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漢城

^[1]  在通江縣永安鎮得漢城村，有一座殘破的古城。它背靠羣山，形如烏龜，四周皆30餘米高的懸崖陡壁。因其地勢險峻，扼秦蜀咽喉，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入城之路用寬大厚實的石板鋪成。石徑一邊臨深溝，一邊是長100多米、高10多米的絕壁。長長的石壁上，30餘處詩詞楹聯以朝代順序排列，有的還能看到題刻內容。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到此考察後，認為最早的題刻為漢代。《蜀中名勝》記載，漢高帝劉邦為漢中王時，招募賨人，平定三秦。國相蕭何留守巴蜀，並以得漢城為根據地儲糧屯兵，劉邦據此以通餉道，擊敗西楚霸王項羽，滅楚興漢而得天下，後賜此地名“得漢城”。“得漢城最重要的戰爭是抗蒙戰爭。南宋淳祐2年（公元1242年），蒙古憲宗蒙哥率兵侵略四川。壁州（通江）籍將領向佺自江西入蜀，提兵鎮守得漢城。

得漢城為三層台地環繞，每層台地都是一圈天然城牆，它三面環水，四周絕壁如刃；城內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可長期耕戰而不至於困死山上。城門面向門外絕壁上掏鑿出來的石梯道，既可使沿石梯道向城門進攻的敵人無法展開兵力，又可避免山下敵軍的炮火直接命中木製門扇。進南城門後是一道高3米多的陡坡，只有一條小道貼牆根伸向城內。萬一城門被突破，守軍仍可利用地形居高臨下迎擊敵軍。在抗蒙戰爭中，得漢城與合川釣魚城、金堂雲頂城、蓬安運山城、蒼溪大獲城、奉節白帝城、南充青居城、劍閣苦竹城合稱“四川八柱”，形成山城防禦體系。
　　1258年，蒙古軍隊再次重兵進攻得漢城，得漢城軍民艱苦卓絕地堅守了24年，終因外無援兵，寡不敵眾，被元蒙軍隊所破。
　　此後，明中期鄢藍起義、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清嘉慶白蓮教起義等幾次較大的抗爭都曾在得漢城留下激烈戰事。
　　1932年，紅四方面軍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此後兩年多，紅四方面軍多次以得漢城為大本營、總後勤基地，進行了數百次艱苦卓絕的戰鬥。 ^[1] 

得漢城位於四川省巴中市東北部，通江縣城以北45公里的永安鎮，米倉山東段南麓大巴山缺口處，居北緯31°39′~32°33′，東經106°59′~107°46′之間。東接萬源市，南鄰平昌縣，西靠巴州、南江二區縣，北連陝西省、鎮巴縣。

得漢城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川東北地區重要的軍事重地，南宋淳祐2年（公元1242年）蒙古憲宗蒙哥率兵侵略四川，兵分三路沿長江全線向宋軍發動進攻，四川安撫置使餘玠實行“依山築城恃險拒守”的山城防禦體系的戰略方針，授都統制張實躬率將士，因險壘形，儲糧建邑。被諶稱為南宋四川抗元八柱之一。清嘉慶3年避白蓮教，通江縣衙曾遷於此；1932年紅四方面軍入川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得漢城成為了紅四方面軍和川陝蘇維埃政府的主要後勤保障基地，紅軍曾在此設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紅軍電台、彭楊軍事學校、保衞局、造幣廠等機構。

得漢城不僅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而且還有十分濃厚的文化積澱。得漢城的許多石刻詩文、楹聯和遺蹟。是研究巴蜀文化和川東北民俗文化的寶貴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2] 

概括起來説，得漢城在宋蒙交戰時期是州、縣的軍政指揮中心；在川陝蘇區時期是紅軍的後勤保障中心。這裏主要介紹宋蒙交戰時期得漢城的歷史地位。

南宋末年利州路所轄的洋州遷得漢城住了13年（1245-1258）；得漢城屬洋州轄。

蒙古人於1263年建新得州置得漢城，住此19年（1264-1283）。

南宋末年的1245年，析縣地置上、下通江二縣。下通江縣治得漢城西郊之趙公坪（今縣壩）。在此置縣38年（筆者認為下通江縣當時也應歸屬洋州，但無文字可考）。此後於1283年通江地域一併劃入曾口縣轄，共61年。

元1344年，復置通江縣，治趙公坪。37年後（即1381年，明洪武14年）遷至今通江縣諾江鎮。今縣壩村曾前後置縣共75年。

明正德四年（1509年），鄢（本恕）、藍（廷瑞）農民起義軍逼近縣城，四川巡撫林俊駐兵得漢城，隨遷縣署入住3年。1512年復遷縣署至通江城。

清嘉慶三年（1798），知縣徐廷鈺，為避白蓮教而移縣署至得漢城。更得漢城為安緝寨，住此10年，於嘉慶1808年還縣治於通江城。

民國七年（1918）6月受上陳家壩朱兆瓊組織紅燈教反“十元半”抗捐運動影響，苦草壩農民張伯山組織“紅燈教”農民起義軍1000餘人踞得漢城。半年時間發展到3000多人。此後，得漢城偶有國民政府部隊駐紮。 ^[3] 

石刻詩聯和名人題詠

得漢城的石刻詩聯，東、南、北三道石門皆有，尤以南門為多。共30多首。形成的時間是明代正德初年和清代嘉慶初年，通江縣署遷住的時期。大都是一些州府官員和一些文化名流所題。這些詩聯，是得漢城歷史文化的瑰寶，是川北歷史的濃縮與凝聚。由於年代久遠，風雨剝蝕，不少字句已模糊難辨。搶救它，迫在眉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