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益棠

1、最早發起邊疆研究的著名學者，是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先驅之一。

徐益棠先生生前部分照片(3張)

2、發起成立中國民族學會、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政學會等學術團體。

3、主編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邊疆研究論叢》。

4、在成都主辦《西南邊疆》（月刊），任社長兼主編。

歷史學方面：“中國外來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國曆史地理”。

考古學方面：“中國考古學史”、“考古學名詞辭典（青銅部分）”。

徐益棠的邊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繼了中國傳統史學中對於少數民族的描述與研究，另一方面加入了新的史學、民族學、社會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概念與方法。長期關注西南少數民族，以實地調查為基礎，主張田野工作“事實第一，理論第二”。關注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存在，關注歷史發展中的族羣生態，並嘗試將其融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因此在寫作時更加註重體驗式的描寫及對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以期為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資料性的説明和指導。 ^[1]  　徐益棠民族學研究的主要成就在於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但並不侷限於此，還編著《台灣高山族開發史料輯要》，並發表了《台灣番族研究資料》、《台灣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簡説》、《西北建設綱領及其方案》、《民族學上的新疆民族問題》、《新疆問題之地理觀察》、《邊疆問題之地理研究之必要》、《邊疆教育的幾個原則》等論文，總計近70篇。是則可知徐益棠涉獵的範圍廣泛，視野寬闊，也有相當的學術深度。

主編《民族學大綱》--全書共分9章，各章標題分別為緒論、社會形態、民物、美感的意境、初民經濟現象、初民之法律與道德、初民之家庭與婚姻、婚姻、原始民族之政治組織。

《雷馬屏峨紀略》，柯象峯、徐益棠合著 四川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雷波小涼山之羅民》徐益棠著 民國三十三年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部分著述(5張)關於涼山彝族地區的著作，如《雷波小涼山之羅民》、《到松潘去》等

合著《邊疆地理調查實錄》、《邊疆政教之研究》、《中國土司制度》等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編著《台灣高山族開發史料輯要》。

《非常時期之雲南邊疆》作者：徐益棠 1937年版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作者：徐益棠，劉奉文編 （海南）三環出版社

《清代秘史》 作者：徐益棠 編 出版社：遠東出版社 出版時間：1969-10

對廣西傜民的研究：《廣西象平間傜民之生死習俗》、《廣西象平間傜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廣西象平間傜民之房屋》

對西康彝族的研究：《打冤家——倮倮氏族間之戰爭》、《雷波小涼山倮族調查》。

多台灣的研究：《台灣番族研究資料》、《台灣高山族之文化》

對蒙古的研究：《外蒙古地理簡説》

對西北及新疆的研究：《西北建設綱領及其方案》、《民族學上的新疆民族問題》、《新疆問題之地理觀察》

對民族學方向：《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其它：《邊疆問題之地理研究之必要》、《邊疆教育的幾個原則》等。

家族到父輩已家道中落，上小學時曾兩度失學，累計讀了4年，自學一年後任崇德縣立第二小學教員；

中學讀了4年，後由親戚陳去病介紹去廣州任非常國會參議院一等書記官。工作一年後考上東南大學。

1925年自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後，任江蘇第五師範鄉村分校、河南開封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1928年得徐藴華、徐自華姑媽的借貸留學法國。入法國巴黎大學民族學院研究院深造，師從有“20世紀法國民族學之父”之稱的馬塞爾·莫斯。

1933年，徐益棠結束了在法國的學習生活，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到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從事民族研究，拉開了金陵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的序幕。歸國後，在金陵大學執教，從事民族學研究。

上世紀30年代以來，邊疆頻頻發生變故，這引起了國民政府和教育部的關注，也喚起了國內學界對邊疆問題的全新思考。徐益棠認為：“往者，論邊疆問題者每推其原因於帝國主義者之挑撥”，如今“乃知中國之邊疆問題，民族的因子實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為其根本之原因”。

1934年秋，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國鈞有感於邊疆問題的嚴重性，擬在金陵大學開設邊疆史地講座以推動邊疆研究的發展，讓徐益棠擬出詳細的講座計劃，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在邊疆民族事務的研究機構寥寥無幾、人才匱乏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對金陵大學申請設立邊疆史地講座一事極力支持，授徐益棠“教育部邊疆問題專任講座”銜。此後，由徐益棠的邊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繼了中國傳統史學中對於少數民族的描述與研究，另一方面加入了新的史學、民族學、社會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概念與方法。長期關注西南少數民族，以實地調查為基礎，主張田野工作“事實第一，理論第二”。關注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存在，關注歷史發展中的族羣生態，並嘗試將其融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因此在寫作時更加註重體驗式的描寫及對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以期為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資料性的説明和指導。

