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鼒

徐鼒生於清仁宗嘉慶十五年，性至孝，負經濟才。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歷官福建延平府知府，卒於官。鼒博學通經史，撰述頗富，有《未灰齋文集》八卷，《未灰齋外集》一卷及《未灰齋詩鈔》《淮南子校勘記》《楚辭校注》《小腆紀年》《補毛詩》《爾雅註疏》《明史藝文志補遺》《老子校勘記》等，生平入《清史列傳》並行於世。

徐鼒出生於生活相對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但他的家庭並不富庶。父親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廩貢生，雖曾主管過邳縣、宿遷、儀徵等地的教育事務，但是薪俸也是極低的。後因眼病幾乎失明，只得放棄科舉入仕之途，棄官歸鄉，開了個私塾，一邊教學，一邊讀書，終其一生。徐鼒肩負着父親未竟的事業，鋭意讀書，不斷進取，終於在道光十五年（1835）中了舉人。可是第二年赴禮部試而不售，卻受到江蘇同鄉刑部尚書史致儼賞識，應邀赴其江都老家，坐館授徒。徐鼒也因此得盡讀史家豐富的藏書，為他日後成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屆三十六的徐鼒終於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三十年冬，充任實錄館協修官。徐鼒自幼好學，初喜駢文，後乃專研經史。早年大量閲讀了史家藏書，又得覽翰林院中館藏中袐書，且與梅曾亮、劉文淇、温明叔、劉寶楠、陳立、羅茗香、陳卓人等飽學宿儒交往問難切磋，故學術日富，遂成淹貫經史的一代大家。喜購書，藏隋開皇以前碑數百種。這段時期的為官經歷，為他的文史學識的提高，日後大量著作的成就，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咸豐二年（1851），徐鼒回鄉探親，適逢太平天國軍鼎盛時期，正攻打南京六合，他便與六合縣令温紹原等一起籌辦團練，拒敵守城長達五年，使得地方免遭塗炭，六合也因此獲得了“鐵打的六合”的美譽，同時保護了南京的安全。徐鼒因辦團練守城有功，獲清廷賞識，蒙咸豐帝的親自召見垂問，並於咸豐八年授福建福寧知府，調延平府。福建一帶是白蓮教和金錢會等地方武裝的重災區，讓徐鼒到福建，其實是委以重任。他在福寧重視振興文教，曾修葺近聖書院，並捐俸購置經史等書籍。在福建防剿過程中，成績頗為卓著，但他終因積勞成疾，不幸於同治元年（1862）病逝於官所，年五十三歲。

徐鼒由於早年生活所迫和後來世亂為官所需，他非常留心經世之學，通曉籌算度支財經之道，並有專著《度支輯略》傳世，為我們保存了大量清中後期國家財政税收等方面的寶貴資料。《務本論》也是他重要的經濟學專著。

六十五卷、補遺五卷的《小腆紀傳》是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該書用編年體記載了福、唐、桂、魯四王和台灣鄭氏的史事。他同時作有紀傳體的《小腆紀傳》，兩書並行，使這段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動公之於世。

《明史藝文志補遺》《淮南子校勘記》《楚辭校注》《爾雅註疏》等著作則表現了作者文史方面的才幹。

《未灰齋文集》《未灰文外集》和他的年譜以及有關的生平資料，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全面地瞭解一個真實鮮活的徐鼒。本內容主要包括當時國內外戰事攻守的情況、徐氏家族成員的傳記、有關經濟理論的專著、讀書筆記，代作或自作的有關碑記序跋和友朋間的酬應文章，數據非常豐富，忠實地記錄了徐氏的生活經歷和當時社會狀況，是我們研究清代中後期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歷史的重要材料。

