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關税同盟

19世紀初，德國仍處於分裂和割據狀態。在1815年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聯內部，存在着各自為政的38個邦國，其中有10個是帝國城市。直到1834年，德國境內依然關卡林立，並存着多種商業法規、度量衡制度和幾百種地方性貨幣。這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市場的形成，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

關税統一問題被提上了日程。擁有1050萬人口的最強大邦國普魯士，當時積極促進關税的統一。在新興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普魯士政府於1818年首先實行改革,在境內廢除關卡，取消消費税和國內關税的徵收，宣佈商品流轉自由。對進口工業品僅課徵10%的從價税，同時允許原料免税輸入。前者符合容克地主的要求，但卻違反資產階級的利益，後者受到工業資本家歡迎，但引起了地主階級的不滿。雙方圍繞着税率問題進行着尖鋭的鬥爭。

普魯士廢除內地關税對其他邦國有很大影響。在普魯士帶動下,北德6個邦國於1826年成立關税同盟，參加同盟的各邦國之間的關税取消了。1827年，南德兩個大邦國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組成南德關税同盟，後來其他一些南德邦國也參加進來。1828年，漢諾威、薩克森、圖林根各邦國和漢薩聯盟城市組成了對抗普魯士的中德關税同盟。但在普魯士的壓力下，它於1831年瓦解了。

1833年，由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關税同盟組成，參加的各邦國訂立了為期 8年的關税協定，協定自1834年1月1日起生效。以後每逢協定到期即再行延長。開始時，這一同盟聯合了北德18個邦國，1835年巴登公國、拿騷公國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加入後，領土共計 8.2萬平方英里（超過當時德國領土 2/3），人口2500萬人。只有漢諾威等一部分邦國未加入同盟。

廢除內地關税,同盟各邦國之間的貿易免税；對國外貿易統一關税制度和税率。關税同盟以普魯士1818年的税法為藍本制訂關税政策。參加同盟的各邦國之間從1834年起廢除全部關税。在對外貿易方面，傾向自由貿易，但對從英國進口的棉織品和呢絨等則課徵保護性關税。關税同盟還致力於統一貨幣、度量衡制度和商業法規。各邦國於1838年和1857年簽訂一些專門協定，開始統一貨幣和度量衡，1868年又法令規定自1872年1月1日起在德國採用米突制，在1847年協定基礎上統一了票據章程，1857～1861年間又制定了在1869年付諸實施的共同商業章程。1837～1844年間，關税同盟先後與荷蘭、希臘、土耳其、英國和比利時簽訂了商業協定，同盟的國際地位很快得到鞏固。

在當時工業革命的浪潮，同盟的成立有助貿易往來、減少內部競爭。而讓同盟成立的主要功臣是經濟學家弗裏得裏希·李斯特。基於同盟充滿保護主義的色彩，它不容許奧地利加入；最後，這令奧國與普魯士的競爭更為激烈。1866年，由於南德邦國在普奧戰爭中支持奧地利，同盟解散。但在1867年，這些邦國願意重返同盟後，它又重新成立。新同盟更具凝聚力，因為任何成員國都沒有否決權。

同盟由普魯士建立。最初，成員國只包括普魯士與她的鄰國。由於普魯士當時的領土東西分隔，同盟能幫助貨物的運送。後來，經過普魯士政府多年的遊説，成員國陸續增加。那邊廂，奧地利也積極組成她的關税同盟，但較為審慎，成員國也寥寥可數。

有些如Helmut Böhme的經濟歷史學家，就根據這個同盟的成功，質疑一般認為俾斯麥統一德國的主調。他們認為，由於普魯士主導同盟的發展，以至能支配德國經濟，更達成政治、軍事聯盟。最後，邦國都願意接受小德意志的統一方案。故此，德國統一是必然的結果。而且，同盟成立三十多年後，普魯士人已經建立一貫的反奧立場。俾斯麥絕對不能在上任後短短几年內，做到這種效果。

關税同盟是德國曆史上經濟融合以及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的最好範例，對它的探討不僅可以拓展對德國民族統一研究的範圍，而且也可以對正在加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提供某種有益的啓示。

