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紀伊德川家，是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賴宣的孫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時制定的德川家獨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張、紀伊和水户這三個地方的分支。他們的祖先分別是：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義直（尾張）、第十子德川賴宣（紀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賴房（水户）。這三支被認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這一支最親近的。地位上尾張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紀伊和水户 ^[2]  。

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天空中發生了日食。就在這特別的一天，德川吉宗出生於和歌山城（わかやまじょう）若山吹上屋敷，幼名源六。他是紀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權大納言德川光貞的第四子，母親是巨勢利清之女浄円院（紋之方）。因為德川光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説德川吉宗是老三的。一些文藝作品和應該是出自野史的説法，德川吉宗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德川光貞在德川吉宗很小的時候就與他相認了。因為母親的身份低微，德川吉宗自幼和母親分離。

德川吉宗生活在比較開放的環境之中，時常到野外、鄉村遊玩，也體驗過鄉間生活，因而對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較瞭解。這樣與眾不同的身世和經歷造就了德川吉宗活潑好動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後獨特的作風和眼光。 ^[3] 

元祿八年（1695年），德川吉宗十歲時，改名新之助。元祿九年（1696年），12歲的德川吉宗跟隨父親德川光貞和次兄德川賴職前往江户朝見將軍。當時的將軍是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德川綱吉很喜歡聰明活潑的德川吉宗。同年12月11日，德川吉宗在江户赤坂的紀州公館中元服，起名松平賴方。因為不是長子，他只能姓松平。德川綱吉封他為從四位下左近衞權少將，次年又賜他越前丹生3萬石。雖然德川吉宗母親出身卑微，但是父親和將軍似乎都沒有因此嫌棄德川吉宗。這使得德川吉宗從來沒有因為自卑出身而故意講排場、擺闊氣，相反他在日後一直過着儉樸的生活。從另一方面講，雖然不排除將軍有拉攏紀伊的成分，卻也説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經表現出不凡的氣質。德川光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元祿十一年（1698年）回到紀伊藩後，德川光貞隱居，長子德川綱教繼任家督和藩主職位。 ^[3] 

寶永二年（1705年），德川吉宗的長兄德川綱教突然生了一場大病。當時，德川綱教並沒有子嗣。德川綱教三弟德川賴職便以綱教養嗣子的身分。同年五月，綱教去世，享年四十歲。德川賴職繼承藩主之位，成為紀伊藩第四代藩主。德川綱教死後不到三個月，失去愛子的德川光貞也逝世了，享年八十歲。一個月後，年輕的賴職逝世，享年才二十六歲。一年之內，吉宗之父與兩個兄長俱逝世。所以十月六日（11月12日），21歲的德川吉宗成為紀伊德川家督，並得到將軍德川綱吉賜偏諱，改名德川吉宗。寶永二年十二月（1706年1月），德川吉宗正式成為領有五十五萬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德川吉宗迎娶伏見宮貞致親王的女兒真宮理子女王。

成年的德川吉宗長得皮膚黝黑，強壯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餘。相傳他曾經親手降伏一頭野豬，還有一次為追逐一隻鶴一口氣跑出兩千米。健康的體魄是他的特徵，也是他的資本。他總是勤於政事，卻也總是精力充沛的樣子，好像從不疲倦似的。但他絕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氣，和祖父賴宣、父親光貞和兄長一樣，他也愛好詩歌、圍棋和藝術。 ^[3] 

德川吉宗雖然在父兄相繼離世後繼承了紀州藩藩主之位，然而先輩們交給德川吉宗的卻是一塊爛攤子。先不用説紀伊藩早在德川賴宣時就向國庫借的債仍沒還清，歷代招待將軍和京都的公卿們所花費的公款，加上一場嚴重火災後的重建費用，紀藩已經是負債累累了。不巧在寶永四年（1707年）南部海岸又連續發生海嘯（史稱“寶永大地震”），淹沒了農莊。這些天災人禍都考驗着年輕的德川吉宗，但是他卻處理得很好，在以民風強悍著稱的紀州，災害沒有並引發大的動盪。首先他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民眾的關心，他時常下到町間村頭探訪百姓，有時甚至故意甩開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無論是帶着家臣還是自己一個人下去視察，他都穿得和平民無異。 ^[3] 

