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

德意志統一，在政治和行政層面上正式整合為單一國家，發生於1871年1月18日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時值普法戰爭結束且法國戰敗之際，德意志各邦國的皇室在凡爾賽宮聚集一堂，宣佈德意志帝國成立，並加冕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德意志的皇帝。

其實從非官方角度來看，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大多數習德語的邦國就已嘗試聯合，邦聯早已存在。而在逐步合併的過程中，自然出現了各邦在宗教、方言、社會習俗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差異和矛盾，最終走向統一。因此，1871年的儀式僅代表了統一這一漫長進程的尾聲。

在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時期，帝國版圖由超過300個大大小小的獨立邦國組成，帝國整體事務則由邦中最強大的奧地利掌控，奧地利大公弗朗茨兼任帝國皇帝，稱弗朗茨二世。

1805年8月9日，奧地利、英國、俄國、那不勒斯和瑞典結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拿破崙宣戰，最後反法同盟大敗收場。戰敗使奧地利在帝國中威望掃地，伴隨着弗朗茨二世於1806年8月6日退位，各邦宣佈解散，神聖羅馬帝國正式滅亡。

帝國覆滅之前，各邦國之間早就在法律、行政和政治外交方面摩擦不斷了， 但之後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卻刺激了原帝國中的德語民眾，各邦對於同一語言、同一文化、同一法理根基的追求空前高漲。同時，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出現，對歐洲社會政治生態中的王朝和專制體制發起了挑戰，這一思想很好地為統一德意志提供了學術基礎，統一的推動者藉此着重強調了區域內統一傳統、教育和語言的重要性。而在經貿方面，1818年普魯士發起的德意志關税同盟（Zollverein），逐步擴展至德意志邦聯中的其他各邦國，消除了邦間貿易的繁瑣、矛盾和惡性競爭。再加上交通的不斷改善，邦內和邦間的商貿和往來旅行變得愈加便捷，進一步加速了中歐説德語的民眾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儘管有時也會帶來一些摩擦。

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女神，配以邦聯七邦的徽章(1張)

1815年6月18日，拿破崙率法軍在滑鐵盧戰役中慘敗，宣佈退位。路易十八再次復位後，遂於11月20日與第六次反法同盟各方重訂和平條約——1815年之巴黎和約，加上之前維也納會議達成的結果，奧地利鞏固了自己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並確定成為德意志邦聯的主席。然而，無論是和約締結者還是會議多方都沒能考慮到普魯士勢力的發展壯大，更沒有預見到不久之後普魯士會挑戰奧地利的領導地位。普奧兩強都有着統一德意志的雄心，但卻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方案：普魯士提出了小德意志方案，將奧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奧地利提出了大德意志方案，一個包含奧地利的德意志。

談到統一德意志，就不得不提及統一進程的推動者，時任普魯士王國首相的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對於俾斯麥的真正動機，歷史學家一直爭論不休——一部分認為，俾斯麥真的制定有一份宏偉計劃，將1866年誕生的北德意志邦聯擴張至吞併南部的德意志邦國以達成一統；而另一部分則持相反觀點，認為俾斯麥原本並無統一計劃，他純粹只是尋求擴充普魯士王國的勢力範圍。但不管怎麼説，俾斯麥所引領的現實政治，即以國家利益作為內政外交的最高考量，以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實力作為國家強弱的評判尺度，再加上當時的客觀環境（包括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徹底影響了19世紀的普魯士和德意志走向，也恰好順應了民眾在長期遭受丹麥和法國等諸多國家欺凌的情況下，對於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所抱有的期望。

在俾斯麥推動下的德意志統一，主要靠普魯士的三場軍事勝利——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和普法戰爭（1870-1871年間）。勝利帶來了民眾的擁戴和國際上的尊重，加上政治家的高超手法，使各邦國邁向統一變得水到渠成。最終，通過普奧戰爭這樣的直接對話，普魯士成功地排斥奧地利，於1871年建立起了沒有奧地利的，政治行政均獨立統一的德意志。自此，普奧兩強的格局形成了，或者可以説是德奧兩國之間的衝突暫且得到了緩解。

1806年以前，中歐散佈着眾多習德語的邦國，包括300多個政治實體，大多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中，面積大小各異，最小的是荷亨洛赫家族分支領地，約776平方公里，最大則是巴伐利亞王國（75,865平方公里）和普魯士王國（348,779.87平方公里）。各邦的統治形勢也是多種多樣：有些是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形成的帝國自由城市，不屬於任何貴族，其中諸如有強大的奧格斯堡和非常弱小的Weil der Stadt；有些邦為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也各不相同，富有的諸如賴興瑙島，強大的有科隆大主教領地；還有就是王朝貴族領地，如符騰堡。所有這些邦國領土（或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王朝時期的普魯士都曾擁有帝國疆域以外的領土）構成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整個疆域，甚至一度存在1000多個政治實體。

從15世紀開始，選皇帝時，基本都擁立哈布斯堡家族的頭領兼任帝國皇帝，這一傳統很少被打破。而帝國有一套行政和立法機制，負責調解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也會對各邦國之間可能的司法糾紛進行仲裁。帝國還通過設立郡制，允許數個邦協同管控資源，保障區域利益，包括經濟合作和相互的軍事保護。 ^[1] 

1799年至1802年，奧地利、英國和俄國以干涉法國大革命為由，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攻打法國，法軍於1800年先後在馬倫哥戰役和霍亨林登戰役中擊潰奧軍，迫使奧皇弗朗茨二世求和，奧地利遂於1801年2月在呂內維爾與法國單獨議和，簽訂《呂內維爾和約》，反法同盟潰散。和約中規定，神聖羅馬帝國必須割讓萊茵河左岸予法國。而對帝國來説，割除萊茵河左岸意味着許多邦國就此失去領地，圍繞着割讓之後帝國內部如何補償這些邦國，皇帝自然是無權決定，帝國議會的召集又太花時間，故召集各邦代表開會決議。

1801年11月7日，各邦代表大會在雷根斯堡的帝國議會堂召開，除了帝國內的主要邦國之外，法國和俄國也派代表出席。 ^[2] 