關税同盟建立的起因是國外學者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集中體現在這種商業和關税政策的聯合體究竟是基於經濟領域還是政治方面的考慮。是經濟發展、工業擴張以及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的需要，還是政治保守和分立主義抵制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物？應該説，對關税同盟的解釋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單一原因，而是多種因素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19世紀初，德國處於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時期，新舊思想的衝突十分劇烈。一方面，由於受到啓蒙思想的薰陶、法國大革命的激盪和德意志解放戰爭的鼓舞，自由進步思想和民族獨立意識開始在德國形成並通過各種形式廣泛傳播，並進而由理論而轉入各種規模和層次的爭取民族統一的運動。但另一方面，政治保守力量和分立主義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為了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保守派藉助國家力量抵制新社會集團的壯大和民族運動的發展。德國曆史上沿襲下來的政治體制，即邦國分立主義，在神聖羅馬帝國被摧毀後，也繼續保留它傳統的特徵，決不肯輕易放棄“領土”和“主權”獨立。關税同盟的產生正是這樣一個複雜時期的產物，因而也必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混合了傳統和現代的目標。

建立關税統一政策是1815年後德國社會的共識。長期的國家分裂割據、貨幣和度量衡制度的五花八門、重重關卡的限制，德國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受到了極大阻礙。特別是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取消後，原先受到保護而得到發展的德國工業，面對外國工業品尤其是英國工業品的強大競爭，紛紛陷入困境。與此同時，德國的農產品如牲畜、穀物等在國外市場卻又遭到猜忌和抵制。唯有取消境內關卡，建立國內統一市場；徵收聯邦邊境關税，確立統一關税體制才是擺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社會輿論對德國經濟政策的改革投入了極大的關注，新聞界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就關税政策展開討論，各地社會團體要求建立統一關税的請願運動也高潮迭起。德國各邦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對關税政策的改革也抱有濃厚興趣，他們提出許多新的倡議，並經常按照自己的意願，通過當局的報紙和文章指導輿論導向。在德國，正是政府中的這類特殊羣體——“官僚自由主義者”，才是實現經濟變革的主導力量，後來成立的關税同盟也就是這種國家權力機構的傑作。

但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力量還無法直接促成關税統一體的產生，德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要複雜得多。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對取消德國關税壁壘的問題提出了討論，但邦聯在梅特涅的壓力下，擔心關税統一會產生“民主和超國家”的政治後果，而各邦因為“主權意識”，也不願放棄獨立的税收和商業政策，因而邦聯條例第19條只通過了“各邦將來在德國的商業和交通政策上採取一致行動”的含糊解釋，實質性的問題被拖延擱置。

當然，經濟利益的差異也是統一的關税體制難以達成的重要原因。德國的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相對薄弱。而萊茵和西里西亞之間的中德地區工業企業卻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工業化開始萌芽。至於南部和西南部地區經濟的主要特點則是農業兼小企業生產。地區經濟結構的差異產生了不同的商業利益，以穀物出口為主的北部農場主和商人主張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而西南部的工業家、手工業主則強調關税保護。

普魯士首先推動了關税統一問題的進一步發展。1818年普魯士頒佈“新税法”，推行自由主義的税收和商業政策，取消一切商品進口的禁令；同時廢除境內税收和商業關卡，建立統一税制。普魯士這種撇開邦聯獨樹一幟的特殊政策招致了其他邦國的憤怒和抗議。為與普魯士分庭抗禮，中南德各邦開始靠攏，幾經摩擦衝突，1828年1 月達成巴伐利亞—符騰堡關税同盟條約。同年8月， 在“法蘭克福宣言”的基礎上又建立了中德商業聯合。但中南德關税同盟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商業自由，也缺乏共同的關税税率。相比之下，普魯士的關税體系則顯示了經濟和政治分量，為廣泛意義上的關税統一提供了基礎。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姆斯塔特根據普魯士税法原則訂立關税同盟條約。 7 年之後， 即1834年，那些原先擔心主權喪失的邦國，如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圖林根各邦等也先後加入了普—黑關税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國關税同盟正式生效。

