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列傳

史記(2張)

《史記》是中國的一部紀傳體通史。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8年的時間所寫成的。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説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¹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²，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楚民俗好庳車³，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⁴。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⁵。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⁶，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⁷。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⁸。三年，門不夜關⁹，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¹⁰，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¹¹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雲“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¹²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¹³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¹⁴。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¹⁵，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1] 

○索隱案：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索隱述贊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2] 

太史公説：“法令用以引導民眾向善，刑罰用以阻止民眾作惡。文法與刑律不完備時，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懼地自我約束脩身，是因為居官者行為端正不曾違亂綱紀。只要官吏奉公盡職按原則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樣治理好天下，為什麼非用嚴刑峻法不可呢？

孫叔敖是楚國的隱者。國相虞丘把他舉薦給楚莊王，想讓他接替自己職務。孫叔敖為官三月就升任國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間和睦同心，風俗十分淳美。他執政寬緩不苛卻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惡偽詐之事，民間也無盜竊事件發生。秋冬兩季他鼓勵人們進山採伐林木，春夏時便借上漲的河水把木材運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謀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樂。莊王認為楚國原有的錢幣太輕，就下令把小錢改鑄為大錢，百姓用起來很不方便，紛紛放棄了自己的本業。管理市場的長官向國相孫叔敖報告説：“市場亂了，老百姓無人安心在那裏做買賣，秩序很不穩定。”孫叔敖問：“這種情況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經有三個月。”孫叔敖説：“不必多言，我現在就設法讓市場恢復原狀。”五天後，他上朝向莊王勸諫説：“先前更改錢幣，是認為舊幣太輕了。現在市令來報告説‘市場混亂，百姓無人安心在那裏謀生，秩序很不穩定’。我請求立即下令恢復舊幣制。”莊王同意了，頒佈命令才三天，市場就回復了原貌。楚國的民俗是愛坐矮車，楚王認為矮車不便於駕馬，想下令把矮車改高。國相孫叔敖説：“政令屢出，使百姓無所適從，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車改高，臣請求讓鄉里人家加高門檻。乘車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們不能為過門檻頻繁下車，自然就會把車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應了他的請求。過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動把坐的車子造高了。這就是孫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順從了他的教化，身邊的人親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離得遠的人觀望四周人們的變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孫叔敖三次榮居相位並不沾沾自喜，他明白這是自己憑藉才幹獲得的；三次離開相位也並無悔恨，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過錯。

子產，是鄭國的大夫。鄭昭君在位時，曾任用自己寵信的徐摯做國相，國政昏亂，官民不親和，父子不和睦。大宮子期把這些情況告訴鄭昭君，昭君就改任子產為國相。子產執政一年，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老年人不必手提負重，兒童也不用下田耕種。二年之後，市場上買賣公平，不預定高價了。三年過去，人們夜不閉户，路不拾遺。四年後，農民收工不必把農具帶回家，五年後，男子無需服兵役，遇有喪事則自覺敬執喪葬之禮。子產治理鄭國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壯年痛哭失聲，老人像孩童一樣哭泣，説：“子產離開我們死去了啊，老百姓將來依靠誰！”

公儀休，是魯國的博士。由於才學優異做了魯國國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則行事，絲毫不改變規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為官者不許和百姓爭奪利益，做大官的不許佔小便宜。有位客人給國相公儀休送魚上門，他不肯收納。客人説：“聽説您極愛吃魚才送魚來，為什麼不接受呢？”公儀休回答説：“正因為很愛吃魚，才不能接受啊。現在我做國相，自己還買得起魚吃；如果因為今天收下你的魚而被免官，今後誰還肯給我送魚？所以我決不能收下。”公儀休吃了蔬菜感覺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園中的冬葵菜都拔下來扔掉。他看見自家織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門，還燒燬了織機。他説：“難道要讓農民和織婦無處賣掉他們生產的貨物嗎？”

