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雷健

徐雷健(1919～1998) 曾用名徐德俊、雷健，侯集鎮徐橋人。 ^[1]  1935～1937年，在鄆城縣立簡易鄉村師範學校附設中學班就讀。1936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鄆城縣抗日自衞團團員，中共鄆城中心縣委組織部部長，中共鄆城縣委書記；鄆、鄄、巨、菏四縣邊區縣委書記，中共二地委二工委組織部部長、民運部部長；中共菏澤地委常委兼菏澤專區合作總社主任；中共菏澤地委副書記兼菏澤專員公署專員、中共菏澤地委書記；中共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總工會主席；中共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共煙台地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革委會副主任，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他青年時代，就追求革命真理和民族解放，積極開展革命活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環境惡劣、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他頑強地堅持對敵鬥爭，團結組織羣眾，發展人民武裝，深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做好地方“支前”，大力建設和鞏固黨的基礎政權，為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市、地領導崗位上，注重加強黨的政治、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組織和帶領廣大幹部羣眾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長期擔任黨的組織部門領導工作，認真貫徹黨的組織路線，關心愛護幹部，嚴格按照幹部標準，積極選拔和推薦人才。他十分重視全省的體育事業，為體育活動的開展和體育水平的不斷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在省政府工作期間，在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時，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加強協調工作。

青年時代的徐雷鍵，雖家境困難，生活貧寒，但勤奮好學，精明幹練，追求真理，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10，經袁景彬介紹，徐雷鍵在縣城見到了中共鄆城黨組織的創建者梁仞仟。那時，梁仞仟受中共山東省委指派，回到家鄉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徐雷鍵感到梁仞仟富有才華，老練穩重，平易近人，誠懇熱情，十分欽佩。二人談國家命運，談抗日形勢，談青年人應有的作為，一氣談了三個小時，徐雷鍵深受啓發，大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更加堅定了追隨共產黨，投身抗日鬥爭的決心。

1938年初，中共鄆城黨組織組建“魯西抗日自衞隊”，並連續開辦三期訓練班，宣傳抗日，培養活動骨幹，每期50人左右，由於條件經驗，每頓飯都是喝開水，吃窩窩頭，自衞隊被當地羣眾稱為“窩窩隊”，來自徐橋的黨員徐雷健，積極參加窩窩隊的活動，經常保持和中共鄆城縣委的聯繫，按照縣委的指示，開展革命工作。不久，由於工作突出，活動能力強，進入縣委領導層，擔任組織部長。那時，縣委建起一支三十餘人的抗日隊伍。鄆城失守後，國民黨縣長王念根的武裝不敢抵抗，逃到鄉村，而中共領導的小分隊卻適時出擊，對日偽軍進行襲擾，擴大自己的影響，給羣眾以抗日的希望。王念根看到這隻小分隊勇猛無畏，遠比他手下的隊伍精幹，同意合作抗日，將這個小分隊編為“鄆城縣抗日教導團”。

1940年，漢奸縣長劉本功為鞏固其對鄆城縣的統治，由原來孤守城裏轉為向農村交通要道和重點村鎮安設據點。鄆城縣的解放區形成南北分割的形勢。10月，根據敵變我變的原則，上級黨組織決定把鄆城縣劃分為鄆北、鄆南二縣，鄆南縣轄原鄆城縣四、五、六區和鄄城三區（紅船、引馬）一帶，縣委書記是徐雷健。

鄆南縣大部分區域為敵佔區，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只有三十多個村莊，日偽對這僅有的一點地盤，又加緊掃蕩和蠶食。妄圖將抗日力量一網打盡，鄆南縣抗日力量面臨着一無根據地作依託，二無主力部隊支援的嚴峻局面，那是抗日形勢最為惡劣的時期。縣委根據上級指示，決定建立一區、四區、五區三個秘密區委，分別由張力、王文、王樹立任區委書記，區委聯絡點分別為張志門、趙樓、扈官屯村，除少數人隨機關和縣大隊公開活動外，大部分幹部利用各種關係分散隱蔽活動，堅持地區，積蓄力量，打擊敵人，保護羣眾。

縣委縣政府是遊動的，今天在這個村，明天在那個村，書記、縣長走到哪裏，哪裏就是縣委、縣政府。當時處境艱難，多數是夜間活動，白天隱蔽，缺少被子，草窩就是牀。無論春夏秋冬，睡覺從不脱衣服，吃不好，睡不好，但徐雷健卻帶領導同志們始終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高昂的革命鬥志。每到晚上，雷健健就和隨行人員一起抓蝨子，看誰抓得多。通訊員抓不過他，就用牙順着布縫咬。書記和縣長躺在草窩裏，無話不説，無事不談，就是開縣委會了。

