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

徐致靖（1844年—1917年），江蘇宜興人，清末維新派領袖。德宗光緒間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至內閣學士、署理禮部侍郎。1897年（德宗光緒二十二年）德國侵佔膠州灣，他以外患日迫，亟思“變法圖存”。次年上疏清光緒帝明定國是，“以一定心，而維時局。”主張破除資格並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張元濟等人。認為“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請“廢八股，改試策論，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練重兵，以備邊患。”“百日維新”期間，擢為禮部侍郎，“戊戌變法”後，被革職監禁。1900年出獄，定居杭州，自號“僅叟”，後清亡民國立，即剪辮，並要求子侄孫輩剪辮子，説康有為等人的復辟行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徐致靖生平勤奮好學，為人正直，“廉靜寡慾”。著有《上虞縣誌》、《奏議》、《僅叟詩文》若干卷，所著《論語解》未能完稿，皆藏於家。

其子徐仁鑄亦是變法維新志士，為清末四才子之一。

當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逮捕維新派官員。徐致靖也進了監獄。慈禧親筆批文立即斬決的頭一個人就是徐致靖。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是同科進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鴻章就想方設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紅人榮祿幫忙。礙於面子，榮祿只好向慈禧説情。不料慈禧大怒，責怪榮祿為帝黨開脱。榮祿馬上跪地申訴説徐致靖只是個書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維新派裏唱崑曲、玩圍棋而已，而且在宣佈維新後的3個月內，皇帝一次也沒有召見過他。

慈禧立即派太監查詢。因宮廷規定，皇帝召見任何人都要有記載，一查便知。太監核查後回報説：3個月內皇帝確實沒有召見過徐致靖。這下慈禧稍有轉色，再加之榮祿是她最寵信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為“監候”（即死緩）。

而事實上，光緒沒有召見徐致靖的原因是因為他雙耳重聽，別人跟他説話不提高聲音就聽不清楚。而光緒左右時有慈禧耳目，所以為保密起見不太召見。

徐致靖大難不死，“戊戌七君子”變為“六君子”。徐致靖出獄後，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僅存的老朽。

因為菜市口刑場倖免於難，所以，徐致靖和張蔭桓在歷史上的聲名遠不如當時就被害的“六君子”那樣光芒萬丈，但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們 ^[1]  。

“戊戌七君子”怎麼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9月24日，九門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時，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並無驚慌失措。

他的官職比“四京卿”要高，又保舉了康、梁、譚等人，還上過許多變法改制的奏摺。入獄之後，他自以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處決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幾個子侄也準備帶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為侄兒徐仁録去路上迎接從長沙北來的徐仁鑄，徐仁鑄呆了，不能説話，只有侄兒徐仁銓一人趕到菜市口：

看見人山人海，紛紛談説：差使（按為當時口語，即處決人犯的官卒）出來，頭一輛車一定是徐致靖。霎時間，聽炮聲，遠望順治門洞裏，湧出一支人馬，街上人喊道：差使來了。又聽見有人喊道：很奇怪，怎麼頭一個斬犯是譚大人呢？（許姬傳著《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35頁。本文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均來自此書）

只見第一輛囚車上是譚嗣同，第二輛是楊深秀，第三輛是楊鋭，第四輛是林旭，第五輛是劉光第，最後一輛是康廣仁。

徐仁銓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譚嗣同的屍。人散了，也沒見伯父被綁出來，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來的店中。回了家，見仁鏡還瞪着眼呆立在門口，趕緊把他拉進家，告訴他今天沒有事。

這一史無前例的驚天大案刑部不敢審，奏請派大臣會審，結果突然下旨處斬，越過了當時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員都很驚訝，連《大清律例》都不顧就要殺人。

