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

1870年12月10日，北德意志聯邦議院將聯邦重命名為“德意志帝國”（德語：Deutsches Kaiserreich）。德意志帝國，亦稱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國（德語：Kaiserreich），或直接稱德國，其正式國號為德意志國（德語：Deutsches Reich），這也成為了後來魏瑪共和國和納粹德國的正式國號。

1415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敕封霍亨索倫-法蘭克尼亞系的腓特烈六世為勃蘭登堡選帝侯，史稱選帝侯腓特烈一世。1510年，霍亨索倫-安斯巴赫藩侯支系的阿爾布雷希特當選為條頓騎士團第37任大團長。1525年，他向波蘭立陶宛聯邦國王齊格蒙特一世宣誓效忠，並宣佈條頓騎士團國世俗化，更名為普魯士公國。1594年，其孫女嫁給霍亨索倫家族-勃蘭登堡選帝侯主系之子約翰·西吉斯蒙德。約翰·西吉斯蒙德於1598年任勃蘭登堡選帝侯。1618年普魯士公爵去世，因無男嗣，遂將領地給予女婿，兩國合併改稱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1701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換取勃蘭登堡-普魯士公爵腓特烈三世對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支持，將普魯士公國升格為普魯士王國，後者遂史稱勃蘭登堡-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勃蘭登堡-普魯士王國也簡稱為普魯士王國。

1806年，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勒令神聖羅馬帝國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解散神羅帝國，神羅帝國就此滅亡，後者遂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戰役戰敗，法蘭西第一帝國終結，拿破崙戰爭就此結束。同年，由於維也納會議其它參與國的反對，奧地利未能恢復神聖羅馬帝國，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以奧地利為主席國的德意志邦聯。然而，新生的德意志邦聯組織鬆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權，特別是在拿破崙戰爭中地位和實力得到大幅提升的普魯士開始與奧地利爭奪德意志地區的主導權。

1834年，以普魯士為首的38個德意志邦聯成員組成德意志關税同盟，正式與奧地利領導的德意志邦聯分庭抗禮。1864年，普魯士在普丹戰爭中戰勝丹麥，丹麥被迫割讓石勒蘇益格地區給普魯士。1866年，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戰勝奧地利，奧地利被迫放棄德意志地區的主導權，並解散了德意志邦聯。1867年，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志邦聯建立。

1870年，法蘭西第二帝國與普魯士王國爆發普法戰爭。次年1月18日，普魯士在戰爭中大獲全勝，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皇帝，帝國誕生，並順勢兼併了北德意志邦聯和南德諸邦。

德意志帝國此時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普魯士王國在新帝國中佔據主導地位。它的領土佔了整個帝國的五分之三，人口則佔了三分之二。霍亨索倫王朝世襲傳下的皇冠繼續成為帝國的皇冠。

德意志帝國短暫的歷史當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宰相俾斯麥時期（1871-1890）。第一任宰相奧托·馮·俾斯麥生於1815年4月1日，卒於1898年7月30日，人稱“鐵血宰相”。1862年普魯士憲法危機時被任命為普魯士首相，並於任職期間領導併發起了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因此帝國成立後他的影響力甚至要超越皇帝威廉一世，直至他於1890年被威廉二世解職。他成為首任帝國宰相後的主要政策有以下幾個：

首先是文化鬥爭。是指俾斯麥在1870年代打壓天主教教徒的行動。早在1870年，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頒佈《教宗無誤論》，由於帝國天主教徒當中存有不同意見，使國家首次捲入教會事務。天主教徒於1870年12月創立中央黨，宗旨是保護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麥認為它是保護帝國的敵人，黨對教宗的支持使人們認為該黨效忠於教宗而非國家。中央黨在1871年大選獲得63個席位，僅次於民族自由黨。此外，俾斯麥認為中央黨會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和奧地利形成一股反帝國勢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蘭克福議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奧戰爭中支持奧地利。因此，俾斯麥發動一場“文化鬥爭”，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國的影響力。

文化鬥爭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間進行，俾斯麥透過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會的影響力。首先在1871年7月，俾斯麥廢除了普魯士的文化部天主教處。1872年3月頒佈“學校監督法”，規定國家代替教會對學校的監督。1873年又通過一系列法案，統稱為“五月法案”。主要措施控制神職人員的培訓、任命和教會教育，禁止耶穌會在帝國展開活動，拒絕服從這些法案的神職人員會被罷黜或拘捕。1874年規定教會不能控制婚禮，婚姻事務由國家處理，人民須向相關部門登記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糧倉法”，凡拒籤聲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動的教士將不會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貼。最後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務社團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仕團活動，並關閉所有修道院。許多抵制文化鬥爭的神職人員遭監禁或驅逐出境。然而文化鬥爭不但未能達致預期目的，反而使中央黨勢力越來越大，天主教徒充滿凝聚力，得到選民的支持。1874年大選中，中央黨在帝國議會席位上升一倍。由於這樣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麥害怕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結盟，以及教宗庇護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奧十三世表示願意和解，迫使俾斯麥放棄與天主教徒的敵視，漸漸廢除相關法令，並改為與中央黨合作，文化鬥爭終告失敗。

其次，德意志帝國建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勢力日漸增強，雖然它的人數尚少，可是俾斯麥越來越視它為心腹大患，認為社會民主黨是帝國的敵人。社會民主黨人批評帝國的內外政策，為廣大的工人們爭取較好的生活，因此漸漸成為帝國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之一。1878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遭到刺殺攻擊，事件中無人受傷，俾斯麥以此為藉口向帝國議會提出一項《社會黨人法》。不久威廉一世再次遭到暗殺，傷勢嚴重。10月國會通過社會黨人法。社會黨人法又稱反社會主義非常法，內容是禁止社會主義者的一切集會、組織、結社以及各種報刊，也不得接受任何募款捐助，不過國會拒絕立法禁止社會民主黨參選國會議員，使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仍有一定影響力。社會黨人法每三年重新通過一次，直至1890年俾斯麥下台。

俾斯麥這政策的結果與文化鬥爭一樣，法案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助長社會民主黨的勢力。1870年代的經濟蕭條，使帝國貧富懸殊惡化，不僅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關注，同樣喚起許多帝國社會不同成員的關注，社會民主黨勢力越來越大，俾斯麥為了壓制這些勞工階級的政治活動，便透過各種福利措施收買他們。因此在反社會主義的同時，俾斯麥實際上推行一些保障市民權益的社會主義法，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1884年的《意外災難保險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殘廢保險法》。縱使這些法案使帝國成為世界首個具備完善社會保障的國家，但成效甚低，無法彌補俾斯麥與工人之間的裂痕。1890年，帝國國會拒絕通過社會黨人法，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麥的首相職務，俾斯麥下台，反社會主義結束。

俾斯麥知道帝國剛剛建國，位於歐洲中央，四面均是強敵，加上帝國的建立改變了歐洲勢力均衡的狀況，使列強感到不安。因此，他任內採用大陸政策，宣稱德國是“滿足的帝國”，以安撫列強。他煽動英、俄兩國互相對抗、與奧結盟、阻止俄國擴張和孤立法國，目的是鞏固德意志帝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

1873年，德、俄、奧結成三皇同盟，是一個很模糊的軍事盟約，三國之間存在利益矛盾，所以三皇同盟並不是一個穩定的同盟。俾斯麥原以為法國需要一段很長時間，才能在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中恢復元氣，可是1873年提前付清了50億法郎賠款，迫使德軍撤出法國。俾斯麥不願意法國重新強大起來，在1874年藉口法國圖謀報復，在邊境集結軍隊，引發戰爭危機。俾斯麥相信三皇同盟剛剛建立，俄國不會反對德國對法國的行動，但俄國不希望德國過分強大，而法國又是一個能有效牽制德國的國家，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批評俾斯麥的行動，表示俄國不會視而不見，俾斯麥只好放棄行動。

1878年，俾斯麥主持召開柏林會議，它對德國而言不僅是一個修訂聖斯特法諾條約的會議，而是一個顯示德國實力的會議。會議中，德國極力討好英國和奧國，而俄國原有的利益在會議幾乎完全失去，使德俄關係惡化，三皇同盟已名存實亡。

1879年10月，德奧結成同盟，條約規定締約國一方受到俄國攻擊，另一方應加入戰爭；意大利因為與法國爭奪突尼斯而在1882年加入該盟約，組成三國同盟。1879年德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限制俄國糧食入口，到了八十年代，德俄關係基本上無法維持，這時法國主動出擊，1887年提出法俄結盟，1888年提供5億法朗幫助俄國解決財政困難，1889年又提供19億給俄國。俾斯麥為了維持德俄關係，在1887年簽定再保險條約，規約締約國一方受攻擊時，另一方須保持中立。然而在1890年，威廉二世拒絕與俄國續約，俄國轉為加入英法陣營。

