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躬耦

徐躬耦，上海市人，1943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即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 ^[1]  ）土木系，1950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南京大學副教授、物理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蘭州大學教授、物理系和現代物理系主任、原子核研究所所長、副校長、校長，南京大學教授。長期從事核結構理論及核反應統計理論的研究，特別是“生成座標方法與原子核集體運動”的研究，1985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他是中國核物理學會、中國核學會常務理事。撰有論文《核反應過程的統計描述》，著有《原子核結構理論》、《原子核反應理論》等。

徐躬耦幼年體弱多病。童年在父親辦的新式家塾中讀書，除學習古典國文外，還學習數學、英文。1928年徐父去世，兩年後母親帶領全家遷到上海。1930年秋，徐躬耦插班進入比德小學（現徐彙區中心小學）4年級。1933年夏考進了名校南洋中學。七七事變，全家逃離上海，徐躬耦進入教育部為流亡學生舉辦的設在貴州銅仁的國立第三中學，於1938年春到達銅仁。在一年半的學習期間，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畢業的邱德榮老師給他很大的影響，使他對物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9年秋考入了遷到貴州平越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即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土木系，此時唐院院長是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唐院1916屆校友）。1943年秋，他從唐山交大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在以後的4年中，他直接或間接在茅以升麾下做橋樑建築方面的一兵。先在貴陽橋樑設計工程處，不久調重慶鐵道技術標準設計委員會橋樑處，1945年調中國橋樑公司，1947年調浙贛鐵路局橋樑總工程師室。4年中近三年半的時間在重慶。

抗戰勝利，徐躬耦充滿希望，打算在和平建設時期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報效國家。但時局的發展，內戰的陰雲使他的希望破滅。報國暫時無門，他做出了到英國留學的決定，同時調整了他的職業，實現了研讀物理學的長期夙願。從1947年到1950年在英國留學期間，他學習十分緊張，不僅要補欠缺的物理基礎，更要在科學前沿上探索，在大千世界的倫敦生活了3年，他只看了一場最喜愛的足球賽，全部時間都用於學習和研究。胡濟民和徐躬耦都師從物理學家H.S.W.莫賽（Massey）教授，胡早去幾年，作為師兄，對他有很大幫助。以往在橋樑工程方面受到的嚴格的工作鍛鍊，對他也很有幫助；特別是他養成的全面分析問題、總結提高的習慣，使他在做博士論文期間，在Gerjouy-Schwinger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張量力作用下氚核的結合能，得到了當時最好的結果。

在英國的3年，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從新華社瞭解到解放區欣欣向榮的局面，又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充滿了激情。於是，他謝絕了導師挽留他做博士後的好意，帶着報效祖國的迫切心情，於1950年9月到達廣州。1947年，徐躬耦與浙江大學畢業的潘朝豔女士認識，並於赴英留學前訂婚。臨行前，潘朝豔給徐躬耦一句情深意切的囑言：“盼、信、愛，其中最重要的是愛”。1950年徐躬耦回國後即與潘朝豔完婚。這一對感情甚篤的夫妻，憑着那贈言中的巨大力量，經受住了後來向他們襲來的種種巨大的災難與不幸，深深地感動了同輩人，教育了後輩人。

1950年秋，徐躬耦回國，應聘到南京大學，到物理系任副教授教，先講授二年級的理論力學和四年級的理論物理，後來又講授物理系的數學物理方法和量子力學，以及氣象系的流體力學。1953年，系主任魏榮爵因病休假一年，由徐躬耦代理系主任，魏恢復工作後，他又任副系主任一年。

1955年9月底教育部電告南京大學，調徐躬耦任蘭州大學物理系主任，以加強蘭大物理學科的建設和配合核物理專業的創建。從1955年至1961年，徐躬耦任物理系主任期間，在基礎課程的開設，師資隊伍的培養，新專業的設置和科研工作的開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蘭州大學建立了理論物理、無線電電子學、磁學、半導體等專業。很好地安排了前蘇聯磁學專家在蘭州大學的工作。由於徐躬耦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和卓著的工作成績，他於1956年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蘭州大學設立原子能系（1961年改名現代物理系），徐躬耦任系主任，創建該系的重任落到徐躬耦肩上，他任該系主任一直到1984年。