徐致靖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原來是李鴻章“重託榮祿”，才保住性命。徐、李兩家淵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倖免在獄，讀書養性，並沒有後悔自己捲入維新運動，對前去探監的侄婿言謇博説：“我們主張變法改制，效法明治維新，可謂對症下藥，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相信，將來還要走此路，這是大勢所趨，少數人阻撓不住的。”獄中，《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寫出來。在獄兩年，精通中醫的他常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國聯軍進京，全部犯人釋放，他不願走，“我是大清國的犯官，判我絞監候，現在外國人開監放囚犯，我不能聽他們的命令”。一直等到監獄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來，並請刑部尚書貴恆代奏請命，兩個月後，得到西安來的赦旨，才經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園寺巷定居。這個房子是徐仁鑄在戊戌事敗母親病故，扶柩南歸後的定居之所。這年8月等到父親出獄南下時，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爾”，父子終於未能見面。當時有人集一聯：“不孝男徐仁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昧死臣譚嗣同，末學新進，罔知忌諱，幹冒宸嚴。”

徐致靖晚年常説：“我應該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麼意思？”

在他外孫許姬傳的回憶錄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長期都是個謎。戊戌事發，他被捕當天，李鴻章在院子裏轉圈子，最後決定找榮祿幫忙：“年侄徐子靜，是個書呆子，好唱崑曲，並不懂新政，你給講個人情。”榮祿表示為難，因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託“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榮祿面見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單，第一名就是徐，“斬立決”，下面是譚嗣同等六人。榮祿進言：“太后英明，這些人都是罪有應得，不過徐致靖聽説是個書呆子，整天在家裏唱崑曲，吹笛子，他並不懂新政，恐怕是上當受騙。”慈禧太后面帶怒容説：“徐致靖不是好東西，他離間我母子，你為什麼袒護他？”榮祿忙跪下説：“奴才不敢，不過據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禮部右侍郎後，皇上沒有召見。”太監奉命去查檔，果然，光緒帝三個月內都沒有召見過徐，她這才辭色緩和下來，對榮祿説：“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獄底吧。”動筆把“斬立決”改為“斬監候”。榮祿為表示自己費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對李鴻章説得很詳細。是李的後人親口告訴徐的後人的。光緒帝為什麼三個月沒有召見過徐？其實是因為徐“耳朵重聽”，身為皇帝，還不得不防隔牆有耳。這一點張元濟應召時就感覺到了。

原來，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徐偉侯1847年同時在考棚應考，李得了瘧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嘆息“今科無望，完了”。徐問：“你做了幾篇？”李説只謄清一篇，還有兩篇是草稿，來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筆哆嗦，無力完篇。徐説給我，我代你整理抄寫，遞進去試試。結果李一舉中了進士。日後李鴻章位極人臣，徐總是當個知縣，但兩家的淵源非同尋常，不為外人所知。至於榮祿為什麼會買李鴻章的賬，在當時波詭雲譎的複雜時局中，他也離不開懂洋務、會辦外交的李鴻章支持、幫助。我前面提及他對陳寶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隸總督，奉旨推薦人才，開列過一個31人的名單，其中就有陳三立、黃遵憲這樣的維新派，還有袁世凱。

徐家傑（偉侯）與李鴻章同榜中進士，一直在山東等地做知縣，晚年任北京金台書院山長，但因為受了洋務派影響，“主張開鐵路、種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聽英國何以能夠富強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國歷史，還主張研究外國曆史”。徐致靖從小受父親教誨，“治經學、史學之外，留心洋務及經世之學”。1895年，父親病故，他回宜興住了27個月，“看到外來侵略頻繁，政府官吏貪賄成風，非常氣憤，常説要出幾個張江陵（居正）、海剛峯（瑞），才能扭轉風氣，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義、有鄉望的叔叔徐憩泉勸他，身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可以專摺奏事，“當國家危急之秋，應該有所建樹，豈可倦勤”。　年輕的光緒帝在甲午戰後勵精圖治，試圖有所作為，朝野內外志士主張變法維新、挽救危亡的呼聲日益高漲。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正四品）身份上《守舊開新請明示從違折》，提出“外侮方深，國是未定，開新守舊，兩無依據，請乾斷特申，以一眾心而維持時局”。（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是百日維新前夕軍機處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稱“請定國是疏”。