俾斯麥宣稱德國是一個“滿足的帝國”，因此早年並沒有向外建立殖民地，以免與其它列強發生摩擦，所以德國的殖民事業起步較晚。1882年12月6日才在法蘭克福成立“德意志殖民事業協會”（Deutscher Kolonialverein），1884年在柏林成立“德意志移民團體”（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這兩個組織在1887年合併。1884年德國還在納米比亞、多哥和喀麥隆建立了殖民地，1890年又在坦噶尼喀建立了殖民地。

德意志帝國的第二個時期是德皇威廉二世（1890-1918）時期。德皇威廉二世生於1859年1月27日，卒於1941年6月4日。1888年3月，德皇威廉一世去世，由兒子腓特烈三世繼位，可是他因咽喉癌於同年6月去世，只擔任99日皇帝后便由29歲的兒子威廉二世繼位，因此1888年又被稱為“三皇年”（Dreikaiserjahr）。

威廉二世此時年紀輕輕，個性傲慢且專橫。他無法接受被宰相俾斯麥控制，希望能親自參與政事。因此雖然威廉二世在未當皇帝前，曾很仰慕俾斯麥，但在登基之後，他卻與宰相俾斯麥常常意見相左。

1889年5月，魯爾工業區的罷工事件發生後，威廉二世要求帝國議會制定完善的勞動保障法案，與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背道而馳。1890年，由於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勢力急升，俾斯麥要求改更憲法，卻與德皇威廉二世意見不合。最終，在1890年3月18日，俾斯麥向威廉二世請辭，俾斯麥時代就此結束。

第二任宰相列奧·馮·卡普里維伯爵此後繼任（1890年3月20日-1894年10月26日）。他採用温和手段，推展德國與歐洲各國簽訂貿易條約，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降低德國進口關税。他的做法使工人生活水平得以改善，麪包價格下降，但引起利益受損的大地主的強烈抗議。1892年，因教育法案未獲得通過，卡普里維伯爵的地位受到嚴重損害，失去支持的他在1894年10月20日被迫辭職。

第三任宰相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此後繼任（1894年10月29日-1900年10月17日）。在職期間，他竭力防止或彌補德皇威廉二世狂熱的宗教情緒造成不必要的損失。1900年，81歲的他因年事已高宣告退休。

第四任宰相伯恩哈德·馮·比洛伯爵此後繼任（1900年10月17日-1909年7月14日）。比洛伯爵竭力與帝國會議內各黨派的領導人建立友好關係，以便使他們批准自己所提交的議案，但他所取得的成效卻很有限。他重現實施的農業保護政策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是外交政策所產生的高額費用，特別是因殖民擴張迫使他提高國內的税率，他的税收議案遭到國會議員的強烈反對。雖然如此，比洛伯爵因與德皇威廉二世的親密關係，仍然穩坐宰相之位。

但在1908年出訪英國期間，德皇在接受《每日電訊》一位英國記者採訪時，自認是英國朋友的威廉二世聲稱，他對英國的虔誠與大多數德國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於工作疏忽，比洛伯爵未能阻止該文的發表。此文一經見報，新聞界和國會頓時譁然，羣情激奮。甚至連保守派都強烈要求皇帝退位。比洛伯爵於是引咎自責，但他在國會中關於這件事的發言，觸怒了德皇，此後德皇對他就不如以前那麼友好了。對於此事件的漠然也使他失去了公眾的支持。不得不於1909年辭職。

第五任宰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此後繼任（1909年7月14日-1917年7月13日）。他富有和平理想，對外主張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對內則力爭維持社會現狀。他反對就德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做任何形式的改變，但這些都失敗而回。1917年7月，因在與協約國進行和平談判上與國會發生分歧而被迫下台。

第六任宰相喬治·米夏埃利斯此後繼任（1917年7月14日-1917年11月1日）。在任期間庸碌無為，最後失去議會的支持，併為軍方唾棄，被迫辭職。

第七任宰相喬治·馮·赫特林此後繼任（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儘管他是巴伐利亞議會最大的政黨領袖，然而他並不具備影響導，同第六任宰相米夏埃利斯一樣只不過是一位傀儡。1918年末，德國已經瀕臨崩潰，他無法處理危機，於是被迫辭職。

第八任宰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此後繼任（1918年10月3日-1918年11月9日）。由於德國戰敗在即，德皇與容克貴族們希望利用巴登親王温和派的名望，特別是反對無限制潛艇戰一事通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與協約國進行停戰協商。

他很快意識到對現行政治體制已不能僅僅侷限於表面文章式的小修小補，必須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並隨即着手進行改革工作。10月下旬，他撤銷了總參謀部重量級人物魯登道夫的職務，削弱了總參謀部的實力。但這些改革既沒有滿足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要求又遭到皇帝為首的右派抵制，使巴登親王對改革的前景產生了懷疑，他變得優柔寡斷，對兩邊支支吾吾，不能應對。最後巴登親王決定請社會民主黨領袖菲利浦·謝德曼參與內閣，然而此時已經為時已晚。11月，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11月9日，帝國滅亡。

威廉二世宣稱，德國要尋找“太陽下的位置”。就如第五任宰相霍爾維格所説的那樣，“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於藍色的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

威廉二世希望建立一個殖民帝國。由於俾斯麥時期並沒有積極向外擴張其殖民地，因此德國的海外殖民地已大大落後於其它列強，威廉二世掌政時便加快殖民步伐，為了能夠介入外國殖民地事務，於19世紀末積極擴軍，尤其是海軍。這一主張與其它列強發生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尤其是與傳統海軍強國英國的關係得到急劇惡化。

1890年7月，英德簽定黑爾戈蘭－桑給巴爾條約，德國承認桑給巴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則把黑爾戈蘭島讓給德國，解決了英德殖民地之爭的問題，暫時改善了兩國關係。這一條約俄國靠向了法國，因為英俄兩國在遠東的殖民地競爭非常激烈，兩國在1892年訂立了法俄同盟，使俾斯麥早前孤立法國的努力毀於一旦。

1895年，英國進攻德蘭士瓦，威廉二世作出抗議，最後英國行動失敗，威廉二世祝賀德蘭士瓦，結果英國派艦艇到北海和英吉利海峽示威。

1897年，德國佔領中國山東半島。

1898年英德簽定秘密協定，瓜分葡屬非洲，以防德國干預即將進行的第二次波耳戰爭，而德國亦答應不再支持波耳人。

1899年，德國乘美西戰爭的機會，出資購買關島、加羅林羣島和帕勞。然而當時德國的殖民地面積遠遠不及英法兩國，而且多是資源貧乏的土地，威廉二世不甘這些收穫，便與英法兩國直接競爭。德國決定建造一支僅次於英國的艦隊，這引起英國的強烈不滿，因為這威脅了英國的海上霸權。

1902年6月，德、奧、意延長了三國同盟，然而數個月後意大利私自與法國達成秘密協議，意大利承認在法國在摩洛哥的利益，三國同盟變得不可靠。

1903年，德國得到巴格達鐵路建築權後，推出一項橫跨歐亞的鐵路計劃，連接柏林和巴格達，中途經君士坦丁堡，以把德國勢力滲入奧斯曼帝國。英國提出要德國把連接波斯灣沿岸鐵路最後一段建築權讓給英國，但德國拒絕。於是英印總督在英軍艦隊護航下，在波斯灣進行一次示威性航行，使英德關係越來越緊張。

1905年，德國在摩洛哥與法國發生爭執，引發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威廉二世出訪摩洛哥並表示會保護摩洛哥的獨立及其領土的完整。

1906年，德法兩國在西班牙阿爾赫西拉斯召開會議，商討解決摩洛哥問題，最後雙方同意摩洛哥港口警察由法國和西班牙警察擔任，德國在會議中被孤立。

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發生，德國派出艦艇開進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德國的存心挑釁引致英國介入，最後德法兩國簽署《摩洛哥－剛果條約》，德國獲得部分剛果領土，與德屬喀麥隆東南土地連接，並承認法國為摩洛哥的保護國。縱使危機解決，使德法關係惡化是無可挽回的事實。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德國向奧國表示無條件支持，結果俄國向奧國宣戰，德國向俄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

