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幫忙到扯淡

“幫閒文學”（2）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3）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4），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閒”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5），只在弄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6），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閒”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閒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説“幫閒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説，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7），袁枚的《隨園詩話》（8），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閒之志，又有幫閒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閒。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1）本篇寫成時未能刊出，後來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雜文》月刊第三號。參看本書《後記》。

（2）“幫閒文學”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後收入《集外集拾遺》）的講演中説：“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

（3）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名平，字原，又字靈均，戰國後期楚國詩人，楚懷王時官左徒，主張修明政治，聯齊抗秦，但不見容於貴族集團而屢遭迫害，後被頃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終於投江而死。《離騷》是他被放逐後的作品。

（4）宋玉戰國後期楚國詩人，頃襄王時任大夫，著有《九辯》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説他與唐勒、景差等“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5）“俳優蓄之”語見《漢書·嚴助傳》：“朔（東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蓄之。”

（6）司馬相如（約前179—前117）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代辭賦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説他“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又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7）李漁（1611—約1679）號笠翁，浙江蘭溪人，清初戲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閒情偶寄》，是他的詩文雜著，共六卷。（8）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清代詩人。曾任江寧知縣，辭官後築隨園於江寧城西小倉山，自號隨園。著有《小倉山房全集》，其中收《隨園詩話》十五卷，補遺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