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誥

大誥處罰比《大明律》都要重，而且其效力在律之上，大誥使用了很多的法外酷刑，如斷手、閹割為奴等，等於在刑罰制度上是一大倒退。

與明律及歷代封建王朝法規相比，“大誥”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列舉種種以酷刑懲治吏民的案例，公開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誥”總共羅列族誅、凌遲、梟首案例幾千件，斬首、棄市以下罪案例萬餘種，其中酷刑種類有族誅、凌遲、梟首、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斷手、斬趾、刖足、枷令、常號枷令、枷項遊歷、重刑遷、充軍、閹割為奴等幾十種。②同一犯罪，“大誥”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應處笞、杖的，“大誥”卻加重為死刑。③設置了不少為明律所沒有的罪名，著名的有“禁遊食”、“市民不許為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等。④強調重典治吏。“大誥”的打擊矛頭總的説來是針對全體吏民，但側重點是懲治貪官污吏，其條目80%以上是屬於治吏的。

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指導編纂的一部嚴刑懲治吏民的特別刑法。共4編236條，其中“大誥”74條，“大誥續編”87條,“大誥三編”43條,“大誥武臣”32條。先後頒佈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年間。在四編“大誥”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內容：

①摘錄洪武年間的刑事案例，特別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頑”。

②結合陳述案件或另列專條頒佈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嚴密法網。

③在不少條目中，摻雜有明太祖對吏、民的大量“訓導”，表達了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思想和主張。這種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法規文獻，在中國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大誥》的問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產物。朱元璋當皇帝后,認為元朝失敗的原因是朝廷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因此主張以猛治國,刑用重典。洪武初，他進行了一系列立法，以嚴法重刑繩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贓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連發鐵榜，申誡公侯。十三年治胡黨，十五年空印案發，十八年郭桓案發,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几案殺戮官吏近10萬人。對於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謂“賊盜”罪，捕後必處極刑。從洪武十八年起，他親自“採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頒行天下。“大誥”的名稱,出於《尚書》，該書的大誥篇，是記敍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大誥”二字，即“陳大道以誥天下”之意。朱元璋頒行“大誥”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為訓，也是為了用峻令防範和鎮壓人民的反抗。 　

明太祖原想通過頒行“大誥”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輕犯，但實際上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連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其誥一出”，“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尋常”（《御製大誥三編》序）。由於“大誥”倡導的是“對人極度蔑視”的封建強權主義和無節制的濫殺政策,就理所當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對;朱元璋死後不久,就被其繼承者所拋棄。到了明代中葉,一度家家收藏、人人誦讀的御製聖書已經很難看到了。到清初修明史時，“大誥”已成為罕見的書，以致修史者對它的敍述失誤甚多。直到近代，經過學者的廣泛蒐羅，才找到了四編“大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