1890年代，德國出現了沙文主義團體，其中勢力中最大的是泛德意志協會，宣揚日耳曼種族優越論，提出奪取英、法等國殖民地，再吞併歐美小國，以建立世界性的大日耳曼帝國。1887年，國會通過了軍事法案，同意增加軍費。

1898年德國海軍聯盟成立，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被任命為國家海軍部秘書長，他倡議建造大型艦隊，並通過了第一個海軍擴建法案，在1904年前建造19艘戰艦、8艘裝甲艦和42艘巡洋艦。1900年通過第二個海軍法案，建造更多的船艦，並使德國海軍實力僅次於英國。德國擴建海軍引起了英國關注，兩國展開了軍備競賽。1906年英國第一艘無畏艦下水後，使德國大為緊張，因為當時基爾運河和威廉港的設備並不足以建造和容納此龐然大物。

1891年，德軍總參謀長施裏芬開始調整對俄法的作戰計劃，以速戰速決為原則，先在六星期內擊敗法國，然後目標轉向動員速度較慢的俄國，並在4個月內將其擊敗。此計劃最終在1905年完成，即“施裏芬計劃”。為了準備戰爭，德國軍費開支不斷增加，1879年只有4.28億馬克，到1913年已超過20億馬克，軍隊人數從1874年的40萬增加至戰前的75萬，390艘船艦，海員達8萬人。

1914年，德國作為同盟國成員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經濟自此陷入蕭條，戰事的拖延以及不斷攀高的死傷人數使得德國民眾的厭戰情緒不斷高漲。1915年起，德國國內開始出現糧食暴動，1917年還出現大規模罷工行動，第五任宰相霍爾維格政府隨後被第六任宰相米夏埃利斯政府取代，然而此時的帝國宰相職位已被以軍事首長興登堡及埃裏希·魯登道夫領導的德國容克貴族架空。同年，德意志帝國黨成立，一心一意支持軍方領導政府。

然而，隨着保加利亞、奧匈帝國等同盟國成員的先後投降，容克貴族決定組建第八任宰相巴登親王的文人政府。此舉做法目的是為了利用巴登親王温和派的名望，特別是反對無限制潛艇戰一事通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與協約國進行停戰協商。同時，為了防止國內動盪不安擴大。新政府開始進行憲政改革，包括各部門向國會負責、文人控制軍隊、廢制普魯士三級選舉等。可是，此時德國統治集團仍想孤注一擲的進行戰爭。

1918年，10月25日，德國海軍司令部下令基爾港的德國遠洋艦隊出海同英軍作戰，若失敗就“光榮地沉沒”。基爾港水兵拒絕執行這項自殺性指令。結果，水兵的抵制雖然迫使德國海軍當局收回命令，但水兵們卻遭到迫害，被逮捕了幾百人。

11月3日，水兵走上基爾街頭遊行示威，抗議海軍當局，要求釋放被捕者。遊行示威隨後發展為武裝起義，水兵們解除了軍官的武裝，迅速佔領了戰略要地，控制了全城。工人也舉行武裝起義響應，並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至4日晚，基爾及附近郊區均為起義者佔領。5日，基爾全城總罷工支持水兵起義。基爾港水兵起義成為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的信號，革命在全國迅速蔓延。到11月8日止，幾乎所有的德國大城市中都發生了武裝起義，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

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國滅亡。11月10日，人民代表委員會接管政府事務。11月11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

德意志帝國(2張)

在德國統一之前，德意志地區分成39個獨立的州國。這些邦國包括王國、大公國、公國、親王國、自由漢薩城市和帝國直轄領。普魯士是眾多構成帝國的州國中面積最大的，領土佔整個帝國的六成。新的德意志帝國包括25個國家（含三個漢薩城市）和一個直轄領地。它實現了“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奧地利），而非“大德意志方案”（將包括奧地利）。德意志帝國雖然時常有君主聯盟支撐，但它嚴格來説是一個國家的聯盟。 ^[27] 

表格參考資料： ^[12] 

依據1871年4月16日所頒佈的由普魯士王國憲法為基礎所修改的帝國憲法，帝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由22個州、3個自由市和1個直轄區組成。各州把軍事、外交、海關、刑事等權力交給帝國政府，只保留教育、衞生和地方行政等權力，同時保留自己的君主政府和議會。

但同時，帝國也是一個二元君主制國家。憲法規定普魯士王國的國王就是帝國的皇帝，普魯士王國的首相就是帝國的宰相。帝國皇帝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能任免帝國各級官吏，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帝國宰相則由帝國皇帝任免，且僅向帝國皇帝負責。

帝國的立法機構是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聯邦議會由各州君主任命代表而組成，主席由宰相擔任，設58席，普魯士佔17席、巴伐利亞佔6席、薩克森佔4席、符騰堡佔4席，只需14票便可否決憲法修正議案，因此普魯士在聯邦議會有很大影響力。

帝國議會的議員則通過秘密選舉產生，選民為帝國居民中年滿25歲的成年男性公民，設382名國會議員，1873年起增至397名。帝國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決議須得聯邦議會同意後來能生效，以限制帝國議會的權力，因此實際功能並不大。

在國內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的壓力下，威廉二世於1888年放棄了俾斯麥關於德國只需保持少量海軍的明智而穩妥的政策，將海軍視為其世界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決定建造一支僅次於英國的艦隊。1897年，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被任命為國家海軍部秘書長，1898年起開始擔任帝國海軍部長，同年德國海軍聯盟成立。蒂爾皮茨倡議建造大型艦隊，1898年3月28日以《第9號海軍備忘錄》為指導思想的第一個海軍建設法案通過了國會的批准。該法案規定德國將在1904年4月之前建造19艘戰列艦、8艘裝甲艦、12艘重型巡洋艦、30艘輕型巡洋艦和63艘驅逐艦。1900年1月，蒂爾皮茨向德國國會提出了第二個海軍建設法案。德國海軍的規模到1917年應翻一番，達到38艘戰列艦、20艘重型巡洋艦和38艘輕型巡洋艦、以及100艘魚雷艇，實力僅次於英國。 ^[25] 

德國擴建海軍引起了英國關注，兩國展開了軍備競賽。1906年英國第一艘無畏艦下水後，使德國大為緊張。於是1906年和1908年德國通過了第三和第四個海軍法案。1912年4月，為確保艦隊始終處於全面戒備狀態，德國再次頒佈海軍法案，預計增加到41艘戰列艦、20艘裝甲巡洋艦、40艘輕巡洋艦、140艘驅逐艦和72艘潛艇。這隻艦隊構成了一戰中德國海軍主力。 ^[25] 

在蒂爾皮茨的主持下，德國建設了一支強大的公海艦隊，包括16艘無敵戰列艦，6艘準無敵戰列艦。5艘戰鬥巡洋艦，11艘輕巡洋艦和61艘驅逐艦，總噸位660000英噸，僅次於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海軍強國，這對於保衞德國海外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線起過一定作用。 ^[25] 

為了準備戰爭，德國軍費開支不斷增加，1879年只有4.28億馬克，到1913年已超過20億馬克，軍隊人數從1874年的40萬增加至戰前的75萬，390艘船艦，海員達8萬人。1914年春，德國的常備軍已有87萬，陸軍配備了大量新式重炮一一七十七毫米速射野炮，並有稠密的鐵路網供軍隊運輸，而且德國還增設了飛艇部隊，有飛艇50只。 ^[26]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軍事體制基本沿用普魯士時期的軍事體制。 ^[5]  到了一戰後期，戰爭的延長使最高統帥部成為德國實際的軍事決裁者。1916年8月從東線調來的興登堡—魯登道夫班子迫使皇帝解除法金漢的總參謀長職務，由興登堡任總參謀長，魯登道夫為第一軍需總監。他們不但掌握軍事指揮權，實際上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決策權。皇帝完全退居幕後。 ^[2] 

在整個19世紀中，德國的人口一直在迅速增長。19世紀初的人口爆炸，導致的是“赤貧”現象的產生；而威廉帝國時期的人口爆炸則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大量移民美洲的現象也趨於減退。19世紀最後30年，德意志帝國人口增加了900多萬，從1871年的4100萬增加到世紀末的5000餘萬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13年，更是猛增到6700萬人。 ^[4] 