為了節省開銷，德川吉宗帶頭過着儉樸的生活。平日裏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兩頓飯，以糙米和青菜為主，並堅持每餐三菜一湯。這個用餐習慣一直到他當將軍了還是如此。除了縮減開支，他還積極修水利改善農田。德川吉宗當藩主時紀伊有兩項有名的水利工程，一個是在寶永四年（1707年）大畑才藏修築小井田堰，另一個是寶永七年（1710年）井澤彌惣兵衞建造水庫“龜池”。這些水利設施直到現在都還在使用。德川吉宗和前代的藩主們一樣，都很注重在領地內鼓勵研究學問。

正德三年（1713年），和歌山城下的湊寄合橋設置了講釋所，知名的儒者們被邀請來講學。德川吉宗自己也積極地學習農業和天候方面的知識，以針對各類氣候變化來調整政策。就這樣，德川吉宗漸漸地贏得了紀伊百姓們的信任，財政狀況也有了明顯的好轉，他因此揚名日本各藩。 ^[3] 

寶永六年（1709年），德川吉宗掌管紀伊後四年，將軍德川綱吉去世。德川綱吉在位期間好享樂，揮霍無度，又把錢大把大把地捐給寺院，還靠濫發錢幣、改變幣值來“解決”物價問題，結果國庫被他搞得赤字滿帳。晚年，他還頒佈了“生類憐憫令”，嚴令禁止殺生，尤其是對狗；無論大名或草民，違者最高被判處死刑。結果國內產業不平衡，據説江户街頭還惡狗當道。臨死前，他還叮囑繼任的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類憐憫令”堅持到底。

德川家宣一上台就聽取他的顧問，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議，把“生類憐憫令”廢除了，還開始革除其他的弊政。次年，德川吉宗正室真宮理子不幸流產而死。正德二年（1712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也一命嗚呼了，由四歲的獨子德川家繼接任，是為第七代將軍。但是這個德川家繼也是身體很弱。八歲那年四月的一個晚上，他突然發病，將不久於人世。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脈就要斷絕，徵夷大將軍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來承傳了。

在德川家繼奄奄一息的時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員和幕府重臣們趕緊召開會議討論將軍的繼承問題。會議上，德川家分成了兩派。以德川家繼的生母月光院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按照宗法，由御三家筆頭、尾張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繼友擔任將軍；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為首的一派則推舉他們認為是最有才幹的德川吉宗出任將軍。

正德六年（1716年）4月，第七代將軍德川家繼去世，年僅8歲。德川氏本家（本支）從此血緣斷絕，新繼承御三家之一和歌山（紀伊 紀州）藩55萬5千石第5代藩主，時任権中納言的32歲德川吉宗，在眾譜代大名的支持下，登上了第八代將軍的寶座。 ^[3] 

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現出不同於先代的風範。正式入主江户城那天，在幕臣們的迎接儀式上，他穿得很樸素，因為是以旁支身份繼任的將軍，而幕府的旗本們大多為前朝遺臣，搞不好德川吉宗就要大權旁落。他首先做的，便是清除前朝勢力。他罷免了側用人間部詮房並不再設側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擔任老中；同時罷免新井白石的顧問職務，代之以另一位大儒，此外他還啓用了大岡忠相。 ^[4] 

德川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簡機構。為了削減旗本的數量，他廢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祿的世襲制，同時他也裁減了不少御家人。他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他也是在趁機加強自己的權威。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紀伊時就跟隨他的家臣，但是他並沒有給他們太多的特殊照顧，公務上的事他儘量自己來做，卻又很放得開手讓家臣們去辦。對於當年飽受側用人壓制的譜代幕臣們而言，德川吉宗的辦事作風很受他們歡迎。此外，他還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區的守備以強化鎖國政策。德川吉宗並非不信奉儒教，他結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試圖從過去幾代由側用人（往往是有一羣儒者作智囊）掌權的統治方式恢復到江户時代初期將軍本人獨攬大權的體制。 在民政方面，德川吉宗對當年江户的大火災仍然記憶猶新，於是享保五年（1720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户町火消組，由江户町奉行大岡忠相指揮，這是日本最早的直屬於政府的專業消防隊。