德國的統一受阻

關税同盟的成立是德國各邦權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的決定。

首先是各邦的財政需要。國庫空虛和財政赤字是那個時期大多數邦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以普魯士為例，1820年財政赤字達到217,248,762 塔勒，相當於國家四年多的收入。（注：海因裏希·馮·特賴施克：《19世紀德意志史》（Treitschke, The German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第3卷，倫敦1918年版，第385頁。）其他邦國情況也與普魯士類同。關税區域的建成將有助於減緩債務問題，因為它至少可以獲取原先因境內關卡林立，支付龐大行政開支和走私活動而白白流失的大量年税入。這筆税入數額是驚人的，在黑森公國每年進口税所得就無端地消耗在它的行政費用上。無怪乎關税同盟的奠基人莫茨會樂觀地提出，建立統一關税區，加強對財政的有效管理將很快消除可怕的財政赤字。（注：海因裏希·馮·特賴施克：《19世紀德意志史》，第4卷，第253頁。）1818年普魯士新税法的一個直接經濟後果就是税收收入的增加和税收行政成本的降低。當時普魯士的行政成本只佔税收總收入的15%，而同時期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則分別達到25%和43%。（注：H- W·哈恩：《19 世紀的經濟融合》（H- W.　 Hahn. WirtschaftlicheIntegration im 19. Jahrhundert）， 哥廷根1982年版，第26頁。）當然，徵收關税的區域越大，税收的成本也就越小。1828年黑森公國陷入財政困境，莫茨便利用這個時機，促成了普黑聯合。根據普魯士—黑森—達姆斯塔特關税同盟條約，進出口關税所得收入各邦按人頭平均分配。這種利益均分的原則對未參加關税同盟的各邦極富吸引力。那些原先指責達姆斯塔特政府“判斷失誤”的邦國也紛紛加入關税同盟。1834—1842年，關税同盟成員國的人均收入每年提高5%。（注：R·蒂利：《從關税同盟到工業國》（R.　Tilly,　Vom　 Zollverein　 zumIndustriestaat），慕尼黑1990年版，第41頁。）這一成果顯然是關税同盟克服邦國分立主義的有利武器。

其次，關税同盟的成立可以保護君主權力和邦國生存，抵制自由主義革命。30年代是革命性的年代，各邦君主雖然反對任何將導致主權削弱的關税統一體，但更難以容忍的還是資產階級因對德國經濟環境的失望和憤怒而採取過激行動，建立德意志共和國的可怕前景。因此以犧牲邦國部分主權為代價，支持統一關税政策，成為“爭取資產階級脱離雅各賓主義”的唯一手段。（注：A·J·P·泰勒：《德國史的進程》（A. 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紐約1946年版，第62頁。）關税同盟也就因而成了民族統一的替代物。

事實上，關税同盟的組織原則也表現出它並沒有損害邦國主權，相反則體現了尊重或至少不改變邦國主權的特點。關税同盟的組織機構建立在平等和非集中化原則基礎上，同盟的最高機構是代表大會，由各邦派代表組成；同盟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税率的改變必須由成員國全票通過；同盟試驗有效期8年，期滿後各邦有解約和退出的權利。此外， 奧地利沒有參加關税同盟，使得同盟成員國在維護自身主權獨立的同時，多了選擇奧地利與普魯士抗爭的籌碼。正如普魯士外交大臣馮·維特恩在1840年4月13 日寫給慕尼黑公使登霍夫的信中所説的：“建立關税同盟的政治思想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政治顛覆的意圖，……我們不想讓邦國因為犧牲自己的意願而感到懊悔。”（注：H-W·哈恩：《德國關税同盟史》（H-W.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哥廷根1984年版，第339頁。）達姆斯塔特的杜·梯爾也認為各邦雖然在商業政策上實現了聯合，但經濟和政治還是可以分開的。（注：哈恩：《19世紀的經濟融合》，第89頁。）

總的來説，關税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於經濟政治諸多方面考慮，某種程度上抑制分立主義思想的結果。它的產生既不具備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明確思路，也不單純是傳統的封建復辟。它不是德國未來民族統一體的大膽設想，但客觀上卻促進了德國經濟統一的形成，逐漸打破了德國分立主義力量，並最終為德國的政治統一創造了物質前提。

30年代是德國工業起飛的階段。因此，對於關税同盟和德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關税同盟開始了德國的工業革命，是推動工業化的重要手段。另一種觀點則持謹慎態度，以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一些基本要素，如勞動、資本、國內需求等等，對關税同盟不能做過高估計。筆者認為，德國工業發展在30年代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關税同盟引起的，很難測定；德國工業革命由關税同盟引發，説法也很勉強。但至少有一點應該肯定，如果沒有關税同盟，德國的經濟進步會更艱辛，會遇到更多的阻力和摩擦。