一番長期的爭吵之後，1803年2月25日，代表大會方才作出決議，4月28日皇帝對決議予以承認。帝國本想通過這次會議討論因割讓萊茵河左岸導致的邦間領地變更，但實際事態的發展，卻使帝國被基本架空。原先，帝國內擁有300多個邦、數百個騎士領地、數十個教會領地和帝國自由城市。決議等同於將300多個諸侯身份一下子縮至30多個邦，騎士完全沒了領地，教會領地僅剩下美因茨一處，帝國自由城市也只剩下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等區區幾座。奧地利的領地基本沒有什麼擴張，而普魯士，巴登和符騰堡等割讓萊茵河左岸領地的邦國反而得到了面積大得多的領地，因此大批中等規模的邦國出現了。這麼一來，原本由奧地利和普魯士各自帶領其他小邦構成的兩大陣營，變成了中等規模邦國聯合起來對奧普兩國分庭抗禮的局面。最樂見這一局面的，無疑是奧普兩國的仇敵——法國。拿破崙於1806年組建由16個原神聖羅馬帝國的邦國加入的萊茵邦聯。

1805年12月2日，奧地利再次聯合俄國攻打法國，爆發奧斯特里茨戰役，拿破崙的法軍大破奧俄聯軍。12月4日，弗朗茨二世和拿破崙會談，達成停火協議。12月27日，奧地利和法國簽訂《普萊斯堡和約》。奧地利退出反法同盟，弗朗茨二世取消自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封號。至此，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神聖羅馬帝國之歷史也告終結，拿破崙成為歐洲的霸主。 ^[3] 

重組之後的德意志各邦在神聖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由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1814）實際統治，然德意志國家主義卻開始逐漸風行，社會上出現了將“德意志”看作獨一國家的思潮。德意志哲學家與國家主義之父的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在他的著作《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中這樣説道：“相比國家內部的區域劃分，國與國之間最初的，真正的天然邊界更加毋庸置疑。人民共用的同一種語言，早過任何人類藝術，猶如一條與生俱來的無形紐帶，自然而然地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相互理解，愈加的親密無間。他們是一體，且本就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4] 

正如費希特描述的那樣，共同的語言是一個國家形成的前提。

但是，同處19世紀的德意志歷史學家們也注意到了，讓數百個邦國走到一起的不僅僅是同語這一個因素。中歐德意志各邦長期處於法國的統治下，各邦達成了共識，即共同趕走法國入侵者並奪回本就屬於自己的土地。

1806年，普魯士聯合俄國、薩克森王國、英國、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國發起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日普魯士對法宣戰。14日僅一天，拿破崙的法軍閃電般地擊潰普軍，迅速佔領普魯士，於10月25日拿下了普魯士首都柏林。法軍趁勝追擊俄軍，迫使俄皇求和，於1807年7月簽訂《提爾希特和約》。至此，法蘭西帝國達到了頂峯，加上之前已經臣服了的奧地利，整個中歐和東歐的反法勢力盡除。隨後，拿破崙針對反法同盟中剩下的英國，實施大陸封鎖政策，封鎖歐陸和海外各處港口，嚴禁英國船隻靠港通商，然而葡萄牙卻堅持對英貿易，遂於1808爆發半島戰爭，法軍佔領西班牙之後進抵葡萄牙，攻打駐守在那裏的英葡聯軍。

戰爭一直持續到1814年。簽訂了《提爾希特和約》的俄國一度支持法國實行大陸封鎖政策。但此後幾年間，法俄兩國在奧斯曼、波蘭和中歐地區的爭奪日趨激烈，再者俄國放棄“大陸封鎖”的舉動，激怒了拿破崙，遂在中歐拉攏普奧兩國貢獻兵力，於1812年6月24日進攻俄國，爆發法俄戰爭，法軍最終戰敗，年底經中歐撤回法國。 ^[2] 

數年間法國的窮兵黷武攪得中歐各邦永無寧日；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幾乎毀掉了整個中歐的經濟；僅法俄戰爭就致12.5萬德意志士兵喪生。這一切，使許多德意志人，對法國統治者的幻想徹底破滅。許多德意志民眾紛紛展望一片不受法國影響的中歐，學生自發組建起的國民軍或自衞隊開始加速脱離法國的進程。

法俄戰爭中受挫的法國放鬆了對德意志各邦王室的控制。

1813年拿破崙採取軍事行動，試圖重新拉回各邦。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薩克森及萊茵邦聯的某些邦國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對抗法軍。拿破崙率軍40萬與反法同盟軍作戰，不料各附庸小邦國趁機起來反抗法國，拿破崙陷入困境。

1813年10月拿破崙的20萬法軍在薩克森遇上了30萬反法同盟軍，激戰超過三晝夜，史稱萊比錫會戰，成為19世紀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會戰以反法同盟軍的決定性勝利結束，自此法國失去了對萊茵河以東領土的控制。反法同盟軍趁勝越過萊茵河繼續追擊法軍，拿破崙的法軍和政府土崩瓦解。

1814年3月反法同盟軍進入巴黎，拿破崙被迫退位，並於1814年5月3日下午6時半乘坐英國船隻被押送至意大利的厄爾巴島。 ^[2] 

1815年拿破崙離開厄爾巴島返回巴黎，於3月2日經政變奪權成功，重新上台，史稱“百日王朝”。這個消息傳到維也納後，引起維也納會議與會國家的震驚和不安。由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撒丁及被英俄普奧四國所控制的荷蘭、比利時、德意志一些小國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威靈頓公爵指揮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元帥指揮的普軍於1815年6月18日在滑鐵盧戰役中重創法軍。 ^[5]  其中布呂歇爾率領的普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6月16日，布呂歇爾的部隊在比利時的裏格尼與法軍交戰，普軍大敗，損失超過2萬。危急關頭，副將格奈瑟瑙暫時代理負傷送去救治的布呂歇爾指揮全軍，不和法軍在此耗下去，趕緊向瓦弗（比利時城市，在滑鐵盧附近）撤退，保存力量，然後再重新集結。

兩天後，拿破崙與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戰場對決。就在雙方殺得昏天黑地之時，休整完畢的布呂歇爾的普軍及時趕到，與英荷聯軍一同大破法國近衞軍，接着普軍在追擊中一連七次擊敗法軍，法軍徹底被摧毀。拿破崙迫於國內壓力，再次退位，宣告拿破崙時代結束。 ^[2] 

拿破崙時代落幕之後，維也納體系在各方勢力基於力量平衡的原則下，建立起一個全新的歐洲政治外交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首次就勢力範圍作了劃分，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多個包括意大利和德國等新生國家的形成。

其中，領土已擴張的普魯士和1803年誕生的38個其它附屬邦國，一起被併入奧地利帝國的勢力範圍。各方商議後決定建立起一個鬆散的邦聯體，稱為德意志邦聯（1815-1866），由奧地利擔任首領，並在法蘭克福設立“邦聯議會”（各邦首腦參加的議會）。自神聖羅馬帝國中期開始，奧地利大公（皇帝）兼任帝國皇帝，故推舉奧地利皇帝兼任邦聯元首。