德川吉宗改革中的最大課題，就是重建幕府的財政。幕府出現財政危機的原因即在於：新田開發幾乎已經達到最大限度，礦山枯竭、金銀產出量逐漸減少，元祿期物價上漲、米穀價下跌等因素。德川吉宗採取的基本方針概括為八個字——“增入減出，開源節流”。此後其頒行的幾項措施，目的均在於増加收入和減少支出。 ^[3] 

德川吉宗並不滿足於僅僅由德川幕府自身進行改革。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間，連年災害導致歉收，不但國庫的收入降到了最低點，連旗本的俸祿都發不出了。為此德川幕府發佈“上米制”，規定各藩上交的年貢為每一萬石中交給幕府一百石；同時大名們“參勤交代”的時間縮短一半，這樣就減少了大名們在江户的開銷。此外，財務上德川吉宗廢除了老中輪值制度，改由設立勘定方專門負責財政，由水野忠之領導。這一來幕府一年總共收到175萬石米，首先解決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祿問題。但是這個制度大大加重了賦税，在財政狀況好轉後，於享保十六年（1730年）被廢止。同時幕府發佈的還有要求幕臣們節省各類開支的“儉約令”。後來，儉約令的對象擴大到各大名，甚至對個人的生活消費，如婚禮上用幾頂轎子這種事都進行了要求。不過，要指出的是，其實儉約令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德川吉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重申這個約令。 ^[3] 

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辭去徵夷大將軍職，由長子德川家重繼任。德川家重和強壯機智的父親完全不同，綽號尿牀將軍，沒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麼想的。

寬延四年六月二十日（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腦疾去世，享壽68歲。安葬於上野寬永寺第二靈廟，法名“有德院贈正一位大相國尊儀”，並被朝廷追封為正一位太政大臣。

德川吉宗就任將軍後，重視老中、若年寄和三個奉行這樣一種歷來幕府領導體制上的行政機關，而沒有靠左右心腹執政。然而這也絕非重演德川綱吉以前的那種與譜代大名聯合政權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們這些官僚為輔佐，一切由自己獨裁。歷來的領導機制都是由老中會議決定政策後實行，日常政務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擔，但德川吉宗卻將老中之一定為“財政官”，授予財政大權。至於“勘定奉行”則將其分為司法官與財政官，重點置於財政官上，並由他指揮全國“代官”。而起對代官還進行大批調換，各“代官”辦事機構中的官吏也進行了更新。這是沿着德川綱吉的改革又前進了一步。 ^[5] 

另外，對主要負責民政關係的勘定奉行辦事機構中的官吏與代官等，江户幕府則按其職位決定俸祿多少，稱為“足高制”。不問家族關係擢拔人才，並實行按職位所應得規定家祿的制度。 ^[5]  如勘定奉行按規定須由家祿3000石者擔任， 1000石的旗本擔任勘定奉行時，可得差額補貼2000石。 ^[6] 

江户時代中期以來，從江户到各藩，武備鬆懈，機構臃腫膨脹，官紳勾結。針對這種狀況，德川吉宗恢復了德川綱吉時代禁止的鷹狩（這當中當然有其個人喜好），並加強了幕府軍隊訓練的強度，在關東平原和富士山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以軍事訓練為目的的狩獵。 ^[3] 

享保三年（1718年）正月，在上野參詣的德川吉宗于歸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訴。目付（監視家臣行動的官職）當即把他捆了起來，但是德川吉宗責備了目付，並受理了他的上訴。

德川吉宗對直接上訴的態度就是如此寬容大度，但是他不僅認為接受直接上訴是一種美德，更應該形成一種制度。於是在評定所設置“目安箱”聽取百姓的心聲。有不平者以書信形式，寫上住所 氏名，提出訴訟。“目安箱”被堅固的封存，只有將軍有資格打開。據説一開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書上訴，後來“目安箱”竟後來演變成他們爭權奪利、互相攻訐排斥的場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了他們的直訴資格。由於目安箱而產生的政策，有“小石川養生所”的設立、“江户町火消”的創設等等。