三天後，即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定國是詔》，宣佈變法自強。在此後的103中，徐致靖至少還上過7個重要的摺子，對變法進程有或大或小甚至關鍵的影響：6月22日的請廢除八股折，7月7日的《請酌定各項考試策論文體折》，8月14的《請開編書局折》，9月5日的《請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凱折，9月14日保舉人才折等。有人考證他的這些重要摺子幾乎都是康有為代草的，其實這一點並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薦舉了工部主事康有為、湖南鹽法長寶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主事張元濟、廣東舉人梁啓超共五人，建議光緒帝將他們“或置諸左右，以資顧問；或進諸政府，籌措新政”。

光緒帝當天下旨，預備三天後召見康有為、張元濟。據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翁同龢日記，光緒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為“所進書”，他回答自己與康不往來，光緒問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測”。問他以前為何不説，他説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實，6月15日，康、張還和已被開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飯。16日，康有為第一次見到了光緒帝。同時，光緒帝下旨召黃遵憲、譚嗣同進京，安排梁啓超在各國總理衙門。康、譚等能直接參與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沒。也正是這一折子導致他入獄幾乎喪命，“一門三翰林”統統革職。　政變發生後，徐仁鑄請求代父坐牢，具折陳情：

臣父一生忠厚篤實，與康有為素不相知。臣去歲入湘以來，與康有為之門人梁啓超晤談，盛稱其師之品行才學。臣一時昏聵，慕其虛名，謬謂可以為國宣力，當於家信內附具節略，稟懇臣父保薦。臣父溺於舐犢之愛，不及博訪，遂以上陳。茲康有為獲罪，臣父以牽連逮問，推原其故，皆臣妄聽輕舉之所致也。

徐仁鑄為父開脱，要代父入獄，其情可嘉，他説的既有事實，又非全是事實。當時，他對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啓超十分器重，認為梁的《幼學通議》“切實曉暢，實為蒙養之要”。徐仁鑄與陳三立、黃遵憲、譚嗣同在湖南共同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徐仁鑄的幕僚周善培回憶説他與譚嗣同、梁任公、黃公度“最為投契”。推薦康有為是因為譚嗣同在他面前稱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勢力的反對，阻力很大，他有“改變方針向中樞發展”的想法，他寄給父親康、黃、譚、梁的簡歷，由此推動了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錄》中説，徐仁鑄“密疏梁、譚及康有為、黃遵憲”，“求父致靖薦達於朝”。但，徐致靖與康有為並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專家湯志鈞認為，徐致靖的“請定國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為草擬、經徐致靖脩潤的，除康有為自編年譜外，梁啓超的《致夏曾佑書》也説到此事。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徐仁鏡、徐仁錄都參加了，參與其事的李盛鐸也曾向徐致靖稱道康的才識。徐致靖的保舉人才折上去後，康有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談維新變法的計劃。當時他聽康大談《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説：

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遷至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説《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徐仁鏡對外甥許姬傳説：“康主張君主立憲，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與你外祖的意見相同，所以很談得來。”

9月4日，由於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言事受阻，引發光緒帝罷免六堂官，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第二天，徐致靖升禮部右侍郎（二品）。譚嗣同等四人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這是百日維新的最高峯，也是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舉對舊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危機日迫之時，康有為、譚嗣同除了推動徐致靖上書光緒帝，保舉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還建議光緒開懋勤殿，起用顧問官十人，請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舉，徐保的人以康有為為首，王保的人以康廣仁為首。9月12日宋伯魯上《擬開懋勤殿以議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魯上《選通才以備顧問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廣仁等折》，摺子都是康有為起草的。當天，光緒在百日維新期間第十二次去頤和園請安，請示開懋勤殿議新政，被慈禧太后嚴厲駁回，這是變革啓動以來前所未有的。（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172頁）這才有了光緒帝向軍機四章京等問計的那份密詔，其中並未提及康有為的名字。