關税同盟的成立在短時期內對德國經濟並沒有發生質的影響，它的成立沒有象人們期盼的那樣實現國際商業政策的根本變革。關税税率是南北妥協的結果，在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税之間取了折中。一些商品如鹽和紙牌等繼續保持國家壟斷；啤酒、葡萄酒、燒酒和煙草等消費品各邦仍有權徵收較高的税收，以補償因其他商品税率下跌造成的損失；經濟統一的各種立法也還遠遠沒有出籠。同盟內成員國之間利益矛盾重重，分立主義和對自治主權的看重使關税同盟體系的每一點改革和完善都充滿了阻力。

但是不可否認，關税同盟的成立及其他的發展仍對德國的經濟起了積極作用。首先，它在很大範圍內取消了德國境內的關税壁壘，為商業注入了活力。德國曆史上第一次在除奧地利之外3/4的土地上，2300萬人口中實現了進出口税和過境税的統一。1834年1月1日凌晨，長串長串載滿貨物的四輪馬車等待通過邊境線，這一壯觀的景象預示德國內部市場商業流通擴大的開始。

其二，度量衡和貨幣制度的逐漸統一。關税同盟成立後，由於涉及到徵税和同盟內收入再分配等實際問題，需要對各邦不同的貨幣關係進行協商。1838年的德雷斯頓貨幣條約就貨幣兑換率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宣佈在銀本位基礎上確定兩種貨幣流通區域，即北德的塔勒區和南德的古爾登區，塔勒與古爾登的比價為4∶7。在此期間，還出現了紙幣問題。普魯士除控制各邦紙幣的使用外，還加強了普魯士銀行紙幣的流通量。到60年代，普魯士銀行發行的紙幣控制了德國很大一部分貨幣流通，貨幣統一由此在大範圍內形成。關於度量制度，1833年關税同盟國制定了關税重量單位——關税公擔。1關税公擔等於50千克， 並逐漸取代了各邦的重量體制。

其三，交通運輸狀況的改進。由於擔心貿易轉向以及由此帶來的財政損失，同盟各邦都把改善交通視為克服這一危險的好辦法。首先是鐵路，30年代開始受到各邦政府的重視，四、五十年代對鐵路的投資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遞增，50—80年代，鐵路資本佔全部投資的比例從2.8 %增長到7.4%。鐵路長度1850年5856公里，到1870年則達到18,876 公里。（注：R·呂洛普：《19世紀的德國》（R. Rürup, Deutschlandim19. Jahrhundert），哥廷根1984年版，第75頁。）鐵路路線的選擇也明顯受到關税同盟的影響， 鐵路樞紐往往是扼貿易咽喉的城市，如柏林、萊比錫和科隆等，因商業流通的需要將城市和地區連接起來。關税同盟和鐵路建設的同步發展使李斯特在30年代就將它們視為德國現代化的“連體雙胎”。其次是河道運輸。1800年一宗貨物從易北河上的漢堡運往馬格德堡，通行税需付14次；美因河上從班貝格運貨到美因茲付通行税33次。1831年萊茵河沿岸的各邦接受了“美因河—萊茵河船運條例”，宣佈了收税和堆貨權的無效。而關税同盟成立之後，在它的範圍內更是免除了河道通行税，大大保證了貨物運輸的暢通。

其四，關税同盟對德國工業起了刺激和保護作用。雖然採取較低的關税政策，擴大國外產品的進口，使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尖鋭化，導致一些傳統手工工業的破產，但另一方面，因為鼓勵新技術的引進和模仿，進口替代品的生產速度加快，傳統企業結構也被迫進行調整改造。同時，因為關税同盟的建立廢除了貿易壁壘，商品交通費用下降，而它們和國際貿易的聯繫又得到增強，因而使國內商品向國外市場出口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更不用説對一些工業部門如糖、棉毛和鐵製品等，關税同盟還進行了有選擇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恰恰是以往小邦國所做不到的。關税同盟的建立並沒有直接促進工業化的發展，也沒有阻止40年代發生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但它卻在某種程度上保證德國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家的過渡。1844年，庫爾黑森政府就關税同盟對工業的影響做了一個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沒有一個大企業對這個機構的有利後果產生爭議，尤其是博肯海姆的企業對關税同盟充滿了讚美之詞。（注：哈恩：《德國關税同盟史》，第169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關税同盟加強了德國內部的經濟聯繫，不同的經濟區域慢慢地融合成為共同的民族市場，逐漸形成民族經濟。隨着商品貿易的增長，鐵路河道運輸的改進，工業的發展，税率政策的調整以及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簡化了商品交換的方式，同盟各邦之間的經濟聯繫日趨密切，相互依賴性逐步增強。