（1）學需專精，勤於苦學，兼以致用。徐鼒在《讀書雜釋》自敍中曾説：“漢初，説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説，無一人兼治數經。”但是隨着時代的變化，人們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廣泛，出現了大量個人文集作品，數量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文亦至是而極衰矣。”（《未灰齋文集》自序）一個人的經歷、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涉獵很多的領域並都有成就，因此徐鼒認為，人們為了生計可以“制舉文以餬口”，也可以學計然而置業。 徐氏生活的時代正是清朝社會逐漸衰敗，動盪不安的時代。早期徐氏喜好唐初四傑的駢體文，其精美的句式、優雅的文辭、奇詭的鋪賦讓他沉迷，從《文集》中的“擬楊子云《長楊賦》”和代作的幾篇壽序中，我們還能看到他的駢體文的功底。這雖然能一時騁其才，但是這些東西空泛虛張，不切實用，在其父親和師友的指點下很快得到了改變，正如他在本書的序中所説：“先大人曰古文以意為主，文成法立，無一定之體格也。歸震川、方望溪、姚姬傳皆近代作家，論者猶謂有時文氣，駢儷文以藻煉為上。袁枚之浮囂、吳錫麒之靡弱，不足學也。”於是他一方面學習制舉之業，應付科舉考試，以求謀進；一方面鑽研經史經世之學，深研歷代儒家經典，廣覽諸子學説，以求開拓視野，定立根基。因此，他在科舉之路上終有成就，同時在文史和經世之學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文以載道，傳人傳事。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文以載道”，徐氏不悖古訓，秉承白居易所説的“文章合為時而着，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思想，用自己的文章記載了當時的人和事，用自己的筆墨記錄了那個特殊時代他認為“可傳”的生活經歷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感受。我們權且不論當時農民起義的性質，這些保衞家園，捐軀獻身的鄉土人事的可歌可泣的事蹟應該書之於史，留之於後，讓時間來考驗和評説，因此他在文集自序中説：“將帥戰守、地方營建之事，事之可傳者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人，人之可傳者也。事可傳，人可傳，敢以吾不文而不之傳乎？”他的有關晚明歷史的專著《小腆紀傳》和《小腆紀年》也以同樣的理念，為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這不能不讓我們感佩他的膽識和學識！ （3）守道修己，昌明經傳。徐氏認為古人為學因其志向的高低而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守道而不渝”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只有精研先賢聖人之學，才能化為“修己治人”的至道。他在給雲澹上人的書信中説：“讀近儒説經書，雖與宋儒多所牴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所不及。”因此，他深思殫慮，深研經義，頗有所得，而着成《讀書雜釋》14卷，其文集中也收錄了很多他的讀書心得，許多觀點還是非常新穎客觀的，可補後學。 （4）寄情勵志，發為詩歌。唐宋以來詩歌非常普及，人們常以詩歌為“廣交遊而獵名譽”的工具，因此人人能詩，鑑於此徐氏感嘆道“天下人人言詩而詩亡矣”。他認為自唐代以來，“作者代興，其為詩也，言之有物，發之成章，本之風騷以導其源，旁涉樂府歌行以暢其支流，覽百家以窮其變，然而代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思古勵志則張衡左思之制也，感時憤事則少陵之歌行也，寄情聲色哀感頑豔則徐庾温李之流裔也。”由此可見，徐氏對詩文的要求是言之有物、存乎有情、勵其有志，這樣的作品才是可以流傳不朽的。徐氏的詩詞據記載有四卷，遍查各地館藏，留存的只有一卷，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還沒有看到他的詩作，有待研讀。

