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河

關於屠何，史籍中有過不少記載。

《逸周書·王會篇》載：“不屠何，青羆，東胡，黃羆。”孔晁注：“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爾雅·釋地》載：“東方之夷種有九。”李巡注：“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管子·小匡篇》：“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尹知章注：“屠何，東胡之先也。”《通鑑外記·周紀二》載：“敗胡貉，破屠何。九夷海濱，莫不來聽。”房玄齡注：“屠何，東胡之先也。”《左傳》載：“豹胡，亦即不屠何。”《墨子·非攻篇》：“古屠何亡於燕代胡貉之間。”

上述史籍記載雖然簡略，但仍傳遞了豐富的歷史信息。依據這些歷史信息，我們可以作出一些初步的歷史判斷。

第一，屠何屬東北夷之一支，文化形態為東夷文化；第二，屠何是與孤竹、令支、無終、山戎、東胡同期同代並存於史的族羣，記錄清楚，不容混淆，並不存在誰為誰先的問題；第三，在圖騰崇拜上與東胡相近，表明在血緣關係上與華夏有熊氏部族、東胡部族均有某種聯繫；第四，在地域上與孤竹、令支、無終、山戎、東胡相近相接，呈犬牙交錯狀態；第五，領土比較廣大，經濟比較發達，軍事上比較強悍，有能力聯合東胡、山戎部族對燕國發動進攻；第六，城破而土地被侵，原佔據面積大為減少，後逐漸敗亡；第七，在敗亡之前，已經形成了具有國家雛形的方國形態。

由歷史文獻引發的判斷是否正確，需要用考古加以印證。

從虞舜、夏至殷商，遼西地區最典型的文化存在形態為豐下文化。豐下文化又稱夏家店下層文化，是龍山文化同紅山文化融合後進一步發展而來的一種新型文化。其分佈範圍，南起渤海，北達今赤峯，東迄醫巫閭山，西至今唐山，為一地域較為廣泛的文化形態覆蓋區。

豐下文化的遺址大部分佈在河流兩岸的小山包和台地上。遺址內有房址，為筒形地穴式、圓形半地穴式和建築在地表的圓形、方形住宅。遺址中發現的石器，以磨製為主，有石斧、石刀、石錛、石磨盤、石杵等。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火候較高。器形有鬲、鼎等三足器及敞口罐、甕、大口盆等。遺址中還有一定數量的骨器和銅器，銅器分武器和飾器。遺址中常發現貯糧的窖穴，主要農作物為粟和稷，還有牛、羊、豬的碎骨。這些出土物品表明，該經濟類型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和狩獵。其中遺址中發現有村落的石圍牆和城堡式遺存，表明這些部落已建有防禦設施，是正在步向階級社會的標誌。

這些考古發現，清楚地顯示在遼西中部的廣大區域，曾存在一個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和狩獵經濟形態的族羣。該族羣以部落為單位，分散於遼西中部的大小淩河流域。從經濟文化形態上看，與中原相類，既不同於東胡的畜牧經濟形態，又與之有個別相聯繫之處，可印證其與東胡的相互關係。

豐下文化的存在形態，經歷史學家研究認為屬於東北夷；又據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在這一地區活動的東北夷只有屠何、俞人。因此我以為，該文化形態應屬於東北夷的屠何。但從文化形態的發展程度看，應屬於方國未形成前的東屠族羣。