從各邦商品流通的狀況看，60年代，薩克森王國2/3的穀物來自普魯士，南德諸邦所需的生鐵、石煤等工業原料也主要由普魯士提供。儘管有普魯士和薩克森工業的競爭，但南德的工業品仍因關税同盟擴大了市場，在美因茲以北找到了銷售機會。超越邦界的勞動分工在關税同盟區域內也得到發展，除了重新恢復老的合作關係外，還建立了許多新的合作企業。例如薩克森企業家在巴伐利亞的霍夫地區投資設廠從事紡織業生產，而巴伐利亞的織工同樣也在毗鄰的薩克森染坊中從事勞動，目的都是想利用對方低廉的勞動力獲取高額利潤。邦國之間的這種勞動分工在萊茵—美因地區尤為突出。蒸蒸日上的鐵路建設對資本的需求急劇擴大，而傳統的信貸方式已無法滿足。因此從50年代以來，關税同盟內各邦之間加強了金融的互相滲透。普魯士銀行家梅維森、奧本海姆等先後在鄰國建立新的商業銀行，而1853年成立的達姆斯塔特工商銀行則是由科隆的大資本投資建立的，它為關税同盟區內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保險和抵押行業和金融信貸業一樣，也在邦國間加強流動。

關税同盟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商品、資本和勞動的相互運動。隨着同盟區域的進一步擴大，1836年巴登、拿騷、法蘭克福加入關税同盟，1842年又有不倫瑞克參加。到1851年德國關税同盟已包括454,109 平方公里，2900多萬人口。小德意志經濟區域逐步形成。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民族層次的政治和社會也加快了組合進程。一個民族統一國家的未來前景已經粲然若現。

德意志的民族問題是在普魯士領導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的。但是應該説，這並不是普魯士的預謀。以特賴施克為代表的普魯士歷史學派神話化關税同盟，將它視為普魯士君主和傑出政治家精心鋪墊的“第一塊通往帝國的奠基石”，這種説法有悖於實情。事實是，關税同盟並非普魯士一邦的傑作，而是各邦官員、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動的結果。當然也不能否認，普魯士在德國擁有特殊地位，推動併為關税同盟打下了烙印。在後來的發展中，它逐步擔當起指導德國經濟政策的任務，併成為德國未來政治的領導力量。

德國的經濟發展受阻，普魯士的特殊地位得益於它優越的自然和經濟條件。普魯士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境內的魯爾區、薩爾區和上西里西亞是德國最重要的三大礦區。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也可以使它採取開闢一個大的銷售區域和減少邊境監察開支等辦法，吸引那些沒有能力實行獨立經濟政策的中小邦國向它靠攏。關税同盟建立後，普魯士經濟優勢更為突出，中小邦國對它的經濟依賴也更加強。1857年關税同盟內95%的生鐵來自普魯士，即使是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薩克森也必須向普魯士訂購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農產品和工業製品也在普魯士找到了廣闊市場。僅以黑森地區為例，1852年普魯士吸收黑森—達姆斯塔特皮革的40%，價值100 萬古爾登；煙草43%，價值168萬古爾登；葡萄酒50%，150萬古爾登；土豆和穀物340萬古爾登。向普魯士商品的總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達到1100 萬古爾登。（注：哈恩：《德國關税同盟史》，第170頁。）在分立主義傾向嚴重的南德地區，對普魯士經濟的依賴雖不能直接感覺到，但仍不能低估它們內部工業與普魯士資本的聯繫程度。普魯士活躍的銀行資本以貸款方式不斷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亞滲透，尤其是1866年後，普魯士控制了法蘭克福銀行和證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強了對普魯士資本的依賴。