這樣一來，矛盾出現了。邦聯依然交由奧地利主宰，卻全然沒考慮到18世紀即已嶄露頭角的普魯士的利益。18世紀初，勃蘭登堡的選帝侯自封普魯士國王，從那時起，普魯士通過戰爭和繼承的方式，不斷穩步地提升影響力。隨後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王）參戰的七年戰爭期間，普魯士的表現尤為顯眼。當奧地利的國母瑪麗婭·特蕾莎試圖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重振哈布斯堡王朝的威嚴之時，腓特烈大帝於1785年組建諸侯會盟，利用會盟聯合抵制奧地利取得成功。

由此，奧地利和普魯士從誕生之日起就成了帝國中對抗的兩極。雙方的抗衡又一次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即便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終結之後，普奧兩國的競爭依然持續。

儘管邦聯議會在名義上被稱為議會，與會者僅限於主要邦的領導人，並非投票選出，故代表的利益集團十分有限。許多邦都沒有憲法，即便是在有憲法的邦國，如巴登公國，只有男性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擁有參選權。此外，權力劃分中沒有照顧到普魯士。雖然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的耶拿戰役中遭到法軍全殲，但1815年滑鐵盧戰役中普軍的大勝，證明了普魯士已迅速恢復了軍事實力。很明顯，普魯士領導人非常期望能夠在邦聯中扮演重要角色。

經歷了拿破崙時代，以及德意志各邦的鬆散無力之後，國家主義開始興起。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在對抗拿破崙時期得到的經驗中探尋國家和民族的根源。

1815年誕生了學生組織Burschenschaft，主張自由主義改革和德意志統一，示威遊行不斷出現，包括1817年10月在瓦爾特堡舉行的示威活動。德意志的演説家們也紛紛發表演説，宣揚德意志統一的重要性。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作戰期間，德意志各邦曾經有過承諾，希望能一同以人民主權思想代替君主和議會制，建立新型國家。然而，一旦重獲和平，曾經作出的承諾全被忘卻，沒有一項得到落實。

而學生組織的舉動日益激進。

1819年3月，一名持極端統一思想的學生暗殺了德意志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這些引起了保守派領袖，如克萊門斯·梅特涅的極大關注，保守派勢力開始擔心國家主義的抬頭。同年9月20日，保守派領袖們召開會議平決議並頒佈了卡爾斯巴德法令，維也納體系的核心人物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巧妙地利用了保守派對暗殺事件的憤怒情緒，使保守勢力一致同意進一步控制報刊，並對包括學生組織Burschenschaft在內的自由派和國家主義運動嚴格限制。結果，法令迫使Burschenschaft結社走入地下，有關國家主義的書籍和刊物的出版遭到限制，同時限制大學教授有關鼓勵學生討論國家主義的學術演説。但事後證明，這些反動措施都是徒勞的，奧地利被徹底的排除在德意志的統一之外。

除了同文以及國家主義的推波助瀾之外，另一個對德意志統一起到關鍵作用的，是德意志關税同盟（Zollverein），它推動了德意志在經濟方面的統一。

關税同盟的設想一經提出，1818年在普魯士和霍亨索倫家族領地之間率先實現了關税同盟，稱普魯士關税同盟。30多年後，其他德意志邦國紛紛加入同盟。關税同盟有助於消除各邦存在的貿易保護壁壘，尤其改善了原材料和加工成品的交通運輸網絡，使物資得以快捷地在邦間邊境暢行無阻，進而大幅降低成本。這一點對於坐落在萊茵河，薩爾河以及魯爾河谷附近的新興工業中心來説，至關重要。 ^[6] 

19世紀初，德意志境內的道路狀況非常糟糕。Heerstrasse邦的道路因多用於通行軍隊，路面泥濘不堪，無論是海外旅行者還是當地人，都對此怨聲載道。隨後的拿破崙戰爭，使德意志各邦領地成了東西戰爭的十字路口，儘管如此，道路狀況竟然得到了改善。普魯士境內的硬地公路從1816年的3,800公里提升至1852年的16,600公里。道路的四通八達使得人們可以多地往來，火車、旅店、餐館，有時甚至是巴登巴登的休閒宮，都成了他們邂逅的場所。

水路運輸也得到了改善，拿破崙發佈政令，清除了萊茵河河道上的障礙物，但船隻若要逆流向上，必須靠人畜在岸上牽引。截至1846年，共有180艘船隻穿梭於德國的河流網絡中。

到了1920年代，蒸汽船代替了人力和畜力。

相比公路水路狀況的改善，鐵路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德意志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形象地將鐵路和關税同盟比作一對雙胞胎，藉此強調兩者緊密的關聯。德意志帝國的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鐵路最先標誌了國家邁向統一的步伐。德國小説家維廉·拉貝更是寫道：“德意志帝國是在第一條鐵路建成時誕生的”。儘管如此，並非所有人都歡迎這種鋼鐵怪物。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就覺得，讓他從柏林到波茨坦的行程節省數小時的火車，對他來説沒有多大意義。而保守派人物梅特涅更是徹底拒絕乘坐火車。此外，還有着不少人將鐵路視作“惡魔”，其中就有Nikolaus Lenau在他1838年的詩作中，對鐵路破壞了森林原有的寂靜而扼腕嘆息。 ^[7] 

由於地理上尚不存在中央（國家首都），鐵路的鋪設不呈放射狀，而是均勻的網狀模式，鐵路連接區域內城鎮和市場，再從邊緣朝各個方向通向區域外的鐵路。隨着鐵路網的擴張，運輸物資也越發廉價：在1840年，運送1噸物資每公里要價18芬尼，而到了1870年就只需要5芬尼了。鐵路帶來的效應可謂立竿見影，例如原材料可以由鐵路直接往返魯爾河谷上下游，無需中途卸上卸下。鐵路帶動了商品的需求，通過在沿線設立商鋪，激發途經地區的經濟活力。

1840年的內陸貨運量方面，水路是鐵路的三倍多；而在1870年情況徹底逆轉，鐵路承擔了於水路四倍多的貨運量。與此同時，鐵路也改變了城市風貌，人們的旅行方式，甚至影響到了社會秩序。雖然在1890年代之前仍有一些偏遠省份尚未連入鐵路系統，但到了世紀中葉，確切地説是到了1865年，絕大多數的人口聚居地，製造業和生產中心都已連入鐵路網絡。

伴隨着交通的便捷，各地的德意志人開始發覺，他們不僅語言相同，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面也都是統一的。