徐鼒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一直從事商品交易（古稱“計然術”）者，對於他們家庭的興起有很大的貢獻，徐氏從小就受他們的影響，瞭解了初步的經濟管理知識，對他日後在非常時期財務度支、軍務管理有很大的幫助。 （1）重視農業生產。 我國古代的經濟一直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徐氏認為“崇節儉，務農桑，固國家之元氣者也，金銀其旁為通者也。”“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徐氏在其《務本論》長文中反覆論證了這一觀點，分析得至詳至細。他認為只有通過具體的勞動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和社會價值，才能使民有國富。看到當時民眾辛苦勞作，但是收入還是很微薄，獲利只有什一；而從事買賣貨物的人卻可以獲利什九，因此感到非常不公平，於是他呼籲當權者要禁淫侈，重農桑，興修水利，鼓勵墾種，徵收利税，減少浪費，這樣才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富民強國。這一系列的設想、措施是非常實際的，有很強的操作性，得到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當時社會的“賤農”現象呢？徐氏歸之於人們對金銀的無窮的佔有慾望和對奢侈消費品的享受。這一點顯然是隻看到了現象的表面，並非實質。清代中後期，隨着國門被迫打開，國外商品的流入，特別是鴉片的大量氾濫，導致國內白銀大量外流，加上多次戰爭賠款，國家財力空虛，人民的賦税增加，出現了糧賤銀貴的局面，加重了人民的負擔。1838年魏源在“請嚴寒漏扈以培國本折”中説： “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指鴉片)，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又説：“各省州縣地丁槽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系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税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①]雖然徐氏也知道鴉片的毒害和對國家經濟的影響，但是並沒有將其提高到一定高度，因此還是不太全面的，但是他的憂國憂民之心，積極尋求富民強國之心我們還是不難體會到的。 （2）規範收支行為。 清中後期，土地的兼併，大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無以為繼，即使擁有微薄土地的農民，賦税不斷增加，生活也是非常困難，於是很多人都放棄了土地，或經商，或成為流民，逃避賦税，甚至參加農民起義，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鉅額的戰爭賠款，又成了國家和人民的沉重的負擔，財政是入不敷出，民眾是流離失所。於是徐氏提出政府要重視農桑，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者”。 徐氏的《務本論》內容非常廣泛，牽涉到經濟領域的很多方面，但其中心是通過一定的經濟政策，減少流通中的得利，增加農民收入，引導和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創造社會財富，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他除了提出增加收入的“重農桑”外，還指出“貴谷帛”“禁淫侈”，即合理增加税收，減少流通環節的獲利和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的方法。 所謂的“貴谷帛”，就是通過税收政策來調節流通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減少流通過程中的獲利，引導人們從事農織生產，同時也可以增加國家税收，一舉兩得。他提出的方法有五種，即酌徵收（增加一般税收）、定支銷（訂立預決算）、立市法（制定市場交易規則）、易關税（增收流通增值税）、核奸偽（打擊假冒偽劣行為）。所謂“禁淫侈”就是通過控制人們的消費等級，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從他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許多觀點是非常合理和超越時代的，即使我們今天商品經濟時代，也同樣遵循這樣的幾個法則。 他的增加生產，合理税收，規範市場，量入為出的收支政策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構想，是有他的先進性的。 （3）反對開銀礦取利。 徐鼒反對通過開採銀礦來填補國家薪餉短缺的狀況，態度非常明確。其最主要的觀點是：開採銀礦需要軍隊的保護，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時，人員本來就不足；礦處深山，開採成本太高，回報率不高，這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有關；礦工聚易散難，易滋事生亂；礦山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導致官民糾紛，不利社會穩定；管理人員難於監督，容易導致腐敗和暴斂，這些都是確實存在的問題。至於開礦會“泄山川之靈”，這與封建保守和迷信思想有關，並不成其理由。清朝前期，正是因害怕聚眾滋事等原因，對開礦事業限制較多，但是隨着工業革命的不斷進步，機器設備的推廣應用，到了乾隆以後，逐漸對開礦採取鼓勵的方針，開礦開始盛行，全國約有金、銀、銅、鐵、鉛礦約200餘處。咸豐以後，為謀求增加財政收人，開礦事業有了進一步發展，連一向封禁的直隸、熱河、蒙古等地區，也有了開礦事業。 從徐鼒的《擬上開礦封事》這一長篇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貫的重農輕商，反對投機的保守經濟思想。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不高，社會大環境由封建的農業經濟模式向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模式轉型時期，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甚至是阻滯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徐鼒文中力求社會穩定，發展社會經濟，改善社會民生的憂國憂民的主張是堅定不移的。

（1）依靠羣眾，組織團練。 道光、咸豐年間，國內矛盾不斷加劇，農民起義不斷湧現，盜匪羣起。由於政治腐敗，軍隊渙散，毫無鬥志，因此捻軍和太平軍等在全國迅速蔓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導致清政府非常恐慌，社會很不安定。1852年，徐鼒自京城歸鄉，正逢太平軍順長江而下欲進攻六合和南京，於是他與六合縣令温紹原一起，募集士民，組織團勇，成功地保衞了縣城。 徐鼒認為，“常勝之眾易於驕，驟積之財易於匱，撤勇則可虞，養勇則多費，”因此，建議各地組織團勇，相當於基層民兵組織，戰時武裝，忙時耕種，閒時練兵，這樣不僅減少糧餉負擔，緩解了軍隊人員不足和調集困難，隨時可以讓團勇成為戰鬥力，機動靈活，非常有效。在多次的地方保衞戰中顯示了威力，使得六合的團練聞名天下，民間有“鐵鑄六合”之説，受到道光皇帝的褒獎，並在全國推廣。 地方團練的聯防保甲制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羣防羣治的地方安保措施，正如徐鼒所説：“定期日以相演習，稽勤惰以為賞罰，則人自相師，家自為戰，並聯甲之人亦相兢，以次裁撤兵勇，節省糧餉”，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為了更好的管理和發揮團練的作用，徐鼒結合具體情況，制定了詳備的《六合保衞團練章程》，對團練的編制組織、登記稽查、責任考核、人員挑選、指揮調度和獎懲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具有明顯的地方法規的性質。這不僅顯示他的依靠羣眾、發動羣眾、組織羣眾，發揮羣眾的主觀能動性等，打好人民戰爭的能力，同時也充分體現他的卓越的軍事組織和指揮能力。 （2）嚴控內亂，力御外侮。 道鹹年間，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徐鼒出於對封建王朝的忠誠，國家主權的統一，他是明確主張要鎮壓內亂，同時改善民生。無論是在六合，還是在福建任上，他都是積極組織力量給內亂以強力鎮壓，保證地方的穩定和安全。這在文集和其年譜中均可以看到，甚至他終因過度勞累而英年早逝，其盡忠保國的意願是難能可貴的。 對於外國入侵，徐鼒雖然人微言輕，但是他非常關注並主張積極抗禦。1858年4月，有外國軍艦擅自闖入長江，官軍恐慌不敢進擊。徐鼒立刻上書，認為“為事機迫不容緩，請定戰守之局，以破敵謀，而振國威”，並借鑑宋金之例，分析國內國際形勢，提出了“我無可緩之計，而敵有可乘之機，審其機以用計，則成功不難，謬乎計而失機，則阽危可待。”的建議，希望能及早行動，殲滅敵人的入侵。同時他奔走芝台，積極呼籲，但終因官僚怕事，大事難成，然其拳拳愛國救國之心溢於言辭。 （3）攻心固守，提升裝備。 徐鼒認為，一場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取決於對敵我雙方的瞭解，後勤保障是否充足和武器裝備是否精良。在《請定戰守疏》中，徐鼒分析了外夷和我方的軍事實力後，提出“招徠漢奸之在彼者，以離其腹心”的方針，結合“我因糧於本境，彼則船中之食，日少一日，我飽而彼飢矣。”的情況，雖然外夷船堅炮利，但是他們是遠道而來，糧草有限，且僱傭漢人，我眾敵寡，難以持久，故可一戰而勝。他的分析是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的，可是當權者膽小怕事，畏首畏尾，終至被列強欺侮。 1859年，徐鼒在福建任所剿匪的過程中，發現“槍炮用兼火力，為害烈而奏功亦殊”，“近日軍營奏報，凡我將士之殺賊及不幸死於賊者，則槍炮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幾無聞焉。”認為傳統武舉考試中的“馬步射”、“弓刀石”等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形勢和武器裝備的實際需要，於是提出國家在武舉考試中應該增加“火槍雜技”，這樣不僅可以促進民間習武進取之士購置火器，而且可以迅速提高火器的使用水平，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是非常切實可行的措施。