從1683年起，就有德國人移民北美大陸的記載。19世紀是德國人移民美洲的高峯期，僅從1821年至1903年的80多年間就有500多萬德國人移民北美，其中1871年至1890年間，有近200萬德國人移民到國外，移民潮最洶湧的1881年和1882年，有約20萬德國人出走他鄉。移民的主要來源是南德，如施瓦本、普法爾茨等地。德國人移民北美的數量之大，使德國後裔成為美國社會中最大的少數民族。但是自1893年起，德國人移民北美的數量開始鋭減，1895年，移民人數驟然降至37498人，從此德國人移民北美的數量再也沒有越過這個數目。 ^[4]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深厚的基礎，德國工業化的過程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並在工業化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點。與大農業聯繫在一起的普魯士領導層現在也基本上作為東部、南部和西部之間、農業區和工業區之間的“團結”民族主義的代表，執行一種新的重商主義。農業的現代化促進了土地高度集中，使農業耕作技術、農業合理管理以及農業機械化得以廣泛實施，直接推動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加速了農業經營中工業化的進程。 ^[2] 

1870年至1880年這十年是德國農田耕作史上的一個新開端：1878年農業有效使用面積達到最大限度，同時廢除了休閒，過渡到特別集約的耕作；1867年至1881年間德國養羊業結束；棉花代替亞麻；煤油、瓦斯、電氣代替植物燈油；製成人造黃油。德國農業生產的項目日益集中到穀物和蔬菜方面。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税以抵抗大量穀物從東歐和美國湧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税。由於集約化、日益增長的關税保護和國家援助，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農業得到了蓬勃發展。一方面表現在地租和土地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更主要表現在整體農業生產增加到3至3.5倍，每個勞動力的產量增加到2至2.5倍，而人口增長到2.3倍。農業經濟的這種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但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德國從一個糧食輸出國變成一個糧食輸入國，德國的農業失去了在整個經濟中的優先地位。1893年成立的“農場主同盟”是容克農場主的組織，他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要求國家不斷給予“救濟”和“補貼”。 ^[2] 

在德國經濟中，最重要的發展當數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1875年石煤產量為3744萬噸，褐煤產量為1039萬噸，到1890年石煤增至7024萬噸，褐煤增至1905萬噸，幾乎成直線上升，遠超法國，穩居歐洲第二位。煤和鐵的結合產生了歐洲最強大的鋼鐵工業。兼併阿爾薩斯、洛林帶給德國採礦業的變化是巨大的。洛林褐鐵礦藴藏量估計為7億噸，而帝國其他地方的總藴藏量不過3億噸。法國人沒有太重視洛林褐鐵礦石的價值，德國人卻早有認識。當1879年德國人使用英國人發明的可從褐鐵礦中將磷脱去的托馬斯凍煉法後，德國的制鐵鍊鋼業有一個新的飛躍。1875年生鐵產量為203萬噸，到1900年已達850萬噸，而到1914年德國生鐵產量為1400萬噸，超過英國的最高生產水平l020萬噸，德國生鐵和冶煤業已躍居歐洲第一位。1875年德國鋼產量約為35萬噸，80年代採用托馬斯—吉爾克萊斯鹼性轉爐鍊鋼法後，產量倍增，1890年已達320萬噸。十年以後1900年的產量又翻了一番多，為740萬噸，居歐洲之冠，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產鋼國。一個巨大的冶金工業體系開始形成。 ^[2] 

新興工業像電氣工業、化學工業、光學工業等，得到最早的開發和扶持。電氣工業的奠基人應數維爾納·西門子和拉特瑙。西門子1866年製成世界上第一架大功率直流電機，完成把機械能轉化為電能的發明，開始了19世紀晚期“強電”技術時代；1879年又發明了電動機，即把電能再轉換為機械能；兩年後在柏林建造了第一條有軌電車。拉特瑙從旅美回國時帶回了愛迪生的電燈製造專利權，並於1883年創辦了德國愛迪生公司。這個公司後來改稱德國通用電氣公司，它因1891年成功架設遠距離送電網而名聲遠揚。由於西門子在政府人士中有強烈的影響，統一後的二十年中基本取得控制地位。電氣工業的發展是造成90年代後德國經濟繁榮的基本因素。德國在廣泛利用電力方面居世界之首。 ^[2] 

化學工業包含了既廣泛又多樣的工業活動內容，而且與科學有着最密切的關係。化學肥料、合成染料、合成纖維、攝影器材等的發展在19世紀後期最為顯著。被譽為“有機化學之父”的李比希奠定了德國化肥工業的基礎。他的學生威廉·霍爾曼1864年自倫敦返回德國，創立了德國的染料工業。第一家染料廠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染料廠在19世紀90年代已是舉世聞名的企業。隨着焦油染料工業的繁榮興旺，酸、鹼和其他無機副產品的生產也得到推動。1877年德國佔了世界合成染料產量的一半。在20世紀初以後，德國化學工業迎來巨大的發展，且大部分轉向於戰爭。在這方面，科學、工業和國家政策配合得絲絲入扣，不僅使有機化學成為龐大的獨立工業，而且影響現代文明的各個方面。 ^[2] 

俾斯麥主政德意志帝國階段，鐵路、水路和郵電通訊迅速發展，使原料和製成品得以迅速運輸。鐵路建造是帶動五、六十年代工業革命的龍頭產業，德國統一後進入了第二個鐵路時代，再次出現興建高潮。1870年德國有鐵路18560公里，1890年增至41818公里，為西歐和中歐之冠。1879—1880年，俾斯麥實行普魯士鐵路國有化，至1900年前後國有鐵路已佔很大優勢。在國家力量推動下的鐵路建造，猛烈刺激了鋼鐵工業、機械製造業、冶煉業的高速發展，並全面推進19世紀晚期德國新生產技術的採用和工業化的高潮。 ^[2] 

在威廉二世時代，德國的交通得到迅速發展。1895年，北海一波羅的海運河投入運營，把波羅的海這個內陸海變成開放性的，給德國東部增添了一個出海口。與此同時，一條橫貫德國中部的運河動工修建。20世紀初，漢堡港的吞吐量躍居世界第三位，超過了倫敦、利物浦和馬賽，僅次於紐約和安特衞普。1890年，德國鐵路的貨運運量從225億噸松裏上升到677億噸松裏；德國的商船隊的排水量從160萬噸上升到460萬噸，僅次於英國的1990萬噸之後，領先於美國的280萬噸。而且德國船隊的技術裝備較美國的更為先進，美國的商船隊中超過三分之一的船隻是帆船，而德國商船隊的帆船數量不到總數的十三分之一。 ^[4] 

戈特利布·戴姆勒於1885年研製成功一輛使用燃油發動機的兩輪機動車輛，這便是世界上第一輛摩托車。卡爾·本茨於1886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車上裝備有一個氣缸，配備了3個車輪，時速達到每小時16公里，於是這個與火車相比小巧靈活得多、個性化得多、也便宜得多的機動行駛器很快傳播到整個世界。在其後的幾年間，齊伯林伯爵開始製造飛艇，1900年7月2日，他研製的第一艘齊柏林飛艇LZ一1在德國南部博登湖畔的弗里德里希港附近作了首次飛行，利利恩塔爾則研製了人類第一架飛行器械。 ^[4] 

德意志第二帝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非常突出。俾斯麥把確保帝國的統一和鞏固歐陸之所得作為內外政策的根本出發展點，走“富國強兵”的道路，他把國家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築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俾斯麥政府利用國家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意識，因勢利導，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2] 

1875年帝國成立了中央德國國家銀行。緊接着，國家頒佈了銀行法，宣佈實施金本位制。在政府的默許下，德國形成了獨特的“全能銀行”金融體制。德國銀行最大的特點是“生產信貸”業務超過“貨市信貸”業務。“每家銀行都是一批公司的金融中心。而且為了分擔風險，幾家銀行聯合向同一家公司貸款。”它們可以參加到各種工業商業活動中。它們可以給德國的出口業提供資金，還可以國外工業提供大規模的資金。德國的銀行為工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推動了工業的發展。“德國信貸銀行與工業本身的積極力量相結合，促成了德國的工業化。” ^[6] 

在帝國早期，德國實行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和貿易政策。但是在187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奉行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的很多國家紛紛改變了政策。看到這一形勢，俾斯麥果斷捨棄了自由經濟政策，釆用了李斯特理論，轉投貿易保護的懷抱。1879年7月，德國出台了《保護關税法》，建立起工業和農業行業保護聯盟，對本國的輕重工業以及農業都實行保護貿易制度。所有產品的税收都是國家收入的來源，都有對應的徵税標準。比如殖民地的商品，尤其是咖啡、茶葉、石油、煙草、葡萄酒、烈性酒等都有相應的徵税標準。而工業的原材料，棉花、羊毛、礦石等則免税。每種科學儀器都是免税的，裝載他們國家儀器的機器、傢俱的輪船也是免税的。這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德國還通過了其它的經濟法令，以便完善對本國工商農業的全面保護。對於本國尚幼稚的手工業和工業，政府給予了特殊的關税照顧政策。在國內自由的競爭環境中，為了中小工商業者能有一席立足之地，國家將“全德手工業協會”、“農業主協會”等協會都列入了關税保護的範圍。 ^{[6]  [19]} 