因編寫大型德文詞典《The Grimm》而聞名的格林兄弟，從德意志各地鄉間巷裏收集研究民間故事——即享譽全球的《格林童話》。

Karl Baedeker編寫了關於中歐各地城鎮和區域的旅行指南，包括旅行中可供之居所，可看之景勝，同時還簡短介紹各地城堡，戰場，著名的建築物和名人。他的指南中甚至還標明瞭間距，哪些路必須避開，以及徒步旅行的最佳路徑等。

自由主義詩人奧古斯特·海因裏希·霍夫曼·馮·法勒斯雷本在他的詩詞中不僅表明了德意志人民語言上的統一，更傳達了德意志在地理位置方面也是統一的觀點。他用詩句呼喚德意志的主權統一，其詩句成就了德國國歌《德意志之歌》。 ^[8] 

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奧地利和普魯士開始大肆打壓自由主義運動，革命前的這一段時間被稱為“三月前夕”。期間，整個歐洲掀起一波自由主義浪潮；自由主義者的改革倡議包括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多項議題。絕大多數歐洲自由主義者在這一期間試圖由民族自決原則尋求國家統一，希望促進社會制度步入資本主義，同時要求擴大參選權。

保守派勢力頻繁採取措施予以阻止，統一的呼聲還是遍佈德意志各邦。1832年5月，超過3萬人在漢巴赫舉行集會。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羣眾以農村鄉鎮搞集市的形式，呼籲博愛，自由和國家統一。集會者於上午在漢巴赫鎮集合後出發，徒步前往附近山上的漢巴赫城堡遺址，於中午抵達。抵達後，演説家登台演説。演講的整體內容與1930年代的國家主義和法國“七月革命”的目標有根本不同：德意志國家主義提出對國民的教育,已經完成；相比法國“七月革命”在各階級之間築起壁壘，集會者訴求的是國家主義的温和處理，不要造成階級間的衝突。 ^[9] 

梅特涅針對漢巴赫集會，再次以集會為藉口，推動保守勢力頒佈更嚴厲的法案。1832年6月28日頒佈的“六項條款”，強調君主政體的正當性。7月5日，法蘭克福的邦聯議會通過了另外10項條款，重申將繼續正在執行的審查制度，限制政治團體並嚴控公開活動。成員邦同意在政府遭遇社會動盪之威脅時可以藉助軍隊鎮壓。

其他若干因素使德意志國家主義的興起變得複雜化。人為因素包括德意志邦聯成員國之間特別是奧地利與普魯士之間的政治對立，還有商貿利益與地主利益之間發生的社會經濟層面的競爭。自然因素則包括1830至40年代席捲歐洲的兩次旱災，導致40年代的大饑荒。工業化和製造業轉化後，由於尋找酬勞更豐厚的工作，不少人離開鄉村和小鎮。他們一週都在城市工作，而每週只花1天半的時間回到鄉鎮。

普通民眾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紊亂，經濟在轉型期中遇到的種種難題，以及遇上的氣象災難都加重了中歐面臨的難題。1840年代中期，中歐大面積出現馬鈴薯晚疫病，再加上連年的惡劣氣候，導致糧食收成鋭減，大多數政府在應對饑荒方面的無能，迫使許多人認為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和掌權者根本不關心他們的死活。當權者注意到的卻是勞動階層中的動盪和知識界人士的不滿。因此，當權者首先想到的，便是動用審查、罰款、監禁和流放來鎮壓批評聲浪。 ^[10] 

1817年瓦爾特堡集會和1832年漢巴赫集會都缺乏清晰可行的統一路線圖。在漢巴赫集會上，許多演講者拋出的都是一個個迥然不同的方針。他們只因都宣揚統一而走到一起，但演説從頭到尾不包括任何具體的行動方案，剩下的就只是一種理想，即當人們都達到適當的教育程度的時候，人們自行會促成國家統一。那些會上的豪邁演講，招展的旗幟，熱情洋溢的學生和聚會午餐的人羣形同一盤散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邦聯議會對於集會的倡議，始終無動於衷。到了1848年，國家主義者開始尋求解決這個問題。

1848至1849年爆發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的目標是統一，和一部德意志憲法。革命勢力向各邦政府，特別是萊茵蘭地區施加壓力，要求舉行一次立法議會起草憲法。然而，在憲法內容方面，革命勢力內部發生了分化。其中，許多左翼革命派希望憲法能賦予普選權，建立一個永久的國會和一個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領導的統一的德意志（考慮到各邦中屬普魯士國土面積最大，實力也最強）。與之相對的是，革命派中的中間派和右翼只希望在各邦內部擴大參選權，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再實現鬆散的統一。最終在壓力之下，出現了各種基於不同標準的選舉，比如普魯士的三級選舉權。

1849年3月27日，法蘭克福邦聯議會通過聖保羅教堂憲法，於同年4月將皇位授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但遭到了威廉四世的回絕。拒絕的原因有多種，表面上，他回覆議會説沒有各邦國王的同意，他無法接受皇位。其實私底下是擔憂會遭到其他邦的反對，擔心此舉會招致奧地利和俄國的軍事幹預。儘管革命派提出的對選擇權的要求，在過去一經提出，之後有關主權的議題和參政就都會被擱置，但出乎意料的是，法蘭克福邦聯議會還是起草了一份憲法。法蘭克福邦聯議會一定意義上是失敗了，它被迫作出了妥協，起草了憲法；另一方面，革命派雖然逼得一紙憲法，但真正尋求的統一卻還是沒能達成。不過，不能説革命派沒有任何收穫，他們在許多憲法事宜方面與德意志各諸侯進行了合作，促成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關於法蘭克福邦聯議會的成與敗，歷史學家曾經爭論了數十年，而關於它對德意志建國的貢獻，從不同歷史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詮釋。有一種觀點於一戰結束的1918年出現，並在二戰結束後受到普遍關注，這種觀點認為，自由派（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在法蘭克福邦聯議會上的失利，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對保守派，尤其是保守的普魯士地主貴族們作出的讓步，最終使德國在20世紀走上了一條與傳統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這一觀點主張，統一沒能在1848年促成，而是延遲到1871年才實現，這就延緩了積極正面的國家觀的發展形成。希特勒一貫呼籲德國民眾為了偉大的國家犧牲一切。然而，希特勒政權並沒有幫助塑造德國人的國家觀，他只是在變賣社會上正在盛行的，民眾內在固有的一種文化價值觀。此外，該觀點也堅持，1848年的“失利”暴露出當時德意志中產階級中依然存在着對成為貴族的潛在渴望，由此也就註定了德國中產階級沒能形成實現現代化的自發意識。