以民族學、邊疆政治史、邊區人文地理為內容開設講座，在全校範圍內供學生選修，開創了金陵大學邊疆民族教育之先河。這種不間斷的講座也逐漸引起學生們的關注，併成為邊疆民族研究在金陵大學深入下去的重要助力之一。

中國民族學研究興起的標誌是中國民族學會的成立。

1934年夏，徐益棠與凌純聲、邱長康、孫本文、何聯奎、胡鑑民、衞惠林、黃文山等人發起召開了中國民族學會籌備會，為半年後中國民族學會正式成立做準備。中國民族學會籌備會在擬定的簡章草案中提出，中國民族學會的宗旨是“研究中國民族及其文化”，同時還規定了學會的5項任務：蒐集民族文化的實物，調查中國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討論中國各民族及其文化問題，編輯刊物與叢書。

1934年12月16日，由國內的民族學者、社會學者及人類學者，蔡元培、凌純聲、劉鹹、徐益棠，以及解剖學專家歐陽翥、神經學專家廬於道等發起，在南京中央大學中山院舉行中國民族學會成立大會。

1935年夏，中國科學社暨中國地理學會在南寧舉行年會，總計近70篇。赴會並參加了其後歷時3個月的大藤峽傜山考察，得民族文物標本百餘件，陳列於金陵大學圖書館。徐益棠還根據此次調查所獲得的材料，耗時一年撰寫了《廣西象平間傜民之生死習俗》、《廣西象平間傜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廣西象平間傜民之房屋》等有關廣西象縣平南一帶瑤族文化的系列文章。

1935 年 12 月 16 日，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新街口國際飯店舉行第一屆年會，由徐益棠主席報告過去一年間之會務，會後被選為學會七理事之一。

1936年，徐益棠出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禮俗司全國風俗普查委員會委員，擬定了詳細的全國風俗普查計劃，負責宗教、迷信、巫術、禁忌組的籌備與訓練指導工作。

1937 年學會計劃的重要活動有兩項，其一仍為籌劃成立時即擬議的編輯《民族學報》事，其二即全國風俗普查計劃，調查表格的設計由凌純聲、衞惠林和徐益棠三人負責，徐氏負責宗教、巫術、迷信、禁忌部分。表格填寫完成，正當彙纂之際，逢抗戰軍興，會員星散，學報事復消於無形。次年，何聯奎、黃文山、胡煥庸( 在重慶) 、凌純聲、方國瑜( 在滇) 、徐益棠( 在成都) 以私人立場創辦《西南邊疆》月刊，分別在成都和昆明交互出版。

1937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因抗戰遷至成都，成為民國時期最重要和最有聲譽的中國文化研究機構之一。應聘於該所的學者最多時達到十二、三人，其中不少是當時蜚聲學壇的專家。根據1933年資料，專任研究員有李小緣、商承祚、陳登原、王古魯、徐益棠等。

抗戰爆發後，金陵大學西遷至四川成都，在那裏總計近70篇。因“地鄰邊疆，研究之機會既多，訓練之需要亦殷，於是於教授之餘，仍努力於調查與考察”。當時，由於戰事緊迫，國民政府竭力開發西部各省作為長期抗戰的大後方，急需瞭解邊疆少數民族的情況，邊疆諸省亦資助學者進行民族調查。

1938年夏天，在西康省政府的資助下，劉國鈞組織了西康社會考察團。考察團由徐益棠、柯象峯和兩位學生組成。他們從成都乘汽車經雙流、新津、名山等地到雅安，換乘滑桿經漢源、瀘定，由瀘定橋跨過大渡河，再到瓦司溝，最後到達當時的西康首府康定。在康定僱了工人、翻譯及必備的交通工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考察團，計劃由康定跨越折多山出關，前往甘孜、爐霍、道孚、泰寧、康定、瀘定、漢源等地，考察人口、風俗、宗教、教育、經濟等多個項目，擬定的考察對象有農牧民、土司、頭人和喇嘛等。

由於得到西康省的協助，考察團獲得很多便利。按照西康建省委員會的要求，沿途各縣要派員（翻譯、護兵）保護考察團，並負責安全接送。考察團帶有建省委公文，每到一縣，先見縣長，提出調查內容，由縣長派人協助，有的項目直接找縣政府詢問，有的項目到農牧區做實地訪問，記錄了農耕收穫、畜牧、交通、宗教活動、沿途風光、手工業、淘金、文化娛樂、學校等情況，共收集文物標本52件，拍攝照片283張。根據調查情況，考察團為西康建省委員會提供了書面報告材料，建議西康大力普及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積極發展交通，運用豐富的自然資源振興工業。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組織了邊區施教團，由柯象峯和徐益棠分任正、副團長，率20餘人赴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進行社會調查。此次調查成果編成《雷馬屏峨紀略》一書，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廳出版。考察結束後，徐益棠又考察了雷波小涼山地區，收集了數百件民族學文物。現在，南京大學文物館內設的“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專題展”，展出的就是這些文物，主要是彝族和藏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