德意志帝國前期，康德的古典哲學仍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29]  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是尼采。他反對建構一個德國哲人所鍾愛的龐大體系，而是採用斷片式的寫作。尼采的哲學創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中，他創作了《悲劇的誕生》，隨筆集《不合時宜的考察》等著作。尤其是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表現出了明顯的非理性傾向。尼采的《人性的，過於人性的》《快樂的科學》等作品着重對當代文化進行深刻的道德批判，猛烈抨擊社會偏見。他對歐洲社會流傳近兩千年的“永恆價值”進行重新評價，剖析諸如沙文主義、反猶主義等思潮的根源。尼采的後期作品如《在善惡的彼岸》《道德譜系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籠罩在精神病的陰影下。 ^[4] 

德意志帝國時期，階級矛盾尖鋭，馬克思主義學説指導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蓬勃發展。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羅莎·盧森堡、弗蘭茨·梅林。 ^[32]  李卜克內西是《前進報》的主編之一；他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識》（1872年），《論土地問題》（1876年），《法國革命史》(1890年)，《羅伯特·歐文》（1892年）和《回憶卡爾·馬克思》（1896年）。倍倍爾除了撰寫《德國帝國議會和地方議會的議會活動301和社會民主黨》（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會主義》（1892年），《沙爾·傅立葉》（1888年），《社會民主黨和普選權》（1895年）和《我的一生》（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爾還寫了一本在工人運動中流傳極廣的書《婦女和社會主義》（1883年）。倍倍爾根據大量文獻資料，指出了社會主義者對待婦女解放問題的基本態度，以及婦女在社會上受壓迫的原因，主要是社會原因，第一次提出了徹底消除婦女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的要求。盧森堡的突出貢獻是批判修正主義思潮，梅林則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30]  第二國際的領袖卡爾·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影響力在這一時期也是巨大的。 ^[31] 

在德意志帝國剛建立的“建國時期”，德國各大城市建立了許多藝術科學院，其中杜塞爾多夫的藝術科學院的影響尤大，其影響一直延伸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時的繪畫也轉向歷史，表現出強烈的歷史主義旨趣，古典主義、歷史主義、比德邁耶爾都受到歡迎。瓦格納的歌劇迎合了這種社會心態，也給社會打上了他的烙印。理查德·瓦格納的所有音樂戲劇都出自他本人之手，代表作有《尼伯龍根的指環》《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羅恩格林》。在題材選擇上，瓦格納的作品大都取材於中世紀的德國曆史。它們衝破理性的藩籬，不受邏輯和因果關係的制約，留有廣泛的想象空間。而瓦格納戲劇着力發掘本國曆史和民族傳説則迎合了與普法戰爭後高漲的民族情緒。 ^[4] 

19世紀80年代，德國文學界興起了“自然主義”的運動，標誌着德國現代文學的開端。自然主義提出的訴求，是如實反映社會現實的“實情”。基於這個基本思路，自然主義文學家要求用客觀性來衡量文學作品。他們主張作品貼近生活，不加任何粉飾地揭示社會的真面目，要求深刻地刻畫當代社會的總體狀況。自然主義的成就在於戲劇。這一時期對戲劇影響最深的是德國自然主義理論家霍爾茨。 ^[28]  自然主義戲劇尤其看重“氣氛”的作用，極力在舞台上再現現實，藉助各種舞台效果形成的作用，使觀眾認為自己所看到的就是現實。德國自然主義戲劇的代表是格哈德·豪普特曼。他的戲劇處女作《日出之前》於1889年首演，劇中描寫了一個鄉村暴發户家庭的生理的和道德的沒落，以最少的情節達到最大的戲劇強度，人物具有個性，人物的語言表現出人物的社會地位，情節的發展極具內在張力。 ^[4] 

德意志第二帝國帝國注重教育、科技的發展，注重系統學習英美法等國的先進工業化經驗，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帝國政府為了讓教育能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於1872年頒佈了新的教育法，即《普魯士國民學校和中間學校的一般規定》。此法案實施，大大推動了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據統計，普魯士國民學校從1886年34016所發展到了1911年的39684所，學生從4838237名增加到了6572140名。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帝國政府又繼續修正和完善了教育法。在頒佈和實施教育法的過程中，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資金投入，以經濟實力作為後盾支持國民教育的發展。1880年，德國的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1.6%。1914年，德國的教育經費是僅次於軍費開支的第二大項目。 ^[6]  德意志帝國還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視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德國成了世界教育界的中心。 ^[2] 

德意志帝國的普及教育程度非常高。在第二帝國的德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受到大富商大企業家們的尊敬。這個時候的教育內容已同威廉·馮·洪堡的教育思想以及同古典人文主義時代的思想相去甚遠，更傾向於對自然和社會的實際知識的掌握，而不是精神的、品格的培養。德國的大學和技術學院不僅是學習中心，而且在學術研究方面成了大企業集團的積極促進者。雖然大學仍由國家給予財政支持，但大學仍保持着高度的自治特色，保護“學術自由”原則。 ^[2]  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大學，不僅是一個教育機構，而且發揮着獨特的社會作用，除了培養人才的任務之外，還承擔着平衡社會心態的職能。在軍隊和政治仍舊由貴族把持，市民階層唯有接受教育才有可能進入社會的上層。於是，市民階層紛紛把子弟送去受教育，以求下一代的處境得到根本改變。 ^[4] 

在俾斯麥的主張下，德意志帝國前期大力打壓天主教。早在1870年，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頒佈《教宗無誤論》，由於帝國天主教徒當中存有不同意見，使國家首次捲入教會事務。天主教徒於1870年12月創立中央黨，宗旨是保護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麥認為它是保護帝國的敵人，黨對教宗的支持使人們認為該黨效忠於教宗而非國家。中央黨在1871年大選獲得63個席位，僅次於民族自由黨。此外，俾斯麥認為中央黨會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和奧地利形成一股反帝國勢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蘭克福議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奧戰爭中支持奧地利。因此，俾斯麥發動一場“文化鬥爭”，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國的影響力。 ^[2] 

文化鬥爭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間進行，俾斯麥透過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會的影響力。1871年7月，俾斯麥廢除了普魯士的文化部天主教處。1872年3月頒佈“學校監督法”，規定國家代替教會對學校的監督。1873年又通過一系列法案，統稱為“五月法案”。主要措施控制神職人員的培訓、任命和教會教育，禁止耶穌會在帝國展開活動，拒絕服從這些法案的神職人員會被罷黜或拘捕。1874年規定教會不能控制婚禮，婚姻事務由國家處理，人民須向相關部門登記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糧倉法”，凡拒籤聲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動的教士將不會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貼。最後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務社團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仕團活動，並關閉所有修道院。許多抵制文化鬥爭的神職人員遭監禁或驅逐出境。然而文化鬥爭不但未能達致預期目的，反而使中央黨勢力越來越大，天主教徒充滿凝聚力，得到選民的支持。1874年大選中，中央黨在帝國議會席位上升一倍。由於這樣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麥害怕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結盟，以及教宗庇護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奧十三世表示願意和解，迫使俾斯麥放棄與天主教徒的敵視，漸漸廢除相關法令，並改為與中央黨合作，文化鬥爭終告失敗。 ^[2] 

德意志帝國的民族主體是日耳曼民族。由於民族戰爭的建國路徑影響，德意志帝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十分強烈，雖然民族主義的持續發展導致了19世紀70年代德意志的統一。然而，此後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便漸漸脱離了它應有的發展方向，歷任帝國政府都放任民族主義向極端民族主義演化。在1890年代，德國出現了沙文主義團體，其中勢力中最大的是泛德意志協會，宣揚日耳曼種族優越論，提出奪取英、法等國殖民地，再吞併歐美小國，以建立世界性的大日耳曼帝國。1887年，國會通過了軍事法案，同意增加軍費。 ^[8]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着德國的統一和自身經濟實力的日益增長，德國國內對民族主義的鼓吹甚囂塵上。在德國工業界的支持下，“德意志殖民協會”（1887年成立，其前身是“德意志殖民聯合會”），“泛德意志協會”（1891年成立）、“海軍協會”（1898年成立）等一大批民族主義宣傳團體紛紛建立。這些協會的成員大多是大學教授、教師、教士，同時還包括知識分子、軍官等。這些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壟斷着德國國內大多數媒體的話語權，利用報紙、書籍等媒介對德國各階層民眾施加影響。他們借用生物學的標準，按照人的身體特徵把人分為“白種人”“黃種人”和“黑種人”等，並把特定的智力、情緒和品格特徵與相應的種族相對應。他們鼓吹道：“人類的本質及其更高的使命要求文明民族統治世界”，這個世界如果沒有讓最優秀的民族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就是不公平的” ^[9]  。種族主義的狂熱分子張伯倫更是從歷史和宗教的角度對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進行鼓吹。他在《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中強調，“血統純粹”的條頓人繼承了希臘的哲學和藝術、羅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人格。而在條頓人中間，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賦的，因為他們繼承了希臘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優秀的品質。因此他們有權做世界的主人 ^[10]  。