然而，最近的學術研究卻反對以上觀點。研究指出，相比德國，其它國家歷史上遇到的謂“截然不同的道路”絕對不會少。持新觀點的歷史學家指出，自由派政治家在1848年其實並不算讓步，而是獲得了具體的成就。他們提出的許多思想和方案被成功納入到了日後俾斯麥的社會方案中（例如，社會保險制度、教育制度和更大範圍的選舉權）。此外，新觀點認為，所謂“截然不同的道路”，其實是由於一些其他國家（如英國）先入為主的思想造成的。新觀點進一步對“英國模式”這一稱謂發起了挑戰。在對英國和其它“正常”國家（例如法國和美國）發展模式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便在這些國家之間，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也不是對等的，也並沒有比德國早上多少年，它們的發展大體都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截至1890年代末，這一新觀點被普遍接受。儘管如此，一些歷史學家仍然覺得有關“異路”的分析能有助於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1848年刻畫的德意志女神，日耳曼尼婭(1張)

法蘭克福邦聯議會解散之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拉多維茨將軍的影響下，支持通過與各邦諸侯簽訂自由協定，建立起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德意志聯盟，稱Erfurt聯盟，並在普魯士領導下差不多完全去除奧地利在各邦中的影響力。然好景不長，奧地利和俄國（俄國是1815年歐洲勢力範圍協定的擔保人）隨即在摩拉維亞小鎮奧爾米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聯手對普魯士施加外交壓力，普魯士被迫放棄組建聯盟。1850年11月，普魯士承認恢復德意志邦聯，同意繼續由奧地利領導，史稱《奧爾米茨條約》。

Erfurt聯盟和奧爾米茨條約，事件看似短暫又微不足道，其實對德意志各邦的影響是深刻的。自此，各邦接下來面對的問題已不再是是否統一，而變成了何時統一。一名前法蘭克福議會成員Johann Gustav Droysen就概括了問題所在：“很明顯，德意志問題，實際就是在普奧之間二者選一。兩者各自站在了積極和消極兩個極端，普魯士注重整個國家的利益，政策和體制富有改革力度；而奧地利看重的卻是王室利益，政策和體制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毋庸置疑。此時的德意志問題，早已不是什麼憲法的問題了，而是權力與實力的問題了，哪一方實力佔優，就能贏得這場較量。現在較量表現出的是，普魯士君主開始代表整個德意志人民，而與此相比，奧地利卻做不到。”

這些條件下的統一帶來了一個外交問題。可能形成的德意志統一（包括同時在進行的意大利統一）將要挑戰1815年達成的勢力平衡。統一一旦達成，將徹底推翻由英、法、俄、奧四國劃分和確保的勢力版圖。 在該版圖中，四國共同瓜分了各地區：法國的勢力範圍包括伊比利亞半島，並與奧地利共同影響意大利各邦；俄國人拿下中歐東部，並與奧地利一同支配巴爾幹；奧地利控制着原神聖羅馬帝國的絕大部分中歐領土；而英國則擁有歐陸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海洋。

勢力範圍體系的建立，前提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保持分裂，而不是它們的整合。隨着德意志團聚於一面旗幟之下，免不了產生一系列疑問：何謂德意志人？德意志在哪裏？德意志由誰管理？更重要的問題是，到底誰能最好地保衞“德意志”。面對這些疑問，多方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小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各邦將在普魯士領導下實現統一；而在大德意志方案中，奧地利將統領各邦實施統一。普奧兩種方案的對立，延續了兩國自普魯士王國1701年誕生之日起長期的政治和外交較量，並在之後的20年中釀成最終普奧的軍事對決。

就在倡導國家主義的人們對德意志統一抱以很高期望之時，革命者加入了統一進程中。意大利統一運動領導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5年4月10日寄給德意志革命家Karl Blind的信中寫道：“人道方面的進步似乎裹足不前了，您和您的上司會知道這是為什麼的。原因就在於世界缺少這麼一個具有真正領導力的國家。而真正的領導力，當然不是去統治其他民族，而是應該教導人民，使他們具備責任感，自覺地去消除國家民族之間因狹隘的利己主義而構築起的壁壘，從而使相互達成手足般的友誼。” 加里波第希望統一後的德意志能夠具備這樣的領導力，“我們希望能有個國家勇敢地站出來，像中世紀的騎士那般，力挽狂瀾，扶弱濟貧，號召各國一同救助深陷貧困或戰火，飽受外國勢力欺凌，渴望過上安定美好生活的百姓大眾”。 ^[11] 

185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出現中風，導致身體部分癱瘓，無法繼續料理國事。1858年10月由其弟威廉親王（即日後的德皇威廉一世）攝政；由老毛奇出任總參謀部參謀長；馮·隆擔任戰爭部大臣。馮·隆和威廉共同重組普魯士軍隊，而毛奇則對普魯士的國防戰略進行了重新設計，使作戰指揮體系更趨合理。軍隊改革還一度造成普魯士國內的一場憲法危機，問題就在於國會和國王（通過戰爭部大臣）都想控制劃撥給軍隊的預算。威廉親王於1862年正式登基稱王，是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之後，威廉任命奧托·馮·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支持戰爭部大臣馮·隆，一同解決了這場憲法危機。

1854-55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和1859年爆發的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攪亂了英、法、奧、俄四大國這間的關係，一片混亂過後，毛奇對作戰思想的重新設計，馮·隆和威廉對軍隊的重組，以及俾斯麥的外交手腕，三者合力影響了歐洲力量平衡的重新架構，並以軍事實力和現實政治主義理念為後盾，籍由一系列對外勝利，迅速使普魯士成為領導整個德意志的力量。

1862年9月30日在普魯士下議院的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剛就任首相一職不久的俾斯麥作了他聞名遐邇的“血與鐵”演説，其中對現實政治的本質作出了他的闡述：“不要指望用演説和決議解決當前所面對的難題，我們在1848和49年就犯了大錯，能夠解決問題的應該是鐵和血”。俾斯麥所説的“鐵和血”，普遍被認為是德國日後訴諸武力的證據，其實這是對俾斯麥話中內容的誤解和引用不當。首先，他演講中所説的“不要指望用演説和決議解決當前所面對的難題”，經常被理解為俾斯麥“拋棄政治外交手段”，其實俾斯麥本人從沒主張過“拋棄”。其次，俾斯麥強調“鐵和血”並不是暗示普魯士軍隊的無敵軍事實力，實際上是指落實於行動的能力以及兩大指標：“鐵”是指德意志各邦的鋼鐵（和相關武器裝備的）生產能力；而“血”是指在必要時使用它們（鋼鐵和武器）的決心和意志。