徐雷健領導的隊伍，不但經受住了艱苦生活的考驗，而且經受住了生與死的考驗。當時敵人炮樓林立，出動頻繁，抗日干部整天活動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縣婦委會委員李冉等還以自己的壯烈犧牲向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有一次白天行動，迎頭碰上日偽軍，徐雷建等三個不得不躲藏到高梁地裏，太陽曬，蚊蟲叮，都得忍受。最為難受的，是整天喊抗日，現在眼看着敵人從眼前走過，卻不能挺身向前把他們消滅。想起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裏説的：能打則打，不能打就走，心中才好受些，為了保存力量，不能死拼硬打啊！

在那種艱難的歲月中，總能顯出英雄的本色。有一次，偽軍出來掃蕩，徐雷健被八九個偽軍追到一個小院子裏，按照北屋老鄉的暗示去西屋躲藏。幾個偽軍追進院後，到處搜尋，並高喊：“徐雷健，你跑不了啦，趕快交槍就擒，我們回去好交差，你放心，不要你的命，只跟我們走一趟就行，要你的命早就開槍了”。徐雷健心想：“你不要我的命，要我這個人，是想從我這裏掏出更多的革命者，破壞魯西南抗日根據地，休想！只要我有一口氣，就不能叫你帶走！”

徐雷健急中生智，向院裏的偽軍喊道：“你們都到東屋去，咱好説好辦，我跟你們走。”

偽軍説：“你得把武器交出來，不然我們不信”。

徐雷健説：“好吧，我交出武器，你們也把槍放下，不能開槍。”言罷，把匣子槍取下來，只將匣子槍殼用小皮帶繫好，拋到院子裏。看到此，偽軍們放心了，鬆了一氣口。

徐雷健乘機左手提着手槍，右手揭開了三個手榴彈的蓋。喊了聲：“都不要動！”隨即向屋外扔出一棵手榴彈。幾們偽軍登時嚇掉了魂，一個個趁在地上。徐雷健藉機跨出屋門，接着扔出第二棵手榴彈，藉着煙霧和爆炸聲，衝到大門口。為了防止偽軍追上來，回頭又扔出第三棵手榴彈。徐雷健跑進衚衕，連翻幾道牆，終於躲開敵人的魔掌。

偽軍醒過神來，發覺上當，一個個垂頭喪氣，嘟嘟囔囔：“咱草包笨蛋，叫姓徐的給耍了，七八個人都帶着大槍，眼看着到手的肉叫他逃跑了！”偽軍害怕被上司處罰，就把這個事給壓下了。羣眾卻受到震奮，説徐雷健象燕子李三，會飛檐走壁，上房過牆如走平川……

即便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徐雷健依然帶領幹部羣眾積極地開展工作。為了實現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目標，他們靈活運用鬥爭形式和方法，在游擊區，一方面以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為骨幹，建立忠於抗日政府的鄉、村組織，對外允許他們與日偽軍周旋。另一方面經常派出遊擊小組，深入敵佔區、游擊區開展反奸、反霸、反資敵鬥爭。

1942年1月，徐雷健親自帶領四區區長和地下黨員深入敵佔區活動，得知郭官屯偽鄉長張某某是個死心塌地的漢奸，因修建郭官屯偽據點有功，堅決執行偽縣長劉本功的命令，被劉本功封為模範鄉長，在劉本功的支持下，作惡多端，民憤極大。徐雷健當即立斷，決定除掉這個敗類。

張某某是鹽廠村人，鹽廠離郭官屯僅一里多路，稍有情況，日偽軍很容易接應，因此除奸行動，危險很大。但這絲毫沒有動搖徐雷健除奸的決心，他們精心策劃，實施智取。

那天，遊擊小組打着傳送劉本功命令的旗號，深夜將張廣錫騙出村外，在他還沒明白事情真相的時候，便一陣槍聲，使他栽倒在地，象條死狗一樣，一動不動。遊擊小組認為張廣錫死了，迅速撤離現場。雖然後來才知道張廣錫雖身中八槍，最終死裏逃生，但這次活動基本上達到了目的，張某某自此長期躲藏在外，不敢回家，普多次託人向抗日政府求請，發拆改邪歸正。這次行動，對鄆南一帶的震動很大，鼓舞了抗日羣眾，也對親近日偽的人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