與種族不平等理論緊密相連，極端民族主義者借鑑地理學的理論，提出了“生存空間”説。1897年，德國地理學家拉策爾在《政治地理學》一書中提出“國家有機體”學説，並於1901年在《生存空間：生物地理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存空間”學説。他利用生物學知識和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把國家比作具有生命的有機體，認為國家有機體的生存和運行依賴於它所在環境，如同生物一樣，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因而，國家作為健全的空間有機體通過領土擴張而增強力量是必然的 ^[11]  。拉策爾的地理學理論受到德國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推崇，他們提出造成德國民眾貧困的根源在於德國領土的過於狹小，德國要想發展，必須和生物有機體一樣，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 ^[8] 

種族不平等理論和“生存空間”學説構成了極端民族主義學説的理論基礎，為德國發動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提供了理由和藉口。德意志帝國的極端民主主義者認為，日耳曼民族肩負着“上帝的使命”，但德國人民卻因為自身領土的狹小處於貧困之中，這種對“優秀民族”的禁錮是有悖於“天命”的，德國需要向外擴張自己的領土，為自己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他們鼓吹對外侵略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途徑，戰爭被得到了他們扭曲的美化和讚揚。 ^[8] 

外來移民是德意志帝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同時外來移民又迸一步促進了德意志帝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量外來移民遷入滿足了急速擴張的德國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保證了德國工業化的繼續深入開展，為德國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德意志帝國卻並未把這些外來移民當做其社會的一分子採用民族融合政策，而是把他們當做異類實行嚴厲的防禦控制政策。 ^[20] 

1885年，俾斯麥政府下令禁止來自奧匈和俄國的波蘭移民遷入德國，並驅逐了3萬多名在帝國工作的波蘭移民。從90年代開始，德國東部各省勞動力缺乏，急需外來廉價勞力。於是1890年，卡普里維政府開始放鬆移民政策，允許波蘭移民進入德國，但僅允許他們在普魯士東部四省工業、農業領域工作，且是季節性的，在聖誕期間他們必須離開；另外，不允許家庭移民。與波蘭移民相比，其他外來移民在德國雖也受同樣控制但沒有波蘭人嚴厲。他們可以在德國西部工作，甚至大多都可申請到許可在聖誕驅逐中留下。在1906年，有90％的波蘭移民在聖誕前必須離開德國，而53％的非波蘭移民可待在德國一整年。1908年，普魯士政府針對外來勞工推行強制合法身份制，規定只有那些得到其代理機構給予“合法身份證”的外國工人才能進入普魯士。這就控制了外來移民的自由流動，使他們侷限於一個地方工作。 ^[20] 

在帝國政府嚴厲的移民防禦控制政策下的外來移民生存狀況惡劣，不能融入德國社會，他們的居住區在德國成了一塊塊“飛地”。日常生活中，外來移民被隔離在企業提供的住房中。企業的廉價公寓和臨時工房成了少數民族聚集區，外來移民在這裏説自己的語言、繼續自己民族的傳統習俗。他們經濟狀況和居住條件惡劣，他們的工資水平與印度、蘇格蘭持平甚至更低。在1905年350名俄國人和克羅地亞人居住於約50間單元房中，平均每40平方米住25人。這種住房狀況使非法同居、私生子、殺嬰和嬰兒死亡率、犯罪率增加或上升。外來移民中同族通婚十分普遍，直到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異族通婚率才開始上升。外來移民的生活、工作狀況也影響了其後代的成長和受教育，在學校裏外來移民的子女經常被本地學生孤立。這些情況使移民第二代融入德國的過程減緩，也減輕了他們所受的同化壓力。移民很難超出勞工這一社會地位，甚至其第二代、第三代也很少能得到一份技能工作或達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即使其第二代放棄了父母的文化傳統，也很難被德國社會完全接受。 ^[20] 

德意志第二帝國瞄準那些對國民經濟特別是對重工業和新興工業的發展具有決定影響的科技領域，組織和設立許多科學研究機構，如國立物理研究所，國立化工研究所，國立機械研究所。德意志帝國前期的實際統治者俾斯麥鼓勵德國學子去學習和掌握德國尚未掌握的世界高新科技。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種“系統學習”和“徹底精神”在新的工業革命層面上得到了新的激勵和發揚。德國人在系統學習先進的基礎上，完成了一項劃時代的轉變：把科學轉向引用於生產。他們把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科學研究同生產過程聯繫起來，互相滲透，相互促進。 ^[2] 

德意志帝國時期，先進的工業科技文化在德國站穩腳跟並蓬勃發展起來。一批作出開創性貢獻的自然科學家湧現，如發現無線電波的海因裏希·魯道夫·赫茲。魯道夫·魏爾肖是著名的病理學家和衞生學的開拓者，創立了細胞病理學和未來的細菌學。實用科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維爾納·馮·西門子，他集工程師、發明家、大企業家於一身，創立西門子公司。1886年還創辦國立物理技術研究院。 ^{[2]  [3]} 

帝國時期，德意志民族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很快趕上並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據統計，1901至1914年間42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中有14個，也就是三分之一是頒發給德國人的。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普朗克、發現X射線的倫琴、發現晶體的X射線衍射現象的馬克斯·馮·勞厄、著名化學家威廉·奧斯特瓦爾德、世界病原細菌學的奠基人科赫、化學療法的奠基者埃爾利希、有機化學研究的領軍人物費歇爾與阿道夫·馮·貝耶爾以及哈伯法合成氨的發明者哈伯等人就是在德意志帝國時期獲得他們驚人的成就的。愛因斯坦在來到柏林之後兩三年內就做出了廣義相對論的重大發現。 ^[24] 

德意志帝國前期的外交政策基本是由宰相俾斯麥主導的。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種帶有強烈爭霸歐洲的所謂“大陸政策”。19世紀70年代初期，俾斯麥試圖進一步削弱乃至摧毀法國。1875年，俾斯麥政府製造了“戰爭在望”危機，準備發動侵法戰爭。但由於俄國和英國的強硬幹涉，俾斯麥不得不暫時放棄進攻法國的計劃。俾斯麥特別擔心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他開始採取一種“聯盟體系”來防止歐洲其他大國特別是俄法之間的結盟。為此他力圖“拉攏”俄國，阻止俄法接近；拉攏奧匈帝國，阻止俄國向歐洲西部和南部擴張；加劇英俄兩大國在世界各地的對抗，把自己打扮成“仲裁人”，從中漁利。這就是俾斯麥的“均勢外交”。1873年，俾斯麥促成締結俄、奧匈、德三皇協定；1879年同奧匈締結軍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三國同盟；80年代同俄國還簽訂再保險條約。在歐洲大陸，已出現兩個對立的軍事同盟：三國同盟和俄法協約。 ^[2] 

在俾斯麥下台後，面臨外交困境和國內的擴張訴求，為了“突破”外交瓶頸、擴大德國的權力，威廉二世及其跟隨者們確定了新的國家對外戰略——“世界政策”。一般認為1897年是德國“世界政策”正式開啓的時間。在德國把國家戰略的重點放在軍事和殖民地擴張上面後，德國的外交就成為了為前者服務的工具，並且在遇到國際危機時變得越來越具有冒進、威脅性。這種外交首先就體現在1896年的“克魯格電報”上。 ^[7] 