徐鼒的著述十分豐富，據文獻記載，應有二十多種。由於戰亂，多有散失。查閲現代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的藏書目錄，徐鼒的書稿刻印出版和收藏情況如下： 《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咸豐十一年福寧郡齋刻，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敝帚齋遺書》，卷數不詳，同治十一年刻，光緒三年重刻，現藏首都博物館。 《敝帚齋遺書》，卷數不詳，日本鉛印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未灰齋詩鈔》（原四卷，殘一卷），光緒十二年扶桑使廨鉛印，廣東中山圖書館。 （以上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 《周易舊注》十二卷，清光緒十二年徐承祖日本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經部第八輯第一冊。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京大人文研究所等藏有光緒原刻本。日本前田育徳會藏有本書之“敝帚齋遺書本”。 《讀書雜釋》十四卷，清咸豐十一年福寧初刻，中華書局2006年6月出版了閻振益的點校本。 《小腆紀傳》，六十五卷，淸光緒十三年六合徐氏金陵刊本；附補遺五卷，淸光緒十四年刊，現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有藏。後有多次刊印，整理出版，流傳較廣。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咸豐十一年徐氏敝帚齋刊本當為最早，後於光緒、民國和建國後多次刻印、出版、整理，流傳很廣。 《度支輯略》，十卷，鈔本，影印收入沈雲龍主編（台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第四十七輯。 《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影印收入沈雲龍主編（台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編第五十四輯 《清敝帚齋主人自訂年譜》一卷，補一卷，鉛印收入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之第六輯。

從上述刻印和藏書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徐鼒的許多書是在日本鉛印和刻印，並被日本的圖書館收藏，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與他的兒子徐承祖、徐承禮有很大的關係。這裏作一簡要介紹。 徐鼒有三個兒子。長子徐承禧（1832-？），字心燕，除早期在浙江有短暫任職外，他主要是在福建崇安、光澤、連江、長樂、古田、莆田、福安等縣為官，均有政聲，為當地人民修渠、築路、辦學等，為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並協助父親治理地方紛亂，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次子徐承祖（1842-？），字孫麒（一作“祺”），據民國《六合縣續志稿》記載，他“由藍翎廣東縣臣出使美、日、秘各國，保升知府。”是清朝實際到任的第三任駐日大使。三子徐承禮（1846-1905），字乳（一作“孺”）羔，因受其父徐鼒殉職之恤，由廕生官日本神户理事，任滿後受到嘉獎，賜官知府，回國後曾任浙江署定海廳補台州府知府。徐承禮頗有文才，他將父親未完成的《小腆紀傳》整理、續編完成，使之成為一部完整保存晚明史，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明清時期的歷史著作，故民國《六合縣續志稿》中説：“承禮能讀父書，（徐）鼒所作《小腆紀傳》未成而卒，承禮積生平功力為續成之，梓以行世。”由此可見，徐鼒的許多著作是由他的兒子徐承祖、徐承禮整理，並在任駐日本使官時刻印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