德川幕藩體制，其基礎正是建立在農業的封建制度之上。農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艱辛地在田地工作，並向領主（大名、幕府等）交納税；領主只要體恤農民，就能維繫這系統的穩定運轉，進而維護社會的泰平。對於力求該系統的持續性的領主來説，那些現實中參與剩餘產品的市場流通並從中獲利的商人，實在值得警惕。原因在於，不定向的貨幣經濟的發展使農民捲進其中而大量破產，間或有少數農民因之獲得鉅額利潤而疏忽辛勤勞動的必要。並且，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也似乎對權力和財富兩極分化感到無法容忍。

因此，領主的政策必然從重視農業壓抑商業的“貴谷賤金”向“貴谷賤商”方向轉化。德川吉宗政策雖然同樣是以“貴谷賤金”為基調，不過也表現出與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態。即只供給已加入官方認可的同業者團體“仲間”的商人22種被限定的商品。江户幕府打算通過政府許可的辦法，把商業流通活動置於幕府的統轄之下。

為了抵制本百姓破產事件的大量發生，寬永二十年（1643年），江户幕府頒發了“田畑永代買賣禁令（禁止令）”。而實際上，田畑（土地）仍然以“質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農民因為貧困，不得不將土地典當給豪農富商，但是過期無力贖回（即所謂“質流”），於是土地歸對方所有。這是一種變相的土地買賣。土地集中於少數豪農之手，以“本百姓維持”為基調的幕藩體制受到了很大的動搖。 ^[7] 

為了對應這樣的情況，享保六年（1721年），德川吉宗頒發了“田畑質流禁止令”，禁止今後一切土地的質流；同時，已經被典當抵押的土地，以無利息，毎年償還原本15%的形式還清。但事實上，因為典當而失去土地的貧窮農民只會變的越發貧苦，這樣，對這些農民來説每年交納反濟款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該法令並不能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在越後頚城郡出羽村山郡，獲知“質流禁止令”發佈的農民開展了要求質地返還的強訴和暴動。由於這個緣故，在命令發佈僅僅兩年後，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認質流。 並且，在德川吉宗離開將軍職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寬保四年），“田畑永代賣買禁”得以緩和，處罰條例也被減輕放寬了。 ^[7] 

伴隨着全國的大規模經濟活動商品流通的發展，私人間的金錢糾紛案件也與日俱增。江户幕府於寬文元年（1661年）發佈了第一個“相對濟令”。這條法令摒棄了金錢糾紛案件投訴公堂的權利，而是轉為在當事者間謀求解決。這個律令雖不否認債權，但也陷町人於政治無權地位。這為武士賴債開闢了方便之門。

享保四年（1719年），江户幕府發佈了第二個“相對濟令”。裏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當救濟，今命札差（金融業者）放棄貸金”。不過，這麼做的理由除了關聯金錢的訴訟公事激增以外，還有裁判的遲滯拖延，解決不及時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享保三年（1718年）受理的訴訟約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關於金公事的。

德川吉宗採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獻米，每一萬石獻米百石，稱為“上米制”；作為補償，縮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時間，由一年改為半年。根據這項法令，享保七年（1722年）起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萬7000石。（1730年貢米制度停止，參勤交代制度恢復）另外，與參勤交代時間減半同時，劃定承擔江户火災滅火的義務的“諸侯消火”令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消防機構）。 ^[8]  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説，他是“不顧羞恥”地下這個命令的。因為從來都是幕府賞賜大名，現在反過來幕府要求助於大名了；而且以縮短參覲交代的在府時間作為代價，而參覲交代是維護幕藩體制的重要手段，幕府從來都是嚴格實行的，現在也不得不進行修改，可見財政問題之嚴重。“上米制”延續了10年，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取消，參覲在府時間仍恢復一年，説明經過十年後幕府的財政已經好轉。 ^[8] 

歷來糧食徵收實行“檢見法”，有特定官員評估當年收成豐欠情況來指定税率的高下。但這就出現這些官員隨意增加地方的税率這樣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員來村莊評審時受到較好接待的話，年貢負擔就會得到減輕，這在當時幾成慣例。所以決定指定統一固定的税率，杜絕上述腐敗事件發生，這也保證了幕府穩定的年貢收入。