1895年，英國進攻德蘭士瓦，威廉二世作出抗議，最後英國行動失敗，威廉二世祝賀德蘭士瓦，結果英國派艦艇到北海和英吉利海峽示威。1898—1901年，英德兩國進行三次結盟談判。然而兩國的利益難以協調，最終結盟失敗。隨後英國立馬轉向與日本締結了英日同盟，英德兩國的矛盾也不斷升級，不久1904年英法又締結《英法協約》。一連串的外交失敗導致德國不斷地通過更加具有冒險性和威脅性的外交，企圖逼迫英國與德國合作、離間英法關係、瓦解俄法同盟。1903年，德國得到巴格達鐵路建築權後，推出一項橫跨歐亞的鐵路計劃，連接柏林和巴格達，中途經君士坦丁堡，以把德國勢力滲入奧斯曼帝國。英國提出要德國把連接波斯灣沿岸鐵路最後一段建築權讓給英國，但德國拒絕。於是英印總督在英軍艦隊護航下，在波斯灣進行一次示威性航行，使英德關係越來越緊張。 ^[7] 

1902年6月，德、奧、意延長了三國同盟，然而數個月後意大利私自與法國達成秘密協議，意大利承認在法國在摩洛哥的利益，三國同盟變得不可靠。1905年初法國計劃對摩洛哥實施“改革”。德國表示強烈反對，並且威廉二世發表了演説，公開支持維護摩洛哥的“主權”，德國就此挑起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德國主張召開國際會議解決該問題，為此向法國施壓。最終，德法兩國於1906年在西班牙阿爾赫西拉斯召開會議，商討解決摩洛哥問題，最後雙方同意摩洛哥港口警察由法國和西班牙警察擔任，德國在會議中被孤立。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發生，德國派出艦艇開進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德國的存心挑釁引致英國介入，最後德法兩國簽署《摩洛哥－剛果條約》，德國獲得部分剛果領土，與德屬喀麥隆東南土地連接，並承認法國為摩洛哥的保護國。這表明德國的威脅性戰略又失敗了。由此，德國外交陷入了“外交失敗死循環”之中，1907年《英俄條約》簽訂，德國徹底被三大國“包圍”，最終外交失靈。 ^[7] 

德意志帝國殖民擴張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世紀80年代中期。

這段時期的殖民擴張是以民間行動作為先鋒，而政府在背後支持民間的殖民擴張活動。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國社會就出現了許多擁護殖民擴張的民間組織，如“1878年成立的商業地理及促進德國海外利益中央協會、1881年夏天在工業家比克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協會、1882年的德意志殖民聯合會會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開拓協會等。” ^[18]  在這些組織的鼓吹下，民間開啓了一波殖民擴張運動。

為了鞏固在歐洲大陸上的勢力，俾斯麥在殖民地問題上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他特別不願意在海外殖民地問題上同英國再發生衝突。但是經濟力量膨脹起來的德國資產階級，不甘坐視其他國家紛紛霸佔世界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漢堡和不來梅的大商業公司反應特別強烈。 ^[2]  1882年11月，不來梅商人A·呂德里茨在南非盛產金剛石礦的安格拉佩昆納港向當地土著首領買下一塊土地，並申請德國政府予以保護。1884年7月探險家納赫蒂加爾先後宣佈將多哥喀麥隆置於德國保護之下。隨後德國又將矛頭指向東非，1884年9—11月，薩克森牧師之子卡爾·彼得斯以烈性酒等誘使當地土著首領接受保護。 ^[13]  而德意志帝國則承認民間殖民擴張的成果，俾斯麥在得知呂德里茨在西南非購買土地之後，電告德國駐南非領事，令其轉告英國開普殖民政府，帝國政府將保護呂德里茨購置的土地。1885年，帝國政府向彼得斯頒發特許證，承認其在東非的殖民擴張活動及其獲得的權利。與此同時，德意志帝國政府也通過外交途徑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殖民擴張。1885年5月英德簽訂協議，獲得新幾內亞北部沿岸地區、所羅門羣島部分島嶼以及俾斯麥羣島等的宗主權。1890年7月，英德簽定黑爾戈蘭—桑給巴爾條約，德國承認桑給巴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則把黑爾戈蘭島讓給德國，解決了英德殖民地之爭的問題，暫時改善了兩國關係。 ^[12] 

第二階段則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威廉二世宣稱德國要尋找“太陽下的位置”。就如第五任宰相霍爾維格所説的那樣，“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於藍色的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威廉二世希望建立一個殖民帝國。由於俾斯麥時期並沒有積極向外擴張其殖民地，因此德國的海外殖民地已大大落後於其它列強，威廉二世掌政時便加快殖民步伐，為了能夠介入外國殖民地事務，於19世紀末積極擴軍。這段時期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擴張開始把觸角伸至遠東和中近東。 ^[12] 

在非洲，德意志帝國“企圖在俾斯麥創立的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西起西南非和西非，東至坦噶尼喀的斜斷非洲殖民大帝國。” ^[13]  因此除了自己在第一階段所佔的殖民地外，開始滲透非洲其他地區，如德意志帝國的資本大規模滲透南非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之一的德蘭士瓦共和國。威廉·克納佩在1891—1894年擔任南非中央銀行首腦，實際上已經操縱了德蘭士瓦國家銀行。 ^[14]  而當英國要吞併兩個布爾人共和國時，德意志帝國立刻表示絕不允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當英國行動失敗後，威廉二世立刻給德蘭士瓦共和國總統保羅·克留格爾發去賀電。 ^[15]  雖然德意志帝國顧忌英國海軍的實力強盛於自己的海軍，不得不放棄奪取南非，然而英國為了防止德國通過支持布爾人暗中掣肘英國，於1898年，雙方簽訂瓜分葡屬非洲的秘密協定，德國將莫桑比克北部和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13] 

在太平洋地區，1899年德意志帝國利用英國陷入布爾戰爭，與英國就薩摩亞羣島歸屬問題簽訂協議。“德國取得薩摩亞羣島中兩個最大的島嶼烏波盧和薩韋，英國放棄對薩摩亞羣島的一切要求，取得了湯加羣島以及德屬所羅門羣島的一部分作為補償。”並且德意志帝國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戰爭戰敗之際，“以1725萬馬克從其手中購得了加羅林羣島、帕勞羣島和馬里亞納羣島。” ^[16] 

在中近東和遠東地區，德意志帝國主導“巴格達鐵路”建設，鐵路將從柏林出發，經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伊斯坦布爾、摩蘇爾、巴格達，直到波斯灣的巴士拉，以此滲透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和其鄰國使其成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有利於通往印度。“1898年，威廉二世在大馬士革發表演講，聲稱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和3億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銀行力排英法俄等國的競爭，與土耳其政府簽訂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租借權的‘初步協議’。” ^[13] 

在遠東地區，德意志帝國打破之前的中立不干涉的態度，借“義和團事件”保護德國僑民，於1897年11月份命令東亞艦隊駛進膠州灣，德軍登陸奪取了青島。“1898年3月6日，在德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下，清政府被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把膠州灣周圍半徑50公里內的領土及青島港租讓給德國，租期99年。德國還獲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並在兩旁採礦的權利。” ^[13]  這段時期德意志帝國政府開始積極介入殖民擴張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開始主導殖民擴張運動的方向和形式。 ^[12] 

綜上所述，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擴張運動進程特點是第一階段德意志帝國殖民擴張活動整體較為保守消極，體現在政府在殖民擴張中更多扮演的是支持者而不是參與者，殖民擴張形式僅僅是對土地的佔領，以及殖民擴張地區更多是還未完全被瓜分乾淨的非洲和太平洋地區。而在第二階段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擴張更加積極，體現在政府已經開始積極參與殖民擴張運動，殖民擴張開始轉向多種形式，或軍事佔領，或大規模經濟資本滲透，或利用衝突戰爭支持某一方和迫使一方與其簽訂殖民地瓜分協定，並且殖民擴張的方向除了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繼續鞏固擴大其殖民擴張的結果，同時也把觸角伸向了被多國列強瓜分的中近東和遠東。 ^[12] 

德意志帝國成立後，新憲法確認人們有遷徙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佔德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業人口大量湧人急速發展的大，中，小城市，使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大。到1890年，德國的人口已有一半是城市人口；到了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口還在以務農為生。城市化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柏林和魯爾區。1861年，柏林市的人口還只有50多萬，1877年已經激增到100多萬，其中一半以上是移入的“外地人”。貧富的差距、階級的分化體現在住房上就是上等住宅區與下等住宅區的出現。嚴重的房荒造成房價和房租的上漲，作為救急的辦法，人們建造起了所謂“後院住宅”。而臨街漂亮的房屋後面，即“後院”，則是廉價的住宅，供貧困階層居住。柏林市的城市規模一再擴大，19世紀70年代成為帝國首都後，一躍變成著名大都會。市內，銀行、商店、辦公大樓鱗次櫛比。市郊，工廠和工人居住區不斷增加，鐵路網和運河把柏林和德國及歐洲各地聯結起來，使這個城市不斷地向四周擴張。在魯爾工業區，政府和資方在解決工人住房問題時採用了英國式排屋的模式。建房規劃捨棄了獨門獨產的房子，而是建造一排排的住房，以降低房屋的造價。 ^[4] 