通過多次實地考察，完成了多篇關於涼山彝族地區的著作，如《雷波小涼山之民》、《到松潘去》等。

1940年，金陵大學社會學系為了對少數民族文化與邊疆問題作系統的學術研究，增設了邊疆社會研究組及邊疆研究室，徐益棠擔任邊疆社會研究組主任，主要負責實地考察工作。同時，也用一部分時間在學校授課。當時教師上課並不刻意準備教案，而是以自己準備的課題及腹稿即席演講。往往以學生做的較好的筆記為底本，加以修改和補訂，輯成本課的講稿，甚至成為教師的著作。現保存的徐益棠未出版的著作《民族學大綱》，應該就是當年金陵大學民族學課程的教材。

《民族學大綱》全書共分9章，各章標題分別為緒論、社會形態、民物、美感的意境、初民經濟現象、初民之法律與道德、初民之家庭與婚姻、婚姻、原始民族之政治組織。在書中，先父十分強調實地調查在民族研究中的作用。徐益棠認為，研究民族學要具備地理學、地質學、考古學與史學、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與心理學、語言學、動植物學、物理學與化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宗教學、藝術史、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知識，對調查者知識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較高要求。

作為一門向學生講授的課程，徐益棠還在書中詳細地指出了民族學材料收集的方法，提出做實地調查要範圍小，時間長，不能走馬觀花；要通曉當地民族語言，特別是專有名詞；要掌握問答技術，避免使用有一定誘導性的反問句；要以科學的方法訓練翻譯，避免翻譯人員在翻譯過程中過度加入自己的理解；要注意保留攝影資料，養成記日記的習慣，記錄對話要詳細而迅速。蒐集材料時要“愈多愈好，愈全愈好，愈分析愈好”，但是不能只注重文字的修飾而忽略了事實的真相。

徐益棠在書中將民族藝術分為形象的藝術、音樂的藝術、遊藝的藝術，體現出對少數民族藝術的重視。徐益棠説：“事實上，這裏的遊藝已經脱離了原本的娛樂內涵，是一個廣泛的社會交往概念，實質是主張通過觀察民族羣體的社會交往形態來進行民族學研究。”

1941年9月，中國邊政學會成立，該學會隸屬於蒙藏委員會，以“能為建設邊疆盡其前哨的義務”為目的，雖然與官方聯繫較為密切，但是亦有一部分民族學家參與進來，徐益棠曾任理事。1941年，中國邊政學會發行了機關刊物《邊政公論》，該刊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民族學刊物，中國民族學會在這份刊物上共發表了13篇文章，這些文章成為研究徐益棠民族學思想的重要資料。除了在《邊政公論》上發表文章以外，先父的邊疆民族研究論文還見於《斯文》、《金陵學報》、《中國文化研究彙刊》、《邊疆研究論叢》等期刊。

1941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了《邊疆研究論叢》，徐益棠擔任主編，以哈佛燕京社經費印行。除刊校內外學者關於邊疆問題研究的著作外，該刊還在每期附上金陵大學收藏的邊疆民族研究刊物目錄，從中可以看出金陵大學學者的研究旨趣和學術視野。經過徐益棠和諸位研究人員的努力，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學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國內學界贏得了較高聲譽。

1941年，徐益棠被教育部授予教授資格，這是對徐益棠民族學研究成果與水平的肯定。

1941年秋，徐益棠任中國民族學會書記，實為民族學會重要人物之一。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民族學會成員離散，徐益棠在成都主辦《西南邊疆》（月刊），任社長兼主編，使得成員間“漸通聲氣”，於是“會員頗有主張重複舊規，繼承前業者”。

1941年秋，中國民族學會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設通信處於西遷的金陵大學，由徐益棠任書記一職。由於條件艱苦，中國民族學會通信處甚至設在了家中。當時，在其成都寓所的門口掛了兩塊招牌：“中國民族學會”、“西南邊疆雜誌社”。

1942年1月18日，在蓉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召開座談會，商討中國民族學會復興一事。在中國民族學會和諸多學者的努力之下，中國民族學學會迅速發展壯大，1942年中國民族學會共有會員33人，據1946年以後的會員錄顯示，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已經增至91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民族學、歷史學兩學科中所有知名學者。

在蓉期間，徐益棠還與柯象峯、劉銘恕等人蔘與發起了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學會以研究邊疆文化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實際問題，期以學術地位增進邊民福利，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辦理邊疆應行興革事業，解決邊疆問題為宗旨，總會設於成都，陸續出版了《邊疆地理調查實錄》、《邊疆政教之研究》、《中國土司制度》等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1952年，調任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兼歷史系教授等職。