新政風雨飄搖，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矛盾開始激化。9月17日，光緒明發上諭命康有為迅速出京，去上海辦報，不得遲延。（早在7月31日，光緒帝就命康到上海辦《時務報》，康曾具折謝恩，卻遲遲不願離變法旋渦的中心北京。）當天，康到徐家吃飯，大家都勸他南行，癖好崑曲的徐致靖還唱了《長生殿·彈詞》一折，蒼涼動人，康説有“變徵之音”。很多年後，徐和少年外孫敍述往事，還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慨，“雖然知道新政已敗，大禍將臨，卻都慷慨激昂，沒有畏縮之態。但談到光緒帝處境，則相對流涕，一籌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為劫後餘生，終於在杭州重逢，此時離戊戌年已近16個年頭。他外孫許姬傳看到的康有為是一個頭帶方頂緞帽、紅結子、身穿藍寧綢袍子、方面大耳黑鬚的中年人。兩人眼光一對，康自稱小侄，搶先幾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兩人抱頭痛哭。康説杭州當道朱瑞是袁世凱的人，怕隔牆有耳，建議筆談。康從戊戌年得到英國軍艦保護安全抵達香港説起，再談海外的流亡歲月。徐談的是六君子被殺，刑場情況，並寫道：“在獄中得年侄喬茂萱的照顧，可以讀書養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等，是腹稿，下次來時，抄給你看。”説到出獄抵杭州，仁鑄已逝時，康寫道：“研甫年兄是我黨通達時務的傑出人才，與譚復生可稱雙傑，如他在京，當不致如此慘敗。”康説，戊戌年海外誤傳年伯被害，曾遙為祭奠。庚子年，聽説年伯獲釋，曾託人帶銀奉贈，並有幾首懷念詩，回上海後，當抄寄。徐寫道：“錢未收到，詩頗思一觀。”

接下來，兩人談到光緒帝之死，在談到辛亥革命時，兩人漸有分歧，康留戀清室，徐則認為滿人多昏庸貪賄，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紙，兩人手談了80多張。臨睡前，康把紙全燒了，還怕燒不透，用銅尺檢查全是黑灰才罷。是夜，康有為與少年許姬傳同睡。以後，康從上海來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紙，每封信就像一個手卷，書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個月有四五封。有便人來，康還託人帶些廣東的鹽魚、香腸、鮮荔枝等土產。有一次，康派人送來四首詩，其中有徐還在獄中時寫的：“愁雲慘霧何時解，正氣歌成壯更悲。”有徐獲釋“喜而淚下”時寫的：“冤獄兩年悲黨錮，維新元老紀新猷。”另兩首中有句：“黑劫飛灰歷幾年，當時同補女媧天。”“萬年青史紀維新，功罪如何説黨人。”徐要外孫送到店裏去裝裱，並一直掛在外孫的書房裏。

1916年夏天，袁世凱死後，浙江督軍呂公望、警務處長夏超迎康有為到西湖避暑，住在劉莊，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對呂、夏説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飽耳福。徐唱了《罵曹》，康欣賞唱腔，並琢磨徐文長原著的詞意，不斷地叫好。那天，徐興致特別高，説：“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裏唱曲，更為清越好聽。”於是大家分別上船，在湖心蕩漾唱曲，盛夏之時，西湖遊船很多，聞聲紛紛靠攏，直到11點，才曲終人散，盡興而歸。康帶了女兒和女婿，徐帶了兩個外孫，在劉莊住了一個月，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轉滄桑變，世異時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長詩《七月既望夜宴劉莊酒後狂歌為南海壽》送給康有為，傾訴19年來的政變風雲，壯懷激烈和流亡入獄之苦，其中有“賊臣賣主終賣國，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這個“賊臣”就是他曾密保、後半生耿耿於懷的袁世凱。