與普魯士通過關税同盟密切與中小邦國經濟聯繫的努力相反，奧地利與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經濟關係上卻分離得越來越遠。這一現狀是由奧地利保護關税的政策造成的。其原因一是哈布斯堡國家地理環境與德國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絕，自給自足而沒有重要的外貿；二是經濟落後，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語地區，工業品缺少競爭力。所以奧地利沒有參加關税同盟，而是修築一道人為的柵欄，把自己和那些在經濟上越來越依靠一個統一而擴大的經濟區域的中小邦國分隔開來。

普魯士在德國經濟統一問題上的不同態度導致不利於奧地利的結局。1850年關税同盟無論在農業經濟還是在工業生產上都比奧地利佔據優勢。1865年，普奧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在普魯士，1930萬人口中45%生活在農村，而奧地利3750萬人口中卻有70%從事農業勞動。普魯士鐵路長度達11,000公里，而奧地利僅有6600公里。生鐵產量普魯士有85萬噸，奧地利只有46萬噸。普魯士擁有蒸汽機15,000台，80萬馬力，而奧地利卻只擁有3400台，10萬馬力。（注：哈恩：《19世紀經濟融合》，第276頁。）奧地利放棄了德國經濟的領導權，而把關税同盟，進而也是指導德國經濟發展的大權交給普魯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點政治上的幫助，以慰撫它們對普魯士霸權主義的恐懼之外，沒有什麼能夠吸引小邦的了。

伴隨着經濟地位在關税同盟中的確立，普魯士領導德國政治的新形象也開始樹立起來。儘管梅特涅在關税同盟成立之時，因考慮在邦聯政治上與普魯士的合作，避開了對同盟採取打擊措施。但他仍然預感到普魯士的關税同盟對德國邦聯，尤其是奧地利的可怕威脅。關税同盟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打破德國的均勢，確立普魯士在德國事務中的“特殊地位”。（注：T·尼佩代：《德國史：1800—1866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361頁。）國外的輿論也把關税同盟與普魯士的政治力量掛鈎，法國駐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認為關税同盟是宗教改革以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為普魯士在邦聯的巨大體系中獲得了“空前的權力”。（注：H-W·韋勒：《德意志帝國：1871—1918》（H-W.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3年版，第29頁。）

資產階級對普魯士的支持是普魯士政治力量發展的重要支柱。雖然資產階級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南部資產階級反對關税同盟的呼聲很大，但大多數自由派資產階級還是從關税同盟中看到了克服國家分裂的力量，把關税同盟視作政治統一的前提。大資產者，尤其是萊茵的大資產者，從30年代普魯士的經濟活動中看到普魯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魯士註定要承擔起“德國使命”的重任。（注：E ·策希林：《德國統一運動》（E.　 Zechlin,　Die Deutsche Einheitsbewegung），法蘭克福1961年版，第89頁。）1859年成立的“民族協會”以自由貿易為宗旨，明確表示支持普魯士完成德國使命，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德國民族統一的政治問題。

普奧經濟和政治力量發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終於爆發公開衝突。焦點在於關税同盟和關税統一體，但實質問題是德國的政治統一以何種方式解決。1849年10月，奧地利提出中歐關税統一計劃，想以哈布斯堡為核心，建立一個從尼門到博登湖，從尼德蘭到阿德里亞和下多瑙河，人口達7000萬之眾的關税區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併小德意志經濟區域，遏制關税同盟中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樹立奧地利在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領導地位。

在選擇親普還是親奧的問題上，關税同盟各邦陷入矛盾之中。雖然在政治上它們不情願受普魯士的支配，為保護邦國的獨立，更願意藉助奧地利的政治影響與普魯士抗衡。但在經濟上，它們始終無法擺脱對普魯士的依賴。薩克森沒有普魯士只能是一個很小的市場，它依靠轉手貿易，需要享受關税同盟的優惠待遇。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的工商業是通過普魯士控制的萊茵河道與北海相連的，與關税同盟的脱離會帶來貿易上的巨大損失。同盟成員國中那些在其他問題上的相互對立的集團，如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貿易者和關税保護者，手工業者和工業家，農民、小商販和職員，在涉及關税同盟的問題上團結起來，以真正商業政策的利益為共同信念，反對與普魯士在關税政策上的分離。經濟利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邦國的政治行動。