對鐵和血的需求迅速顯現了出來。在俾斯麥演講的1862年，藉由泛日耳曼主義的和平精神建立德意志國家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已經從1848年表現出的自由和民主特質，逐漸適應了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主義。崇尚現實主義的俾斯麥不僅知道統一國家可以帶來的益處，也預想到了統一之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可能會遇到的障礙。同時他也深知霍亨索倫王朝對國家的重要性，這一點被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是俾斯麥對1871年帝國成立作出的主要貢獻之一。由於德意志各邦之間均簽署了相互協防的合約協定，使得普魯士不敢發起單邊行動。按照俾斯麥所期望的，要讓德意志各邦團結起來對一個單一敵人宣戰，那麼就必須挑逗他的那些外交對手們，引誘其先對德意志其中的一個邦國開戰。歷史學家曾經就俾斯麥在引發普法戰爭時扮演的角色進行過長期的討論。傳統觀點主要受19世紀和20世紀初親向普魯士的歷史學家的影響，堅持認定俾斯麥是德意志統一幕後唯一的策劃者。1945年後的歷史學家們則更多地注意到，俾斯麥在操縱誘發戰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投機性。但無論如何，俾斯麥既不是惡徒，也絕非聖人；不得不承認的是，他通過自己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不僅得到了威廉的垂青，更是將1866至70年間的事態成功地一步步操控手中。

德意志的統一按時間順序可分為三部曲：首先，沒有子嗣的丹麥國王弗雷德裏克七世病故，緊接着1864年爆發普丹戰爭；接着，意大利統一運動提供了出兵的藉口，1866年普意聯手攻打奧地利，史稱普奧戰爭；最後，西班牙欲引入德意志的霍亨索倫家族，封為西班牙國王。此舉致使法國為擺脱被霍亨索倫勢力的包圍，遂向普魯士宣戰，於1870-71年爆發普法戰爭。普魯士贏下了所有三場戰爭，意味着1815年和約簽字方中已無任何一方支持奧地利在中歐的利益，整個德意志只接受普魯士的君主統治。自此，奧地利不再也無力干預德意志事務。

三部曲的首個機會來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1863年11月15日，克里斯蒂安九世成為丹麥國王，兼任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公國的公爵。3天后的11月18日，丹麥國王簽署十一月憲法，宣佈石勒蘇益格併入丹麥。德意志邦聯視此為違反了1852年《倫敦議定書》中所強調的對丹麥不得合併此兩處獨立公國的規定。此外，兩公國的人口也有不屬於丹麥的特質：荷爾斯泰因的大部分人口為德裔並在日常生活中説德語；而石勒蘇益格的人口則更加複雜，有很可觀的一部分丹麥裔少數民族。德意志邦聯曾作過多次外交努力以促使丹麥廢棄十一月憲法，但均告失敗，遂於1864年2月1日普奧聯軍越境進入石勒蘇益格，與丹麥交戰。起初，丹麥試圖倚仗在維京時代修築起的地面防禦工事，但事後證明這些工事毫無作用。丹麥完全抵抗不了普奧聯軍，同時又指望不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任何支援（由於此次丹麥屬明顯違反國際條約）。普魯士在此戰和兩年後的普奧戰爭中全軍配備了史上首款旋轉後拉式手動槍機的來福槍。這款來福槍使得普魯士士兵可以在卧倒匍匐時射擊和填裝子彈，且一次就能填裝五發，與普軍相比，丹麥士兵使用的依然是老式火槍，填裝子彈時人必須站立起來，豎直槍管後子彈由槍口塞入，且只能填一發打一槍。普丹戰爭最終以普奧聯軍的勝利而告終，於1864年10月30日簽署的維也納和約中，將石勒蘇益格交由普魯士管轄，由奧地利管轄荷爾斯泰因。

1866年，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的策應下，俾斯麥製造外交局勢，聲稱夾在石勒蘇益格與普魯士之間的荷爾斯泰因理應歸屬普魯士，激怒奧地利先行向普魯士宣戰。1866年4月，普魯士派代表前往佛羅倫薩，與意大利達成密約——雙方將相互策應，協同攻打奧地利。翌日，普魯士駐法蘭克福代表向議會提交一份計劃，呼籲通過直選和普選組建一個全國議會和一部全國憲法。不少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對此項計劃的正當性持懷疑態度，認為此計劃純粹就是為了提升普魯士的實力。

站隊：1866年4月21日，新組建起的意大利軍隊進犯奧地利的蒂羅爾和威內託邊境。消息傳至維也納，使得法蘭克福那邊僵持着的有關全國憲法的爭吵暫且擱置。儘管呼籲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靜，但意普奧三方都在籌備接下來的武裝衝突。5月1日，威廉一世授予毛奇全權指揮軍隊，第二天施行全國總動員。

邦聯議會中，中等面積的邦國反對出兵參與衝突，如符騰堡、巴登、黑森、薩克森-魏瑪、薩克森-邁寧根、薩克森-科堡和拿騷公國。俾斯麥為尋求這些邦支持普魯士，向它們作出了一系列頗具誘惑力的承諾，但卻遭致各邦政府的回絕。這樣一來，普魯士只爭取到梅克倫堡-什未林大公國和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國（兩者毗鄰勃蘭登堡，軍事與政治實力非常弱），還有國外的意大利。

而與此同時，社會和政治界中開始出現了反對普魯士強權手段的聲音。反對方遍及德意志各邦的城市委員會、支持統一的自由派議員、以及那些看重統一能帶來豐厚利益的大小商會，它們反對普奧之間發生戰事：雙方的任何衝突不會帶來利益，只會讓各邦王室漁翁得利。民意觀點也趨向於反對由普魯士主導的體制。萊茵河沿岸信奉天主教的民眾，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科隆等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魯爾河谷地帶的居民，仍繼續支持奧地利。到1866年春末，絕大多數重要邦國都開始反對普魯士以武力重組邦聯的努力。普魯士內閣始終認為只有靠以軍事為首的硬實力才能使德意志統一。而與此相反的是，法蘭克福議會中的自由派卻篤信統一仍可由各方坐下來商議來實現。

奧地利遭到孤立：雖然不少德意志邦國最初偏向奧地利，但在面對普軍時它們卻都採取守勢，沒能對普軍作多少有效抵抗。實際援助奧地利的只有薩克森。法國曾對奧地利承諾會適時給予某種形式的幫助，但事實上，法國的幫助不僅太晚，且力度也非常有限。使局勢對奧地利更為不利的，是奧南部邊境上意大利的進犯，奧地利不得不抽調兵力趕往威內託至亞得里亞海，與意大利爆發第三次意大利獨立戰爭。在普魯士方面，通過克尼格雷茨戰役，普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要阻止俄國介入衝突去支援奧地利，能否快速停戰就顯得非常關鍵。普魯士通過戰爭，相繼吞併了漢諾威、黑森-卡塞爾市、拿騷公國和法蘭克福。黑森大公國失去了部分領地，但尚未喪失主權。美因河以南的巴登、符騰堡各自與普魯士簽訂條約，支付賠款，同時被納入普魯士的勢力範圍。普魯士將勢力範圍組建北德意志邦聯，並將奧地利及其盟邦排除在外。