劉莊的夏天讓康有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頭，1917年他買下西湖丁家山一帶三十多畝地，耗銀四五萬兩，歷時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園”，杭州人習慣叫“康莊”。正是在這裏，年過花甲的康有為娶19歲的農家女張阿翠為六姨太，成為茶樓酒肆的談資。他自題“康莊”聯曰：

割據湖山少許，操鳥獸草木之權，是亦為政；

遊戲世界無量，極泉石煙雲之勝，聊樂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題詞，現在看到的“蕉石鳴琴”等都是他的手筆。1927年康在青島去世後，“康莊”逐漸衰敗。

徐致靖上摺子保舉譚嗣同，譚因病遲遲未能進京，徐去電催促，到農曆七月才姍姍來遲，從那時起，譚幾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變法的事，或聽崑曲，常請徐唱《長生殿》的《酒樓》一折，康有為則喜歡聽《單刀赴會》中的“大江東去浪千疊”。

變法事敗，康有為出走，譚嗣同和梁啓超、徐仁錄乘一輛騾車到了日本使館，譚與日本參贊筆談：“梁啓超君應避死，留為大用，託君重義，使之不死”，自己則“義不應避死”。

“與譚最投契”的徐仁錄説，“譚瀏陽侃侃而談，神態堅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明大義的豪傑，聯袁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被捕前一天，譚嗣同去看林旭，林問：“你走不走？”譚回答：“我不走。”林説：“我亦不走。”譚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飯、喝酒，譚説：“變法維新失敗了，任公我已託日本使館掩護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賊黨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問：“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頭，“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

徐後來告訴外孫許姬傳：“譚先生在臨危時，談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傑之士。”並自責：“我對不住譚瀏陽，如不保他內調，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孫許姬傳解釋譚嗣同的絕命詩時，還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因為他的保薦，1898年8月11日，黃遵憲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駐日使館參贊）。光緒帝被幽禁，黃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議兩天後獲釋，從此隱居著書寫詩，留下了《日該國志》《人境廬詩草》等。對他當年的舉薦，黃始終難以忘懷。《人境廬詩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懷人詩》，第一首是陳寶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紛紜國是定維新，一疏驚人泣鬼神。尋遍東林南北部，一家鈎黨古無人。

第十一首是寫徐仁鑄，前兩句為：

臣罪當誅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説的是徐仁鑄上書願代父入獄的事。

在徐致靖保薦的5人中，與梁啓超關係最遠。光緒帝也沒有召見過樑，他後來解釋其中的原因是由於梁“粵音太重”。徐仁鑄與梁啓超關係則要密切得多，請梁到時務學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學政時。

許姬傳回憶，進入民國，繼康有為到杭州之後，梁啓超也來了，身穿黑緞團花馬褂，藍緞團花袍子，頭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綠呢大轎，還有四個警察保護。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進門，梁就下跪。他們的談話從徐仁鑄説起，當梁問及他有沒有回故鄉宜興，看看親友，他的聲音提高了，很激動地説：“戊戌變法我們失敗了，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梁説：“年伯何必如此，我們都是為國家，不能以成敗論。”語氣中有點窘。梁啓超臨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請他寫字留作紀念。送走了梁，他還自言自語：“梁卓如前呼後擁，跑到這裏來擺架子，剛才我一句話説得他臉都漲紅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寫在扇子上，後面還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來杭，別十餘年矣，不勝滄桑之感，因賦俚句，留作紀念。”

1915年梁啓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劉莊停留了10日，當地官僚殷勤招待，熱情甚至超過了廣東故鄉。6月11日，他在杭州給女兒梁令嫺寫信，説自己在西湖邊不忍離開，甚至想在西湖邊買十多畝地，種茶、種烏桕，躬耕自得，做個“千户侯”。當時袁世凱稱帝在即，他還要揮動如椽大筆去寫《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夢終究做不成，沒能像他的老師康有為那樣在西湖“割據湖山少許”。