享保七年（1722年），江户幕府樹立起佈告牌，呼籲富商與幕府合作，開發新田。雖説新田開發已逼近極限，但本次通過對下總的飯沼新田，越後的紫雲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開發，仍然使幕領（天領）的領知高從400萬石增加到450萬石。

享保二十一年（1736年）德川吉宗下令鑄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圖是以增加社會上的貨幣量來促進通貨，抬高米價。這個政策很有效，市場也逐漸變的景氣起來，“元文小判”此後流通80年。自古以來，就有政府將貨幣金含有率降低，以期獲取貨幣價值和實際價值間的差額作為自己的收益的行為。“元文小判”的鑄造與之前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在當時幕府實行嚴格的鎖國體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長崎一口與外界聯繫，這無疑縮小了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享保五年（1720年）德川吉宗頒佈“洋書解禁令”，蘭學勃興一時，這種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觀。在那時，日本進口由中國（清）翻譯的歐洲的科技文化書籍（漢譯洋書）是被嚴厲禁止的，僅有部分與基督教無關的書籍，因禁令放緩，被限定準許進口。元文五年（1740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陽、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以便更加深人學習西方文化。青木昆陽編寫了《和蘭話譯》《和蘭文譯》《和蘭貨幣考》《和蘭文字略考》等著作，野呂元丈也著寫了《阿蘭陀本草和解》《阿蘭陀禽獸蟲魚圖和解》等，此外他還命建部賢弘於享保四年（1719年）至享保八年（1723年）繪製了《日本總繪圖》，對正保、元祿時期的地圖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正。這些都大大促進了當時日本實學的進一步發展。 ^[9] 

據説德川吉宗在位時期，荷蘭商館長來到江户拜見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打破以前的慣例沒有在自己與荷蘭人之間懸掛竹簾。據説同時，他還對歐洲的醫學、天文、地理、船舶、鐘錶、動物等都表現了強烈的興趣。

德川吉宗繼任將軍後，採取振興文教，獎勵朱子學，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時再開聖堂（孔廟）講解朱子學，並翻譯出版《六諭衍義》，作為民間的教養讀本，以勸善懲惡。 ^[10] 

德川吉宗上台後廢除賞賜虛禮，壓縮行政開支。享保改革時限制修建寺院，簡化佛事，歷代將軍陵廟也減少費用，並不再新建將軍陵廟；發佈節儉令，不僅對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農民，從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發佈“初物”禁止令，規定36種奢侈品、高價品或新商品不許製造；匡正不良風氣，嚴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罰為罪人；禁止私娼、藝妓、混浴；禁止賭博、破戒僧；禁止色情書刊和色情戲劇。改革同時規定了可進入武士家內查賭。 ^[10]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町人的財富日益增長，而武士階級則越來越貧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債，由此經常發生債務糾紛，而這有損於領主的體面。因此，救濟武士，打擊町人，成為德川幕府中後期的重大經濟問題之一。德川吉宗發佈新令，停止“金銀出入之公事”，規定凡是有關金銀債務的訴訟，幕府一律不過問，而由當事人協商解決。這雖不否定債權，但町人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當事人協商顯然不利於町人。這個法令為武士賴債開闢了方便之門。享保九年（1724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業者）建立株仲間，統一規定利率，最高不得超過15%。 ^[11] 

德川吉宗主導的享保改革在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中，從安定幕府財政這一點來説，效果是最良好的。但與現實社會的變化趨勢（商業發達）完全不能對應。年貢増徵政策也導致了百姓一揆問題的激化。同時，德川吉宗抬高米價政策，也對都市商人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6] 

德川吉宗留下的並不是一個太平盛世。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一場新的經濟危機又來了。有人很懷念他，特別是在他的老家紀伊，人們把他視為紀州的驕傲。有人對他很失望，把他當成了諷刺的材料。之後的江户幕府，就再也沒有出現能夠超越他的將軍了，這就是所謂的中興之後就是末路。然而因為他生前努力改革制度和再建財政，德川幕府後來還比較平穩地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 ^[12] 

德川吉宗死後葬於寬永寺有德院。 ^[12]  寬永寺屬於谷中靈園，原所葬將軍：四代將軍德川家綱、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八代德川吉宗等。寬永寺墓所分為東西兩處，西側是綱吉、吉宗、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