從此，奧地利再也無法繼續影響德意志諸邦，轉而將注意力投向巴爾幹。1867年，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與匈牙利達成一致，給予匈牙利王室同等地位與一定自治權之後，建立起共主邦聯形式的奧匈帝國。1866年8月23日，奧地利與普魯士簽訂《布拉格條約》，象徵普奧戰爭結束。條約中對奧地利算是給予寬大處理，奧地利也大幅度調整其與新生的意大利之間的關係。雖然奧軍在戰場上大勝意軍，但基於普意戰前達成的承諾，條約規定奧地利將威內託割讓予意大利。實際操作中，奧地利先將威內託讓給法國，然後由法國轉交給意大利。法國對奧地利的遭遇表示同情，加上普魯士全盤否認戰前作出的承諾（1865年9月在比亞里茨的一次會議上，俾斯麥曾經向拿破崙三世明言，法國若能在普奧戰爭期間保持中立，那作為回報，普魯士會默許法國吞併普法兩國之間比利時和盧森堡的部分領土），導致了對普魯士的反感態度在法國蔓延。

奧地利戰敗後，北德意志邦聯擁有自己的憲法、國旗和政府行政機構。普魯士通過軍事打擊制服了奧地利，儘管如此，雖説這樣一來奧地利對諸邦的影響是去除了，但同時也無可挽回地造成了泛德意志統一勢力的分裂。大多數德意志邦國對普魯士的強權政治開始持反感態度。

截至1870年，歐洲政界普遍從普奧戰爭中得出了三點教訓：首先，舊有的聯盟和1815年劃分的勢力範圍很脆弱，一個強大的邦國憑藉自身的軍事實力就能發起挑戰；其次，通過巧妙地運用外交手段，製造出使對方倍感不利的氛圍，引誘對方率先宣戰，然後便以外部侵略的受害者身份，謀求聯盟其他諸邦的幫助，合力對付對手；最後，普魯士的軍事實力已經遠超奧地利，各邦普遍承認只有普魯士才能保護它們免受外部勢力的干涉或威脅。在1866年，絕大部分的中等規模邦國都還抵制普魯士；可到了1870年，這些邦國不是被強迫，就是被哄騙着加入普魯士主導的協防聯盟。一旦歐洲外部勢力對聯盟中某邦宣戰，所有其他成員都將協助組織防禦。經這一手對歐洲事務的巧妙操縱之後，俾斯麥製造出了對法國十分不利的局面，接下來法國成了德意志眼中的侵略者，而普魯士儼然扮演德意志權利與自由的捍衞者角色。 ^[7] 

1815年誕生的維也納體系，普奧戰爭率先往維也納體系上劃了一道裂縫，而接下來的裂痕出現在西班牙。1868年，西班牙爆發革命推翻了女王伊莎貝拉二世，她被迫逃往巴黎，西班牙王位出現真空。西班牙人希望能由信奉天主教的王室繼承王位，遂提名了三位歐洲王子，但均被拿破崙三世（作為區域內權力的經紀人）否決。最終決定將王位授予霍亨索倫-士瓦本系錫格馬林根分支的利奧波德，他是霍亨索倫家族中信奉天主教一脈的後裔。

接下來的數週內，西班牙的此次王位授予引起了歐洲的廣泛討論。俾斯麥鼓勵利奧波德接受該王位。若是成功落户西班牙，意味的將是西普在法國兩側同時擁戴霍亨索倫稱王，這無疑是俾斯麥最希望看到的情況，但對拿破崙三世來説卻是無法接受的。法國外長寫了封明確的最後通牒給作為霍亨索倫家族首領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文中陳述，任何霍亨索倫王子均不得繼任西班牙王位，若有染指，法國政府必將作出迴應。隨後，利奧波德選擇放棄。可法國駐柏林大使Benedetti仍不肯罷休。他跑去面見正在療養地埃姆斯温泉休假的普魯士國王威廉，當面要求威廉發佈一項聲明，聲明普王不會贊同霍亨索倫繼承西班牙王位。威廉拒絕作出此類聲明，兩人不歡而散之後威廉命秘書Abeken迅速通過加急電報告知柏林的俾斯麥。威廉賦予俾斯麥向外發佈電文內容的權力。俾斯麥對電文作了修改，刪去了威廉和解口氣的詞句，再着重強調事件的真相。電文於當日晚發佈給報社和使領館，整個電文給人的印象就是法使提出的要求太過分，而普王也回覆得很粗魯。這正是俾斯麥精心設計的目的，既讓法國人看後覺得普王羞辱了法國大使，又得使德意志人認為法使在侮辱普王，此即著名的埃姆斯密電。

“Benedetti在我散步時突然截住了我，還糾纏不休地要求我允許他立即發出‘聲稱若霍亨索倫再度成為王位候選的話，我將永不再支持’的電報。我略為嚴厲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因為這種承諾本身就是錯誤的，我以前沒有過，今後也不可能作出這樣的承諾。當然我跟他説的，是我沒有收到任何相關消息，而相比我，他能從巴黎和馬德里那兒更好地瞭解情況。他必須得明白我國政府確實與此事無關。

陛下有鑑於以上所提要求，決定今後將不再接見Benedetti，轉由副官告訴他，他從巴黎那邊獲悉的消息，陛下這裏均已（從利奧波德那裏）得到消息確認，因此與大使沒什麼好談的了。

陛下的意思是，您有權將Benedetti提出的要求並遭拒絕之事，用您覺得合適的方式，公佈給我們的大使和報社。”

“霍亨索倫王子棄權的消息，早已由西班牙皇家政府告知了法蘭西帝國政府。但法國大使仍然來到埃姆斯，向陛下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要陛下准許他向巴黎發送‘若霍亨索倫再次成為候選的話，普魯士國王將永遠不再贊成’的電報。陛下因此不再接見該大使，並已由當日副官通知該大使，陛下不會再見他了。”