及至進入殷商時代，由於私有制的發展，戰爭不斷。殷商統治者經過多次征戰，包括仲丁徵蘭夷，河亶征伐班方，武丁征伐鬼方、土方，以及商代其他統治者征伐吉方、人方、基方、羌方、盂方、周人等方國的戰爭，使得商代的統治達到“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呈現出輝煌的一面。在這一過程中，處於殷商的東北方，在東北夷屠何的世居地，經過殷的征伐、分封、融合，其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發展。在後來的柳城、朝陽一帶，於原來城堡式遺址的基礎上，有了較大規模的城池；在小淩河中下游地區，出現了城池或遺址集羣。在陶器製作方面，以夾砂紅陶為主，部分表面部分飾繩紋。出現了口沿飾花邊的鬲，繩紋的斜直腹缽，寬沿的大敞口深腹罐，直口高領口沿起的大甕，外疊唇盆、矮粗柄豆以及和鼎等代表先進工藝的陶製品。在銅器製作方面，有青銅戈權杖出現，有大量精美的鼎 、簋、俎形器出現。無論製作形式，還是文化色彩都已達到一定水平，足以比肩中原地區，具備了一個方國所應具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其代表性的魏營子文化類型，反映的正是這一歷史時期。魏營子文化範圍比東屠時期的範圍略小，其核心區位在大淩河流域的喀左、朝陽、北票、義縣等地。時期大約從商晚期到西周。史學家從經濟與文化特徵上分析，認為該文化是從豐下文化類型而來的另一類文化，是東夷文化的繼續。由此我以為，這正是屠何方國存在的表徵。

依據屠何方國存在的表徵，能夠產生新的判斷。

其一，屠何城應在今朝陽地區。據《東北通史》載，曾有史載記為屠何城在今朝陽地區，“相傳虞舜時即有此城。”只是因為金毓黻先生認為年代久遠，無跡可查，缺乏信服度而被否掉。又因為有相當部分歷史學者一直以為，春秋屠何與漢代徒河兩城一地，相距很近。既然徒河在錦州，則屠何也應在錦州，所以將屠何城安在了錦州。“相傳虞舜時即有此城”這句記載也安在了錦州頭上。但從豐下文化以及魏營子文化的考古發現看，其經濟、政治、文化核心部位是在今喀左、朝陽、北票、義縣、魏營子一線。按照凡有“南進中原意向”的族羣，其首府往往逐漸靠近中原的一般規律，判定屠何城在今朝陽地區既有可能，也符合考古實證。屠何方國曾參與商之伐夏，也可能是商祖之族系，後又攻燕，其政治、經濟、文化的根據地和大本營當應設在比較靠近中原的地方。從齊燕聯軍進軍路線看，“斬孤竹、制令支、破屠何”，屠何城當在與孤竹、令支、山戎、東胡相毗鄰之核心部位處。

其二，屠何人不能成為東胡之先。屠何軍被齊桓公於公元前664年打敗後，不應與東胡軍一同潰歸東胡。因為屠何部族的根據地仍在，屠何域仍在，屠何軍似應退回本部族根據地屠何城。後來被齊燕聯軍追擊，城破失地，方才合乎事理。屠何城於公元前663年被破後，即使少部分人北去東胡，與東胡人融合，也不會成為東胡主體。因為東胡人在齊燕聯軍打擊下，只是潰敗，其根據地，族羣、軍隊仍然存在，部族之主體，只能是仍為崇拜黃羆的東胡部族。至漢代，東胡被匈奴所破，去向有三，一入匈奴，一為烏桓，一為鮮卑，各佔三分之一。後世之烏桓、鮮卑的主體只能是東胡。從這一史實分析，屠何人在另一角度的層面上為東胡之先説也不太可能成立。

其三，屠何人的去向是在錦州。“破屠何”，是指城破地失。在齊燕聯軍從西北方向的進擊下，屠何部族不太可能北上，只能順大小淩河退卻，依據松嶺山脈作最後抗衡。又因齊燕聯軍長途跋涉，只宜速戰，不能持久，故屠何軍殘部得與居住在小淩河中下游地區的俞人會合，向小淩河更下游地區的錦州方向遷徙，最後定居於錦州附近。作出如此判斷的依據在於《墨子·非攻篇》中古屠何“亡於燕代胡貉之間”的記載。該記載是説屠何人逃亡到燕國、代國，東胡和貉族人之間的地方。這四者之間的地方，西是燕國和代國，北是東胡，東是醫巫閭山以東地區即箕子朝鮮亦即貉族人居住地區，故這一地域只能是在今錦州城周邊。

