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樵

徐逸樵（1898～1989），原名頌薪，浙江諸暨化泉鄉黃坂陽人。父尚書，舉人出身，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教師、台州師範學校校長，治學謹嚴，對徐逸樵影響很深。徐逸樵5歲入本村私塾，6歲進貞惠小學，12歲赴杭州就讀商科、農科學校，17歲畢業於諸暨中學。民國7年（1918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民國13年（1924年）春回國，先後在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上海法政大學、浙江省立嚴州中學任教。民國22年（1933年），應教育部長王世傑之邀，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民國25年（1936年），赴英、法、德、意、蘇聯等國考察教育。民國26年（1937年）後，任國民黨二十集團軍秘書長、政治部主任，三十一集團軍政治特派員。民國29年（1940年），創辦陝西省立政治學院，任院長。民國33年（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長。民國35年（1946年），任國民政府駐日本代表團顧問。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辭去駐日本代表團顧問職務，潛心於日本歷史的研究，並積極投身於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活動。1960年，正值國家困難時期，毅然將幼子送回國內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1978年8月，回國定居。離日前，將長期保管的亞東協會東京分會會址大批房地產和現金，主動贈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回國後，又將在海外收集的宮廷珍品，無償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又將家鄉祖傳房產贈給當地中學，並捐贈人民幣5萬元，設立諸暨中學徐逸樵獎學金，以鼓勵鄉梓後學。晚年精心整理日本史稿。1989年9月30日卒於北京。 ^[2] 

徐逸樵5歲時，由家人送入本村私塾；6歲進貞惠小學。12歲時，辛亥革命爆發，他勇敢地剪掉辮子，離開家鄉，到杭州就讀商科學校，後轉讀農業學校，結識了後來的農業專家周汝沆和茶葉專家吳覺農。17歲畢業於諸暨中學（原諸暨縣中學堂）。兩年後他與虞紹棠等四位同學跟隨校長邊甘棠先生遠涉重洋，赴日本留學，尋求教育興國的道路。 ^[1] 

徐逸樵始到東京，就讀東亞預備學校，一年後考取東京高等師範官費生，主修教育和英語。在6年求學時間裏，他對日本社會初有了解，特別是當時常常遇到蔑視中國、污辱中國人的行為，使他憤恨不平。他結識了陳望道、雷震、湯恩伯等人，雖然日後彼此間趨舍異路，但就個人交誼而論，卻都不失為他終生的摯友。 ^[1] 

1924年春，徐逸樵回國投身教育事業。從1928年起，徐逸樵逐步走向了他一生中最活躍的時期，在上海法政大學政治系任課，講授有關社會思想的課程。他常常到內山書店和伊文思書局購買這些方面的最新書籍，一個學期後，經過對教案的整理，編著出版了《社會思想史ABC》一書。稍後由雷震介紹，徐逸樵便到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任職。初到訓練部，他幻想能為孫中山先生實現三民主義思想而有所作為，但事實上，所謂的訓練部，部長常常易人，部中既無訓練計劃，也乏訓練實績。失望之下，他再次轉向教育，出任建德縣省立嚴州中學校長。 ^[1] 

在中央黨部訓練部工作時，徐逸樵編寫了一套高、初中公民教科書，共六冊（其中高中的第二、三冊是與他人合編的），分別在1931年、1932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使用了8年之久，謂之《徐氏公民》。為此，民國政府教育部特聘他為中學課程標準編訂委員。1933年教育部長王世傑邀請他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負責民眾教育、體育和文物保護工作，後又兼第三科電化教育科科長。在這裏他將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工作，並和雷震合力創辦行健中學；他受四川省主席劉湘的邀請，入川邊山區考察教育情況；他遠行歐洲德、意、蘇、法等國，考察那裏的教育以及有關青年訓練的工作……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1] 

1937年盧溝橋抗日戰爭爆發後，徐逸樵決定投筆從戎，報效國家。當時，湯恩伯想用共產黨人的辦法治理軍隊，於是來找徐逸樵，請他擔任國民黨第二十軍團秘書長，在軍隊中開辦軍政幹部訓練班，這樣，徐逸樵辭去教育部工作，從南京、開封等地招選了一批青年學生來到許昌。 ^[1] 

湯恩伯親自掛帥做訓練部主任，蔡劍鳴做教育長，徐逸樵做總教官。訓練班的主要任務是為二十軍團培訓軍政幹部，提高軍隊的思想素質，同時開展瓦解日軍的宣傳工作。徐逸樵運用他對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有針對性地用日語書寫許多宣傳品，再加上一些由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處運來的宣傳品，由學員們偷偷地送進日本軍隊裏。第二年國民黨軍隊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從戰場上俘獲日本兵的衣袋裏，翻出了訓練班散發的瓦解敵人軍心的傳單。此事報到蔣介石那裏，蔣當即提出“要見見徐先生”。就在這次接見中，蔣介石親筆寫下委任狀：“任命徐逸樵同志為第三十一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要求“全軍的政治工作向徐逸樵看齊”。 ^[1] 

在以後抗日戰爭的幾年裏，徐逸樵相繼擔任過國民黨重慶中央大學指導員、國民黨陝西省立政治學院院長、國民黨豫魯蘇皖邊區黨政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冀察戰區黨政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等職，活躍於川、陝、冀、豫地區，從事的主要工作為培訓軍政幹部和宣傳。他當時的想法就是一個：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軍隊必須提高素質，嚴明紀律，加強戰鬥力。抗戰勝利前夕，他離開了軍隊，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訓練處處長。 ^[1] 

1929年10月，徐逸樵和友人在南京發起成立日本研究會———當時中國主要研究日本的團體，請戴季陶做會長，許壽裳和陳大齊做副會長，實際工作則都由他們自己承擔，劉百閔負責總務，徐逸樵負責出版。最初辦的是三日刊，版面四開，後來改為月刊《日本評論》。此外還出版不定期的小冊子，介紹日本的歷史、社會、人物，評論時局，曉以利害，眼光鋭敏，筆鋒犀利。不久便取得了宣傳抗日的良好社會效果，他的文章收入《抗戰言論集》中，後又為巴黎中國共產黨辦的《救國日報》轉載，引起了各界（包括日本人）的注意。1935年他們又創辦了“中國新論社”，編髮月刊《中國新論》及《非常時期叢書》，均由世界書局出版，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 ^[1]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張羣應蔣介石的要求，邀集對日本素有研究的王芸生、王芄生、雷震、徐逸樵等人士，召開“對日善後問題座談會”。會議分兩次進行，均由徐逸樵記錄並整理成文，交張羣轉蔣介石。這樣徐逸樵又開始了更深一層的對日研究。 ^[1] 

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徐逸樵毅然脱離了國民黨，埋頭於日本歷史的研究中。他從中、日、朝三國古文獻中尋覓文字記載；從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研究；他北上北海道，深入蝦夷人的居住地，又南下到日本列島的西南島嶼探尋古蹟，“就像從泥沙中淘金一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日本古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真面目，提出了一整套獨特的見解。他的著述《先史時代的日本》（原名《日本原始古代史論考》），一直到他去世都在不間斷地補充修改，後經中國著名日本史研究學者汪向榮整理，1991年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1] 

徐逸樵主要作品有《徐氏公民》《先史時代的日本》（原名《日本原始古代史論考》）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