普魯士也充分利用各邦對它經濟依賴的心理，以自由貿易的經濟原則為武器，時時以廢除關税同盟相威協，對其他形式上平等的成員國施加強大的經濟政策壓力， 並根據自己的願望來確定關税税率的高低。 1851年，普魯士以關税政策上的一些優惠條件與漢諾威簽訂商業條約，致使1854年漢諾威和整個税務同盟，包括奧耳登堡在內都參加普魯士領導的關税同盟，從此打開關税同盟與北部的經濟聯繫。1853年關税同盟期滿，但各成員國出於經濟考慮和普魯士的壓力同意續約12年，奧地利的關税統一計劃受挫。1863年普法簽訂商業協約，普魯士在重要的經濟政策戰場上贏得法國支持，而與此同時奧地利與德國各邦進行的第二次關税問題談判卻再度失敗。1866年，普魯士成功地排擠了奧地利，最終確立小德意志的經濟和政治霸權。1867年普魯士建立關税議會，重組關税同盟，削減關税和簡化關税格式，並通過一系列經濟立法，如建立商業法庭，頒佈企業自由條例，取消成立股票交易所的種種限制等辦法改善關税同盟區的經濟環境。普魯士的目標很明確，繼續以經濟為紐帶化解南德與普魯士的政治對立， 以物質統一達到民族統一的遠大目標。1871年，普魯士終於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了德國民族統一的問題，德意志帝國建立。

在邦聯體系之外建立起來的關税同盟，從它成立之時起就表明不純粹是税率政策的問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則更進一步顯示出，它已遠遠超出經濟範疇涉及到民族統一的政治問題。在關税同盟身上，經濟對政治的影響達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於德國國民經濟史學家G ·施穆勒認為，1818年普魯士的商業和關税立法在某種意義上發展成為德意志帝國。（注：阿·邁爾：《關税同盟和俾斯麥的德國政策》（A. Meyer,Der Zollverei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Bismarcks），法蘭克福1986年版，第351頁。）莫茨也堅信，國家在關税和商業政策上的聯合會引導出政治體系的統一，這同樣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注：阿邁爾：《關税同盟和俾斯麥的德國政策》，第351頁。）經濟基礎是政治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關税同盟作為經濟統一的基礎，合乎邏輯地成為德國政治統一的推動力量。

但是，承認經濟因素的主導作用，並不否認政治力量在推動歷史前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關税同盟推動德意志帝國建立的問題上，我們同樣要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在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道路上，並沒有避免戰爭的爆發。因此要充分估計到德意志邦聯的向心力和邦國的分立主義，尤其是南部強烈的“第三德國”的思想。奧地利不會輕易放棄德國政治領導權，在中歐計劃失敗，甚至在被趕出德國之後，奧地利還繼續採取與南德和法國的合作，調整貿易政策以迎合南德的利益，威脅普魯士在關税同盟中的地位。中小邦國特別是南德諸邦也不願一味順從普魯士的政治壓力，為維護它們介乎於普奧之間獨立的政治立場，尋求奧地利的保護以抗衡咄咄逼人的普魯士。1866年南德站在奧地利一邊參戰就表明關税同盟還不足以消弭它們對普魯士霸權的敵對態度。戰後，普魯士在政治上的威脅更加深南德的不安和不信任，它們極力抵制關税議會，使普魯士認識到政治統一隻用經濟手段是行不通的。關税同盟實現經濟一體化，但沒有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參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就不會如此順利。

另外，俾斯麥對關税同盟的靈活利用和掌握也是德國民族統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麥非常重視關税同盟對普魯士的政治價值，也明確表示要通過普魯士領導下的關税同盟建立政治統一的物質基礎的思想。（注：H ·伯姻：《德國通向大國之路》（H.Bhme,DeutschlandsWeg zur Grossmacht），科隆1974年版，第126頁。）但他從來不把關税政策看成是孤立的問題，而是把它置於普魯士全局政治的考慮之中。應該説，單純的關税同盟並沒有決定意義，它只有通過政治家理智而謹慎的判斷，靈活而巧妙的運用才具有政治價值。

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公國達成最初的關税協定。

1831年：黑森—卡塞爾加入。

1834年：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圖林根等邦國加入。

1851年：漢諾威與奧爾登堡加入。

1868年：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Kausenburg與梅克倫堡加入。

1871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予德國。兩地加入同盟。

1888年，漢堡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