1898年9月，百日維新朝夕不保之際，康有為、譚嗣同等曾想依賴小站練兵、手握新建陸軍，對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凱，先讓康門弟子徐仁錄去小站看操（因為其哥哥仁鑄與袁是盟兄弟）。由仁鑄推薦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憶，徐仁錄到天津後，袁盛宴招待，看操時就坐在袁的身邊，“詞鋒甚利，口若懸河”。仁錄回京後，盛讚袁的治軍才能，康、譚主張由徐致靖上密摺保袁，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練兵大員疏》：

臣竊見督辦新建陸軍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家世將門，深嫺軍旅，於泰西各國兵制及中國現在應行內治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臣聞新建陸軍之練洋操也，精選將弁，嚴定餉額，賞罰至公，號令嚴肅，一舉足則萬足齊舉，一舉槍則萬槍同聲。……

這才有光緒帝兩次召見袁，賞侍郎候補的事。調袁進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談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終身遺憾”。當時，徐仁鏡曾勸他們慎重，“交淺言深，是一種輕舉妄動。因為袁是榮祿的部下，雖小站所練新軍，博得稱譽，但人數不過七千。袁是個看風使舵的人，他曾贊成辦新政，那是趨時。”徐仁錄後來也承認，“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緒、誅榮祿，乃譚瀏陽、康南海與我合謀，誠為孤注一擲”。可惜徐仁鑄當時遠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許會力阻，畢竟他“深知袁之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時務的後起之秀，受到李鴻章的欣賞，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門生，他被革職後曾説：“保袁最為失策，此人居心叵測，如不保袁則維新變法雖失敗，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錯，滿盤輸。”他説林旭有見識，林有詩：“本初健者莫輕言”，對袁是有警覺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遠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凱的死訊，臉上露出了戊戌以來18年從未有過的笑容，前來姚園寺巷報信的人絡繹不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氣氛，他説：“我垂暮之年居然趕上這一天。”他預備酒菜，對親友説出了自己從未説過的心裏話：

戊戌政變，屈指算來，已經十九年了。維新派在中國積弱的局面中，想要變法圖強，可是沒有清楚當時的局勢，操之過急，以致曇花一現，終於失敗。我們覺得光緒帝在甲午戰敗後，有變法圖強的意思，想依靠他實行君主立憲。而慈禧是一個陰狠毒辣的暴君，光緒四歲登基，是她的傀儡，後來表面上歸政，實際大權還在她手裏，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我們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於想借用袁世凱的兵力保護光緒，扭轉垂危的局面，則是病急亂投醫的舉動。我是密摺保袁世凱的人，徒然給他一個出賣維新，扶搖直上的機會。

他還説，“戊戌變法，因袁世凱告密，而慈禧再垂簾，囚光緒，捕殺維新黨人，成為千古奇冤。”（《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114—115頁）好在打倒袁世凱家天下的蔡鍔，是當年徐仁鑄辦的長沙時務學堂學生，梁啓超的得意門人，戊戌黨人不僅參與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且報仇雪恨，終於吐出了多年鬱積於胸的怨氣。他希望中國從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共和政體。

1917年，他得知康有為參與張勳復辟，憤怒地寫了一封長信力勸康離京。原信未保存下來，他外孫記憶的要點有：“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我們變法維新的主張是對的。我們對清政府的腐敗貪污，表示不滿，所以要除舊佈新，這一點也是站得住腳的。”“我們對光緒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為他能夠聽我們的條陳，進行變法，而不是因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們主張君主立憲，並不贊成專制，宣統我們毫無所知，豈可跟着別人胡鬧。”（《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119頁）他聽説康即將出任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袁的死黨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難受。”復辟雖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卻為此痛心不已，認為康有為此舉有損維新派聲譽，心中憤懣，經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歲而終。病中他還在打聽康有為的下落，為這位曾共患難的老友而惋惜。