1959年春，江隆基調任蘭州大學，提出“整頓教育秩序，提高教學質量”的口號，不久又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對深受“大躍進”，“反右傾”運動衝擊的蘭州大學進行了艱苦的治理工作。徐躬耦完全贊成和支持江隆基的教育思想，在江校長的領導下，在現代物理系進行了艱苦的創業工作，從建系時十幾位教師，發展到百餘名教職工，設置了實驗核物理、理論核物理、核電子學、加速器等專門化和放射化學專業，成為當時國內僅次於北大技術物理系的核物理教學科研基地。

徐躬耦對蘭州大學物理系和現代物理系的建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做出巨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他在政治上卻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家庭也連遭巨大的不幸。“反右傾”中他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戴帽子），後經江隆基親自過問予以平反。“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殘酷的批鬥。1970年，他的幼子在上游泳課時不幸淹死。1980年，他的長子在考上中科院力學所研究生以後，不幸得腦瘤醫治無效而去世。所有這些天災人禍，給他和妻子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這一對感情誠摯的夫妻，懷着對國家對人民的忠誠之心，承受了這些打擊，在忍受巨大痛苦的情況下，堅持做好本職工作，對蘭大、對西北獻出了他們的大半生。

蘭州大學在國內外的聲譽的取得，是全校師生和校領導長期奮鬥的結果，其中也有徐躬耦的一份貢獻。1979年至1985年，徐躬耦任蘭州大學副校長、校長期間，正是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蘭州大學開始恢復，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時期。開始，他作為劉冰校長的副手，後來又與胡之德副校長合作，對蘭州大學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在1984年9月召開的“蘭州大學第一屆教職工代表大會”上，徐躬耦代表學校做了題為“加快改革步伐，為實現我校發展規劃而努力奮鬥”的工作報告，提出了蘭州大學總的發展規劃：“根據黨的十二大把教育作為實現四化的戰略重點之一的決策和‘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戰略要求，進一步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加快調整、改革的步伐，繼續進行整頓，加速發展數量，努力提高質量。到1990年，要求達到萬人規模，設有文、理、技術科學、管理科學等方面的專業，能培養數量較多、質量較高的德智體諸方面都得到發展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結合西北特點和我校情況，在某些基礎較好的學科領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加強某些薄弱環節，大力提倡學科間的滲透，在一些新的學科領域迎頭趕上，迎接新的技術革命的挑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開發西北的事業中作出重大貢獻。”

1955年至1961年任蘭州大學物理系主任期間，徐先生在基礎課程的開設、師資隊伍的培養、新專業的設置和科研工作的開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蘭州大學物理系建立了理論物理、磁學、半導體、金屬物理、無線電電子學等專業。1958年開始領導蘭州大學原子能系的創業工作，1959年任原子能系（1961年改為現代物理系）系主任，直到1984年。1979年至1985年先後任蘭州大學副校長、校長。1986年1月起，任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教授。 ^[2] 

徐躬耦先生，長期從事強作用物理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研究碩果累累，桃李滿天下。他在原子核物理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對中國核科學教育的貢獻，得到國家的表彰和社會的高度評價。他撰寫了原子核理論三卷集：第一卷為核力；第二卷為核結構，獲1992年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第三卷為核反應，獲1995年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科研成果“原子核集體運動”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生成座標方法與原子核集體運動”獲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原子核總體性質的研究”獲1992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遠離β穩定線奇特核性質的研究”獲1998年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2] 

徐躬耦從青少年時代就對物理學懷着極大的熱誠和濃厚的興趣，決心獻身於科學真理的追求，以科學和教育為國家和民族的復興服務。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裏，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核力與原子核少體問題的研究，在莫賽的指導下，與胡濟民一道，在這個領域做出了世界矚目的工作。他們的論文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上，成為當時最前沿的成果而被人引用。1950年回國以後，他本來可以集中精力在這個領域繼續做出成績，然而，新中國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使他從1950年到1960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學與行政工作上，從而放棄了在核力與少體問題的研究中繼續取得成就的機遇。

