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

右³臣伏⁴以今年已來，京畿⁵諸縣，夏逢亢旱⁶，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⁷恩逾⁸慈母，仁過春陽⁹，租賦之間，例¹⁰皆蠲免¹¹。所徵至少，所放¹²至多；上恩雖宏，下困猶甚¹³。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¹⁴，拆屋伐樹以納税錢¹⁵，寒餒¹⁶道途¹⁷，斃踣¹⁸溝壑¹⁹。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²⁰。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竊²¹見²²陛下憐念²³黎元²⁴，同於赤子²⁵。至或²⁶犯法當戮²⁷，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²⁸。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²⁹特敕³⁰京兆府³¹，應³²今年税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³³，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³⁴。

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³⁵，無任³⁶懇款慚懼之至³⁷。謹錄奏聞，謹奏³⁸。 ^[2] 

右題，臣俯首，今年以來，京師周邊各縣，夏天碰到了大旱災，秋天又遇到了早霜凍，地裏的收成，連原來的十分之一都沒有。陛下您的恩德超過對孩子慈愛的母親，仁慈之心就連春天的陽光都趕不上，賦税和田租，按照以前的慣例統統免除掉了。雖然陛下您徵收的田租少了，但普通官員施加給百姓的壓力卻更多，雖然陛下您慈愛寬宏，普通百姓卻更加困苦。甚至聽到有人扔掉孩子趕走妻子，就為了能吃上一口飯；拆掉房子砍伐樹木，來湊夠納税的錢，大街上滿處都是飢餓寒冷的人，許多人餓死在了路邊的溝裏。有錢人家有能力都已經納了税，而窮苦人只能受到逼迫壓榨。我愚蠢地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是大臣們沒有上奏，所以陛下您有所不知。

我私下認為皇上您愛惜自己的百姓，就像愛護嬰兒一樣，就連有人犯法應該被處死，您還饒恕了他，更何況這些無辜的百姓，您如果知道了他們的處境怎麼可能不去救助他們呢？再説京城是國家的心臟，一個國家根本所在，這裏的老百姓應該受到更多的照顧。如今瑞雪連續降下，明年一定是豐年，如果急於逼迫百姓強徵賦税不但不能多收税，還會傷害到百姓的積極性，而緩徵賦税就會給百姓留下餘地因而能維持國家的長遠利益。我萬分懇請陛下您能頒下告示給京兆府，今年應徵錢糧賦税而沒有徵收的，前去徵收但還沒有繳納的，今年全部停止徵收，等到明年蠶絲、麥子收穫以後，老百姓收穫完畢還有節餘的時候再徵收。

我這個人愚昧淺薄，沒什麼眼光見識，因為感受皇恩浩大，想要報答陛下，有了點想法就趕緊説了出來，言辭懇切甚至恐懼到了極點。微臣這裏恭謹地寫下奏狀呈遞給皇上您，謹奏。 ^[6] 

《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寫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冬，時韓愈三十六歲，在京任監察御史。韓愈到御史台後，正好遇到朝野關注的兩件大事：一是當時由宦官把持的“宮市”和“五坊小兒”之害，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憤怒和反對。第二件事是韓愈擢遷監察御史之際，恰值關中遭受嚴重旱災。然而，京兆尹李實為邀功取寵，一面欺瞞朝廷，一面橫徵暴斂，使災情愈演愈烈。韓愈見此，憂心如焚，決心上書朝廷，為民請命，以減緩税賦。他為了弄清災情的實際程度，便約同張署和李方叔二人，下到京城附近的農村去親自察看，只見沿途到處是逃荒要飯的饑民和餓死路邊的屍體，人們衣不遮體，不僅賣兒賣女，拆房賣地，而且竟以人屍充飢，更加痛心疾首，當晚回到署衙，便寫下這篇為民請命的奏章。 ^[7] 

《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韓愈的思想、精神和情操。

首先，文章充分展示了韓愈憂國憂民、精忠報國的精神。他認為京畿地區乃“四方之腹地，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這是鞏固國家政權，治國安邦的需要，因此“有見輒言”，在“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而上書直言災情的真相。

其次，文章充分體現了韓愈“以民為本”的思想。他在文章中振臂高呼，為民請命，指出：由於奸佞當道，“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上恩雖弘，而下困猶甚。”毫不顧忌地揭示出“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税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的嚴重局勢。並警告道：“京師者，四方之腹地，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同時強烈呼籲朝廷：“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税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

再者，文章充分表達了韓愈剛正不阿的爭臣風範和浩然正氣。在文章中，韓愈一是明確指出“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是造成關中災情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二是指出“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對朝廷的徵繳政令和倖臣李實的橫徵暴斂，公開提出了反對和批評。展現了韓愈不畏強權、敢於碰硬、直指時弊、奮不顧身的膽略和氣概。

同時，文章有力地烘托了韓愈為國為民，捨生忘死，不惜身命的崇高境界。他在御史台上不畏強權，上書直言關中災情，為民請命；在刑部侍郎位上犯顏直諫，冒死諫迎佛骨，是為國為民舍官。特別是從這次為民請命來看，當時因韓愈不願投靠權貴，仕途極不得志，好不容易才經李汶推薦，擢拜御史台，按照常理來説，韓愈應該謹慎守官，保住得來不易的要職和富貴；然而，他為了國家的安危，關懷百姓的死活，而不顧丟官的危險，毅然在“羣臣之所未言”的形勢下，上書直指時弊。 ^[1] 

《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在寫作上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開門見山，直指時弊，毫無陳言套話。文章緊緊圍繞關中災情和如何解決展開論述，毫無半句虛語廢話。

二是觀點鮮明，言簡意賅，論述十分精闢。全文雖只有三百多字，但卻闡述了7個觀點，而且論述精透，如皓月當空。

三是語言流暢，俗語聯珠，用詞質樸大方。如文中“坼屋”、“瑞雪”、“百姓腹內”等，俱是民間俗語，給人以生動、親切之感。 ^[1] 

近代文學家童第德《韓愈文選》：文體明白曉暢，兼用當時口語，如拆屋、瑞雪、百姓腹內等等，務求人人都解，就是韓愈自己所説的“當時之文”。 ^[8]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人，唐代文學家。自謂郡望昌黎，也稱韓昌黎。幼孤，由嫂撫養，刻苦自學。德宗貞元進士，任監察御史，以事貶為陽山令。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隨宰相裴度平淮西，升任刑部侍郎。又因諫阻憲宗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詔為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諡“文”。世又稱韓文公。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恩想上尊儒排佛，文學上力反六朝以來的駢偶文風，提倡散體，與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其散文在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和發展，筆力雄健，氣勢磅礴，為後世古文家所宗，舊時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詩力求新奇，並以文入詩，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傳世。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