開弔之日，康有為寄來輓聯，沉痛親切。多年後康女同壁對他外孫説，她父親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還告訴他一件事，當年慈禧太后派兵艦飛鷹號追重慶輪，追捕康有為，中途油不夠，開回天津，艦長以辦事不力被監禁。後來才知是這位艦長劉冠雄（做過民國海軍總長）故意放走康有為的。當時有識之士贊成變法，對康有為抱有同情。

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説法，戊戌政變的發生起源於袁世凱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據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認為“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無關”，袁乃至榮祿都是想保全光緒帝的。這一日記直到袁死後10年（1926年）才公佈於世，其可靠性受到質疑。袁的告密也許從時間上晚於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但無疑告密擴大了政變的殘酷性。無論從畢永年日記《詭謀直記》，還是徐家後人許姬傳的《戊戌變法側記》來看，袁都難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當事人當時的記錄，後者是當事人的口述回憶，可以相互參證。

徐致靖進了刑部的大牢，隨着時局的發展，死罪雖免，卻依舊命懸一線。因為朝政向後轉，保守派猖獗，還是要殺人。在牢裏，徐致靖開始家人還能探視，後來連探視都不允許了。

在裏面，徐致靖也明白，時刻準備着，什麼時候被拖出去砍頭，一身朝服，總是穿在身上。這邊鬧起了義和團，北京城大亂。英國使館顧不上中國人了，遠在新疆的張蔭桓，被補了一刀。在牢裏的徐致靖，一時半會兒，居然還沒事。因為當家的載漪，剛毅和徐桐們，正在忙着肅清政敵，這個死老虎，可以暫時擱一擱。

他們最想殺的人，當然是光緒，但這事得等西太后把皇帝廢了再説，接下來要殺的，是李鴻章，但李鴻章已經遠颺廣州，鞭長莫及。慶親王奕劻也可恨，但此人滑頭得緊，抓不住把柄，而且深得西太后的信任。張蔭桓已經假西太后的手給殺了，徐致靖關在大牢裏，什麼時候要殺，一句話的事兒。剩下的朝臣，但凡有出頭對他們所為表示異議的，一個不留。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都掉了腦袋。連一向受老太婆寵信的户部尚書立山，居然因為在義和團的問題上跟載漪拌了幾句嘴，也被關進了大牢（也有傳説，是因為立山在跟另一個支持義和團的莊王載勳，爭一個妓女，結果被載漪和載勳聯手黑了）。一口氣沒上來，差點背過氣去。還虧了在牢裏的徐致靖懂點醫術，給他救過來了。可是過了幾天，立山這個做了多年內務府大臣，把西太后伺候得特別舒服的公子哥，還是被殺了。這種時候，西太后和一堆保守派大臣，基本上半瘋了，就是要跟西方決裂，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殺紅眼了。

原本，關在牢裏的徐致靖，肯定是要殺的。但八國聯軍打來得太快，西太后走得過於匆忙，只來得及把珍妃丟到井裏，已經來不及派人去刑部大牢了。聯軍進城，京城的官員衙役做鳥獸散。大牢裏的囚犯，一鬨而散，跑得一個不剩。但是徐致靖不肯走，説他是朝廷的欽犯，不能就這麼被外國人給放了。幸虧牢裏有主事的，是他的學生，提前通知了徐致靖的家人，把老爺子給強接了出去。

等到事情過去，西太后逃難回來。再一次要變法了，徐致靖這事兒，也就稀裏糊塗了了。一紙赦令，老爺子回到老家，依舊唱崑曲。自號僅叟，意思是，大難之中，僅剩下的人。此前差不多兩年功夫，天天都命懸一線，嘗夠了死亡的滋味，居然活過來了，真是命大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