從1961年開始，他領導的現代物理系在教學上已站穩了腳跟，開展科學研究、提高學術水平成為全系師生的迫切任務。作為全系的負責人，他率先在當時核物理的發展前沿，以玻爾—莫特遜模型為代表的原子核集體運動研究領域，開展了系統的工作，在原子核集體運動的可變轉動慣量模型，振動與轉動耦合、核表面振動的非諧效應等方面，做出了與當時發達國家科學家所做的相似工作。這些工作成果被選定要在1966年舉行的北京暑期物理討論會上報告。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徐躬耦被剝奪了參加這次會議的資格。10年“文化大革命”，不僅使這些研究成果喪失了適時發表的機會，而且也堵塞了徐躬耦在這些領域中進一步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1975年，徐躬耦利用承擔國防科研任務核數據編評工作的機會，再次帶領理論核物理教研室的年輕教師，開展了核反應統計弛豫理論和原子核集體運動微觀理論的研究。在前一項研究中，他不僅把以激子模型為代表的前平衡核反應統計理論成功地用於中子核數據工作，而且還從非平衡量子統計理論出發，系統地研究了包括多步直接反應和多步複合核反應的核反應統計理論，為唯象的激子模型奠定了微觀多體理論基礎。這項工作發表於1979年，比類似的FKK理論早一年。他領導的核數據工作，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1980年國防科委戰略武器與尖端科技成果四等獎。在集體運動微觀理論研究方面，他指導進行了原子核相變的研究，從I-N（Z）核相圖上分析原子核集體性質的突變。這一研究受到哥本哈根學派的重視。與此同時，他把生成座標方法、動力學羣和相干態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描述集體激發和非集體激發以及二者相互耦合的有效手段，並基於內稟態確定集體運動自由度這一思想，論證了玻爾—莫特遜的幾何模型和IBM代數模型的微觀多體理論基礎，指出了這兩個模型的本質聯繫。該項工作受到核物理學界的著名學者Talmi、Iachello、Klein、Casten和Rowe等人的好評，並於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獎，1986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8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

後來在經典混沌研究成果的衝擊與啓發下，量子物理學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熱點——量子混沌。由於在核反應統計理論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對原子核無規運動的動力學根源的追求，使徐躬耦敏鋭地感到，量子混沌研究對於理解原子核統計規律的重要性。從1988年以後，他轉向了量子混沌的研究，深入分析導致量子混沌運動的動力學機制；明確了只要量子力學中運動初態取為相干態，經典力學中運動初態取為局域的規則的幾率密度分佈，則它們以後運動中的空時變化必然會始終保持明確的對應。同樣會因非線性共振而使初始拓樸結構發生局域破壞，會因不斷髮生重疊的非線性共振而導致大範圍破壞。它們這種動力學描述的複雜性又同樣會轉化為統計描述的隨機性，會呈現出遍歷性；而且在經典極限條件下，量子遍歷性將逼近經典遍歷性。在量子混沌研究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徐躬耦在原子核物理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對中國核科學教育的貢獻，得到國家的表彰和社會的高度評價。他長期擔任教育部物理教材編審委員會副主任（1963～1984），被選為中國科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物理學會理事，甘肅省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和中國核物理學會常務理事，《物理學報》、《中國物理快報》、《高能物理與核物理》、《原子核物理》、《理論物理通訊》、《物理學進展》等刊物的編委，還曾被選為甘肅省第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擔任甘肅省第六屆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衞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21年8月12日 出生於上海市松江縣。

1933年~1937年，上海南洋中學學習。

1937年~1339年，貴州銅仁國立第三中學。

1939年9月～1943年7月 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土木系學習，獲工學學士學位。

1943年8月～1947年9月 任交通部橋樑設計處、交通部鐵道技術標準設計委員會橋樑處、中國橋樑公司、浙贛鐵路局橋樑總工程師室，工程師。

1947年12月～1950年8月 英國倫敦大學大學學院數學系理論物理研究生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0年10月～1955年9月 任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代系主任（1953～1954）。

1955年10月～1985年12月 任蘭州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1955～1961），現代物理系主任（1959～1984）、副校長（1979～1984）、校長（1984～1985）。

1986年1月～ 任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教授。

1 徐躬耦，鄭衞漢.原子核理論.核力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2 徐躬耦，楊亞天.原子核理論.核結構與核衰變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徐躬耦，量子混沌運動，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