所作，應當不難分辨。看來，是孔疏將《國語》原文與註文誤融為一體，牽涉周公，並認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這一誤認，影響大而深遠，以致成為後世諸多學者的共識，雖無傷大雅，總不免讓人感到一絲遺憾。説無傷大雅，是因為《周頌·思文》確實也體現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輔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於強國、滅商、平亂，功勳卓著，而重農保民又是其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可見，就理解《周頌·思文》的意旨而言，確實可以、而且應該聯繫周公；但是，就此認定周公為作者，終究不可取。要確認周公為《周頌·思文》的作者，還必須有早於或至少與《國語》同時的確鑿證據，因為現有的確認不過是基於《國語》的不可靠的誤認。《詩經》中凡無確鑿充分證據而定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觀。 ^{[2]  [3]  [4]  [5]} 

這是祭祀周族祖先後稷以配天的樂歌。全詩以滿懷崇敬的語氣歌頌了后稷發展種植、造福後人的功德。由於這是祭祀的樂歌，重在表達對祖先的敬仰之情，所以對於后稷的事蹟並不進行詳細具體的鋪敍。其顯著的特點是“語簡而旨深”。全詩八句，兩句一意，層層推進，既沒有過渡性質的語句，也不用比興的手法。開頭兩句大處落筆，直揭詩旨，以斬釘截鐵般不容置疑的口吻對后稷下了一個總的評語，並以一個“文”字領起全篇。下面六句分為三層，一層接一層，一層深一層地反覆加厚這個“文”字；三、四句寫后稷在帝堯之時播植百穀，幫助人民渡過了洪水氾濫的難關，由漁獵過渡到種植，功在往昔；五、六句寫后稷留下麥種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周人，不僅功在往昔，而且功施於今；最後兩句更擴而大之，寫后稷不僅功在周族，而且功在人類。這六句文字雖少，但追往述今，由此及彼，既有時間的跨度，又有空間的廣度，縱橫交織，對后稷的功績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可謂含量甚大，説它“語簡”，毫不過分。全詩彷彿只是客觀評述，很少感情的直接流露；然而周人對這位始祖讚美、崇仰、自豪、感激的多樣心情無不從字裏行間流出，説它“旨深”，決非溢美。

周頌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簡短。如《周頌·維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過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歷代先王的豐功偉績，已家喻户曉，深入人心，無須贅述。就此篇而論，后稷的傳奇性經歷和“誕降嘉種”“是獲是畝”賜民百穀的無量功德，在同屬《詩經》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詳盡的敍述與頌揚。《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創作於《周頌·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話色彩的內容則必然早就廣泛流傳於民間。

“后稷配天”的祭祀稱為郊，即祭上帝於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往往以先王配享，因為人王被視為天子，在配享中便實現了天人之間的溝通，王權乃天授進一步確認，於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鞏固政權內容的具體落實，而成為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活動。這種天人溝通的努力，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對清明、經濟發展順利的時期，其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可低估。祭祀的程序隨着樂歌（這裏是《周頌·思文》）曲調緩緩進行（據王國維《説周頌》），簡短的歌辭一再回環重複，氣氛非常莊嚴，人們會感覺置身於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參與盛典的自豪榮幸和肩負上天使命的虔誠在此間密切融合。

正因為如此，后稷開創農事、養育萬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從創作結構上看，“天”“帝”之間是一種緊扣和呼應；就創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溝通印象的有意識加深。在“人定勝天”觀念形成之後，天人溝通、天人感應的思想仍然綿延不絕，並且時時佔據着正統地位，何況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頌·思文》產生的當時，天人溝通應該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藝術手段就具有的強烈的感染力量。這樣説自然不是説《周頌·思文》毫無藝術性，其實這種祭祖詩本身是一首樂歌，具有娛樂的藝術審美功用。

西周當時已經是君臨天下的政權，“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自然是這種權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萬民的一種懷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權不會在立威的同時忘記立德，西周政權也保持着這種明智。 ^{[3]  [4]} 

宋代朱熹《詩集傳》：“賦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春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遍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明代張所望《傳説彙纂》：“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郊祀有二：一冬至之郊，一祁谷之郊，此祁谷之郊也。”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