這一公告由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翻譯成了法文，翻譯中將大使的“要求”改成了“詢問”。對“副官”的翻譯也有問題，在德意志副官官階很高，但在法文中“副官”是指一種無任何官銜的文職人員。意思也就變成了“普王拿無官銜的低等人員打發法國大使”。這一版本立即於第二天，也就是登上了法國各大報刊，在法國大使還沒來得及彙報實際情況之前，這份經修改又遭不當翻譯的公告躍然紙上地惹毛了法國人，讓他們相信是普魯士國王羞辱了他們的大使。尚未從薩多瓦戰役的失利中擺脱出來的法國公眾，紛紛呼籲對普魯士發動戰爭。

普奧戰爭前後，拿破崙三世曾以調停人身份參加和談，雖嘗試過向普奧兩邊撈取領土酬勞，卻最終一無所獲。隨後他希望奧地利能發動戰爭復仇。但是，1866年《布拉格條約》的簽訂將所有德意志軍事力量統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説，如果法國動武的話，德意志必將合力打擊法國。面對擁有所有德意志邦國援助的普魯士，法國打擊普魯士就等同於同整個德意志作戰，且自己又是孤立無援。馮·隆對軍隊的重組以及毛奇設計的作戰戰略在普法戰爭中發揮出了巨大作用。普軍的機動速度令法軍目瞪口呆，普軍承襲了70多年前拿破崙一世的那套戰略，集中力量突破局部幾個點，這種能力壓倒了法軍。普軍在移動部隊時還利用了境內鋪設的鐵路網，部隊獲得充足的時間加以休整備戰，反觀法軍，依然是靠徒步行軍，往返奔走於各個戰場。普軍在拿下數場戰役之後，擊潰了法軍主力，先推進至梅斯，之後攻下法國首都巴黎。1870年9月1日，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在色當被俘，法軍部隊也被圍，士兵全數成了戰俘。

法蘭西帝國皇帝恥辱般地被俘，法軍全軍覆滅，消息傳到了巴黎，一片混亂；反對拿破崙的勢力趁機推翻了政府，宣佈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最高司令部希望巴黎主動請求和談，不料新成立的共和國政府拒絕投降。普軍隨即對巴黎實施包圍並持續炮擊城內，直到1871年1月中旬才解除包圍，此時的巴黎已到了再也經不起轟炸的極限。1月18日，德意志諸邦王室和高級軍事將領聚集在凡爾賽宮鏡廳，擁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德意志皇帝。隨後的5月10日，法國與德國簽訂《法蘭克福條約》，條約規定法國向德國歸還説德語的地區（洛林中説德語的部分區域，以及整個阿爾薩斯）；法國須支付一筆鉅額賠款，以人口多少計算，總額相當於1807年拿破崙一世榨取普魯士的那筆賠款數額；法國必須接受德國對巴黎和法國北方大部的管理權，而撤軍則是看法國分期支付賠款的落實情況，落實多少數額的賠款就撤走多少人數的兵。 ^[12] 

普法戰爭的勝利帶來國家主義。在1860年代前半段，奧地利與普魯士都互不相讓，全力爭奪整個德意志的代言權；兩者都堅稱自己能在國內外保護德意志的利益。在石勒蘇益格-菏爾斯泰因問題上，普奧兩國也都是全力爭取，平分秋色。1866年戰勝奧地利之後，普魯士得以至少在國內行使其權力代言德意志各邦並保護各邦利益；反觀奧地利，則是將其注意力轉至巴爾幹半島的所有權爭奪。1871年擊敗法國，確定了普魯士在德意志邦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隨着威廉一世被擁立為德意志皇帝，普魯士掌控了整個帝國的領導權。南部諸邦應1871年5月10日簽訂之《法蘭克福條約》，官方名義正式併入統一的德意志帝國，至此普法戰爭宣告結束。德意志從一個鬆散的邦聯體變成一個聯邦制國家，功臣不僅僅有俾斯麥。統一之所以成功，還要歸功於神聖羅馬帝國治下時的法理合作，再加上經濟方面關税同盟的存在和實施。此外，自由派領導的1848年革命，馮·隆對軍隊的重組以及毛奇發揮出的戰略智慧等，這些都對德意志的政治統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儘管經常被視作是君主聯合，但德意志帝國，嚴格地説，已經發展成聯邦制。

1866年頒行的北德意志邦聯憲法演變成為1871年發佈的德意志帝國憲法。以這部憲法來看，新的德意志具備了一些民主特徵：最明顯的是帝國議會賦予年滿25歲的所有公民直接和平等的選舉權利。此外，選舉普遍沒有出現什麼舞弊欺詐現象，使全國議會的聲譽大大提高。儘管如此，立法議案能否通過還需得到由各邦代表組成的聯邦會議的同意，而這個聯邦會議又恰恰被普魯士牢牢地控制和影響。這樣一來，普魯士實際是對帝國議會和聯邦會議都能施加影響。普魯士國王以皇帝身份握有執行權，有權任命聯邦的宰相，而宰相只對皇帝負責，並完全為皇帝自行作出的決定服務。按官方定義，宰相的職能類似一人內閣，負責管理國家的所有事務；而在實際操作時，下派數名國務卿作為非官方性質的各部大臣，分管財政、國防、外交等各領域。除了1872至73年以及1892至94年這兩段時期以外，帝國宰相一直身兼普魯士王國首相之職。帝國議會有權通過、修訂或是否決法案，但無權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權力留給帝國宰相）。對於普魯士以外的其他邦，大體允許保留軍隊，但較小邦的軍隊必須交由普魯士控制，而那些較大的邦雖説能夠保留自己的軍隊，但也須遵照普魯士的軍事準則進行大幅改革，以求在戰時能立即被聯邦政府徵用。

社會分析

“特殊道路”（Sonderweg）假説，將德國在20世紀遭遇的困境歸因於帝國形成期間政治、法理和經濟基礎的薄弱。普魯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貴族，依然在統一的國家中保有實質的政治地位。他們力量的存在使得中產階級、佃農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兩次試圖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敗。一次對大資產階級在帝國建設中的作用之研究，駁斥了先前認為的容克地主主導了政治和經濟的看法。這一新的學術思想表明，漢薩同盟市商人階級的商貿往來和政府領導的工業大力發展，才是對第二帝國的進步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還有來自不同機構的研究也同樣對威廉的德意志帝國有了全新的看法。雖然容克貴族們確實控制了官場，但與“特殊道路”假説的觀點所不同的是，他們並不主宰社會、政治或經濟領域。與東部的容克勢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資產階級（包括銀行家、商人、實業家和企業家），以及由公務員、教師、教授、醫生、律師和科學家等形成的愈加壯大的職業大軍。因此，“特殊道路”假説雖仍有助於解釋國家社會主義的形成，但假説也早已無法主宰對19世紀中歐的研究。學者們轉而開始研究，從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會主義風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進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會政體中去，俾斯麥到底是如何做到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