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鹽商

徽人常説：“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足見徽商對經營鹽業十分重視。明初規定，鹽商必須赴邊塞納糧，由官府酬給鹽引，商人持引方可支鹽行銷。這種制度謂之“開中法”。 那時，由於徽州距邊塞太遠，徽商納糧辦引的活動敵不過山西、陝西商人的競爭，所在鹽業經營中還不能居於優勢。明朝中葉，開中法逐漸廢弛。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為支鹽行銷。於是鹽商中遂有邊商、內商之分。邊商專門納糧辦引，內商專門買引銷鹽。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實行了開中折色制度；商人向鹽運司交納現銀即可辦引銷鹽。這些變化使行鹽的商人可免赴邊納糧之苦，給徽商經營鹽業帶來方便。所以從這以後，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兩淮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競趨逐利的地方。

嘉靖、萬曆時，徽州的黃、汪、吳諸族在揚州業鹽致富的人很多。他們擁資多達數十萬以至百萬，且以“鹽策祭酒甲天下”而名聞海內。這時山、陝商人雖也紛紛改邊商為內商，奔赴揚州與徽人爭利，但他們遠離故土，力不從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於徽商之下了。萬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為疏銷積引，推行綱法，規定將鹽場商人所持舊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聽商人據綱冊為窩本。 每年派行新引時，都以綱冊所載各商持引原數為依據，冊上無名者不得參加。其他鹽場的做法大體與此類似。當時徽商在綱冊上已佔優勢，於是隨着綱法的依靠， 他們把持兩淮鹽利的特權便固定下來。所以從這時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餘年中，可以説是徽州鹽商的極盛時代。這時在揚州的徽鹽商中，繼黃、汪、吳數姓而興者又有江、程、徐、鄭、曹、宋、鮑、葉諸族。他們或為場商，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場商專向灶户收購食鹽賣給運商。 他們利用貸本取利、壓價收鹽等手段盤肅灶户。有的場商還招募鹽丁，自行生產，牟取厚利。運商則專事辦引銷鹽。他們以極低的場價購買食鹽，運至銷鹽口岸高價發賣，獲利最大。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佔淮鹽的一半以上。徽商憑恃其雄厚財力，把該地行鹽的權利控制在自己手裏，使之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的財源。

當時支商這中又有總商與散商之別。總商是由官府指派的鹽商首領，一般由資重引多，辦事幹練充任。每年徵課辦引時，都以散商分隸於各總商的名下，由總商督徵鹽課，查禁私鹽。朝廷有關鹽政大計也每與總商協商。總商的這種半官半商身份，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牟利機會。他們或夾帶私鹽，牟取暴利；或放貸資本，盤剝散商； 或以聚資捐輸為名，中飽私囊。所以充任總商的人，沒有一個不大發橫財的。清代揚州的八大總商，徽人就常佔其四。乾隆時，徽人汪應庚、汪廷璋、江春、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總商。江春為兩淮總商前後達40餘年。他多次率領眾商捐資助賑、助餉。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鋪張，徘徊接駕。清廷對他也屢賜宴賞，優禮有加並授以布政使之銜。有一次還特撥帑銀30 萬兩，以供他週轉資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現象，充分反映了徽鹽商的財雄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