石奢，是楚昭王的國相，他為人剛強正直廉潔公正，既不阿諛逢迎，也不膽小避事。一次出行屬縣，恰逢途中有兇手殺人，他追捕兇犯，竟是自己的父親。他放走父親，歸來便把自己囚禁起來。他派人告訴昭王説：“殺人兇犯，是為臣的父親。若以懲治父親來樹立政績，這是不孝；若廢棄法度縱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該當死罪。”昭王説：“你追捕兇犯而沒抓獲，不該論罪伏法，你還是去治理國事吧。”石奢説：“不偏袒自己父親，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責，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則是為臣的職責。”於是石奢不聽從楚王的命令，刎頸而死。

李離，是晉文公的法官。他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發覺後就把自己拘禁起來判以死罪。文公説：“官職貴賤不一，刑罰也輕重有別。這是你手下官吏有過失，不是你的罪責。”李離説：“臣擔當的官職是長官，不曾把高位讓給下屬；我領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處分給他們。如今我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卻要把罪責推諉（wěi，偉）於下級，這種道理我沒有聽過。”他拒絕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説：“你認定自己有罪，那麼我也有罪嗎？”李離説：“法官斷案有法規，錯判刑就要親自受刑，錯殺人就要以死償命。您因為臣能聽察細微隱情事理，決斷疑難案件，才讓我做法官。現·在我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應該判處死罪。”於是不接受晉文公的赦令，伏劍自刎而死。太史公説：“孫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場秩序得以恢復。子產病逝，鄭國百姓失聲痛哭。公儀休看到妻子織出的布好就把她趕出家門。石奢放走父親而自殺頂罪，使楚昭王樹立了美名。李離錯判殺人罪而伏劍身亡，幫助晉文公整肅了國法。 ^[3] 

文字簡淨，是《循吏列傳》極為顯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書與《佞幸列傳》同居首位，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寫人多止三事，少則一例，取材於表述皆至為簡要，卻是精當有力，給人留下了過目難忘的印象。無怪乎古人贊之曰：“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史傳》不及也。”（吳氏《林下偶談》卷四，轉引自《歷代名家譯史記》）這種寫法，與類傳的特性有關。類傳和專傳不同，它是專題性的，主要表現一類人的共性和作者對本專題的思想見解，至於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與系統性並不重要。為此，類傳皆有序言，開宗明義先闡述作者的觀點，然後環繞這一主旨選取恰當的人物事蹟予以説明，序言和傳文之間，實為綱舉目張的關係。故類傳寫人敍事很靈活，選擇性強，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時甚至不避重出。如子產生平已寫入《鄭世家》，本傳為表現專題思想的需要再作載述，但略去一切具體行事，只列舉非凡政績，極寫百姓的愛戴感激之情。和其它類傳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孫叔敖事略為完整外，敍其餘四人皆一鱗半爪，精簡之至。作者採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細緻寫出，使之妥貼傳神，對專題思想依然有很強的表現力。正是這種寫法，使本篇在表現類傳的特性方面成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雖漢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歷史人物，全不言及當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學者都曾指出，本傳與排稍後的《酷吏列傳》乃是有意為之的姊妹篇：寫酷吏，全是當朝人物，這是直接譏刺漢武帝寵用酷吏、任其肆虐為害的時弊；寫循吏，全無時人，則是以古諷今，暗藏批評當朝吏治的鋒芒。兩傳鮮明對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見與好惡之情都可以從中品味出來。這或許可稱之為別一種意義的“互見法”吧！互見之後，讀者再回頭看本文開篇序言結束末那一句“何必威嚴哉”的話，就會深悟“威嚴”者，乃酷吏弄權峻法逞威之謂也，作者寫本傳的深心及其思想鋒芒其實在這裏就已經閃現出來了。 ^[3]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史記》既是一部歷史鉅作，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司馬遷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來創作《史記》是深受：源遠流長的“世典周史”的光榮世系；其父司馬談的臨終遺言；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李陵之禍的株連而遭受宮刑；聰明好學的先天條件；博覽羣書、漫遊交往的自身行為等諸多外、內因條件影響的緣故。也正因此，《史記》創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馬遷的歷史使命，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 ^[4]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蹟傳説。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