後世所以將錦州稱為屠何與徒河，錦州東南水手營子所以出土青銅戈權杖，反射的正是這一歷史景深。

其四，屠何與俞人融合而成徒河。俞人，雖馬，是一個温和純樸的部族。其居住生息範疇，在小淩河中下游，即今天松嶺門以下地區。因其俞人名稱，後世將小淩河稱為渝水，是為其因。俞人也屬於東北夷，與屠何人在經濟、文化上極為相近。但從崇拜圖騰上看，該部族與屠何不同，應是獨立生存的另一部族。屠何方國逐漸強大之後，俞人部族成為屠何方國的一部分而鮮見於史。屠何城破後，俞人接納屠何殘部。兩部匯合，數量上以俞人為主體，政治上以屠何人為核心，一為躲避戰禍，二為趨尋沃土，因為淩河下游地區土地更為肥沃，乃從原居住地漸次向東南方向遷徙，定居於今錦州、水手營子、高山堡以及東花一帶。為表屠何之傳承，又為表與屠何之區別，乃有徒河稱謂。漢代之交黎、徒河、賓徒諸縣，皆為屠何與俞人之苗裔。

屠何演變為徒河後的城址所在？

漢代徒河城址位於何處，史學界認定不同。省考古專家王綿厚先生根據歷來學者論斷，漢徒河即在先秦之古“屠何”故地，將邰集屯小荒地南漢城址考為漢代遼西郡之徒河縣。

然而，一些史學工作者依據不同史料鈎沉，如《讀史方輿記要·十三》“徒河城在營州東百九十里，漢縣，屬遼西郡”；《盛京疆域考》：“徒河即今錦縣（錦州）”；《滿洲歷史地理》：“徒河故城即在錦州府”；《辭海》：“徒河，古縣名，西漢置，治所在今遼寧省錦州市”，不同意王綿厚先生的判定。特別是現錦州市博物館副館長魯寶林先生，依據在錦州市區東北部相繼發現的大面積漢代貝殼墓，以及壓在明代廣寧中屯衞即錦州老城城下的具有漢代獨有特徵——帶孔洞的夯土城牆，並參照《漢書·地理志》狐蘇條“唐就水至徒河入海”的記述，在遼大學報1994年第3期著文論定，徒河縣應在錦州市西部的小淩河左岸老城區附近。

這些不同認知各有依據，各有道理。但在學術判定上仍存在邏輯悖論。其一，《讀史方輿記要》及《通典》均記載：“徒河城在營州東百九十里”。儘管我國曆史上記方位有“東包括東南”的特點，但邰集屯小荒地南漢城址已超出以營州作參照系的東向的最大範疇，距離也與190裏相去甚遠。其東南方向符合該里程數的城池，除大業鄉漢魏遺址、錦州老城址接近此數外，當屬娘娘宮鎮高山子漢城址最為恰切。其二，在中國古代，江河稱謂皆為專指。説江俱指揚子江即長江，説河俱指黃河，其他水系則稱水。如遼東郡境內之遼水，遼西郡境內之白狼水、渝水、侯水、唐就水等。因此，徒河不能具指女兒河，而只能具指地名即縣名或城名。其三，《漢書·地理志》狐蘇條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因邰集屯小荒地南漢城址曾出土記為“狐蘇”字樣的物品，我以為有極大可能該城址是為狐蘇。而唐就水亦不如歷史學家一般共識，認為是指小淩河。因小淩河漢代稱渝水，故唐就水可能具指今女兒河。其四，至徒河入海無疑應指距海最近處。既然娘娘宮鎮高山子村漢代城址於漢代瀕臨渤海，按照常規思維人們就不能把入海地點上移至錦州或邰集屯處，就如同今日我們説大淩河至大有入海而不能説至大淩河鎮入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