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德國城市化的繁榮和實現時期。這期間德意志各邦城市經濟蓬勃發展，人口迅猛增加，有相當多的城市的人口已經超過10萬，成為真正的大城市。由於城市面積的擴大和人口的增多，市政部門為了方便對城市的管理加強對外來農村人口的管理，很多城市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劃分為工廠區、住宅區、商業區等 ^[22]  。商業區大多位於市內區，或者工業部門比較集中的地區，這些城市逐漸發展成綜合性的大都市。工業城市從農村獲得大批勞動力，為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基本條件。與此同時，一些以工商業、服務性行業為主的城市，市內人口也在不斷增長。不僅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推進，人口流動也為城市的發展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德意志帝國建立後，德意志的城市化以工業基礎好的萊因省和薩克森尤為突出。在城市化進程中德意志人口增加了大約58%，從1815年的4110萬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6490萬。不僅城市人口明顯增長，城市人口結構也呈現明顯的變化，1871—1910年間德意志十萬人口以上大城市人口增長幅度最大，增長達4倍以上，在1萬居民以上的城市裏居住的人口比例從1871年的12.5%增加到1910年的34.7%。 ^[23]  兩千人以上不足一萬人的小城市或稱為城鎮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下降了29.7個百分點。 ^[21] 

就整個德意志範圍來看，它的經濟發展、人口分佈及城市佈局也有集中化的趨勢，比如西部的魯爾區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工業區，東北部則主要是農業區，人口分佈比北部少些，比南部人口密度大些。但是德意志各個的經濟發展比較均衡，工業化興起後，雖然工業區和農業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但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仍舊以近區流動為主，流向分散，這一方面保證了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也使人們不用跨度過大的遷徙，有利於社會穩定。與歐洲各國相比，德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中小城市、小城鎮星羅棋佈於全德各地，城市化過程中，各類城市相對協調發展，佈局較為合理。大城市人口發展固然很快，中小城市卻也不滯後。到20世紀初，各種類型的城市在德國土地上紛紛崛起，奠定了德國今日城市佈局、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的大框架。 ^[21] 

德意志帝國時期，失業人數的增加、實際工資水平的下降、工傷事故的頻繁出現，使得廣大勞工階層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1877年初，在多特蒙特礦區大約有6800名礦工被解僱。1876年在柏林就業的人數大約為57000人，到1878年減少為29000人。廣大勞工階層在勞動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實際工資“僅在1874一1879年間就降低了17.5％。”勞工階層的生活狀況也由於工業化進程中工傷事故的頻繁出現而更加惡化。工業化新機械完全缺乏足夠的安全裝置，使得技術失誤造成的工傷事故變成一種日益增長的危險”。以採掘業為例，在普魯士，1851—1860年問，採掘工人中因不幸事故而喪生的佔1.77‰；1861—1870年間，上升為2.22‰；1870一1883年間，因不幸事故喪命者高達2—63‰。 ^[17] 

嚴峻的勞工問題，引發了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德意志帝國時期，工人爭取擺脱困境的鬥爭規模不斷擴大。1871年7、8月間，柏林泥瓦匠罷工有4000人蔘加，1872年夏，魯爾河谷礦工舉行的罷工有16000名礦工參加，1885年6月，柏林12000名工人蔘加罷工，1890年5、6月問德國煤礦工人罷工，參加者15萬。…104。柚’1缸工人罷工的次數越來越頻繁，罷工涉及到的地區越來越廣泛。1857年春季掀起的第一次全德罷工風潮，各行業的工人和手工幫工從4月份開始，舉行了大約60次罷工，罷工涉及到巴門、科堡等24個地區。1890年的礦工罷工鬥爭涉及到全德煤礦行業。工人罷工的鬥爭目標越來越明確。在日益壯大的工人運動中，工人階級政黨成長起來，並領導工人積極展開政治鬥爭。1863年，以工人運動領袖費迪南德·拉薩爾為首的德國第一個工人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18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誕生，社會民主黨一直生存至今，是當今德國最大的政黨之一。工人們在工會或工人政黨等組織的領導下，舉行集會、示威遊行、罷工、出版散發工運的宣傳品，聲勢越來越浩大，力量越來越強大，直接危及德意志帝國的統治。1878年5月，鐵匠赫德爾行刺德國皇帝未果；幾個星期之後，又有人對德皇開槍行刺。 ^[2] 

1878年10月28日，俾斯麥頒佈了《鎮壓社會民主黨危害社會秩序法》，宣佈取締社會民主黨，這項禁令一直持續到1890年。此外，帝國政府實行戒嚴，封閉工會，查禁報刊，拘捕、監禁、流放工人運動的領袖和積極分子，對工人運動展開大規模鎮壓。“非常法”實施了12年。 ^{[2]  [17]} 

從1883年到1889年，帝國政府相繼頒佈了3項關於社會保障的法律，並設立了帝國保險局作為裁決監督機構。1883年6月15日，帝國頒佈了《勞工疾病保險法》，開始實行強制性疾病保險，保險的對象是工業生產的工人和年收入低於2000馬克的職員。保險的費用由僱主和僱員共同承擔，一般僱主承擔30%，僱員承擔70%。工人繳納的保險費一般佔每天工資的1.5%。帝國政府還設立了工業企業的公共疾病保險基金會和地方疾病保險協會，負責向被保險者提供免費的診治和藥物、醫療護理、死亡喪葬費、病中養病費、病假津貼以及平均日薪50%的疾病保險金。 ^[1] 

1884年7月6日，帝國政府頒佈了《勞工意外災難保險法》，規定執行強制性工傷事故保險，保險的對象是特別危險企業內所有工人和部分職員，即在企業出事故的人員或者其家屬，可以從事故保險中領取保險金或撫卹金。後來保險的對象擴大到所有年薪在5000馬克以下的工人。工傷事故的保險費用全部由僱主承擔，向工傷事故的不幸者提供的保險金分為死亡安葬費和家屬撫卹金、喪失勞動能力的工資損失和醫藥費、終身殘廢的養老撫卹金。 ^[1] 

1889年6月22日，帝國政府又頒佈了《勞工傷殘及老年保險法》，規定凡年齡在16歲以上的工資勞動者都必須加入，以防工作中的傷殘和衰老。加入這一保險的勞工凡年滿70歲以上的，國家給予老年贍養費;因傷殘而喪失了勞動能力達2/3以上的勞工，國家提供傷殘贍養費。保險費用由僱主和僱員各承擔一半，國家對每筆保險金提供50馬克的津貼。 ^[1] 

威廉二世在位期間，也頒佈了一系列勞工保險立法。例如《關於工商業管理條例修正案的立法草案》規定：實行星期日和節日休息制，實行每週6天工作日、每天8小時工作時間制，禁止婦女從事夜工和礦區地下作業，禁止婦女分娩前後工作，縮短女工的勞動時間，禁止使用不滿14歲的童工等。1891年，帝國政府頒佈實行了《女工法》。1911年7月，帝國將以上3種勞工社會保險立法合併為一，並將1906年頒佈的《軍官養老法》《士兵撫卹法》和1907年頒佈的《遺屬保險法》增入其中，編纂成《社會保險法典》。這部《社會保險法典》共有1805條款，對被保險人的範圍、主管保險的政府部門以及訴訟手續等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成為歷屆德國.政府執行社會保險的基本法律規範。後來收入《社會保險法典》的還有1911年12月20日頒佈的《僱員保險法》。它的實施將被保險人的範圍擴展到所有僅靠工資為生的工業勞動者。上述立法及措施與社會保險立法一道，構成了德國近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使近代社會保障制度在德國初步建立起來。 ^[1] 

1883年，有300萬工業工人蔘加了勞工疾病保險，佔所有工人總數的40%，有1/4的其它行業勞動者參加了保險;1886年，700萬農業工人也加入《勞工工傷事故保險》;到1911年，長工和臨時工也加入了保險，參加保險的公民人數總共已達到了1360萬；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已有1450萬人加入各類社會保險;到1914年，幾乎所有的工人和大部分的職員都參加了社會保險。 ^[1] 

威廉一世（1871年-1888年）；

腓特烈三世（1888年）；

威廉二世（1888年-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