1942年8月，徐雷健帶領二區區委書記張珍、區長郭守信等六人深入到陳坡日偽據點周圍活動，接到竇莊黨員反應，有縣城來的兩個憲兵特務，在周圍村莊借催徵糧款的名義，對羣眾進行敲詐勒索，百姓因身陷敵區，敢怒不敢言，要求抗日隊伍為民除害。徐雷健毫不猶豫，當即決定除掉這兩個禍害。他説，我們六個人，還有羣眾掩護，要除掉這兩個人易如反掌。但一定要考慮採取什麼辦法，才不給村裏留下後患。“關門打狗”可能引起敵人對羣眾報復，那就“引蛇出洞”，讓敵人摸不清怎麼回事。

按照計劃，由村長劉振乾通知那兩個特務，説各村約定當晚在石堂村交款，請他們前往接收。徐雷鍵帶人提前在竇莊至石堂的一個十字路口埋伏。半小時後，兩個特務在劉振乾和秘密黨員樊西科的“陪同”下到達伏擊地點。徐雷健他們剛一行動，劉振乾、樊西科就按事先分工，將兩個特務緊緊抱住，特務還未來得及掙扎，就束手就擒了。當特務知道對方是八路軍時，嚇得渾身發抖，跪地求饒。徐雷健十分堅決，無論他們耍什麼花招，對他們決不能心慈手軟。當時，天空烏雲密佈，一片漆黑，為了趕在暴風雨之前脱離現場，就在半里以外的地方將特務槍決。

徐雷健對敵鬥爭的堅定性，在革命戰爭時期是這樣，在新中國成立後還是這樣。建國後有段時間，他擔任中共菏澤地委書記，在打擊反動勢力，鞏固革命政權方面，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帶領幹部羣眾，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次，僅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果斷摧毀了一個會道門組織。

那次，工作人員報告説，有個村子出現會道門活動，會首自稱皇帝，糾集20餘名信徒，手持大刀矛，用牛車拉着糧食、被褥等物品進入一座廟院，一邊走一邊進行反動叫囂：“今天是黃道吉日，真龍天子下凡，登基坐殿，實行帝制，不聽共產黨的了。”

身為地委書記的徐雷健，帶着高度的政治敏鋭性，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魯西南地區雖然經濟不發達，歷史上也出現過會道門，但新中國建立後，公開稱王稱帝的還是頭一個，必須給予嚴懲。他立即指示公安局長組織了30人的警力，自己親自帶隊從地委大院出發。到了鄉鎮，又快速組織30多名基幹民兵，帶着必要的武器，直奔會道門聚集的廟院。

徐雷健大家反覆交待政策：參與會道門活動的，反動的是個別頭目，多數羣眾是受矇騙的，要搞好教育轉化工作，引導羣眾跟黨走”。

在廟院外，公安民警向裏喊話：“皇帝早被打倒了，皇帝封候是騙人的把戲，你們不要被反動分子迷惑。蔣介石有八百萬軍隊，還有美國支援的飛機大炮，都叫我們打垮了，你們你們成不了氣候，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政府一邊，才是唯一出路。”

會首反動至極，組織道徒頑抗。五六條光着膀子的莽漢衝出廟門，揮舞大刀長矛，向武警和基幹民兵殺來，連砍加捅，四五位同志倒在血泊中。看到矛盾性質惡性轉化，徐雷健當即立斷，命令機槍、步槍、手榴彈一起打，壓住敵人的勢頭，讓他們不敢露面。20多棵手榴彈成排扔過去，給廟裏形成了極大的震攝，只聽裏面哭爹叫娘，有人向外喊：“別打啦，皇帝已經死了，我們服啦！”民警和基幹民兵衝進廟裏，看到眼前一片狼藉，穿着“龍袍”的“皇帝”已經死去，信徒們一個個跪地求饒。。徐雷健讓戰士們打掃戰場，把那些畏縮在牆角間渾身哆嗦的所謂“丞相、大將、皇姑、娘娘捆綁着押走接受處理。

由於行動迅速，處理果斷，在很短的時間內鎮壓了反動會道門，革命羣眾拍手稱快，大家嘲笑那個會道門頭子“四時登基，五時駕崩”。

雖然徐雷健長期在外地市和省裏擔任領導幹部，但他對自己在魯西南的戰鬥歲月非常珍視，晚年整理鄆城革命鬥爭回憶，為編輯中共鄆城黨史提供了數萬字的文字材料。

徐雷健雖然於1998年去世，但他的革命風範，永遠激勵着後人。

“文革”期間，徐雷健受到錯誤批判，但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堅信黨的領導，堅信社會主義事業，同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政治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省人大常委會任職期間，認真履行各項職責，積極探索人大工作的規律，重視加強人大機關的組織建設，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動全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傾注精力和心血。離職後，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和黨的建設，關心各項事業的發展，積極發揮餘熱，時時處處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晚節。1998年5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